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东地区民族主义思潮大致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认同演变过程。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理想与地缘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阿拉伯民族主义深度拓展缺乏坚实的认知基础和经济基础；美国和以色列的联手打压与全面围堵，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因遭遇军事挫败而声誉大减。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民族主义在强调伊斯兰宗教认同的中东地区根基不牢，尤其是伊斯兰主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质疑使其在中东难以生根。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对中东格局影响明显：国家治理路线从阿拉伯社会主义转向自由资本主义；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长期占据优势；中东国家无力应对域外大国干涉。未来，阿拉伯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探索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阿拉伯民族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 阿以冲突 中东格局
2026年2月28日以来，美以伊冲突使中东陷入全面动荡。阿拉伯国家作为昔日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一方，在这场冲突中暴露出多重内部矛盾，地区和解进程被中断，海湾阿拉伯国家被迫卷入冲突，成为战事外溢的受害者。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相对衰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直接相关。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国家民族主义，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化加剧，削弱了其联合自强的能力。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
从学理角度看，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将阿拉伯民族作为政治认同对象，主张加强阿拉伯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最终实现阿拉伯世界政治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从历史角度看，阿拉伯民族主义经历了明显的兴起—壮大—衰落的历史过程。
一、阿拉伯民族主义孕育期（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母体中生根发芽的。进入近代后，欧洲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与奥斯曼帝国的对峙中日渐占据优势。在奥斯曼统治者看来，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日趋衰落，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关，因此其开始寻求和塑造新的政治认同。青年土耳其党最初通过诉诸“奥斯曼主义”维护领土完整和应对外来挑战。但在由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奥斯曼帝国内部民族主体意识日益觉醒，民族独立和民族分离运动频发。在此背景下，青年土耳其党改宗“泛突厥主义”，试图通过“土耳其化”的办法解决东方问题。实践表明，这种基于“土耳其人”认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非但未能拯救奥斯曼帝国，反而激活了境内其他民族的觉醒意识和民族自决运动，加速了奥斯曼帝国解体。
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青年土耳其党的“土耳其化”政策，彻底打破了阿拉伯人在奥斯曼帝国治下充当顺服臣民的幻梦。凯末尔在民族主义导向下领导土耳其实现政治独立，为阿拉伯人争取自身的政治权益提供了示范。而凯末尔废除苏丹哈里发制度，则切断了部分阿拉伯人基于宗教认同与奥斯曼帝国的最后政治联系。1913年，青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大会，大会提出的口号是：阿拉伯人不分宗教信仰，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统一。他们着手行动，策划脱离土耳其的政治活动。此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政治环境。
二、阿拉伯民族主义繁荣期（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结束后，在民族解放运动激励和鼓舞下，许多新生中东国家把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将实现“泛阿拉伯”理想作为对外政策的最大动力。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发源地，萨提·胡斯里、米歇尔·阿弗拉克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代表人物都是叙利亚人。在叙利亚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统一、社会主义、自由”为政策纲领，其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阿拉伯民族团结”。l970年执政的哈菲兹·阿萨德政权同样高举阿拉伯统一大旗，他曾指出：“阿拉伯统一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它是永恒的历史真理，是阿拉伯力量的源泉，它还是全体阿拉伯人民争取与世界上其他人民平等相处的斗争。”
在北非地区，埃及的纳赛尔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纳赛尔认为，阿拉伯国家之间四分五裂、彼此敌对是巴勒斯坦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补救办法就是阿拉伯人自己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与以色列的靠山帝国主义作斗争，推翻被帝国主义操纵的腐败自私的阿拉伯政权。”1969年执政的卡扎菲政权自视为纳赛尔的忠实追随者，同样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卡扎菲曾指出：“要想保护阿拉伯人民不遭敌人侵犯，就少不了统一；要想保护阿拉伯国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统一；要想保护自己和社会主义，就少不了统一。”
从政治实践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阿拉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逐渐“用一个声音说话”，掀起国家“合并潮”。例如，1958年2月至1961年9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3月至1961年12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北也门合并，称“阿拉伯合众国”；1958年2月至7月，伊拉克与约旦合并，称“阿拉伯联邦”。
三、阿拉伯民族主义衰退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以埃及为首的、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遇惨败，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此开始由盛转衰。尤其是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失去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阿拉伯世界民众也失去公认的共同政治领袖。与纳赛尔相比，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更偏好国家民族主义。尽管萨达特主导发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并一度取得显著成果，但其在1977年访问以色列，使阿拉伯世界首次出现公开分裂。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更是阿拉伯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对立的深刻反映。此后，1990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公然入侵科威特，阿拉伯世界出现第二次分裂。2003年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世界态度不一，陷入第三次分裂。2011年中东剧变爆发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公开支持并参与颠覆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权，阿拉伯世界陷入第四次分裂。
经过多轮地缘政治激烈动荡，效忠阿拉伯民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严重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效忠现行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其在中东同样源远流长。英法等欧洲殖民者在中东曾实行“委任统治”和“分而治之”，人为制造阿拉伯世界分裂和矛盾。同时，欧洲殖民统治阻断阿拉伯世界各地区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在此背景下，阿拉伯人的反帝反殖斗争主要依托既有政治空间展开。当地人民在共同反抗外敌入侵过程中，逐渐培育出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感，这便是国家民族主义的雏形。例如，埃及人民在反抗英国殖民压迫过程中逐渐产生埃及民族主义，“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叙事就是这种国家民族主义的体现。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人反对法国托管。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过程中，产生地方性的民族感情。伊拉克在反抗英国帝国主义过程中产生伊拉克民族主义。外约旦也发展出“作为一个国家的某些东西”。
若参照西方“一族一国”的国家模式，阿拉伯世界“正牌民族主义”应该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地方利益的国家民族主义显得“名分不正”，因而被冠以“地方主义”这一具有贬义色彩的称呼。然而，阿拉伯世界始终未能建立囊括所有阿拉伯人的统一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又未能实现“阿拉伯统一”梦想，并因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而由盛转衰。在此背景下，强调本国利益的国家民族主义抬头。1970年萨达特执政及对外政策转型（尤其是为维护本国利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标志着国家民族主义日渐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思潮的新主流。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比，国家民族主义强调效忠现行主权国家。由于政治认同与政治版图高度重叠，国家民族主义更具生命力，并一直兴盛至今。
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的原因
阿拉伯民族主义由盛转衰，是多种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理想与地缘现实的巨大落差，美国和以色列的联手打压与分化，以及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在中东根基不牢。
一、政治理想与地缘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理想是按照“一族一国”建国原则，将所有阿拉伯人纳入统一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由两个层面的思想构成：从文化角度看，它认为阿拉伯人具有共同的情感、文化、语言、宗教等内容；从政治角度看，它认为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是“讨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理想的国家模式应该是由所有阿拉伯人组成阿拉伯祖国，而不是目前这种由地区国家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割据”状态。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理念面临多重挑战。
一是地区差异导致阿拉伯民族实现统一困难重重。阿拉伯世界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马格里布地区、埃及—苏丹地区、“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各地区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地缘差异导致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有人把22个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类：石油国家、半石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使阿拉伯民族主义缺乏发展壮大的坚实经济基础，不同地域的阿拉伯人很难形成共同体意识，阿拉伯民族实现统一难度极大。
二是阿拉伯人尚未完成“政治民族”的身份建构。据估计，在阿拉伯地区约1400年的历史中，统一时间只有100多年，分裂时间却达近1300年。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使阿拉伯世界被异族统治，只不过由于土耳其人同样信仰伊斯兰教，才使阿拉伯人的政治屈辱感不那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民族本身就是融合不彻底、不成熟的“政治民族”。在民族发育不完全、地域色彩浓厚的现实基础上，孕育出的民族主义更多是国家民族主义，而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这种“分裂多于统一”的特殊历史经历，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谋求统一的主张缺乏牢固的认知基础和政治基础。
三是地缘版图碎片化的现实难以超越。历史上，西方殖民者对阿拉伯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19世纪起，欧洲宗主国开始对中东地区（尤其是北非）进行殖民统治，人为切断中东各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横向联系。一战结束后，英法又以“委任统治”方式对阿拉伯民族分而治之。在这种背景下，阿拉伯人民反抗殖民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顺势沿着既有地理边界展开，国家民族主义应运而生。这种政治理想与地缘版图的差异，导致每个阿拉伯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效忠国家还是效忠民族的两难选择。本国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冲动促使阿拉伯人彼此分开，而与生俱来的特性、历史记忆以及试图分享某种共同身份的状态又把他们聚拢到一起。
国家民族主义明确建立在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基础上，具有长久生命力。相比之下，泛阿拉伯主义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在涉及重大分歧或面临巨大牺牲的关键时刻，阿拉伯国家往往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从理论上讲，阿拉伯民族主义以捍卫阿拉伯世界整体利益为己任，努力谋求阿拉伯民族统一和阿拉伯国家合作。但从实践层面看，其始终难以平衡民族情感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二者存在冲突情况下，最终往往是利益考量战胜情感因素。“和谐和兄弟情谊是泛阿拉伯意识形态的核心主题，然而阿拉伯政治的现实利益，就像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一样，充满你死我活的冲突。”埃及民族主义者萨阿德·扎格卢勒认为，阿拉伯统一事业实际仅是一堆零的简单相加。强调本国利益和国家认同的国家民族主义，最终超过强调民族利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中东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压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本目标是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对美国实力地位构成挑战的地区性强国。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阿拉伯世界团结统一，这与美国战略目标冲突。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就站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对立面，想方设法对其围堵打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借以色列对冲和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
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自建国之初，以色列就处在阿拉伯世界的敌对包围中，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的战略选择有二：一是中东国家发生政权更替，出现亲以傀儡政权，这是所谓“A计划”；“B计划”是使中东“巴尔干化”。1982年2月，时任以色列外长奥代德·伊农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1996年，以色列高级战略和政治研究所出台政策报告，建议总理内塔尼亚胡放弃任何推动与阿拉伯世界和平共处的举措，取而代之的是与土耳其和约旦合作，“遏制、破坏、击退”那些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认为，阿拉伯世界越乱，自身受益就越多。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阿拉伯统一的目标设定，与以色列的战略诉求截然相反。
从政治实践看，以色列自建国起就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威胁，并与阿拉伯国家爆发多次战争。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屡次获胜，尤其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是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由盛转衰、日渐被国家民族主义取代的重要外部因素。阿拉伯民族主义走衰的主要表现是埃及萨达特总统时期的对外政策从纳赛尔时期的亲苏反以、倡导阿拉伯世界统一，转向亲美和以、强调本国利益至上。
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东根基不牢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于近代欧洲，在中东地区缺乏历史传统。“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欧洲各国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形成的标志。“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基本政治单位。19世纪，随着欧洲率先实现工业化并开启对外扩张，这种“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标准版本，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然而，“民族国家”模式是欧洲地缘版图碎片化的产物，其适合欧洲地区，但未必适合世界其他地区。即便是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建国较早的欧洲民族国家，也存在族群纠纷。在中东地区，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模式完全是一种“舶来品”，其始终面临在当地“水土不服”的问题。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其境内各民族始终混杂在一起，民族只是职业分工的基础。一旦把“民族国家”这种具有鲜明西方特色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普世性”政治制度推广到非西方世界，便引发一连串困扰、驱逐和屠杀。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在奥斯曼帝国分裂瓦解过程中产生的，其将种族作为民族认同标志，这实际上是种族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汤因比曾指出：“‘民族国家’这种西方制度的应用，在把它作为一种外来文明输入的地区中所造成的破坏，要远远大于它在那些不是把它作为输入的新发明，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本国产物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所造成的损失。”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西方国家在中东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目的在于利用“一族一国”政治主张肢解奥斯曼帝国。1797年，拿破仑让蒂利将军利用希腊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来征服爱奥尼亚群岛：“如果居民们倾向于独立，那我们就设法助长他们这种情绪，并毫不迟疑地谈论希腊、雅典和斯巴达。”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既助长民族主义思想在中东的传播，又造成民族主义在中东的负面声誉，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埋下伏笔。
在具有深厚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中东地区，效忠“民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与中东传统宗教认同格格不入，其在当地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传统文化根基。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包括强调民族认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强调国家认同的国家民族主义）都是不正当的。他们从《古兰经》和宗教教义出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有悖于伊斯兰教基本原则；认为国家主权是有限的，唯有真主才拥有绝对主权；认为穆斯林社会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一位伊斯兰学者认为，这是“基于人的动物本能建立起来的”。
伊斯兰主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批判和责难，极大影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的深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地区的世俗民族主义始终需要通过实践成果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否则便会迅速失去影响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便与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直接相关。
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水土不服的因素，也有地区差异造成的统合困难，还有外部势力阻挠导致的发展方向改变。
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对中东格局的影响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阿拉伯国家更多借助意识形态来确立政权合法性和政策路径。在过去的1/4世纪，政治话语在阿拉伯世界中一直是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的。中东主流意识形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国家民族主义，意味着中东国家对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界定发生相应变化，带动地区格局出现诸多新变化。
一、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治理路线从阿拉伯社会主义转向自由资本主义
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内政与外交两个侧面，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而言，其对外政策主张阿拉伯民族团结统一、反对帝国主义，对应的国家治理路线便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同时，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也难以与民族主义者区分开。例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宣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而纳赛尔创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也主要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亲缘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从历史背景看，阿拉伯国家在独立前普遍遭受过欧洲殖民者的压迫和蹂躏。西方国家在中东进行殖民压迫留下的痛苦记忆，使相当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在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政治独立后，很容易把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事物都视为罪恶渊薮并加以摒弃。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作为源自西方的“舶来品”，很容易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混同起来。因而在新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普遍存在另辟蹊径的强烈愿望。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自然被视为最好的替代选择。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及其成就，使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模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极大影响力。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权竞相以社会主义标榜。它们不仅以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如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治纲领就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而且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体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且政治斗争的焦点不尽相同（前者集中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后者集中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现实政治中都是通过西方国家体现出来的，因此，民族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西方国家上的立场是相同或相近的。这就使两大政治力量和思潮很容易结成天然的政治盟友。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导致相关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治理路径从社会主义导向转向资本主义导向。在埃及，萨达特总统1974年4月的工作报告提出了经济方向调整问题，他呼吁实行门户开放和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提高埃及公共部门的效率。阿尔及利亚在1978年布迈丁总统突然去世后的几年里转变经济方向。苏丹从1972年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即便是坚持实行国有化政策的叙利亚，其发展战略也开始进行局部调整。这种经济转向的目标在于融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该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表明，阿拉伯国家从阿拉伯社会主义转向自由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出现本土“去工业化”过快、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加等问题。2011年中东剧变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并导致多个阿拉伯国家出现政局动荡乃至政权更替。这表明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衰落后，资本主义道路非但未能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繁荣发展，反而使其陷入更加深重的经济困境。
二、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长期占据优势
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阿拉伯国家增进团结合作，最终目标是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在这一政治语境下，阿拉伯国家间合作大于冲突，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易于形成共识。但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淡出历史舞台，各国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导致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重重，整个阿拉伯世界日趋分化，并很难形成反以统一战线。此前，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几近是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整体间的斗争。反对以色列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确立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成为阿拉伯国家“政治正确”的体现。但随着国家民族主义抬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明显分化，对是否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立场不一。例如，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并于1980年建交，引发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集体抵制；2020年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但沙特仍将落实“两国方案”作为沙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多数阿拉伯国家至今仍未与以色列建交。
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使以色列地缘环境明显改善，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肆意侵犯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如建立并扩大非法定居点、亵渎巴勒斯坦人宗教信仰（如强闯阿克萨清真寺）、长期封锁加沙地带等。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实际是巴勒斯坦民众长期遭受不公待遇后的极端反抗。该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借机对加沙地带发动单方面军事报复，造成加沙地带超过7万人死亡、17万余人受伤。对此，阿拉伯世界尽管集体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但缺乏实质性举措。
由于没有强力遏制，以色列在中东逐步壮大、领土欲望日趋强烈。2025年8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宣扬“大以色列”构想，对阿拉伯国家领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归根溯源，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国家民族主义后，阿拉伯国家各自为政，竞相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其长远利益面临越来越大威胁。
三、中东国家无力应对域外大国干涉
从战略角度看，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是阿拉伯国家谋求战略自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这是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带战略自主倾向，其对内体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高涨，以及对本民族语言、文化、历史等价值体系的忠诚；对外体现为民族自决权和独立权。民族主义学者海斯指出：“民族主义是民族和爱国主义两种极其古老的现象——现代情感上的融合和夸大。”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的体现，同样具有相似的战略自主性质。在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直接动摇了西方大国称霸中东的整体规划：1953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亲英的埃及法鲁克王朝，并以鲜明的民族主义姿态打乱了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在伊拉克，1958年费萨尔王朝的垮台使美国精心策划的巴格达条约组织逐渐陷入瘫痪。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淡出历史舞台，阿拉伯国家难以有效抵抗霸权干涉。
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日渐从团结合作转向各自为营。这些国家间冲突大于合作，极大限制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谋求战略自主的可能。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以维护自身安全为由，甚至主动邀请美国等域外大国在本国驻军。同时，美国频繁发动战争，重点打击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拒绝依附西方、追求战略自主的民族主义政权。
阿拉伯世界越来越无力抵抗美国的霸权干涉行径。尤其是2011年中东剧变意味着中东政治保守化趋势更趋强化。与中东其他民族主义国家相比，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多奉行传统君主制，经济发展依靠石油出口，意识形态推崇传统宗教，安全保障依赖美国。这些特性对海湾君主国实现战略自主构成结构性约束。在2026年美以伊冲突中，海湾国家处境愈发困难，从侧面凸显出阿拉伯国家依附性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
结 语
阿拉伯世界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一战结束后英法在该地区实行“分而治之”，导致阿拉伯世界孱弱无力。阿拉伯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出路是联合自强，在一定程度上讲需要“重新找回阿拉伯民族主义”，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实现复兴面临多重困境。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阿拉伯世界战略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出现了基于国家民族主义的联合自强趋向，包括在安全领域加强集体防务机制建设，在经济领域加大“去美元化”，在巴以问题上力求保持统一立场，在重大国际问题（如乌克兰危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越来越敢于对美国说“不”。这种新趋势虽然不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回归，但有助于阿拉伯世界更好地实现复兴夙愿。
【本文是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主要特征、发展态势及对我国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5LLZZA1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5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