赖大仁，男，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原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
【摘要】新物质主义思潮带来文学批评“物转向”是近期引人关注的新发展趋势，有其形成的理论背景、现实根源和某些共同特点。积极引入国外研究成果加以评述阐释，起到了拓宽理论视野和探索新研究领域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建构“物学”观念，拓展物性诗学、物性叙事研究和推进物性批评实践，具有开拓性学术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偏向和问题，如偏激性的反人文主义、极端化的物本主义、物性批评中的盲从性和批评方法简单化等，需要进行辩证分析以免陷入认知误区。应当回到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立场来探讨文学批评“物转向”涉及的关键问题，从实践本体论理解物与人的关系，从实践主体论理解主客体关系，从积极的革命实践论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形成历史的、辩证的理论认识。
【关键词】文学批评“物转向”； 物性批评； 物性诗学； 物性叙事； 实践唯物论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迭代演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断“转向”：从20世纪初开始有语言学、形式主义批评转向，后来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转向，符号学、叙事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转向，以及诸如“后理论”转向、“后人类”转向、伦理批评转向、空间批评转向等。近期引起学界争相讨论的是文学批评“物转向”。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不断演变的各种“转向”对我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既拓展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疆域，也带来一些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新问题。从近期兴起的文学批评“物转向”来看，既凸显了物性批评特点，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又存在某些过于偏激片面、遮蔽和消解人文精神等问题。笔者以为，在涉及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文化、自然与人文等问题上，不宜偏执于人性本体论或物性本体论立场，而是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立场来认识理解。对于文学反映人类生活所涉及的人性与物性，以及文学批评关涉的“人学”与“物学”等问题，同样需要基于这样的立场来认识理解。
一、文学批评“物转向”的新趋势
西方文学批评“物转向”是在新物质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然后对我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有关研究动态来看，20世纪9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提出“新物质主义”概念并进行理论阐释，成为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前沿性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又提出“物论”“物质无意识论”“物性论”“物导向本体论”等理论命题并展开讨论，形成了新物质主义思潮，这被看成一种“哥白尼革命”式的哲学本体论转向，标志着所谓“物转向”的新发展趋势。西方学界对“新物质主义”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其理论渊源和涵盖面都很宽泛，包含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念，总体而言是拒绝以主客二元论为主导的思维模式，重新关注长期以来被边缘化、被贬低的客体，进而开辟出一种全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路径，从根本意义上重新塑造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与无生命、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新理论话语。作为一种新兴理论思潮和“物转向”发展趋势，尽管涵盖面很宽，显得颇为复杂，但显然具有某些共同性特点。
首先，一些西方学者阐述了新物质主义理论思潮兴起的现实根源，认为当今世界全球化资本流通、人口流动的历史语境，转基因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对新物质主义的兴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学者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追寻新物质主义兴起的根源，看到了这种社会物质力量的高速发展，促使人们对物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对重新理解物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占社会分析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对物质、物质性和政治的思考，已经不符合当下生命政治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新语境，因此需要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实语境以及哲学层面重新思考，由此促进了新物质主义的诞生。
其次，从新物质主义思潮所呈现的理论观念来看，也有比较明显的针对性，这就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以及传统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老旧理念。在他们看来，当今物质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科技主义、工具主义以及数字技术、符号媒介、人工智能等所显示的“物性”力量也日益强大，而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力量越来越受到挤压，因此，旧唯物主义和传统人文学科的这些老旧观念已经跟不上当今社会前沿科技发展的现实，无法为人文社会科学走出现实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当今世界物质主义、科技主义飞速发展的现实以及所带来的各种现实危机，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物质世界的力量，重新思考物质的本质，重新定义人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这被认为是当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新的“本体论转向”。
这种“物转向”所体现的理论观念，总体上是一种“后人类”或“后人文主义”观念。一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认为过去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以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和事物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的存在是完全从属于人的，即从属于人的主观意志和根本利益，这是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根本忽视了物质世界的本体存在及其意义。二是反对主客体二元论和人类主体论，反对人与物、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传统的人本主义世界观首先确定人类的主体地位，由此区分主体存在与客体世界，人类属于天然主体，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而人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则属于天然客体，始终处于被动的被支配地位。新物质主义显然不认同这种观念，认为人类与物质世界并非天然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够处于支配地位和起主导性作用，人可以支配和驾驭物使之为人所用，反过来物也会作用于人，影响乃至改变人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并不就是天然的主体，从万物平等观点来看，凡是主动施为的一方都可以是主体，居于主体地位和具有主体性，人也有可能受到物的支配而处于被动地位。这样就完全颠覆了过去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建立的主客体二元论和人类主体论，要求重新理解和阐释人与物的关系。三是强调“物导向本体论”以及“物性论”，这是新物质主义建构的核心观念。在他们看来，过去人们通常以工具论、功能论的态度看待物，所看到的只是物的表面特性以及功用性，只关心物对于人有什么用处，这样就把物的本性即“物性”遮蔽了。只有站在“物本体论”的立场，在去工具化、去功利化、去功能化之后，才能看到物的本性即“物性”，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对物的本质的认识。四是重视各类文化形态的物质性基础，以及人与媒介、工具之间的互动性和互构性。不仅物质文化形态是以物质性为基础，以对“物性”的认识为前提，而且精神文化形态也并非纯粹的观念形态，而是具有物质性的现实基础，应当还原到物质结构关系中去理解。新物质主义承认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物质的工具性作用，但是认为它可以是能动的工具，事物可以是行动者并且具有某种主体性，它可以在与人的互动中形成相互建构的关系。这些新物质主义理论观念，一方面是对过去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试图建立某种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而对当今世界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的现实发展做出回应。
这种新物质主义思潮显然具有跨学科性，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形成了广泛影响，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同样影响不小，带来了文学批评“物转向”现象。从西方学界的情况来看，一些认同新物质主义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物性诗学”“物质生态批评”“物导向文学批评”等理论主张，极力促成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物转向”。他们不满于过去人文主义导向的文学研究，认为此类研究只关心讲述人的情感命运故事而罔顾其他；也不满于“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语言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文学研究，认为此类研究中“语言被给予了太多的权力”，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视野过于狭隘；而后来的“文化研究转向”同样有很大的局限性，此类文学研究只关心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之类宏大的文化问题，无暇顾及日常事物所关涉的许多具体问题。而文学批评“物转向”正是要扭转上述各种偏向，主张文学批评应当关注文本中“物的意义”，注重研究“物与文学”“物的文学生命”等问题，从而形成文学批评的新局面。
新物质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比尔·布朗发表了《物论》和《物的意义：美国文学中的物》等论文，阐述了“物导向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观念。他在《物论》中从贝亚特《传记家的故事》描写“一扇真实的非常肮脏的窗户”谈起，由此揭示“物的物质性”，进而指出：当客体不再为我们工作时，当钻头破裂、汽车抛锚、窗户脏了，也就是物体被停止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面对客体的物性了。他强调说：“只有脱离物质问题，脱离客体/物的辩证法，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才能够把注意力转向物……”他以克莱·奥尔登堡的波普艺术为例分析说，艺术家以各种日常用品、舞台布景分解制作的作品“再造了日常生活的肖像客体”，而这种粗糙的模仿性质使人注意到客观性与物质性、认知与感知、客体的在场和物的在场之间的区别，如此等等。正是由于这些被抛弃的物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了生命，因此客体变成了别的东西，即把一件死的商品改造成了一件活的艺术品，它能够使人们由此重新构想这个客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布朗这种理论观念及其评论分析，对于“物导向文学批评”而言显然具有开创性的示范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说：“作为西方文学界新物质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布朗所实践的‘物性’（thingness）批评范式不但为文学批评界如何回归物、如何挖掘文学文本中‘物的意义’（sense of things）提供了示范，甚至从整体上影响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物转向’的走势。”
在布朗开拓性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如斯基弗伦、蒂施勒德等也都热衷于对文学文本中物的研究，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有一种共识，即认为文学对物质的陌生化书写，能够让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空间中来注意到充满生机的物质性，从而为我们关注物的活力、关注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媒介。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内拉特在《文学与唯物主义》一书中回应了布朗对于新物质主义批评所提到的几种情况，即“文学物（literary object）是应当理解为文学所再现的物、文学指向的物，还是文学本身即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体现出不同的阐释路径。内拉特着重从语言的物质性出发探讨文学作品的物质性，指出新物质主义如何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他归纳了体现文学的唯物主义的三个维度：一是文学的唯物主义功能，即为无声者发声；二是文学充满悖论的物质性；三是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物质化的过程，由此为新物质主义批评开拓新的方向。
从具体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实践来看，一些西方学者比较注重新物质主义叙事研究，关注文学作品如何讲述“物质的故事”，探究文学的意义、故事、符号和话语如何嵌入物质形式之中，以及物质与主体性是如何相互纠缠、相互构成的。许多活跃的新物质主义批评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新物质主义叙事，如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亨利·詹姆斯的《博因顿战利品》和《金碗》，弗吉尼亚·伍尔夫短篇小说《坚固的物》，美国作家苏珊娜·安东尼塔《有毒的身体：一部环境回忆录》，以及美国女作家马瑞戴尔·勒苏尔和诗人穆里尔·鲁凯泽有关环境生态的小说和诗歌等。还有18世纪英国小说中出现的“无生命的物体”如硬币、马甲、针垫、开瓶器、鹅毛笔、马车，以及那些“被赋予生命意识的动物”如狗、跳蚤、猫、小马等，常常成为叙事的中心；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查尔斯·吉尔顿的《黄金间谍》、约瑟夫·艾迪生的《一个先令的历险记》、弗朗西斯·考文垂的《小庞培的历史：或一只宠物狗的生活和冒险》、查尔斯·约翰斯通的《克莱萨尔：或一枚金币的历险记》等，这些作品叙事被视为“物的传记”而得到批评家的特别关注，通过分析作品所描写的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物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以及最终的命运，揭示物的社会文化意义。
从新物质主义理论思潮到文学批评，西方学界的确形成了某种“物转向”的新发展趋势。这种新思潮引起了我国文学批评界的关注，一些学者积极引入这些新理论观念和批评方法并进行研究阐释，并且努力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中来，形成当代文学批评中引人关注的新热点。孟悦、罗钢2008年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是有关物质文化研究的经典读本，书中译介了比尔·布朗《物论》、威廉·皮埃兹《物恋问题》、梅内纳·威内斯《令人着迷的物》、布鲁诺·拉图尔《柏林钥匙或如何以词称物》等论文，编者在“前言”中对“物”与文化问题做了充分阐述，很有启示意义。张进著《物性诗学导论》、唐伟胜著《物性叙事研究》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物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以及物性文学批评实践方面进行探索，具有开拓性意义。傅修延《物感与“万物自生听”》和《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李艳丰《审美意识形态的“物性”之思》等重要论文，对于“物感”“物学”“物性”等理论观念的阐释，以及联系文学研究问题的深入探究，都有重要学术影响。还有不少报刊论文和博硕士论文积极跟进研究，或者着重译介阐释国外各种新物质主义理论学说，或者评论阐发物性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成果，或者将新物质主义理论观念与方法应用于评论分析文学作品，其中“物叙事研究”和物性文学批评显然更为多见。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我国学界也正逐渐形成某种“物转向”的发展趋势，值得加以关注和讨论。
二、文学批评“物转向”的意义与问题
如前所述，新物质主义思潮以及文学批评“物转向”，是在当今社会经济、科技和物质力量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开拓性意义。如果说过去以旧唯物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与研究范式过于强调人类的绝对统治地位，过于强化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由此而忽视客观世界和对象物本身的特性及其存在意义，在许多学科的理论观念与研究范式中存在见“人”不见“物”的弊端，那么这种新物质主义思潮带来的“物转向”，显然就具有纠偏补弊、开拓学科发展疆域和拓展学术观照视野的积极意义。在文学研究领域，过去也是特别强调“文学即人学”和文学研究“以人为中心”，同样存在见“人”不见“物”的盲视与偏见等问题。文学批评“物转向”致力于扭转上述偏向，努力开拓文学批评新领域，同样很有积极意义。我国学界积极引入国外新物质主义理论以及“物叙事”等文学研究成果加以评述阐释，起到了拓宽理论视野和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的作用，一些学者进一步深化研究，努力建构新的“物学”观念和“物性”文学研究范式，以此推进物性文学批评实践，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
比如，以“物学”“物性”之思研究新问题，拓展新的研究思路和刷新传统文学观念。傅修延提出“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命题，意在突破传统“文学即人学”观念的局限，进一步拓展到“物学”方面进行探讨，指出一味强调人学会使我们陷于重人轻物的境地。实际上作家在写人时必定会写到物，甚至会通过写物来写人，因为物在某种意义上延伸了人的自我，写物常常能达到更好的写人效果。所谓文学批评中的“物转向”，就是将聚光灯对准原先处于陪衬地位的物，使其和人一道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论者阐述的理论观点，以及对文学作品中的物叙事和隐喻象征意义的例证分析，多有启示意义。李艳丰从“物性”之思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探讨“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观念，对此做出新的理论阐释，认为过去的文学理论在探讨“什么是文学”命题时，多半是从人的精神情感、审美趣味或文艺的美学形式等层面界定文学的内涵，这种见人不见物的诗学，过于凸显文艺的人学色彩而遮蔽了文艺的“物性”征候。当代文艺理论应当“立足于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这一逻辑起点，借鉴文化唯物主义与新物质主义理论，深入反思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的‘物性’之维与物性诗学话语建设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文艺审美意义世界的建构离不开物质实践、物象的参与，文艺审美意义最终也要转化为历史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实践，并生成推动历史进步的物性力量。惟有如此，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美学形式的文化价值效用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从文艺的“物性”和意识形态的物质结构视角所进行的探讨，刷新和拓展了对“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观念的认识与理解，对深化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又如，从“物性”视角切入美学和诗学研究，进行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和系统性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张进的物性诗学研究系统整合物性与诗学理论资源，深入考察“物性”与“诗学”之间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关系，致力于建构物性诗学的理论体系。具体涉及物性诗学的物性本体论、物性诗学观念方法论、物性诗学内涵维度论、物性诗学话语谱系论、物性诗学人文取向论、物性诗学范式转换论、物性诗学价值效应论等方面的问题。总体而言，“物性诗学从本体论、观念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层面对文艺审美问题进行了根本性的转换。文艺审美不再仅仅是‘人性的表征’，而毋宁是‘物性的体现’；文艺审美活动是一个由往复回馈的整体圆环构成的物质性关联体系”。由物性诗学延伸到文学批评，论者进一步揭示了物性文学批评的内在关联向度，涉及文学语言能指的物质性与文本本身的物质属性，文学语境条件的物质性以及文学与起限制作用的社会世界和事实条件的物质关联，文学感知主体的物质性和审美经验借以发生的身体的物质性，文学表征对象的物质性以及经验客体和对象世界的物质性等。这些批评向度之间相互策应互动，促成了文学研究从“文本间性”向“事物间性”的转移，以及文学观念从“人性之表征”向“物性之体现”的过渡。上述物性诗学观念建构以及物性批评方法论探讨，为物性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开拓了新路径。
唐伟胜等学者将物性理论引入叙事学领域，展开系统性的“物性叙事”理论研究，在其构建的整体框架中，探讨了物叙事的三种模式，即作为“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和“本体的物”；构设了“物性叙事”的四种策略，即“无限隐退的物”“平等的物”“无人的物”“活力的物”；并且将物性叙事理论运用于拓展传统叙事理论，如物本体与陌生化叙事理论的拓展，从面向物的视角对小说虚构叙事之“谜”的分类学探讨等。作者认为，“由于物的本质并不直接对我们的思维在场，因此探索物之本质这一过程需要想象的力量，而这恰恰是当今各种物论（尤其是思辨实在论）的基础所在。可以说，讲述物性故事本身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审美活动，要求我们摆脱以往各种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叙事方式，重新想象物、人类以及人类与物的关系”。因此，可以“借鉴物转向中的各派物论，通过对中外经典和当代物叙事的（重新）阐释，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物性叙事理论，为叙事阐释提供新的视角”。这种物性叙事视角及其理论建构，对于更宽泛的物性文学研究而言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此外更为多见的情况，是将各种物论、物性、物叙事的理论观念与方法运用于研究和评论各类文学作品，对其中隐含的物性思想和文学意义做出新的读解阐释。如上述《物性叙事研究》一书上篇是物性叙事理论建构，下篇转向物性批评实践，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分析，阐释相应的物性观念及其意义，如评论分析《厄舍府的倒塌》来阐释“灵性之物”，评论分析《隐者的故事》的后自然书写来阐释“实在的物”，评论分析《一位旅行推销员之死》来阐释“物的力量”，评论分析《淹死的巨人》来阐释“隐退的物”，评论分析济慈颂歌中的复魅叙事来阐释“魅惑的物”，评论分析巴斯作品的动物叙事来阐释“平等的物”，评论分析《第一区》等作品的历史叙事来阐释“超物体”，评论分析《直觉主义者》中的后种族想象来阐释“本体的物”，等等。比较而言，这些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阐释也许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各种报刊的文学评论中比较多见的也是对中外文学作品物叙事的评论分析，涉及物性、物象、物感、物化、物恋、物性思维等方面的意义阐释，可见物性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应用，从评论视角和阐释思路而言别开生面，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积极拓展。
总的来看，从新物质主义理论到文学批评“物转向”，既有如上所说开拓性的积极探索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偏向和问题，需要进行辨析，以免陷入片面性和极端化的认知误区。
比如偏激性的反人文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在有些人的思想观念和理论阐释中，张扬新物质主义以及“物转向”，主要是针对他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等文化传统，似乎过去站在人类立场上建立的主体与客体、人性和人道等观念都是不对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要颠覆这些传统观念，彻底“去人类化”“去主体化”才能建立“以物为本”“万物平等”的新世界。这跟前一时期某些“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相通，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玄幻虚空之论。其实，如果站在实践论立场，对人类历史上那些不尊重客观事物规律、急功近利过度索取而造成自然生态破坏的教训进行批判反思，对于矫正人类行为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必要和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肯定物质世界的意义和自然生态价值，就把人类文明中的人性、理性、主体性和人文关怀等合理的东西，贴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标签而否定掉。如果按照有些所谓“后人类”“后人文主义”主张，就意味着要退出人类文明而返回原始丛林时代，这难道有意义吗？即便真能够返回原始丛林时代，又岂能逃脱自然生物链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哪里有想象中的“万物平等”可言？因此，面对新物质主义以及“物转向”中某些极端偏激的“去人类化”和反人文主义偏向，应当保持必要的警惕，坚守应有的人文主义价值立场。
又如极端化的物本主义与“物化”倾向，也是匪夷所思和令人困惑的。本来，学术界提出“物性”“物化”等概念，从而跟“人性”“人化”等概念对应和关联起来进行讨论，启示人们不仅要关怀“人性”，也要关心“物性”，不仅要研究物质世界的“人化”问题，也要关注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物化”问题，从而形成比较全面和辩证的认识，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有些人却基于反人本主义立场而走向极端化的“物本主义”，主张对“物”的研究要“去工具化”“去功利化”“去人性化”，导致走向对“物性”“物化”的极端片面性阐释。比尔·布朗提出“物性”概念时论述说，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一般难以看透客体，只有“当客体不再为我们工作时，当钻头破裂，当汽车抛锚，当窗户脏了，当它们在生产和分配、消费和展览的环节中停止流动，不管多么短暂，我们已经开始面对客体的物性（thingness）了”。有些人引用这些论述进行阐释似乎越来越离谱，好像任何物体只有不再作为“人化”的工具对象，完全失去其功能性和功利性，也不再跟人的生产生活实践相联系，才能完全回归物的本体性和凸显其自身的“物性”。还有的引入康德“物自体”论来阐释物本体性和“物性”问题，甚至对“物质文化”也持批判态度，认为从文化（包括语言、符号）视角研究“物质”，就会妨碍对物质本体性和“物性”的认识。这种完全“去人化”的“物性”研究以及文学批评，不知究竟要走向哪里？
还有物性文学批评中的盲从性与批评方法简单化，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文学批评新方法论以来，在文学研究中就一定程度上存在“新方法崇拜”现象，只要国外出现了某种文学批评的新理论、新方法，就会有一些人急于跟进并且特别推崇，然后有更多人将其视为创新性研究而追逐仿效，形成某个时期的学术热点。从文学批评“物转向”现象来看，既有如前所述经过认真研究而走向深入探讨的情况，但也有不少属于盲目追逐仿效。有些人并不清楚“新物质主义”是什么东西，对物性批评和物叙事研究之类也往往一知半解，只不过按照“新理论方法＋作品例证分析”的套路，引入自己感兴趣的某些理论观念与分析方法，再去寻找一些好像跟这类理论方法相符合的文学作品，彼此对应起来进行阐释分析。此类文学批评往往成为印证某些新潮理论的注脚，或者反过来说是把某些新理论方法套用到文学作品上面进行强制阐释，都不过是盲目跟着别人走而已，实际上并不关心这样的文学批评有什么意义价值。这种文学批评中的盲从跟风现象，确实值得引起关注和反思。
三、回到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立场的探讨
新物质主义以及文学批评“物转向”涉及的关键问题是物与人的关系，具体关涉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等一系列问题，有必要深入探讨。一方面，提出“物性”“物化”“物恋”等问题进行讨论，凸显物质性问题的重要性，拓展和深化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对物质力量给予更多关注，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物质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好像要否定和排除人文性才能解放和凸显物质性，这种极端化偏向是不可取的。实际上，物质性与人文性并非必然对立，而是可以辩证统一的，应当回到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立场，从实践论出发来看待物与人的关系，形成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或层次进行探讨。
首先，从实践本体论理解物与人的关系。新物质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人本主义而主张建立“物本体论”，认为一切存在都要归结为物质性存在，即使人也是肉体生命存在物，所以要从物质性（物性）着眼来讨论问题。这其实并不新鲜，过去费尔巴哈自然唯物论就提出过类似观点。马克思早就批判了这种旧唯物论，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认为只有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出发来认识和讨论问题，才是可能和有意义的。从实践论观点来理解“物”，那么一切物质存在都不过是“自然的人化”（自然物）或“人化的自然”（创造物），都是属人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类感知之外的所谓“物自体”，只是人们想象中的存在，并不具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意义。从实践论观点来理解“人”，一方面要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人又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活动从自然界生成和发展过来的。人类从自然界生成之后，成为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存在物，于是就相应出现了人与物（对象世界）的关系问题，自然界的事物成为属人的对象，形成“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的生命实践活动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依存于自然界展开生命活动，因此要认识对象世界做到“合规律性”；另一方面还要改造自然界和创造新事物，追求更加合乎人性的生活，这就是“合目的性”。人的现实存在始终是人与物（自然界）有机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当然也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统一。马克思认为，必须把人与自然界（物质世界）的关系放到人类实践及其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来认识，彼此应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又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很显然，现实存在中人与物（自然界）的关系，只有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辩证的认识和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应坚持这样的实践唯物论立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也应该如此。由此看来，有些人所倡导的“物本体论”恰恰是退回到了旧唯物论（自然主义）立场，是缺乏辩证认识和实践意义的。
其次，从实践主体论理解主客体关系。新物质主义基于“物本体论”立场，反对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和对立，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以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思维。因此，他们一方面提出“客体”与“物”的区别，认为客体是受主体束缚和支配的，难以显现“物性”，只有“去人化”“去工具化”之后的物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物，才可以显出“物性”；另一方面，则是极力消解人类主体性，将其归于“人类中心主义”加以否定，认为人类并非天然的主体，物也可以成为主体、具有主体性，在物与人的关系中，主动施为的一方就成为主体，人与物的主体性可以相互建构，等等，这些理论观念也是似是而非的。实践唯物论当然也反对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主张主客体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和有机统一。立足于人的生命活动实践，那么确立人的实践主体性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人与物、主体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可言。所谓人与物各有主体性或互为主体性，其实是一种二元主体论，用这种二元主体论来反对主、客体二元论，只不过是从一个误区进入了另一个误区。
马克思从实践论出发，看到了人的主体行为有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他把这种情况看成人的主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无论是主动性还是受动性，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以人为主体的对象性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或人主体与物主体之间的对立关系。马克思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从实践主体论的观点来理解人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关系，既避免了人们普遍质疑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而且也完全能够说明现实存在中的各种复杂情况。比如人在野外劳动时被木石所伤，或者被野兽袭击，大概不能说木石和野兽是主动施为的一方，因而这些物是主体而人是客体，此类情况从人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完全能够得到说明。因此，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
前一时期关于文学主体论问题的讨论中，学界对过于强化人的主体性表示质疑，相应提出了“主体间性”“兼性主体”等概念，前者针对个体化、单向性、居高临下姿态的主体性，主张不同主体之间平等相处、交往对话和相互成就；后者倡导扩充主体的博大胸怀，要求兼通、兼容、兼怀万物和兼济天下，充分提升主体的精神境界。这些理论主张都仍然坚持人的主体性立场，要求摆脱主客二分论，努力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有学者认为，从“主客融合”的更高要求来看，这些主体性理论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都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想象的层面，还没有落实到人的实践活动中来，马克思的实践论才真正超越了主客二分而实现“主客融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实践’将主体与客体统一于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克服了包括后来海德格尔在内的那种仅满足于从个体心理层面谈论两者关系的局限，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沿此将哲学与心理学层面结合起来，将主客融合思想落实于具体文艺分析，便构成了‘主客融合论’的合法来源。”新物质主义以及文学批评“物转向”提出物质主体性问题，试图以此对抗人的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然而这种二元主体论究竟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以及二元主体对抗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解。
再次，从积极的革命实践论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不同于那些抽象的、空想的、消极主义的理论学说，而是积极面向现实的革命实践论。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既看到了自然界的进化和人类的创造性发展进步，也看到了这种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人本身的异化、人与物（自然界）关系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另一方面，它不只是看到和解释这些客观现象，更主张用积极的实践行动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毫无疑问，这种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是以人为主体，在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展开的，其中有两个内在要求：一个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性，这就是说，不只是人单向性地去改变对象世界，而是人自身也应当得到改变，包括如上所说人本身的异化以及人与物（自然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另一个是这种改变世界的方向，应当是积极向前推进而不是消极向后退步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和历史进步观。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有人主张退回到朴素的自然主义、古典主义时代，也有人幻想遁入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而马克思则基于唯物史观辩证分析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和各种异化关系，进而探索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解放道路，这正是革命实践论和历史进步观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解放的思想中，并不只是关涉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放，还包含人与物（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解放，这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充分论述，对于当今探讨新物质主义、生态主义提出的问题，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
由此来看，新物质主义以及“物转向”所关涉的价值取向，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他们站在“后人类”或“后人文主义”立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不能说其中没有合理因素，比如针对过于急功近利忽视物质世界存在规律，导致对自然界过度开发、生态破坏和物种灭绝等现象，对此进行必要的批判反思，以及提出“物论”“物性”等进行讨论，引起对自然生态和物质文明的充分关注，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问题在于，过度抬高和张扬“物”的本体、主体地位，对古代“齐物论”进行极端化阐释，主张万物平等、人类无为，似乎要退回到自然主义、原始主义状态，此类脱离现实的虚幻想象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再从社会现实来看，当今后现代社会中物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完全是过去那样人对物的掠夺性侵占和支配，而是反过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后现代消费主义带来了物对人的极大诱惑、挤压和反支配，形成资本支配下的物质力量对人的现实压迫。在许多情形下，已经不是人们不关心物质的存在和价值，而是太迷恋和崇拜物，太执着于物质性的追求了。面对如此复杂交织的现实情况，新物质主义极力张扬“物性”和物质世界的力量，想要通过加强物性研究来抬升物的主体地位，这是否有利于反抗当下越来越严重的“物化”现实呢？是否能够解决物质、资本、技术对人的压迫这样的现实问题呢？由此来看，这些理论主张的价值取向是不是根本错位的呢？
另外，一些人站在“后人类”立场过度贬抑或否定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意义价值，为了突出对“物”“物性”的研究，极力主张“去人化”“去主体化”，甚至排除语言、文化等人文因素的介入，这也是脱离现实和背离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始终坚持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统一、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如果没有人的实践主体性和人文精神参与，物质力量本身不可能解决根本性的现实问题。新物质主义提出的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只能通过人的实践，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即使是针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或传统人文主义存在的弊端，也不可能设想用新物质主义力量来与之对抗，而是需要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人文精神，以此介入和促进积极的革命实践，才能克服这些弊端从而开辟新的发展前景。在这里，如果不能把人与物的关系问题放到积极的革命实践中来认识解决，那么无论怎样的偏激之论和主观想象恐怕都无济于事。即使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哪怕再先进的物也仍然需要人来驾驭，倘若智能化的物失去人的控制，那就不只是人类的灾难，也是整个生物界的灾难。人对物的驾驭当然需要有合理和先进的人文价值引领，才能引向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
从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的具体情况来看，那些涉及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实际上都难以超出人的生活实践关系范畴，过于突出对所谓“物本体”以及“物性”的解读分析，不可能得到切实合理的评论阐释。例如在外国文学评论中，有评论者从新物质主义视域分析19世纪末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女主人公埃德娜服饰的描写。华丽的服饰是埃德娜的身份标志，成为她自我的一部分和自我发展的显性表现，服饰不仅塑造人，同时也规范人，从埃德娜身着华服到脱下华服直至最后脱光衣服几个阶段的描写，展现了女主人公“物化”身份的动态塑形以及自我追求，揭示了那个时代男权话语体系下女性无可奈何的悲剧宿命。评论者聚焦于作品中“物”（服饰）的描写，以及主人公“物化”身份塑形与自我追求的分析，看到了服饰塑造人、规范人的作用，这些都是颇有特点和启示意义的。然而这些并不表明：“物”能够反客为主，“物性”能够决定人性，“物化”是物起作用的结果。实际上，人物仍然是整个故事的中心和主体，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主人公所处的现实关系影响和制约着她的主体行为，而她的主体性（个性）又决定自己的实践行为及其后果，服饰对人的塑造、规范作用，不过表明了人物“受动性”的一面而已。从艺术表现方面而言，所有这些不过是表明：物延伸了人的自我，通过写物来写人，能够达到更好的写人效果。
再从我国当代文学与文学评论的例子来看，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人世间》，改编成电视剧热播后引起了更大反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作品评论。这本来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情节描写当然不缺少人与物的关系，这可能更适合从实践论观点和现实主义视角来加以评论。然而我们看到，有的文学评论却是从物性批评视角来进行解读，从中阐释出作品的“物性本体”意义。论者首先从物性本体论出发，考察作品作为“实体物”的生成过程，即从小说创作到电视剧改编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将其归结为这部作品的“物性本体”；然后是对作品内容意义的评论阐释，聚焦到“家宅”的物象与意象上来进行分析，说明周家的破旧小屋是全家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周家这些人物都在小屋生活和成长，从小屋走出去然后又回到这里，每个人物的命运都跟这间小屋密切相关，于是“家宅”这个物象（以及物性）就转化成为一种意象，从而在作品中具有了诗学建构的意义。如此读解阐释难免会让人感到困惑，比如把小说创作和电视剧改编中的物质因素说成是“物性本体”就显得十分勉强；再说周家小屋（家宅）其实也没有多么神秘的“物性”可言，并不会因为引入某些外国学者有关“家宅”物性的高深理论而变得更具有象征意义。从实践论和现实主义观点来看，周家小屋就是那个时代周家人的生活环境，人与物（家宅以及其中的一切）构成了生活实践基础上的对象性关系，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跟这种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从客体方面而言，这种家宅的特定环境标志着周家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存条件，这样的生活环境影响和塑造了人物性格，破旧小屋见证了这一家人的命运；从主体方面而言，周家这些人物始终都是生活实践的主体和自身命运的主人，他们在这样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中，生活得有人格尊严、有人性温暖、有家族亲情、有正义感、有责任心、有理想奋斗、有家国情怀，不断寻求改变人生命运，不断追求美好生活，这些正是作品深深感染和打动人的地方。在这里，人性与物性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更加突出的显然还是人道、人性、人心、人情，如果非要抛开这些来突出“家宅”之类物性的意义和价值，恐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总之，以上主要针对新物质主义以及“物转向”中一些理论观念问题进行探讨，这些理论观念同样体现在文学批评“物转向”当中，对“物叙事”研究、物性诗学、物性批评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辨析，以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