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指出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之间有高度关联，“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命题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是对话中国经济实践所形成的理论品格，这种理论品格深度关切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内在互动，一方面要对话国内外的人文传统；另一方面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走向，提出超越世界发展难题的新经济话语。因此，如何理解并构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此而言，人文经济学恰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聚焦与实践展示，高度彰显出中国道路的文化诉求与经济规定的高度融合。人文经济学至少蕴含着三重理论内容：一是经济发展的持久性需要文化力量，特别是文化传统的接续继承；二是经济进步可以优化文化方向，使之纳入以人民为中心的财富创造之路；三是人文经济不再表征为一种经济学的术语设定，更多拓展以全面发展为人民福祉的文化系统。这三重理论使得人文经济学成为中国解决经济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深度回应着“经济与文化何以融合”的重大理论议题。
一、人文经济学的出场方式与生成逻辑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对已有理论成果的赓续与发展，其创新都离不开历史已有条件的制约。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文经济学提供深厚的理论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人文经济学不是换轨改道的新兴学科范式，而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理论品格和社会理想不断塑造和涵养着人文经济学的人本观、创新观和世界观。
1.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价值取向与人文经济学的人本观。中华文明在绵延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兼具深厚家国情怀与民本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哺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义以生利”（《国语·晋语一》）的经济伦理之道，“德本财末”（《礼记·大学》）的崇德尚义之道，“民为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安民立政之道，都汲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理念，共同形成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人文经济学赋予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这一传统理念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其人本观至少涵摄三点理论内容：其一，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极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潜能，为经济发展培植人文动力，“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其二，重新评估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上升为经济活动的实践主体、生产服务的目的主体、共同富裕的财富主体和发展成效的评价主体；其三，为人民群众创造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具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可能。
2.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理论品格与人文经济学的创新观。古人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催生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迸发创新意识与精神活力，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狭隘藩篱与桎梏，革除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达成文明的自我修复与自我革新。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旧布新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人文经济学立足传统文化根基进行返本开新的根本途径。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看待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需要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创造性转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连接，但这种转化不是线性的接续，而是一种现代表达形式的重构；另一方面是内容上的创新性发展，摒弃传统文化中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的糟粕成分，赓续弘扬其中内蕴的人文因子，不断拓展、补充、完善传统文化内涵。
3.多元一体、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人文经济学的世界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探索实践中形成了跨越地域乡土和超越宗教信仰的包容性，极大激活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兼收并蓄、贵和持中的价值底蕴，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发展的关键密钥。借用阿诺斯的话来说，这种以国家统一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黏合剂”，即通过紧密相连的族商认同和政治效忠为经济发展提供完整的疆域空间和有序的社会结构，推动中华民族众多繁荣历史时期的形成。人文经济学生发于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精神的共同开拓、书写、创造和培育中，与中华文明分享共同的文化空间与文化信念。人文经济的民族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内生性现代化标准的探索，是实现人民群众现实利益与根本利益相统一的应然诉求，更是实现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二）市场经济为人文经济学提供新实践主张
人文经济学是一种在市场活动中以人文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理念。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普照的光，瓦解自然经济状态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市场化进程中不断重塑人的经济行为与道德信仰，形成多样的社会思想、多元的社会价值以及多变的文化精神。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主体，致使资本在其中取得神话般的权力。资本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聚焦于资本增殖的需要，使普遍的市场交换充斥着逐利性和扩张性，“市场经济乃是典型而普遍地主要以‘自我利益’为取向的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表现”。故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换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囿于“见物忘人”的“经济学眼界”，无法兼顾经济效益与人文价值的共生共荣。与之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严格将资本限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中，用人文逻辑驾驭资本逻辑，通过平等精神、主体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内在流动逻辑，深刻演绎出人文精神作用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机理。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平等精神的重新塑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产品与劳动力的交换上秉持平等原则，但这种表层平等掩盖了所有权不平等的事实，其结果是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加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严格对峙。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赋予了人民平等从事市场活动、追求社会财富和精神价值的权利，通过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经济机会、经济规则与经济结果上都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如，经济机会平等，市场主体在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健康有序地参与经济财富的生产活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财富创造能力；经济规则平等，市场主体在普遍交换过程中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体现出社会必要劳动与效用满足的对等；经济结果平等，它是在承认分配差距的前提下，将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能让社会财富涌流的同时，使经济发展成果为民所用，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主体精神的内在培育。从经济哲学高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内容加以审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个性自由提供经济前提和财富积累的制度设计，在更高层次上满足和实现人的需要，同时也确立起合乎人性发展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水准与精神面貌。它允许市场主体在法律和市场规则的范围内自由选择活动领域与活动方式，是通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状态。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助推人的主体性发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主性经济，其精神实质是将经济主体从指令性计划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并以合乎社会主义原则与人性原则的方式确立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体地位。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人本质力量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本质，要求市场主体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去从事创造性生产，破除约束生产能力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拓宽了人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普遍的交换关系中扩大人的活动范围，冲破旧的经济体制中人格依附关系的狭隘性与交往目的的具体性，创造出人类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精神的持续追求。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方向的文化产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文化人”的重要物质载体。发挥先进文化产品的育人功能，要求其兼具雅俗共赏的市场性和满足市场发展现实需求的群众性。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中，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真正激活社会文化创造活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形成共同富裕的社会模式，但将其限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就能发挥社会主义包容性、人民性、公平性的生产优势，在普遍市场交换中激活共同富裕的动能。
（三）人文经济学的生成逻辑展开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历史转折点上，也处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世界化的思想坐标轴心上，建立原创性和时代性的人文经济学拥有特殊的时空参照与历史语境。
1.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人文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复杂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人希尔顿·鲁特认为，基于线性思维和公式推导的新旧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塑，应当采用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来阐释政治经济体系的建构与演进。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虽然在时间上属于现代，但其内容并不现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为市场行为和资源配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但其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对市场效率的过度依赖以及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忽视，导致其在应对现实经济问题时出现了重大理论危机，如生产函数中的“加总难题”、供求模型中的“协调难题”和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卢卡斯难题”等。这表明，西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已不足以解释当代中国复杂的经济现实和社会需求，真正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的协调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一定要积极回应社会对经济发展背后深层次人文价值的呼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主张将经济发展与人类福祉、社会公平和文化价值相结合，它超越单纯的市场效率考量，提供更加全面和包容的视角，更加贴合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路径。
2.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人文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人文经济学是一门顺应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而形成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现代化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程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又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敞开历史通道。“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转向已经成为深度观察中国式内生性现代化和全面高质量现代化的最佳窗口，从中既可以确证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相互耦合的时代根据，更可以深度辨识以人文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方式，故需要一门聚焦中国经济特质、从人文价值视角切入中国市场经济活动及其各要素之间函数关系的经济学，即人文经济学。
3.超越资本及其逻辑是人文经济学的逻辑归宿。马克思曾批判过人与物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颠倒，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劳动者物化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而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马克思发现，当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撕去道德情操的遮羞布后，人就降格为生产要素中的一台劳动机器，被强制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机械化运作，这样就会导致一种悖论：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工人的生产活动来实现资本增殖；另一方面，工人却在这一过程中被物化和异化，丧失了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故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命题有真正的意义：一国的纯收入不过是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同工人没有关系。国民经济学同工人的关系仅仅在于，工人是产生这些私人利益的机器”。因此，超越资本及其逻辑，将物的堆砌还原为人的世界，确立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核心地位，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任务。换言之，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之下，人的对象性生产活动不仅要全面发展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更需要借助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建立唤醒人的各种潜能素质，使之获得最充分的发展，进而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底蕴。
总之，人文经济学的出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经济理论创新的现实需求，回应了中国经济实践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文价值的呼唤。人文经济学将经济活动重新定位于人的核心地位，强调以文化赋予经济发展深刻的人文价值与极高的组织效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导航灯”与“黏合剂”，其理论范式建构和确立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原则。
二、人文经济学的建构场景与理论性质
自经济学在18世纪取得独立学科地位伊始，数学语言和经验数据被不断引入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这使得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精密运行的科学，而其代价是逐渐忽视了经济行为中人文精神特质，“经济学科从人类创造财富的道德科学变为资源配置中的冷酷逻辑，人性的深度和丰富度是最显著的代价”。因此，恢复经济学与人文主张紧密联系的学术传统、重新建立经济学的人文道德之维，成为经济浪漫主义（如西斯蒙第、蒲鲁东等）、经济保守主义（如国家生产力理论的代表李斯特等），抑或经济自由主义（如阿马蒂亚·森等）的理论任务。西斯蒙第被马克·卢兹等人誉为“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先驱”，这归功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确立了“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财富应该保障人们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考察财富，而应该考察财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强调精神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主张经济学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使广义的人文经济初具雏形；布迪厄通过社会资本理论将人文精神转化为具有增殖逻辑的资本，阿马蒂亚·森试图建立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的联系，从而“消除由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所造成的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等。不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致力于恢复经济学的人文道德维度，抑或赋予人文道德以资本内涵，其理论目的都是使人文精神回归经济学的理论怀抱。但其缺憾在于，未将人文道德上升至资本主义批判的高度加以审视，因此无法理解资本主义人文道德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恣意展示，其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资本增殖，故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与之相对，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文经济学命题，真正回应了人文底蕴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互荣关系。
（一）人文经济学的建构场景塑造
从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与现实机制来看，人文经济学是以系统剖析经济发展中所嵌入的人文价值为研究内容的学科，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对独立的话语意识，重点关注文化与经济、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场景。
1.文化与经济互动场景的深度挖掘。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经济繁荣共生的生产形态，主张构建文化与经济间的有机优化机制，避免陷入经济价值霸权所导致的虚无主义与物质主义窠臼，抑或文化价值霸权带来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文化与经济的辩证互动实际上也是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过程，二者在整合互动中形成现代经济文明形态的合力。一方面，文化经济化表现为物质利益与经济结构对文化运行机制的影响，是经济生产活动向文化领域的扩展与渗透，形成文化生产力；另一方面，经济文化化是要发挥文化对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生产结构以及经济市场机制的价值导向作用，强调经济运行过程不是资本逻辑的恣意展示，而应该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文化氛围等文化因子紧密相连，使“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人文价值”。
2.物质与经济的协调场景的有机统一。卢兹曾在《人本主义经济学》中提到，增进人类福祉是一项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双向发力的社会工程，“倘若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普遍得到了满足，每一个公民就应当享有满足其归属感、受人尊重和自尊需求的权利和机会”。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其所探寻的是消除物资匮乏（共同富裕）与超越资本（共产主义）双向互动的社会建构模式。人文经济学是人文与经济的有机耦合，因此它既不能脱离物质文明纯粹研究人文精神的当代形态，也不能摒弃精神文明回归纯粹的经济学形态。作为经济学的一般形态，人文经济学的首要职能是研究物质生产活动与维持社会的永续发展，但作为经济学的特殊形态，人文经济学也要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自觉纳入理论研究的母题。
3.传统与现代的衔接场景的内在融合。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开显形式、探讨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效用，是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考察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传统与现代的相融共生并非传统文明的简单延续，而是借助现代技术与思想，实现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推进传统文化形态的现代转型以适应现代经济文明建设，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是变革文化商品形态与生产组织方式的过程，能够提升传统文化更快市场响应水平和带来更大的价值创造；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语境中融入传统文明要素，使其与乡村振兴、数字文化等经济事业相链接，为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文化底蕴，实现吉登斯笔下“从传统的内生性向现代的反思性的剧烈转变”。
（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性质界定
人文经济学是超越西方经济学人文价值缺失的经济学，在经济与人文双向融合的过程中，根本转变西方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立场。西方经济思想史曾就“人文经济学”的相关指称进行过大量反思，试图赋予经济发展以人文关怀。一是抽象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即直观地、静态地和抽象地将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人与稀缺性的假设下容易滑向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导致经济学反思始终无法上升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言，“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这无法真正改变人们的贫困处境。二是经济学的“去经济学化”，试图将行为科学、伦理规范与价值判断等人文要素融入经济学分析，或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广域视野分析经济问题，例如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尽管这些反思已经关注到经济学的数式化、模型化与技术化发展导致了人文精神丧失，提出重新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但他们只是将资本主义精神看作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并未对资本主义文化加以本质说明，因此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学的人文回归。三是从伦理角度思考社会改良方案的伦理经济学，认为凡是能实现“生产率理想”的阶级就要积极地进行保护，否则借用社会政策加以镇压，其本质是借经济学之名推行具有社会改良性质的提案。人文经济学既不是抽象地以人性假设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标准，也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特质杂糅在一起，更不是按照伦理标准仅仅维护高素质生产者的利益。西方经济学人本立场的缺失，无法超越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这一重要经济哲学命题。人文经济学真正超越西方经济学之处在于，它以“‘人文回归’的导向和鲜明的‘人文逻辑’来建构自己的‘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理论新框架、新格局”，因此能在发展范式、内在价值、政策治理等方面完成西方经济学所不能成就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建设以《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理论轴心，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内容。一是辩证性的社会内容，重视经济活动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聚焦经济范式对人文道德的建构作用，从经济与文化融合互动的总体性高度科学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规律，重点考察经济与文化双向渗透、互促互进的生产形态与发展模式，重新思考文化对于经济的价值引领作用。二是解放性的理论内容，人文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其理论内核在于创造高度发达的文化生产力，为经济发展过程注入人文价值，实现经济与文化的最终融合、物质与精神的最佳整合，从而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自身的解放。
总之，人文经济学是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学术传统的经济学，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延伸至人文经济，拓宽了经济学研究广度和深度。人文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形态与最新成果，其体系性建构与原理性表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息息相关。一方面，人文经济学的根本议题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保持高度一致，即都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核心观照，人文经济学话语逻辑的出场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的人民立场紧密相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表达原理化；另一方面，人文经济学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层次结构，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议题。人文经济学重点关注人文经济形态的存在机制，要求以人文经济新形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时代赓续。
（三）人文经济学的战略构想聚焦
作为一门面向未来的理论体系，人文经济学要持续提升概念供给水平，打破西方经济学的叙事话语藩篱，从顶层设计维度提高自身理论的前瞻性与系统性。
1.提炼标识概念，探索人文经济学的叙事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经济学知识体系是由经济概念、话语、理论与方法等多样化板块知识，依据经济运行逻辑而紧密衔接而成的有机系统。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斡旋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负载于资本逻辑之上的理论产物，其标识性概念内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与推崇，因此解释我国经济发展现象、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不能依赖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话语和模型。人文经济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相融合的话语体系，要将建设人文经济的经验与理念抽象上升为经济学概念，从人文经济的发展实证中撷取标志性概念，探赜并总结人文价值如何融入并推动经济发展，对其进行系统化与学理化的升华，使我国经济理论更加贴合中国文化和社会实践。
2.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与根本要求，首先，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由马克思主义构成，其政治理想在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坚持党的领导有助于将人文价值观及主要精神融入经济机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让人文经济学沿着为民造福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其次，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凝聚力量。人文经济学是围绕人文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而展开的、具有独特本质内涵的自主知识体系，其理论发展仍然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同时，中国共产党是凝聚人民集体意志、团结人民集体行动的无产阶级政党，能整体推进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最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使人文经济学体系得以有效深化。作为经济与文化相融共生的经济学思考，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前行之路上所呈现出的新命题，其体系深化与内容表达依赖于党提供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
3.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人文经济学的科学建制。“顶层设计不是抽象的理论思维，而是一种社会工程思维”，顶层设计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系统的各层次与各要素进行整体性谋划，从而使各项发展事业相互协调、共同推进。人文经济学作为一项理念一致、方法统一、结构有序、要素协调的社会工程，理应在全局视角得到系统规划和全面运筹。一是加深人文经济学的系统化思考，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人文因素、社会因素等的集成，要以辩证的方法处理好人文与经济、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二是强化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支撑，一种学说的方法论是其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集中展现，就理论的内容向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立足点，因此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经济学理论框架，赋予人文经济学“见物更见人”的理论态度。三是提高人文精神危机的前瞻式预判，人文经济学应警惕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物化现象，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四是注重人文经济的实证性分析，通过研究人文经济的本质与规律，掌握人文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五是制定人文经济学的具体化制度，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要为人文经济的发展制定规划图、路线图和时间表。
三、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创新与未来图景
构思人文经济学的未来图景、理解人文因素与经济行为的交织融合，是关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论题。人文经济学不是一项将价值判断与道德哲学重新引入经济学的简化工作，其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崭新图景，应在上海、苏杭等地的实践样本中，将自身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理论，进而呈现一幅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人的现代化、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发展图景。
（一）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创新
人文经济发展聚焦中国市场实践与人文精神的互动生成，体现出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确立了以人文价值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经济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1.打造“人民城市”的人文经济载体。人文经济学不能简化为一项阐释概念的观念设计，而是具有深刻现实基础的现代化实践。我国在城市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城市的人民性是决定城市兴衰的关键所在。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样本是人民性与经济性优化组合的生动案例，具体展现出城市空间中人文与经济和谐共生的内容生成。上海作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提出地，坚持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一方面，上海深刻把握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人文价值。以人为本理念作为上海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取向与根本标准，深刻贯穿上海城市建设的各环节要素，通过着力改善民生、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为上海人民提供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避免了“重发展而轻民生”“重建设而轻内涵”的畸形倾向；另一方面，上海深刻把握了人民城市的战略使命，围绕转变经济运行方式，探索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人文机制。
2.构筑“文化城市”的人文经济模式。作为都市经济与市民社会的现代产物，上海在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不断地传播与辐射出新型都市的文化功能，开辟出人文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首先，红色文化筑牢上海经济发展底色。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拥有一大会址等红色文化资源的天然优势，其在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建构与创设路径上不断作出突破，打造红色精神标识与文化地标，为经济发展打磨红色底色。其次，传统文化支撑上海经济发展本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栖息地，上海始终关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精心打造城隍庙、豫园等特色“文化客厅”，并将内蕴于传统文化的民族特征与文化底蕴转化为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内在价值，使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最后，海派文化构成上海经济发展特色。所谓海派，是一种文化，是一种风格，一种上海这座城市所特有的风格。它的精神实质，就是“创新、开放、灵活、多样”[32]，在中华地域文化的宏大谱系中，海派文化因其多元包容、趋时求新的特点，成为最具现代性的文化形态。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开埠较早的城市，其活跃的经济环境与开放的海派文化息息相关。海派文化集中展现出上海的商业意识与市民趣味，表征着上海内涵深邃的文化风貌，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因素。
3.发展“生态城市”的人文经济品质。人文经济学的根本价值诉求在于充分满足与实现人的各项权益，其中生态权益更是直接关涉人类社会的基础生存与永续发展。上海为了实现经济系统低熵化的运行目标，开辟出底线约束、低碳韧性的路径模式，并在生态福祉与经济发展的共融共促中，发展具有上海特色的超大城市生态文化，全面依托现代化的环境治理体系来协调“经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上海致力于具有海派特色的城市生态议题，为城市生态治理贡献上海智慧。第一，以集聚高端资源为导向，持续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生态品质直接关涉居民的生活体验与城市发展活力，直接影响居民生态福祉的主观感知，上海在产业空间布局、产业生态构建、创新激励手段等方面优化产业政策，增加对全球高端信息技术等战略资源的吸引力，增强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第二，以绿色低碳循环为抓手，强化城市技术创新赋能。上海经济发展全力摆脱能源领域的“恋煤情结”，以一次能源的低碳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的电气化为方向，降低碳排放强度，成为引领国际超大城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标杆。第三，以提升生态实力为核心，发展超大城市生态文化。生态实力是城市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上海既关注包含生态空间规模与生态基础设施在内的生态硬实力，也注重提升包括生态文化与生态话语权在内的生态软实力，打造出诸如临港碳谷绿湾和崇明生态岛等在内的具象化生态品牌等。
（二）人文经济学的未来图景
人文经济学的未来面向必然深化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理解，并在消除社会总体生产力异化的进程中实现经济解放，进而提供人类解放的前景目标。
1.在经济变革中推进文化进步。“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使我们对于人文与经济的共荣共生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将人文价值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提高到新的理论地位，这是人文经济学超越“见物不见人”的传统经济理论之关键。人文经济学作为研究“人文经济”的学问，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破除“现代化就是经济现代化”的思想藩篱，冲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束缚，确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发展理念，以人的现代化取代“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开启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人文与经济共焕新机的思想解放，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2.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中实现经济解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文经济学的哲学立场与价值取向，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既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的根本标尺，也是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改变了传统生产力的模式和特征，通过技术进步、优化要素配置、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能力提升的协同作用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彰显人文价值与文化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人文经济学要确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话语，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基本立场与方法，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以文化为重要支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发挥文化在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的人文密码在于，自觉确立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视域，生动提供出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通过文化赋能，发挥文化在改善产品形态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作用；深化文化改革，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形成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培育符合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新质人才等。
3.在超越资本逻辑中实现人类解放。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与根本旨趣，人文经济学作为这一学说的时代赓续，与其分享同样的理论内容。一方面，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全面实现人的解放。西方经济学以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名义将人类解放的追求转化为一种普遍压迫的机制，故它的理论逻辑仍然从属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以服从“物”的逻辑为前提，其实质仍是资本对人的统治。人文经济学真正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物”的逻辑，其核心旨趣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人文经济学的未来实践要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将社会财富增长严格限制在人本逻辑框架中，始终与社会主义的人民性保持一致。简言之，在资本逻辑的钳制下，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创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经济学，彰显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经济学只能在社会主义空间实现，因此，人文经济学是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旨在实现社会人文价值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另一方面，在满足人的高层化需求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呼吁人在未来社会要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文经济学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既肯定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先在性，也承认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不仅要在文化的经济化过程中，借助文化产业促进社会发展的财富涌流与普遍繁荣，也要通过经济的文化化，即通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满足人们关于政治思想、哲学艺术、科学理论、道德规范等方面的高层化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鲁鹏，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来源《当代经济》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