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反思与建构的理论基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7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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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大仁  

近一时期,我国学界正围绕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从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我国文论界也相应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命题。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需要对前一时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进程以及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必要的学科反思;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找到并确立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其中的某些关键问题,才能使其得到切实的推进。目前文论界正在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笔者根据自己的粗浅认识,从以下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当代中国文论变革发展中的学科反思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论始终是在“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历史循环中变革发展并不断推进的。首先是“破”,就是破除过去各种陈旧过时的文学理论观念与模式;其次是“引”,就是积极引进国外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各种新学说、新观念、新方法、新话语;然后是“建”,就是力图回应当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现实关切,寻求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从新时期初破除过于僵硬和政治化的文论话语、致力于恢复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到后来相继构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新人文精神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等,在这种不断创新探索的历史进程中,应当说从来都不缺少学科反思,也不缺少寻求当代文论话语体系重建的积极努力。特别是在1990年代之后,我国文论界先后有过几次影响较大的学科反思,也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论。

1990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由此引起学界的争论和反思。这是在改革开放后全方位引入西方文论的背景下,针对外国文论话语引入后逐渐在我国当代文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论边缘化的现实。在这部分学者看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最大的问题是“失语”。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过于迷信外国文论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盲目搬用外国文论的理论命题来建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用外国文论的观念、方法和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经验,而没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文论话语,以致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针对这种现实状况,他们相应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重新建构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建构思路,对此学界展开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当然,学界也有人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而且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能解决当代文论创新建构的问题。这场讨论持续了较长时间,争辩也比较激烈,在某些方面,如对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转型发展历程的回顾,包括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经验总结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当代文论如何改变“失语症”的现状,以及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论建构而言,却似乎并未取得多少公认的成效。不过这场讨论的最大收获,在于唤起了文论界比较普遍的学科反思意识。

紧接着在世纪之交,受西方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在我国文论界也普遍兴起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本质主义”问题,由此引起更为激烈的争论。应当说,这一次讨论的学科反思意识更强,“反本质主义”的倡导者首先就是针对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而提出这个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论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在理论话语方面,而是在更根本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本质主义倾向。这种弊端在当代文艺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必然祸及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因此,就有必要引入西方“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资源,对当代文论的本质主义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反思,从而改弦易辙、另寻当代文论的建构之路。为此,一些论者从各自的角度,纷纷提出了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等种种理论重建思路。当然,同样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同这样的反思,认为学界对于什么是“本质主义”并没有一个准确明晰的界定,随意把某种理论学说判定为“本质主义”,未免过于简单武断。而且,反本质主义只是一种解构性的理论反思,它并不必然导致建构性的理论探讨。如果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走向极端,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否定主义和虚无主义,并不利于当代文论的建设发展。这场争论也持续了较长时间,各种观点一直争论不已。从积极方面来看,它进一步推进了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但从建设性成效方面来看,却并不如人意。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理论建构思路,似乎既没有形成多少共识,也很难说取得了多少实际效果。

其后则是近一时期,在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因而明确要求加强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强制阐释”问题,同样直指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普遍关注和讨论。“强制阐释论”当然主要是指向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认识分析,认为一直被我们盲目崇拜的当代西方文论,其实存在着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缺陷,这就是场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随意性的强制阐释,根本无视文学本身的特点。这种文学研究的结果,当然只会是离文学越来越远,完全违背文学本身的规律。实际上,我国当代文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论误导,同样存在着“强制阐释”的弊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论者相应提出了“本体阐释”的理论命题和设想,作为救治这种根本弊端的良方,并以此作为当代文论建构的努力方向。然而,学界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文学研究并不存在某种固有的研究方法,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进行研究,以及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目前这些问题也都还在讨论之中,能否通过这些讨论求得更多的共识和理论成果,从而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起到切实的推进作用,现在还殊未可知。

应当说,上述一些学者提出的学科反思命题都有一定的道理,能够引起我们对一些现象及理论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学科反思,是因为需要确认学科自身所处的方位,看到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校正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从而建立必要的理论自觉。而且,必要的学科反思与寻求理论建构是相互作用的。如果没有后者,所谓学科反思就没有方向和目标;如果没有前者,所谓理论建构也就没有现实针对性,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提出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大课题,关涉到为什么要构建、依据什么来构建,以及怎样构建即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和目标来构建等问题,这实际上关涉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点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回到学科原点上来,对当代中国文论进行整体性学科反思。


二、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


从当今时代的现实出发,对当代中国文论进行整体性学科反思,也许可以说,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可能还不是文论话语方面的“失语症”问题,也不只是思维方式方面的“本质主义”问题,甚至也不见得是研究方法方面的“强制阐释”问题。笔者以为,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而其他各种问题可能都根源于此。这种“自我迷失”表现为,当代文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中,不断追逐某些外在的目标和理论潮流,不断追求创新拓展和理论蜕变,在埋头追逐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主体性,失去了应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要进行学科反思和理论重建,就有必要正视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对此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找回自我主体性,重建理论自觉和自信。否则,所谓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就会缺少必要的理论前提。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三重意义上的迷失:

其一,当代文论迷失了作为“文学理论”所应有的对象目标和理论功能,这是一种学科特性的自我迷失。这应当说是1990年代以来,在大众文化兴起和文学走向泛化发展的背景下,受西方文化研究转向思潮影响,当代文论过于追逐后现代文化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文学理论作为一门成熟的理论学科,自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边界和研究目标,使它与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等相区别。而且,从理论功能而言,既然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人文现象,在社会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按照文学理论的学科职能,就理应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从历来文学发展的事实出发来研究文学的特性和规律,形成一定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可以为人们认识文学现象提供参照,同时也能够对当代文学实践产生积极影响。在1990年代之前,这种认识在文论界并不成为问题,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论发展便逐渐陷入迷误之中。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大众消费文化蓬勃兴起,文学实践趋从于市场消费,出现了向大众消费文化不断泛化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理论思潮被引入,并在当代文论界发生强势影响。两者彼此契合,便对当代文论研究产生强烈冲击波,导致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发生裂变。这种裂变可从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化诗学”问题讨论中看出来。“文化诗学”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研究转向中提出的命题,又恰好契合当时中国文化和文学泛化发展的现实,因而引起中国学界的极大关注。这个命题被引入我国学界后,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阐释路向。一种是在文化诗学研究中偏重于强调“诗学”,即仍然重视和突出文学的审美与人文特性。之所以要借助于“文化诗学”的命题来进行讨论,是因为不得不面对当代文化和文学泛化发展的现实,从而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纯文学研究格局。即便如此,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在当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可以拓展理论视野,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适度引入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但文化诗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应当是“诗学”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与人文特性和价值问题。而另一种路向,则显然是偏向“文化学”研究。按照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观念,所谓“文学性”几乎蔓延到所有文本中,因此,没有必要固守所谓文学研究,而是应当转向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只是把“诗学”或“文学性”作为某种文本因素和中介看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诸如性别、身份、种族、后殖民等社会文化问题。到后来,则干脆连文学性也不谈,完全转向研究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了。在后现代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显然还是后一种文化研究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当代文论越来越迷失了自己的对象目标,越来越陷入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迷误之中。由此而来,当代文论的理论功能也越来越弱化,既对当代文学实践发展漠不关心,也缺乏对这种文学现实所应有阐释力和影响力。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当代文论现状普遍不满,其根源正在于此。因此,要讨论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首先需要面对上述现实,解决学科特性迷失和理论功能弱化的问题。至于当代文论研究应当以什么作为对象目标和价值目标,这个问题后面部分再做探讨。

其二,当代文论迷失了作为“中国文论”所应有的主体性,这是一种主体身份的自我迷失。这可以说是一个时期以来,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过于追逐当代西方文论新潮所带来的问题。从20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始终有一个是否需要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以及如何学习借鉴的问题,这是一个让国人感到十分纠结的问题。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与文学(文论)的论争中,究竟何为先进与落后,应当“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一直争论不休。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这个问题无疑变得更加突出。从新时期初文论界拨乱反正进行学科反思,到1980年代中后期全面引进西方文论,并由此引发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大讨论,学界普遍意识到我们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比较简单僵化,不能不承认西方文论的开放性和先进性。于是我们纷纷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开辟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的全新格局。进而在这种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期文学变革发展的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性理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影响甚大的理论建构中,可以看出中西文论融合创新的积极努力,其中仍有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坚守。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我们形成更为强势的影响。这种以解构主义为内核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具有很强的解构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我们当代文论所坚守的主体性消解了。此后我们文论界差不多是一边倒地追随在西方时兴的文化研究潮流后面,热衷于追逐研究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对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却显然缺乏关注和研究。这里有一个文论界普遍存在的心结或观念误区,就是始终纠结于中国文论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声音和地位,因而总想加入到与外国文论的交往和对话中去,以求争得一席之地。于是,我们就要去追逐国际论坛上的热门话题,就要去参与西方文论家所主导的热点问题讨论。其结果,必然是跟随在当代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而作为中国文论所应有的本土问题意识和主体性,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迷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如上所述关于“失语症”“强制阐释论”等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其深层次问题,正在于当代中国文论主体身份和主体精神的迷失。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当代文论界,在其他学科领域可能同样存在,因此就更值得引起关注和反思。话说回来,提出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学科反思,并不是要否定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借鉴,也不是要拒绝与外国文论交往对话,回到自我封闭发展的老路,这样无疑是消极和没有出路的。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很显然,这里仍然强调要“借鉴国外”“吸收外来”,但基本前提则是“立足中国”“不忘本来”,即确立我们自己的主体地位。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反思和理论重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正视前一时期盲目追逐西方文论思潮而导致自我主体身份迷失的现实,回归自我,重建中国文论的主体精神。

其三,当代文论迷失了作为“当代”理论所应担当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一种当代性即当代实践品格的自我迷失。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时期以来,受西方文论影响,过于把文论研究作为一种自我循环的知识生产,忽视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和弱化理论介入现实的功能所带来的问题。记得新时期初的十多年里,当代文论界曾经非常热烈地讨论过“现代性”问题。这种“现代性”精神表现为,对新时期社会文化变革转型的积极关注和介入,力图通过文学理论的影响力,去推动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创新,进而以这种文学的整体性力量,去影响和推动社会文化的现代变革发展。从新时期初围绕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讨论,以及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理论探讨,到后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性理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理论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那个时期特有的现代性精神。这正是作为当代文论的“当代性”的意义价值之所在。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论界的“现代性”声音逐渐被“后现代性”声浪所遮蔽。如前所说,后现代文化思潮具有很强的消解性,不仅消解了当代文论的主体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精神。随之而来的是,当代文论研究中有两种倾向比较突出。一种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化生产”现象。这是在西方的知识生产论、知识谱系学之类学说传入后,受其影响而新出现的一种文论研究趋向,颇受学院派研究者的青睐。其主要特点是,把文论研究看成一种纯粹的知识生产,它无须去关注文学实践的发展,更不必跟在作家创作后面做注解式研究;相信文学理论是一种专门化知识,这种知识生产本身就有意义,而不必通过文学实践来检验,也不必通过介入和影响文学实践来证明其意义价值。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当代文论研究就很容易成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证明、自我循环的知识生产。这无论是在此后许多文学理论教材编著中,还是一些新潮理论的译介研究中,都能看到这种“知识化生产”的趋向。文学理论“知识化”的结果,相应地便是其实践性即理论功能的弱化与丧失。文学理论无关乎文学和社会现实,那么反过来,文学和社会现实也不看好文学理论,这便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当代文论面临的尴尬处境。而另一种倾向则可能相反,不仅没有远离现实,甚至还极为贴近现实,主动积极地迎合和拥抱现实,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研究者站在后现代文化立场,对当下的社会和文学(文化)现实,只做“存在即合理”式的注解性和认同性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审视和价值判断,对各种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和精神低迷、价值迷乱现象视若无睹,听之任之,这同样是丧失了应有的理论功能,是一种当代性理论品格的自我迷失。

总之,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除了学界已经关注到的理论话语、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必要关注如上所说的学科特性、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的自我迷失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更带有根本性的前提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必要的学科反思,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解决当代文论发展中的自我迷失问题,就难以真正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


三、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


在近一时期针对“强制阐释论”的讨论而形成的新一轮学科反思中,再次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大课题,关涉到为什么要建构、依据什么来建构,以及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和目标来建构等问题,这些实际上是一个有关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问题。目前,文论界正在积极行动,在对“强制阐释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同时,还在积极推进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这无疑都是十分必要和极有意义的。但笔者以为,同时还有必要对当代文论建构的理论基点问题展开探讨,这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就如同建造房屋,打地基比垒砖石更重要一样。如果粗略梳理一下,我以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可以作为理论基点问题来加以探讨的:

第一,当今时代谁需要文学理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关涉到为什么要建构,以及面向什么来建构当代文论的问题。当今许多领域都在关注和讨论“供给侧”改革问题,这似乎也可以引入到当代文论界来加以反思。在历来的文论知识生产中,也许从来都是“供给侧”占主导地位,很少考虑“需求侧”方面的情况。从上述学科反思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文论界的理论研究,可能在很多时候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文论界和文论家自己的需要。比如,或是把这种研究探讨作为个人的理论兴趣和爱好,或是要通过这种理论言说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等。这些当然也自有道理,但仅限于此显然不够。除此之外,我们是否也应当关注另一个方面,即从社会需要方面加以考量,究竟在多大程度和什么意义上需要文学理论?比如,来自文学实践活动方面的需要,从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到读者的文学接受活动,还有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活动等,他们是否需要文学理论提供必要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等方面的有益参照?文学理论究竟能够对文学实践产生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当今文学理论对当代文学实践的影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何在很值得反思。再如,来自社会生活实践方面的需要,我们是否需要考虑这个时代对于文学理论的期待?当代文论有没有可能更积极地介入社会现实,在引领文学和文化价值观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还有来自文学教育方面的需要,比如在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学中,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与理论方法去教育和培养学生?文学理论究竟应当在文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等等。概而言之,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理论,应当不是文论家自身或文论界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活动,不是文论家需要理论来证明自己,也不是要追逐外国文论潮流去争夺话语权,而是首先要面对当代社会的现实需求,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力求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更积极有力的作用。这种文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理念,是值得我们文论界加以反思的,并在反思中建立我们应有的理论自觉性。

第二,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究竟是“知识”生产,还是“理论”建构?这关涉到如何进行当代文论建构的学科定位,以及把它建成什么样的理论形态的问题。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建构思路。一种是“知识论”的建构思路,即把文学理论主要看成是一种学科知识,按照其知识谱系来加以建构。这不能说毫无道理。应当承认,文学理论如同其他各种学科理论一样,自有其学科知识的特性,建立一门学科比较完整的知识系统,以及历史传承的知识谱系,无疑是有必要也有价值的。但是,“知识”并不等同于“理论”,因为一般性的“知识”是非功能性的,它主要告诉我们关于某种事物有什么和是什么,而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性和针对性,它主要起知识参照的作用。实际上,当代文论中就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努力使文学理论“知识化”,把文学理论研究当作一种“知识”生产。比如,有些文学理论新著或新编文学理论教科书,往往注重罗列各种历史化、地方性的知识,而不太重视作为“理论”来建构,从而导致理论功能的不断弱化。另一种则是“功能论”的建构思路,即更为重视文学理论应有的理论功能。“理论”不同于“知识”,就因为它是功能性的。当然,这种理论功能或许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著名解构批评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就特别重视文学理论的自我反思功能,尤为强调对理论常识的批评。这是富于启示意义的,但这并不是理论功能的全部。我以为文学理论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要面对历史和现实,研究和回答来自社会实践的问题。特别是作为当代文论,就更是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致力于研究和回答来自当代社会和文学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对当代文学实践经验进行理论观照与总结,另一方面力求能够介入当下现实,对当代文学实践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三,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应当以什么样的文学作为主要阐释对象?这关涉到究竟依据什么样的文学事实或文学对象来进行理论建构的问题。文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要求或原则,应当是从文学事实(经验)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但问题在于,任何时代的文学事实(经验)都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任何文学理论都不太可能把所有文学现象都完全包罗进去。那么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样的文学事实或经验进行阐释?或者说应当以什么样的文学作为主要阐释对象?从文论史的情况来看,那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往往都是基于那个时代最有创造性、最有特色、最有成就和影响、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因而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态,以这种最具有经典性、也最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经验,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说明和阐释,因而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典主义文论、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等,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诗论、文论、小说和戏曲理论等,差不多都是如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在于,文学现象太复杂也太多样化了,尤其是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当下就更是如此。那么当代文论应当面对什么样的文学现实呢?笔者的看法是,在当今文学极为开放多样发展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文学理论建构,比如网络文学理论、大众文学理论等。某种专门文论偏重于对某些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进行说明和阐释,有助于对此类文学现象的认识和引导,这自有其价值。而作为基础性也理应是主导性的文学理论建构,则无疑更应当面对历代经典化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以此作为主要阐释对象。就当代经典化的文学现象而言,也就是要能够从当代开放多样的文学发展潮流中,发现和关注那些更富有创造性、更具有丰厚的文学品质、更能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主要面向和基于这样的文学现实,主要以此类经典化的作品,来进行理论概括和文学阐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如前所述文学研究对象目标的迷失,克服面对复杂多样文学现象而无所适从的焦虑与困惑,从而建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先进性的文学观念和理论系统,影响文学批评和介入文学实践,对当今文学发展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

第四,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这关涉到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和目标来进行当代文论建构的问题。文学并不只是一种艺术审美现象,更不是像有些人所看待的那样,是一种语言文字的智力游戏,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是人学”。因此,作为专门研究文学现象的理论学科,文学理论并不只是关乎语言艺术或叙事技巧的技术性学科,它更是关乎人们精神价值追求的人文学科。它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完全科学的“求真”的研究,作为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探索,具有双重的目标指向。一方面,是指向说明事实存在“是什么”和“怎么样”,即对文学存在的说明和阐释。它要说明文学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文学的存在方式如何和存在形态怎样,还有关于文学存在的发生学(文学起源论)问题,文学存在的历史演变(文学发展论)问题等。这是一种事实性、规律性的认识和探索,体现研究者的学理态度。另一方面,则还要指向思考和探究“应如何”,即在认识说明文学基本特性的基础上,注重对文学价值功能的研究阐释,探究文学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以及它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等。这是一种价值性、目的性的研究探讨,包含研究者的价值信念在内。应当说,事实性、规律性的研究和价值性、目的性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实际上两者也是密切相关和相互作用的。在理论研究中,坚守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可能是更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它会在根本上影响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目标指向。比如,以文学本质论问题的研究为例,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纯然客观的文学本质特性,往往是研究者基于一定的文学事实,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文学价值理念,从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观念。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文学本质其实有“实然性本质”与“应然性本质”的不同,前者指向说明文学事实,后者指向确立文学价值。在文学本质论研究中,也许有人更为偏重于“实然性本质”,即更多基于文学事实的观照与理论概括;也有人可能更为偏重于“应然性本质”,即更多基于心目中所理想的文学品质。当然,比较理想的状态,还是应当注重两者的有机统一。其他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道理也同样如此。

综上所述,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进程进行必要的学科反思,特别需要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关涉如何克服当下文论界普遍存在的困惑和焦虑情绪,重建当代中国文论的自觉和自信的问题。而最终的落脚点,则还是需要找到并确立当代文论建构应有的理论基点和价值目标,推进这种文论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从而对当下的社会和文学发展现实做出应有的理论回应。

【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反思与建构的理论基点》,《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本文转自“学术月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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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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