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摘要】王运熙先生“南朝文学批评”课程以南朝文体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为重点研读对象。王先生制定的课程大纲建构了文体、概念和方法三位一体的《文心雕龙》研读体系，突出了古代文章学文体规范、理论观念与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学习路径。由大纲可见，王先生强调把握《文心雕龙》对各体文的源流演变与规范要求，须对照阅读《昭明文选》及其他历代重要文选著作的教学方法，并注重辨识南朝文学正宗，肯定具有文采的实用性文章的价值，以及整体性地认识到《文心雕龙》与《文选》选文日常情景书写与讽谏规箴并重的思想倾向。
【关键词】王运熙 南朝 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 《文选》
王运熙先生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文心雕龙探索》与《文心雕龙译注》二书。杨明等先生有专文介绍其“龙学”研究的成就，但目前尚未有学者从研究生课程教学角度总结其在传承“龙学”方面所作的贡献。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笔者有幸跟随先生研习南朝文学与文论，课程名为“南朝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研读为核心任务。王先生采用课外阅读指导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一般提前两周发一课的课程大纲，学生照所列书目进行课外阅读，课堂教学则以学生汇报学习心得、先生答疑的形式为主。这份大纲将“南朝文学批评”课程分为两个阶段，共十四课：上半段，主要引导学生熟悉南朝有关诗赋两体的批评；下半段，重点研读南朝诗赋以外的各体文批评。每课首列教学目的；次为“重点阅读”篇目；再荐参考阅读文献，既含学界相关著述，也包括先生自己的著作论文；最末为思考题，一般四至五题。该课程大纲还附有一份提出总体性要求的涵盖经史子集各部的参考书目，实质上为学生提供了一份课外阅读与思考的纲要。本文拟介绍大纲的具体内容，并对其体现的框架体系、教学方法、文学观念与思想倾向作一简要的阐释。
一、建构了文体学、观念范畴、创作方法阐释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南朝文学批评”一课以南朝文体学为主要教学内容，要求学生以《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为重点，然而王先生既未忽视对《文心雕龙》中适用于各类文体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念内涵的阐释，亦未放弃对与文体规范相适应的创作方法的探讨。他建构了以文体、概念和方法三位一体的研读体系，突出了古代文章学文体规范、理论观念与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学习路径。
王先生所列各课之教学目的与重点阅读的篇目，呈现了大纲以文体学为核心的课程教学重点。上半段的教学要求大体如下：第一课“总论”，了解课程的学习目的与方法，比较《文心雕龙》《文选》《诗品》的主要版本，初步了解三种书的研究成果、结构框架、思想宗旨与选文标准，重点阅读《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总体性地认识刘勰文源五经与执正驭奇的文章学思想；第二课“‘体’之涵义”，认识“体”之含义及其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批评的关系，重点阅读《体性》《定势》二篇；第三课“建安诗歌与风骨”，了解建安诗风的大概、“风骨”涵义、建安风骨在诗歌史上的影响、“文质”概念的内涵，重点阅读《风骨》《明诗》《乐府》《通变》《时序》《才略》诸篇中有关部分；第四课“魏晋诗歌与有关文学批评”，了解魏晋诗风的变化与刘勰、钟嵘的评诗标准，重点阅读《明诗》《体性》《时序》《才略》诸篇中有关部分；第五课“南朝诗歌与有关文学批评”,了解南朝诗风的变化与南朝批评家的有关论述及其变化，重点阅读《明诗》《通变》《定势》《时序》《物色》等篇；第六课“魏晋辞赋与有关批评”，了解魏晋辞赋的特色、历史地位与刘勰的赋论，重点阅读《诠赋》《情采》《丽辞》《比兴》《夸饰》等篇；第七课“南朝辞赋与有关批评”，了解南朝小赋的特色、文学成就、历史地位与有关评论，重点阅读《定势》《情采》《丽辞》《比兴》《夸饰》《物色》等篇。
下半段教学要求大体如下：第一课“骈散文概说、诏令章表”，了解骈散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艺术特征，汉魏六朝的诏令、章表文体及代表作品，重点阅读《诏策》《章表》二篇；第二课“上书、启、书等”，了解上书、启、书等文体及代表作品，重点阅读《奏启》《书记》二篇；第三课“檄、对问、设论、辞、序等”，了解檄、对问、设论等文体的特点及代表作品；重点阅读《颂赞》《杂文》《谐隐》《檄移》《符命》等篇；第四课“史论、论”，认识史论、史述赞、论等文体的特点与代表作品，重点阅读《史传》《论说》篇；第五课“连珠、箴、铭、诔、哀等”，认识连珠、箴、铭、诔、哀等文体特点及代表作品，重点阅读《杂文》（连珠）《铭箴》《诔碑》（诔）《哀吊》等篇；第六课“碑文、墓志、行状等”，认识碑文、墓志、行状等文体的特点及代表作品，重点阅读《诔碑》（碑）《书记》（提到“状”体）二篇；第七课“对《文选》《文心雕龙》的整体认识”，认识《文选》选录作品的标准，《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与基本思想，重点阅读《序志》篇。
由上所引可见，大纲以文体学为核心建构课程体系，这与王先生对《文心雕龙》一书性质的认识相一致。先生视《文心雕龙》为一部文章学著作，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旨在指导各体文的写作，该观点比较符合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动因。
在大纲上半段第二课“‘体’之涵义”中，王先生推荐学生参考阅读其撰写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一文。该文论“风格之体”曰：“自魏晋至南朝，含义为体貌、风格的‘体’这一概念，其内涵已经相当丰富和完备,就指陈对象而言，有文体、作家、时代、流派等区别；就专门术语来说，则有以作家命名的刘公幹体、谢灵运体等，有以时代命名的永明体（此体兼有流派性质），有以流派命名的宫体等等。唐宋以来文论，言及风格之体，大致上不出这个范围”，而“元明以来文人论文体、诗体，多数从体裁、样式、格律方面进行探讨，论风格之体者较少，也无甚新意”。王先生对“体”的内涵作了历史性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体”这一范畴的多重含义。
上半段第一课为“总论”部分，王先生在大纲中推荐参考阅读《〈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一文。该文主张从《序志》篇概括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方面对文体论各篇进行结构性的分析，此乃研读《文心雕龙》的重点。他解释原始以表末，“是叙述该体文章的源流”；释名以章义，“是说明该体文章名称的含义与性质”；选文以定篇，“是列举该体文章的代表作家作品加以评述”；敷理以举统，“是论述该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
王先生论《文心雕龙》《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中的“敷理以举统”部分，“常常把各体文章基本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称为‘体’、‘大体’、‘体制’，‘要’、‘大要’等等”，“它包括思想内容和文辞形式两个方面（《诠赋》篇所谓‘丽词雅义’，《檄移》篇所谓‘植义飏辞’，都明确表明了这一点）”，以及由这两方面综合而成的风格特征。他又解《附会》篇：“‘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体制是情志、事义、辞采、宫商诸因素的综合表现，也就是思想和艺术的综合表现。”王先生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题解》（又可见《文心雕龙译注》）对各体文的特点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
王先生很注意一种文体不同阶段的发展，此即“原始以表末”。如大纲上半段第六课“魏晋辞赋与有关批评”的思考题中问：“魏晋辞赋的特色为何？它在文学史上有何重要地位？小赋在魏晋辞赋中是否比大赋更占重要地位？”大纲上半段第七课“南朝辞赋与有关批评”思考题有问：“南朝小赋较之大赋在抒情化、骈偶化方面可有新的发展？”上述思考题均关涉到赋体发展演变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曾论道：“魏晋以下，小赋流行，内容也往往侧重抒情写景”，“至南朝益趋工丽”，“在情景交融的描写方面，在语言优美方面，其诗歌化的特点十分明显，表明此时期赋的文学性增强、诗赋互相靠拢的趋势”。不过他更早时候已撰文说明：“从数量看，西汉赋作实际是小赋占绝大多数，像司马相如《子虚》、扬雄《长杨》等大赋，毕竟是少数。只因这些大赋气魄宏大，很有特色，被录存于《汉书》，入选于《文选》，影响广泛深远，加上小赋亡佚者很多，因而人们遂误以为西汉是大赋时代，小赋不发达了。”我们由此可见，王先生对赋学发展进程钻研之深。而当下时论依然持先生所批评的观点。
王先生注重对文体源流演变的梳理，受到近代学者刘师培的影响较大。《望海楼笔记》第22条札记作于1996年，专评刘师培1917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所编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全书仅七八万字，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以其充实的内容、精辟的评论而为学术界所珍视，迄今仍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史的一本重要参考书。”我们由此可见，王先生对刘师培的推崇。他还具体评述刘氏文论贡献：“如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部分末尾，分析建安文体与此前汉代文体的不同，分别从书檄、论说、奏疏、诗赋四方面指出其发展变化，分析扼要而颇中肯。又如论宋齐梁陈文学部分后面总论，指陈南朝文学的特色，提出四点：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梁代宫体，别为新变；士崇讲论，语悉成章；谐隐之文，斯时益盛。这些分析也确实道出了南朝文学内容、形式上的一部分显著特色。这些概括性的评论，鸟瞰全局，具有宏观性质，它们和各小部分的案语相配合，表现了刘氏对中国中古文学的深入理解和文学史家所应具有的通览全局的见识。”刘师培对汉魏六朝文学史的宏观把握是基于他对各个时代文体发展变化的细致描述，王先生高度赞扬了刘师培见识的宏大与高远，并在大纲上半段第四课“魏晋诗歌与有关文学批评”推荐参考阅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兼论诗文，着重读有关诗歌部分）。
“选文以定篇”，体现批评家对某一文体创作成就的认可，涉及诸多作家作品。课程大纲上半段第六课思考题问：“刘勰对辞赋抱什么态度？是肯定还是批判？”《望海楼笔记》第14条《文论家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批评》即涉及这个问题，指出《情采》篇论辞赋为“为文而造情”的代表，“具有淫丽烦滥的弊病”；但是王先生又强调“如果孤立地看这段话里的概括，就会认为刘勰对辞赋采取了彻底批判的态度。其实不然。他对辞赋很重视，在诗歌、乐府后即列《诠赋》一篇对两汉魏晋辞赋加以评述。自先秦荀卿、宋玉和汉代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十家，他誉为‘辞赋之英杰’。对魏晋王粲、徐幹、郭璞、袁宏等八家，也加以赞美，称为‘魏晋之赋首’”；但是，“刘勰虽然不止一次地借用了扬雄‘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话，但他对辞赋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与扬雄不同的，他不像扬雄那样悔其少作，彻底批判辞赋，而是在肯定辞赋的成就、历史地位的前提下，对其过分华艳的缺点进行批判”。王先生的评价相当全面、客观与公允。
“南朝文学批评”一课以《文心雕龙》文体学为教学重点，也将对《文心雕龙》文体学与文学思想、文学范畴与文学创作方法的学习合而为一。王先生关注到文体背后的制度与思想背景，尤其是刘勰对经学与文学本原性关系的讨论，强调阅读《文心雕龙》，最重要的是应把握其“执正驭奇”的基本思想。各体文自有源流演变，王先生很重视刘勰“文源五经”的宗经思想与《文心雕龙》“执正驭奇”的文学思想，指出“刘勰在‘文之枢纽’中提出了写作的根本原则，即要求把儒家经典的雅正文风和楚辞的奇丽文风相结合，宗经和酌骚相结合，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又论“刘勰认为作文如不能宗法儒家经典，专门规仿楚辞、汉赋，则必然逐奇失正，流于华侈”，奇、正是不同的文体风貌，但与文章的思想内容相关，而“刘勰虽然强调宗经，反对片面学习‘楚艳汉侈’，但他对‘五经’以后文学方面的新创造，并不笼统地加以排斥，而是主张在宗经前提下适当吸收”。他的这个概括充分突显了刘勰“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批评态度。
例如，对于蔡邕碑文写作的经学背景，王先生论道：“蔡邕文章的特征是精雅。刘勰不但对蔡邕文章（特别是碑文）评价甚高，而且还指出它们‘吐纳典谟’、‘骨鲠训典’，即往往渊源于经书。典谟、训典指的是《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伊训》这类文章。”他还强调刘勰对汉代一部分规摹《尚书》、显示出儒雅特色的诏策文很是推重。又如下半段第一课，王先生推荐重点阅读诏策文的代表作，潘勖代撰的《册魏公九锡文》，并列出思考题：“潘勖《册魏公九锡文》深受刘勰好评，其故何在？”他建议参考阅读其撰写的《〈文心雕龙·风骨〉笺释》一文。《风骨》篇曰：“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王先生笺释曰：“儒家经典之文字，比较质朴刚健，《尚书》尤为突出，潘文刻意摹仿《尚书》，语言刚健有力，故刘勰引为骨峻之范例。”
王先生特别着力于“文质”“风骨”“通变”“文采”等范畴内涵与四者关系的探讨。他尤为重视讨论中古时期的文质观。如大纲上半段第四课“魏晋诗歌与有关文学批评”，王先生推荐参考阅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兼论诗文，着重读有关诗歌部分）；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第二、三章曹丕、陆机两节；《诗品》章“论历代五言诗”节（有关部分）；又《文心雕龙》章“论历代文学”节“论魏晋文学”项；又“萧子显”节。他又问：“从‘质文代变’角度看，魏晋诗歌经历了哪几个变化？”这一思考题的设计表明王先生十分关注历代诗歌质文代变的问题。
王先生撰有多篇论文专论“文质”观。如《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等，主要据《文心雕龙·通变》篇所论，从文学史角度，概括历代文学由质趋文的发展概况。《通变》篇曰：“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对此，王先生打通《通变》篇与《文心雕龙》其它相关诸篇观点论道：“《时序》篇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也认为各时期文章有时趋文，有时趋质,《通变》此处则概括地通论历代文学的文质变化情况，指出自上古以来，文学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质趋文。其中商周时代的文章（也就是经书之文章）最为理想，既丽且雅，就是文质彬彬，也与《宗经》篇的提法相一致。商周以前的文章偏质，商周以后的文章偏文，都有缺点。偏文的缺点始于楚辞、汉赋，此后魏晋的浅绮、刘宋的讹新，其偏文的缺点，都是沿着楚辞、汉赋的缺点发展下来的，所以《宗经》篇慨叹‘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指出，作文如能宗法经书，就能做到‘风清而不杂’，‘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文章既美丽而不芜杂靡丽，达到雅丽或文质彬彬的境地。《通变》在论矫正文弊时曰：‘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这里认为，如能学习经书雅丽而又具有质朴刚健风格的文章,就能兼质文、雅俗（俗指时下流行的艳丽文风）之美，这与《辨骚》的倚靠《诗经》、驾驭《楚辞》的观点也是相通的。”王先生据此提出了“文质论是中国中古时期的核心问题”的观点。
王先生还强调“文质”与“风骨”在内涵上有相通之处。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规范要求，但所有文体都有一个共同要求，就是须有“风骨”。王先生非常重视《文心雕龙·风骨》篇，大纲上半段第三课“建安诗歌与风骨”，要求学生参考阅读詹锳《齐梁美学的风骨论》《再论文骨》，以及他本人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骨论》《〈文心雕龙·风骨〉笺释》等文。《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一文还解释了文质彬彬文风的形成正是基于风骨与文采的结合，“为了以质救文，刘勰大力提倡风骨，有《风骨》专篇加以论述。风骨是指文风明朗刚健，所谓‘文明以健’，‘风清骨峻’，偏于质朴刚健一面。刘勰认为理想的文风应是文质彬彬，风骨与文采相结合，也就是质文结合得好。《风骨》指出，有文采而缺乏风骨的作品，有如雉鸟，羽毛虽美而不能高飞，反之，有风骨而缺乏文采的作品，有如苍鹰，能高飞而羽毛不美。理想的作品应如凤鸟那样，羽毛光耀而又能高翔，风骨与文采兼备。上引《通变》认为魏晋以来文章‘风末气衰’，也就是风骨不振，缺乏质朴刚健之力”；“刘勰还对文辞繁富而缺少风骨的作家作品加以批评，如《议对》篇评陆机曰‘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指出陆机的断议文辞繁富而缺乏骨力。总之，刘勰大力提倡风骨，就是为了矫正当时文章‘风末气衰’之弊，达到文质彬彬”。王先生在相关系列论文中突出了刘勰重倡文质彬彬的文章风格的意旨。
由上所述可见，王先生注重对古代文章理论范畴作现代阐释。另外，“南朝文学批评”课程大纲还特别突显了刘勰对各体文表现方法与语言修辞的总结。大纲上半段第六课“魏晋辞赋与有关批评”中注明，读《诠赋》篇应对读《情采》《丽辞》《比兴》《夸饰》等篇；第七课“南朝辞赋与有关批评”大纲也强调，读《诠赋》篇，应对读《定势》《情采》《丽辞》《比兴》《夸饰》《物色》等篇。王先生《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一文有曰：“文学作品的抒情性、形象性，主要表现于诗歌、辞赋之中，而其艺术效果，又依赖于语言运用，依赖于比兴、含蓄、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段。”如《文心雕龙·明诗》篇评刘宋山水文学“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辞必穷力而追新”论其语言特色富丽新奇。《文心雕龙·物色》篇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刘勰肯定山水作品描写细致逼真，指陈物貌时令颇为具体，其艺术效果，也有赖于文学语言的成功运用。而辞赋对大城市、宫殿、苑囿等人文景观的描写多采用夸饰的手法，《文心雕龙·夸饰》篇有论:“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刘勰论述宫殿描写的壮伟，而其动人艺术效果的产生,无不有赖于夸张手段的运用。如此将《明诗》《诠赋》等文体论各篇与《情采》《风骨》《比兴》《夸饰》等创作论诸篇对照阅读，对诗赋等文体体制规范的认识就与相关文学观念内涵、各类表现手法的解读结合起来了。
综上，由“南朝文学批评”课程大纲可见，王先生对《文心雕龙》的文体学、观念范畴与创作方法论均很重视，这种三位一体课程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加强学习者对文体规范、文体发展与核心范畴、文学技法间关联性的认识。
二、落实了《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等著作对读的学习方法
王先生特别强调，阅读相关的“总集”，尤其是阅读诗文选本，是学习《文心雕龙》的方便法门；理解把握《文心雕龙》对各体文源流演变与规范要求等方面的论述，必须对照阅读《昭明文选》及其他历代重要文选著作。《文选》一书选录自先秦至南朝作家作品，而以汉魏两晋南朝前期作品为重点，历来被认为是汉魏六朝骈体文学（包括诗、赋、各体文章）的模板。王先生撰有《应当重视对〈文选〉的研究》《〈文选〉简论》《〈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等整体介绍《文选》选文标准与价值的论文。而“南朝文学批评”一课的教学大纲包括了非常详细的《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等文选著作对读的具体指导。
在大纲上半段第二课“‘体’之涵义”，王先生要求对照阅读《文选》卷三十、三十一的“杂拟”类的诗歌；第三课“建安诗歌与风骨”，有关《明诗》篇的研读，要求阅读《文选》中建安时期诗歌，主要是“三曹”“七子”作品，它们分散在各卷之中（亦可参考沈德潜《古诗源》、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等书所选建安诗歌）；第四课“魏晋诗歌与有关文学批评”，要求阅读《文选》收录的建安以后的魏晋诗歌，以嵇康、阮籍、张华、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琨、郭璞、陶潜等人的作品为重点；第五课“南朝诗歌与有关文学批评”，要求阅读《文选》中的南朝诗歌，以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谢眺、沈约等人作品为重点。
上半段第六课“魏晋辞赋与有关批评”，重点阅读《诠赋》篇，其中涉及了不少的魏晋辞赋作品，王先生要求对读《文选》中祢衡《鹦鹉》、王粲《登楼》、曹植《洛神》、张华《鹪鹩》、向秀《思归》、陆机《叹逝》、潘岳《秋兴》《闲居》《怀旧》、孙绰《游天台山赋》、陶渊明《归去来辞》等辞赋，略读《文选》中何晏《景福殿赋》、嵇康《琴赋》、成公子安《啸赋》、木玄虚《海赋》、郭璞《江赋》、裴子野《雕虫论》等；第七课“南朝辞赋与有关批评”，《诠赋》篇论及多篇南朝辞赋作品，要求对读《文选》中谢希逸《月赋》、鲍照《芜城赋》、颜延年《褚白马赋》、江淹《恨赋》《别赋》、孔稚圭《北山移文》等；另补充阅读清人许梿《六朝文絜》所收萧绎《采莲》《荡如秋思》、沈约《丽人》、庾信《小园》《春赋》等。
结合《文心雕龙》论各体文的相关篇目，下半段大纲，要求对读的《文选》诸篇如下：第一课《文心雕龙》之《诏策》《章表》篇，对读《文选》卷三十五诏、册类（尤为注意读潘勖《册魏公九锡文》),《文选》卷三十六令、教、文（指策文）类，卷三十七、三十八表类；《奏启》篇，对读《文选》卷三十九上书、启文（以任昉为重点）；《书记》篇，对读《文选》卷四十，以建安作品为重点，卷四十一至四十三书体文，以建安作品为重点（补充阅读《六朝文絜》卷七书体文所选曹植、傅亮、任昉作品，《六朝文絜》卷七书体文）；《杂文》篇，对读《文选》卷四十四檄体文，卷四十六对问、设论、辞、序体文，卷四十七颂、赞体文，卷四十八符命类（补充阅读李兆洛《骈体文钞》下编“设辞”“杂文”类）；《史传》篇，对读《文选》卷四十九至五十史论文、史述赞文；《论说》篇，对读《文选》卷五十一至五十五论体文（另翻读《古文辞类纂》的“论辨类”）；《祝盟》《铭箴》《诔碑》《哀吊》等篇，对读《文选》卷五十五至五十七连珠、箴、铭、诔、哀类作品，卷六十吊、祭文（另翻阅《古文辞类纂》的箴铭、哀祭类，李兆洛《骈体文钞》下编连珠类），《文选》卷五十八至六十碑文、墓志、行状类作品（翻读《古文辞类纂》中的“传状”“碑志”两类作品）。
大纲思考题的设计也多涉及《文选》。如大纲下半段第二课“上书、启、书等”思考题问：“书”类作品，《文选》选录达三卷，佳作特多，其故何在？”“曹魏应璩书札，《文选》选录达四篇，其故何在？”大纲下半段第三课“檄、对问、设论、辞、序等”思考题问：“从《文选》设问、符命两类作品，可见该时期创作上的拟古风气如何？”大纲下半段第四课“史论、论”思考题问：“《文选》所选论文的文学性如何?”大纲下半段第六课“碑文、墓志、行状等”思考题问：“史书中的传记，在六朝时代被认为缺少文学之类，《文选》不选，《文选》中所选碑志类作品，与史书中的传记有何不同？”
将《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对读，并非王先生首创，黄侃等学者已提倡此法，但王先生列出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对读大纲，这是他对《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研究的重要贡献。王先生撰写了《〈文心雕龙〉五十篇题解》，其中《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史传》《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书记》等诸篇题解，皆凸显了《文心》与《文选》对照阅读的方法。
此外，大纲中，王先生要求补充翻读其他诗文选本，如沈德潜《古诗源》、姚鼐《古文辞类纂》、许梿《六朝文絜》、李兆洛《骈体文钞》、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等等；参读总集之全文一类的书籍两种，即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特别指出读《文心雕龙》的《颂赞》《杂文》《谐隐》《檄移》《符命》《诔碑》《书记》（提到“状”体）等篇，宜参读范文澜注所引作品资料；还建议参考现代以来的《文选》学研究专著或相关的文学史著作，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孙德谦《六朝丽指》、骆鸿凯《文选学》、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文选学新论》、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曹道衡与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王琳《六朝辞赋史》等相关书籍。
总之，课程大纲注重文学批评著作与文学作品的对读，文学批评史著作与文学史著作的对读，这与王先生一贯强调的，古代文论研究须将文学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颇为契合。
三、重视对南朝文学正宗的辨识
王先生重视对南朝文学正宗的辨识。他对南朝文学批评有一总体性的评价：“南朝齐梁时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高峰阶段，出现了沈约、刘勰、萧统等重要批评家，形成了我国古代文论的光辉夺目的局面。这些批评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处在骈体文学昌盛的时代，受时代风尚的影响，都承认语言华美的骈体诗、文、辞赋为文学正宗，重视辞藻、对偶和声调之美，并以此为衡量标准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他对南朝批评家以骈体文为文学正宗的观点持理解的态度，并不认同将骈文创作视为形式主义而笼统加以排斥的观念。
文学正宗的确立，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标准。对此，王先生有云，从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看，汉魏六朝“辞赋、骈文发达，文风华丽，后世所谓八代文学（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是骈体文学昌盛的时代”；唐宋元明清时期，“古文运动抬头并发展，古文取代骈文在文坛占统治地位，文风趋向质朴。由于创作风尚不同，反映到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在主要倾向上也大异其趣”，审美和批评标准的不同亦影响到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汉魏六朝时期以华丽的骈体文学为美，“最推重司马相如、扬雄以至庾信、徐陵等作家，而不重视司马迁、陶渊明等人”；唐宋元明清时期以质朴的散体文学为美，“对司马相如以至庾信等作家不似前期那样推重，有时批评较多，反过来最推重司马迁、陶渊明等作家”。王先生认为“这种一定历史时期的创作风尚和批评风尚紧密联系的现象，是深深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此，他提醒学生注意刘勰对蔡邕碑文的推崇。大纲下半段第六课“碑文、墓志、行状等”，推荐参考阅读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九节《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的相关论述，并列出思考题：“蔡邕的碑文为何在古代特受人们推崇？其文学性表现在哪里？”要把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阅读王先生《刘勰对东汉文学的评价》一文，文中引用了《文心雕龙》诸篇有关蔡邕碑铭的评价，如《铭箴》云：“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才略》云：“蔡邕精雅。”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九节《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解“蔡邕精雅”曰：“精者，谓其文律纯粹而细致也；雅者，谓其音节调适而和谐也。今观其文，将普通汉碑中过于常用之句，不确切之词，及辞采不称，或音节不谐者，无不刮垢磨光，使之洁净。”王先生评刘勰所论曰：“所谓‘该而要’、‘雅而泽’，是符合于他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的标准的。蔡邕碑文文辞典雅，句法整齐，多四言句，与班固的文章同为八代骈体文学的先驱，符合于刘勰的审美要求，所以得到他的激赏。”
文学正宗的讨论还涉及《文选》选文标准问题。如大纲所列思考题问“《文选》所选论文的文学性如何”，王先生曾分析道：《文心雕龙·论说》篇论及魏晋论文，着重在思想内容的新颖精密，当时玄学盛行，玄学论文多创见，故举例很多，而这些论文，“的确具有‘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特长，但词句比较质朴，文学性不强，因此《文选》都不加采录”；而《文选》所选的论体文文学性较强，“自汉至齐梁，往往富有文采，具有音韵、对偶、排比、用典、辞藻（比喻、夸张等）各种语言美”；而“《北山移文》和江淹的《恨赋》《别赋》，都可以说是骈体文的杰作，代表了当时骈文艺术的最高成就”。
另外，选文收录的数量也涉及到编选者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体现了他们对文学正宗的认识。据骆鸿凯《文选学·撰人第五》统计，《文选》选录陆机作品共二十八题六十一首（《演连珠》五十首作一首计），数量居全书之冠。对此，王先生有论：“《文选》选曹植、潘岳、谢灵运、颜延之、谢朓、任昉、沈约的作品亦颇多，但数量均在陆机之下。不错，陆机兼长诗、赋和各体文章，因而被采撷的机会增多；但曹植、潘岳亦兼长各体。应当说《文选》选录陆机作品特别多，代表着南朝文人认为陆机的作品多而且好，标志着魏晋南北朝骈体文学的最高成就。”他又评陆机作品对偶工整，文辞富丽，“代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骈文发展的主流趋向，因而自晋至唐，一直获得崇高的评价和地位。而在宋代古文运动取得胜利、古文代替骈文取得主导地位以后，陆机作品的评价便明显下降”。
与陆机文章流传命运不同，陶潜的诗自南北朝至唐代评价一直不高，而自北宋以来，却声誉日隆，被目为该时期最伟大的诗歌。陶潜诗的地位在钟嵘《诗品》中处于“中品”。王先生又论道：“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全书竟无只字提及陶潜。《明诗》篇于东晋诗歌，提到袁宏、孙绰的玄言诗，郭璞的游仙诗，宋初流行的山水诗，但未提陶潜别具风味的田园诗。这说明陶潜的田园诗在当时尚未受到广泛重视。又《才略》篇提到东晋时代自郭璞至谢混等九位作家，也没有提及陶潜，足见陶潜在刘勰心目中地位不高。”由此可见，有关作家文学成就的评价与人们对于文学正宗的认识有密切关联。
但是，尽管王先生接受了刘勰的观点，非常推崇南朝文学的语言美，他同样也受到刘勰影响，反对过度雕饰语言。大纲下半段第三课“檄、对问、设论、辞、序等”，列有思考题：“《文选》序文中所选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两文，文辞质朴，与《文选》重视文采的选录标准不同，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王先生曾撰文指出该现象并不矛盾，并分析道：一方面，“萧统选文，以富有文采词藻的篇章为主。他认为史书记载历史事实，表现史家的褒贬，一般不是具有文采的篇什，故不予采录。但一部分史书篇章中的赞、论、序、述，不是叙述史事，而是就史事发表评论，语言华美，富有文采，符合他的选文标准，所以他特为选录了班固《汉书》、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中的一部分赞、论、序、述”，而“我们看萧统《文选》选录史书，选录了《后汉书》《宋书》等的若干论赞，因为它们具有骈体文学之美；不选《史记》生动的人物传记，因为它们不具有这种文学美。”但是，在另一方面，《文选》又选文辞质朴的《尚书序》《春秋左氏传序》，这正是因为“在文学批评标准上，萧统和刘勰一样主张文质并重”。过度讲究文采，必然导致文章内容空虚，且缺少刚健有力的风骨。
还应该注意的是，王先生以骈文为南朝文学正宗，但并未以骈文为文章正宗。他不赞同扬州学派的阮元及其后学刘师培“认为骈体文是文章正宗，只有骈体才算得是文学作品”③王运熙：《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第81、81~82页。的观点；并撰写了《从〈乐府〉〈谐隐〉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等文章批评刘勰对通俗性文学的轻视态度，如“刘勰拥护南朝盛行的骈文体制，把辞藻、对偶、声韵之美作为主要的艺术标准来衡量作品。乐府民歌语言质朴而口语化，笔记体小说是无韵之笔，在他看来缺乏文采，所以评价很低，甚至不屑齿及。对不少谐隐之文，虽然其内容也不足取，但具有骈文文体之美，所以他仍然予以论述。”王运熙：《从〈乐府〉〈谐隐〉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王运熙文集》第3册《文心雕龙探索》，第70页。原载《柳泉》1983年第1期。这其中，王先生非常重视乐府诗的研究，《乐府诗述论》一书，正是王先生的成名作、代表作。
四、高度肯定具有文采的实用性文章
“南朝文学批评”课程大纲文笔并重，突显了刘勰鲜明的大文学观念。刘勰所论之“文”，无所不包，可分为文、笔两大类之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在西方文学观念盛行的二十世纪，王先生肯定实用性无韵之笔的价值及代表作家的成就，体现其回归历史语境、还原文章写作历史本来面貌的学术追求与客观态度。
值得细绎的是，王先生在《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篇札记的最后一段，论及实用性文章的文学性与刘师培对待实用性文章的态度：“再如古代文章中，存在着大量议论政治社会现象和学术、应付公务等的实用性文章，它们一般不具有或很少具有文学性。如本书论汉魏之际论说之文，奏疏之文，论魏晋文学时所提及的傅嘏、王弼、何晏等人的哲理文，都很少具有文学性。”他又论：“刘氏对这类实用性文章也做具体论述，说明他对于文学作品特征的认识，还是沿袭着封建时代的传统观念。在充分肯定此书的价值时，不能不指出它存在着若干缺点和局限。”初看此段文字，王先生似乎对实用性文体持否定态度，但仔细品味后，便可理解到，他批评的是缺乏文采的公文或纯说理的议论性文字，并非包括所有的实用性文章。
从大纲下半段的阅读指导可见，王先生对诏策、章表、奏启、议对等政治军事活动中的实用性文体也是相当关注的。《文心雕龙·诏策》篇对汉代诏策文颇多论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训典指《尚书》中《伊训》《尧典》一类，或训诫君王，或教育贵族的文章。汉武帝时代崇儒，因而儒家劝诫之传统得以盛行，并流传后世；至汉明帝、章帝时代，因帝王尚学，学术论辩风气较盛，故而雅正的诏书亦不时出现。王先生《文心雕龙·章表》题解有论：“历代封建朝廷对文书一直颇为重视，上对下的诏、策、令等，下对上的章、表、奏等，都注重辞采，以显示统治阶层的文化修养。表这一文体，内容较广泛，兼有叙事、议论、抒情，因此较多佳作名篇，情文并茂。”由此可见，王先生很重视章表的文学性，强调与诏令相较，章表的文采与抒情性都更为鲜明与强烈。他还肯定了当下文学史教材极少关注的奏启文的价值。《文心雕龙·奏启》有曰：“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术，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诠列于朝仪，博雅明焉。”刘勰对汉代奏启文的重要作家及其精神气质与文辞风貌作了高度评价，王先生对此评道：“汉代的不少奏议对策之文，往往能剀切地剖析事理，并有一定文采,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刘勰对于这类直接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文章也是颇加肯定的。”
王先生对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著作所忽视的某些文章家的实用文非常推崇。课程大纲下半段第一课“骈散文概说、诏令章表”，有思考题曰：“傅亮、任昉的章表，其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对此问题，他在大纲中推荐参考阅读刘师培、孙德谦、骆鸿凯等近现代学者有关傅亮、任昉文章的评价。
大纲推荐参考阅读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该书《各家总论》部分评傅亮、任昉曰：“二子之文有韵者甚少。其无韵之文最足取法者，在无不达之辞，无不尽之意，行文固近四六，而词令婉转轻重得宜。黄祖称祢衡之文云：‘此正如祖意，如祖心中所欲言。’傅、任之作，亦克当此。且其文章隐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滞，毫无痕迹；潜气内转，句句贯通：此所谓用典而不用于典者也。今人但称其典雅平实，实不足以尽之。大抵研究此类文章首重气韵，浸润既久自可得其风姿。至其词令隽妙，盖得力于《左传》《国语》,宜探其渊源，以究其修辞之术。案傅、任所作均以教令书札为多，惟以用典入化，造句自然，故迥非其他应酬文字所能及耳。清汪中《述学》颇得傅、任隐秀之致，宜参阅之。”刘师培从用意、用韵、用语、用典等文章作法与创作渊源及其对后世文章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评价二人文章。他对傅亮、任昉“潜气内转”的文章转折之法尤为推崇。何谓“潜气内转”，即不借助于虚词而转折文意的方法。刘师培评历代文人转折之笔曰：“然自魏晋以后，文章之转折，虽名手如陆士衡亦辄用虚字以明层次。降及庾信迹象益显。其善用转笔者，范蔚宗外当推傅季友、任彦异两家。两君所作章表诏令之类，无不头绪清晰，层次谨严，但以其潜气内转，殊难划明何处为一段何处转进一层，盖不仅用典入化，即章段亦入化矣。至于其他六朝人之文章，如颜延年《曲水诗序》、陆佐公《新刻漏铭》之类，段落皆甚显明，即不能称是，凡作排偶文章，于转折处之两联往往以上联结前，下联启后。此虽非转折之上乘，但勉强差可。若每段必加虚字，或一篇分成数段(如作寿序分为幼年中年晚年之类),不能贯成一气，则品斯下矣。”刘师培又进而评清代常州骈文虽甚为发达，但每篇常用数字来分段，此正是作者才力不足的表现，“即用虚字过多，亦为古人所无”。他认为文章自然应有段落，“而篇篇皆可划出即不甚佳”；而特别善用转笔的是：“《史记》《汉书》前后相接之处如藕断丝连，若绝若续。后人所划之段落未必尽然。他如蔡中郎、傅季友、任彦异各家文章之段落亦皆不易截然划分者也。”其论源自清人朱一新“上抗下坠，潜气内转”之说。孙德谦《六朝丽指》也论此法，曰“文章承传上下，必有虚字。六朝则不然，往往不加虚字，而其文气已转入后者”；“故读六朝人文，须识得潜气内转妙诀，乃能于承转处迎刃而解。否则上下语气，将不知其若何衔接矣”。六朝骈文承上启下之处，不借助于虚字，已暗作文意上的转折，又能保持文气上的流通。显然，孙德谦与刘师培追求的文法趣味颇为相近。
王先生又推荐阅读骆鸿凯著《文选学》。书中所附《文选专家举例》总结任昉潜气内转法有三。第一，“寓转折之意于上下相对词内”，如《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曰：“弊帷毁盖，未蓐蝼蚁，珠襦玉厘，遽饰幽泉。”骆鸿凯评曰：“转折之意即寓‘未’与‘遽’两对词内。”第二，“相关连词省其一”，如《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有“虽一日万机，早朝晏罢，(而)听览之暇，三余靡失”“虽德惭往贤,(而)业优前事”等句，骆鸿凯评曰：“右录诸文，上用虽字而下并无而字为转笔,一若下文仍接上而言，不知其气已转也。”第三，“灭转折之迹而以意自周旋”，如《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曰：“上之化下，草偃风从,惟此虚寡，弗能动俗。昔紫衣贱服，犹化齐风，长缨鄙好，且变邹俗。”骆鸿凯评曰：“‘昔紫衣贱服，犹化齐风’云云，字面似承上文，而细绎其意，则已转下，第痕迹灭尽耳。”这种语意转折上的分析，非常有助于读者提高阅读写作能力。我们从课程大纲，多次将任昉所撰诏策、章表、奏启等类文章列为阅读重点，可见王先生对“任笔”的欣赏。
五、强调客观认识《文心雕龙》《文选》的思想标准
“南朝文学批评”课程，特别强调文章写作的文学性或语言美，重视讨论南朝文论的艺术标准；但王先生也经常提醒读者注意文章写作的思想性。大纲上半段第一课、下半段第七课都以对《文心雕龙》《文选》整体认识为教学目的，对此，前文已经涉及《文心雕龙》“文源五经”的文体思想以及《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大文学观与艺术标准等问题，本节重点析读大纲提示的王先生对《文心雕龙》《文选》所评选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客观认识。
首先王先生比较重视《文心雕龙》浸透的儒家教化思想。其《〈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一文有曰：“自汉末建安年代以迄南朝，诗赋和各体骈文日益发展，作家们大量写作诗赋，注意抒情写景，忽视儒家所倡导的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注意语言形式的华美，缺乏朴实的文风。”不过他又在《刘勰论文学的作用和思想政治标准》一文中论道：“刘勰虽然大力提倡儒家之道，但他对那些内容并不符合儒家经典的作品，并不是笼统排斥，而是区别对待，有所吸收。”他指出，刘勰对日常情景书写与讽谏规箴的作品并重，并分析：“刘勰对抒写日常情景、不涉及政治内容的作品，也还是重视的。他强调讽谏，但并没有把讽谏作为衡量作品的唯一准则。在诗歌方面，他对汉代无名氏古诗评价极高，誉为‘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明诗》)。对建安时代的文人诗评价也高，但其实内容则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与汉代古诗都着重抒写日常生活中的情景，无涉于讽谏。《明诗》篇的主要篇幅，还是介绍这类诗歌。这是他对汉魏以来五言诗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尊重。对南朝特别发达的山水文学(以山水诗为主体),他也是很重视的。”且“面对魏晋以来抬头、南朝愈益发达的抒写日常情景的作品，刘勰不是笼统地加以否定，而是部分地表示不满，并提醒人们不要丢掉《诗经》讽谏的传统。他主张表现这两方面内容的作品都有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补偏救弊，他有时对于缺乏规讽内容的作品批评得多一些严一些。在《征圣》篇中，刘勰指出，文章除掉有益于政治教化和外交活动外，对个人修身也具有积极作用”，王先生所论，确实抓住了刘勰文学批评所体现的浓重的儒家教化思想。
王先生还从宏观上比较了先秦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不同特点。他论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注意论述时代(主要是政治)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又举例说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吴季札观周乐一段，叙述季札论《诗三百篇》内容风格与周朝政治的关系，颇为具体；其后《礼记·乐记》对周代的诗乐作了概括：‘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诗大序》也有与此相同的议论，还提出了‘王道衰，礼义废，变风变雅作’的理论，郑玄《诗谱序》作了更为具体的阐发。如果说，强调时代对文学的影响是先秦两汉时代(特别是汉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的话；那么,强调节候景物对文学的影响，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新的特点了。”他最后总结，刘勰在论述外界事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也是采取了“惟务折衷”的态度，“一方面以《时序》篇论述时代对文学的影响，吸收了过去的说法，并有所发展；一方面写《物色》篇论述景物对文学的影响，反映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新面貌”。王先生对新旧文学演变的概括是很客观、清晰的。
再从思想内容来看《文选》的选录标准。王先生指出，萧统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因此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他颇重视政治教化内容及其功能作用”。萧统在《文选序》论《诗经》有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又曰“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萧统又论屈原，赞美他“含忠履洁”,“深思远虑”，能向楚王进逆耳之言；论汉赋，赞美扬雄《长杨赋》《羽猎赋》含有“戒畋游”的规讽寓意。王先生据此得出结论：萧统“接受了先秦、汉代儒者从政教立场对《诗三百篇》的解释”；《文选序》“对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特别是讽谕内容相当重视”。
王先生又注重考察《文选》选文具体文体与思想内容的关系，如评论《选》赋的思想性，曰：“《文选》选赋，前面列京都、郊祀、耕藉、畋猎诸项题材，都与帝皇活动及其环境有关，这些作品歌颂了皇朝的声威和最高统治者的功业、气派，篇末往往规劝帝王注意节约，修明政治，其内容有歌颂也有讽谕。班固《两都赋序》称汉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抑亦雅颂之亚也’。此种特色在上列诸项赋中最为突出。看来萧统是同意班固对汉赋的评价的。”王先生还点明：《文选》所选诗歌部分，如补亡、述德、劝励、献诗诸项题材，所选束皙《补亡诗》、谢灵运《述祖德诗》、韦孟《讽谏诗》、曹植《责躬诗》《应诏诗》、潘岳《关中诗》等篇，“其内容都与忠君孝亲有关”；而楚骚类作品，《文选》选了屈原《离骚》《九章·涉江》《卜居》《渔父》、宋玉《招魂》等“系念君国的篇章”；在各体骈散文中，列在前面的诏、册、令、教、策文等类，都是统治者发布意旨的公文；而表、上书两类中，也有一些篇章，如诸葛亮《出师表》、刘琨《劝进表》、李斯《上书秦始皇》等，和国家大事密切相关；再看论说文，其中史论、史述赞两类选文，大抵与国家大事、高级臣僚相关，而《过秦论》《四子讲德论》《王命论》《六代论》《辨亡论》《五等诸侯论》等论说文，“均与政治教化、皇朝命运攸关”。王先生最后总结，“由此可见，《文选》选文，注意政治教化内容的篇章，不但数量相当多，而且在排列方面往往放在显要的位置上”。
不过，王先生又指出，萧统也很重视日常生活中写景抒情之作，“此类作品，体裁大致为诗、小赋、书信，魏晋以来逐渐发展，南朝更盛，成为文人们吟咏情性的主要方式。《毛诗序》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要求把抒情和政治结合起来；南朝文人谈及吟咏情性，则常指抒写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情趣，大抵和政治教化无关。“这是当时文学趋向独立、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类作品，《文选》的确选得颇多，如赋类中的游览、物色、哀伤、音乐等项，诗类中的招隐、游览、赠答、行旅、杂诗等项，以及各体文的笺、书、诔、哀、吊文、祭文等类中，都有不少”；“在思想内容的选录标准方面，萧统既承袭传统的儒家标准，重视政治教化内容及其功能，又吸取魏晋以来文学发展的新的现象和成果，重视选录抒写个人日常情怀的作品，其选录面还是相当宽广的”。
综上所引可见，王先生不仅关注《文选》选文的艺术标准与日常审美趣味，也很注意选文体现的思想内容与政治教化意义。总体来看，他个人具体的学术研究，则受到二十世纪时代风气的影响，更为重视探讨文章的文学性与审美意趣；但还是坚持了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相一致的准则，且未如刘勰一般忽略对通俗文学的研究。而对语言美的热爱与追求，则是王先生学术生命的一贯基调。
六、结语
“南朝文学批评”课程大纲全面呈现了该课程体系性、文本性与实践性相融合的品质，充分体现了王先生将文学史研究与批评史研究相结合，将文论家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批评研究相统一，与同时代的文论相参照的古代文论研究方法。
首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南朝文学批评”教学体系表明，王先生以历史的眼光，同情地理解一个时代文学批评的共通性，因此也强调将《文心雕龙》与《诗品》《南齐书·文学传论》《雕虫论》对读，以之为读懂《文心雕龙》的重要路径。
其次，“南朝文学批评”教学体系设计精细，显示出王先生对于内证与外证等《文心雕龙》文本阐释方法运用得相当深入而又娴熟，大大地打开了阅读者的学术视野。而对于最重要的参考书籍《文心雕龙》版本的选定，王先生要求以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为基础读本，且参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二书具有集注的性质，收罗了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与相关作品。而有关《文选》版本的选择，王先生评“李善注详赡准确，价值也高”，主张应当以学术性较强的重视推源溯流的李善注《文选》为主要读本。
再次，除每课都列出重点阅读篇目与参考文章外，课程大纲还附有一份包括经史子集各部的参考书目。其中史书一类，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宋书》，等等。他在大纲中要求，阅读曹植作品，应对读《三国志·陈思王传》；阅读任昉文章，应对读《南史·任昉传》。可见他很强调文史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王先生的史学意识与史学工夫，毫无疑问，是出类拔萃的。
“南朝文学批评”课程大纲未收入五卷本《王运熙文集》，但我们可以将其与《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文心雕龙译注》、《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等著作对照研习。经过对王运熙先生教学体系与方法的多年学习、教学运用与写作实践，笔者坚信，该课程大纲完整公布后，必沾溉后人，泽被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