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方法体系包含方法论和方法两方面内容。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主要包括作为思想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作为思想方法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它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方法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研究和掌握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有助于准确观察百年变局的基本态势，深刻洞悉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向；有效应对中国外交面临的各种外部风险和挑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做好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丰富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方法论/ 方法/ 方法体系/ 实践价值/ 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作者简介：王存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国际观察》(沪)2025年第6期 第1-22页

一、引言

2018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指导地位。2021年，《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出版。此后，国内学界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界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学术成果相继涌现，涵盖专著、论文、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已出版或发表的学术成果固然各具价值，大多数都拥有独特的研究视角与创新亮点，但仔细研读后不难发现，相关研究对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的关注较为有限。①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共同编写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十二部分“关于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的能力建设”，集中阐述了“在对外工作中努力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并做了五个方面的概括，即“树立正确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坚持底线思维”和“注重工作实效”，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科学方法。然而，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将上述科学方法作进一步的学理化、系统化解读。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认为，系统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于顺利推进新征程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则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为此，本文将从厘清“方法论”与“方法”两个核心概念入手，简要梳理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有关科学方法体系对社会活动重要性的论说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而重点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并分析其实践价值。

二、方法体系包含“方法论”与“方法”两方面内容

方法体系，又称思想方法体系，通常包括思想方法论(以下简称“方法论”)和思想方法(以下简称“方法”)两方面(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何谓“方法论”

“方法论”(methodology)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迄今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界定：一是指称方法总体，即由诸多方法构成的体系或集合；二是指称根本性方法或基本方法，用以突出此类方法层次高、理念性强等特征；三是指称关于方法的理论或思想，即以方法为研究对象和具体内容的系统性、理论化的论述或体系，其中包含运用方法的一般原则。②本文大体接受第三种界定，即认为思想方法论是关于思想方法的理论，其任务是辨别何为正确思想方法，何为错误思想方法，如何运用正确思想方法、克服错误思想方法。

方法论存在不同层次。由于方法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而人类活动因对象的不同而具有层次性，因此方法论同样具有层次性。概而言之，方法论大体包括哲学方法论、科学研究一般方法论、具体学科方法论三种类型。其中，哲学方法论因为摆脱了人类具体活动的束缚，超出了人类经验的范围，是思维领域抽象性的系统理论，可视为具有普遍意义、逻辑上可以适应一切具体学科的方法论。

方法论与哲学相关联。基于本文界定，方法论显然属于哲学层面的概念，包纳于元认知范畴。从广义上讲，方法论也是认识论。毛泽东曾断言：“哲学就是认识论”。③这里所讲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在承认“思维能够认识现实世界”这一唯物论前提下，对“如何认识”的问题的展开。④进而言之，方法论与世界观密切相关。作为人类对自身所处的世界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看法，世界观是人们观察各种存在的认知框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当人们在世界观的指导下分析各种存在、解决各种问题时，世界观就变成了方法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世界观”本身也是“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由此，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哲学意义上实现了统一：“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运用这个根本观点去认识、评价、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⑤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因此，方法论确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分，比如，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也有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方法论。

(二)何谓“方法”

所谓方法(method)，一般是指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选择的路径、采取的步骤和运用的手段等，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接近、达到或改变社会活动客体的工具或方式。

方法不同于方法论。相比属于元认知层次、通常呈现抽象形态的方法论，方法属于低一层次的概念，是方法论的实践化和具体化，具有鲜明的从属性。对于人类活动而言，方法论具有总领性，其精髓正是通过各种具体方法来体现，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具体方法。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之和，构成完整的方法体系。

方法具有多重属性。其一是鲜明的主体性。在人类活动中，方法是作为主体的人基于对规律的认识而为自己规定的行为准则与采取的活动方式，是对已了解和掌握的规律的主观运用。它不仅包含主体对客体的知识，还包括主体对自身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应的活动目的的确立。其二是鲜明的实践性。人类作为活动主体运用方法总有特定目的。而方法的有效运用即人类活动达到主体的目的，必须结合特定客体的特点，处理好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方法不仅受制于活动主体的认知水平，还受制于活动主体的需要和可能的效用标准。强化功能和提高效益作为两种主要内驱力，自发要求活动主体在方法选择上实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其三是丰富的多样性。人类活动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方法，以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满足需要。方法的丰富多样性由此而产生。不同社会活动领域需要或适用不同方法。比如，根据人类活动的具体领域，可以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之分；不仅如此，不同实践领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存在明显的差别。在不同方法论指导下，在同一活动领域，不同主体可能运用不同方法，或者同一主体针对具体问题也可能运用不同方法。比如，学术研究中存在人文主义方法和科学主义方法的差别；无论是人文主义方法，还是科学主义方法，又都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

此外，在探讨方法体系时，经常会涉及“思想方法”⑥与“思维方式”⑦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意思虽相近但又存在细微差别。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两个概念是等同的，可以混用。而在严格意义上，两者则分属不同范畴，存在位阶差别。“思想方法是指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观察、研究事物和现象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思维方式是指人们思考问题、进行抽象思维的方式，是主观认识客观现实，在思维中反映和把握客观现实的方式”。⑧显然，前者更趋近哲学范畴，大体等同于“方法论”；后者则更趋近实践范畴，大体等同于“方法”。

(三)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体系对于人类活动极为重要

人类所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都是重要的，它们是人们进行思想、采取行动背后具有根本性、指导性、规制性的东西。黑格尔曾指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同样被列为工具，是站在主观方面的手段，主观方面通过它而与客体相关”。⑨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方法，是指概念的自在和自为的规定性，是一种撇开概念的具体内容的逻辑推理方法，但他承认这种方法是从对象自身中取得规定的东西，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⑩，并将其视为主体与客体联系的手段和中介。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做出重大贡献并提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11)这一重要判断的列宁，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上述论断，并在著名的《哲学笔记》中予以摘录。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同样做出重要贡献“并建构起了自己的思想方法论系统”(12)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方法(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强调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13)的重要论断。他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一直倡导学习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融会贯通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4)总而言之，在人类活动中，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体系具有特殊重要性，(15)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不二法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谙其道，并躬身力行。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方法体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要履行好这一重大使命，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条正确政治路线。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关键，则是用何种思想方法论和思想方法去观察和判断客观事物，处理各种问题，应对各种挑战。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即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看到思想方法论和思想方法的重要性(16)。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伟大理论功绩之一，是使思想方法论成为一门具有鲜明特色的学问”。(17)早在1920年，毛泽东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即“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18)宣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基础”。(19)毛泽东在1930年写就的《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中，首次对党内斗争作了方法论上的分析和总结。该文也是毛泽东较早讨论思想方法论的代表作，标志着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初具雏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学习和研究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写就《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经典文献，其目的也是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找到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两大顽疾的科学方法论，1941年8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中央设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立即成立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同年9月初，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建议组织全党干部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首先从政治局做起。毛泽东还与王稼祥联名致函中央研究组和延安高级学习组成员，明确指出理论学习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20)。在毛泽东提议并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延安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合作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强化和扩展思想方法论哲学基础的同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更加强调实践运用方面，并将思想方法具体化为各种工作方法，认为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两者可以视为一体。总之，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即唯物辩证思维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1)并促使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起，便始终将思想方法论与思想方法问题置于重要位置并反复强调。

邓小平等领导人同样高度重视思想方法论和思想方法问题。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这句话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建议“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22)20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甫经展开之际，邓小平又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23)陈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反复强调“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重要性，认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24)1987年7月，在党内新老干部交替的关键时刻，陈云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郑重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25)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进程中，江泽民高度重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问题。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必须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本身也应现代化。而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也就是要按照科学精神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26)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胡锦涛强调，“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掌握科学思想方法紧密结合起来”，(27)指出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上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阐述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始终把解决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并贯穿于新时代新征程治国理政各个方面。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领，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他还专门组织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 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等重要文章，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及如何将这种科学方法论运用到治国理政实践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科学思维方式归纳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五个方面。(28)2019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又将上述“五种思维”扩充为“六种思维”，即增加了历史思维；表述顺序有所变化，即将辩证思维提到创新思维之前、历史思维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七种思维，即在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之前加上了系统思维，并强调它们“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29)此外，2013年和2015年，习近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2014年和2018年两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都用一定篇幅阐述准确认识世界大势和我国历史方位的科学思想方法问题。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党问题。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不断解决并优化思想方法体系的历史；抓思想方法教育，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成功经验和一项优良传统。基于上述重要历史经验，学习、研究和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弄清楚、掌握好其中的科学方法体系是一大要务。唯有精准把握这一核心要点，方能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的初步概括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同样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科学方法论，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各种具体思想方法，具体体现为七种思维方式。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其哲学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体系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也是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30)。从理论实践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论和思想方法问题，倾注毕生精力为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提供科学认识工具。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31)恩格斯则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2)从理论实践看，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流派的根本标志。一切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教条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则是从事真正科学的国际问题研究的根本思想原则。(33)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列宁，重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统领地位，首次提出“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重要论断(34)；推崇唯物史观的认识论价值，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35)等重要论断。一贯重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毛泽东，则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带头刻苦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实践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思想方法论系统”。(36)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3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到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看家本领”的高度，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38)习近平还引用恩格斯的观点，重申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就是方法，是供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使用的方法。习近平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39)具体到中国外交领域，“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40)深学笃用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至关重要。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思想方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思想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主要体现为以下七种思维方式。

1.战略思维

所谓战略思维，从广义上讲，是指认识主体能够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基本方向的思想方法，体现的是认识主体看待事物、处理问题的高度、深度、广度，具有总体性、宏观性、长期性等显著特征。

习近平高度重视战略问题及战略思维，倡导着眼全局看问题，着眼长远想问题，强调增强战略定力、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性。他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41)“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42)他强调，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43)明确指出了战略思维的重要性。

战略思维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有着具体、生动的体现。主要包括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这一“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44)。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大局观”，“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45)强调要“胸怀两个大局”“统筹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具有重大全球性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思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显著特征。它不仅清晰界定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总体目标、根本要求、基本原则及关键着力点，构建起系统完备的中国外交新顶层设计，更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开局气势恢宏基础上持续深化，逐步形成全面均衡、协同发力的外交布局，为国家发展营造了有利外部环境。

2.历史思维

所谓历史思维，就是认识主体把过去、现实和未来三个时段贯通起来思考，特别是把当下的现实放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去认识和把握的思想方法，体现的是认识主体强烈的时间意识，具有过程性、联系性、反思性等突出特征。

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思维，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现实和未来，强调从历史中发现规律、汲取经验教训、增强历史自信的重要性。他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源头”。(46)“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47)“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48)“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克敌制胜的法宝”。(49)因此，“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50)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51)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

历史思维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同样有着具体、生动的体现。主要包括：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52)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强调“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53)指出人类“再次处于新的关键十字路口”。(54)就历史与文明、历史与民族精神、历史与国家发展道路等重大议题发表一系列精辟论断。譬如，“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55)“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56)“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57)“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58)历史思维不仅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理解当今时代的主题，准确把握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从而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与战略定力；同时，它也能引导我们系统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深度传承历史智慧，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提供历史镜鉴与实践启示。

3.辩证思维

所谓辩证思维，就是认识主体能够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用发展而非静止的、全面而非片面的、普遍联系的而非单一孤立的视角观察事物、做出判断的思想方法，具有联系性、批判性、反思性等基本特征。

习近平高度重视辩证思维，并将其贯穿于分析和处理治国理政问题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他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59)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一分为二。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习近平对“时与势”“义与利”以及观察当今世界和中国外部环境的正确路径等重要问题的论述上。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60)观察当今世界，要深刻认识到“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61)他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62)中国外交“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相兼，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63)。辩证思维为准确研判世界大势、科学把握我国历史方位提供了科学方法，不仅有助于从更宏观的战略视角谋划外交全局，推动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的良性互动，更能引导我国在追求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同时促进他国共同发展，从而更好塑造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

4.系统思维

所谓系统思维，就是认识主体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和观点，把观察和分析的对象互相联系的各方面及其结构、功能进行整体认识的思想方法，体现的是认识主体的关系性意识，具有整体性、联系性、协同性等鲜明特征。

习近平高度重视系统思维，并将其娴熟地运用于对治国理政问题的分析和处理之中。他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64)“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65)因此必须在工作中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思维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主要体现，一是强调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把握大势、统筹兼顾、掌握主动，更加立体、综合地明确外交战略任务。二是提出“对外工作大协调”的战略布局，强调我国“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66)

三是提出“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四是提出树立“正确角色观”，“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67)系统思维不仅明确界定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总目标，更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国与国际社会互联互动、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紧密程度的新态势，进而为统筹协调外交事务与国内各项工作、科学制定外交战略与策略提供方法支撑。

5.创新思维

所谓创新思维，是指认识主体能够突破既有思维定式局限，以超越常规甚至反常规的视角、思路观察事物、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体现的是认识主体的求变意识，具有批判性、新颖性、独特性等显著特征。

习近平高度重视创新思维问题，坚持运用创新思维治国理政。他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68)他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69)总之，创新意义深远，创新思维则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根本前提。

创新思维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有着十分具体、丰富的体现，包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崭新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对非外交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同球共济”的新世界观。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还是在整个国际关系实践中，都具有重大原创性意义，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6.法治思维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以现代发展理念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依据规则至上、职权法定、尊重人权、程序正当等原则要求，分析事物、判断是非、做出决策的思想方法，体现的是认识主体的规则意识，具有规范性、程序性、正当性、确定性等主要特征。

习近平高度重视法治思维，做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重要判断。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法治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70)“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个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71)“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72)总的来看，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则为核心遵循，是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法治思维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同样有着十分具体、丰富的体现。习近平指出，“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要推动建设国际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73)“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74)在全球治理中“不搞‘双标’，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7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76)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77)“中国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商惯例，遵守国民待遇等世贸组织原则……中国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将公平对待外国机构和企业”。(78)在当前错综复杂、风险挑战叠加的背景下，法治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更精准地理解国际规则的内涵、把握国际法的核心精髓，更能为高效地推进外交事务、维护国家正当权益提供坚实的法理支撑和行动指引。2023年6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是运用法治思维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的具体体现。

7.底线思维

所谓底线思维，是指认识主体能够居安思危，凡事从坏处做准备，客观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体现的是认识主体的风险意识，具有原则性、目的性、前瞻性等基本特征。

习近平高度重视底线思维，告诫全党要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他指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79)要“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80)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81)“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82)这是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

底线思维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同样有着具体、丰富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83)他谆谆告诫全党同志：“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84)底线思维不仅明确了中国外交的核心底线与根本原则，更能有效强化忧患意识，提升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从而为外交工作牢牢掌握主动权提供保障。

上述科学方法论和七种思维贯穿于习近平外交思想之中，构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实践性方法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方法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体现。从总体上看，七种思维是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它们并非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断，亦非从书本出发引申出的空洞思维架构，而是立足于丰富多彩、成就非凡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思想方法；不是零散、孤立的思维形式，而是具有严密内在逻辑和完整结构的认知框架。从相互关系来看，这七种思维方式在理论内涵和实践针对性上既彼此关联，又有所区别。其中，战略思维是统领，历史思维是前提，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法治思维是尺度，底线思维是保障。它们彼此呼应，统一于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

五、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的实践价值

前文曾提到，思想方法与行动方法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体系是高度实践性的，而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空洞玄想或智力游戏。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85)毛泽东则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86)习近平也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87)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体系，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体系，它对于我们研究和应对国际关系及中国外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更展现出强大的思想力量与独特的真理魅力。

(一)有助于正确观察百年变局的基本态势，深刻洞悉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向

谋大事者必先观大势。观察大势、认清大势，是科学制定政策的前提。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它们各自的内涵、动力、形态及趋向都值得高度关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全球性挑战较之前更加复杂严峻。人类的确再次来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抉择考验各国的智慧，取决于各国的选择。历史经验表明，人类所做出的各种重大选择，既与特定行为体的价值偏好或意识形态有关，更是思想方法体系所引致经济、政治、文化的优先级排序。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系能够指引国际关系行为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从而有助于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目标，推动和谐国际关系的生成和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错误的思想方法体系则可能导致国际行为体之间产生猜疑与隔阂，动摇国际关系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使国际制度丧失应有的复原力和约束力，进而引发冲突、对抗乃至战争，带来灾难性甚至毀灭性的后果。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特别是其中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有助于我们放眼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放眼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放眼充满不确定的前途未来，准确把握百年变局的基本特点，牢牢抓住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深刻洞察人类社会走向特别是发展大势，携手推动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有效应对中国外交面临的各种外部风险和挑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面临的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诸多新的重大变化，中国自身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诸多新的重大变化。可以明确地说，当今中国外交确实有重大机遇，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也已显著增强，但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十分严峻，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某种意义上，当今中国外交已经进入“无人区”。这是因为，当今中国是5000多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的，也是人类历史上、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崛起国和新型大国。这是多种内外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开展中国外交的现实立足点，更是观察和思考中国外交的逻辑起点。基于这方面原因，当今中国外交可以参照的东西——包括自己历史上的和其他国家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可以照抄照搬的东西几乎没有。(88)因此，建立在战略自信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就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有效应对中国外交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科学制定中国对外战略方针政策，需要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非常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真学习、真正掌握、切实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在准确而深入地理解当今世界、当今中国的基础上，准确而深入地理解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更高质量发展、更大程度开放的基础上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真正把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筹三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关系处理好，把国内各种外交参与者的关系协调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始终保持战略自主和战略主动，识破各种战略欺骗，避开各种战略陷阱，开辟中国外交实践新境界，塑造中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从而使新征程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走得更顺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

(三)有利于做好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工作，丰富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

国际问题与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是中国总体外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线。在百年变局下，面对中国外交外部战略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中国外交新的重大挑战，研究者应当强化创新意识，运用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积极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与人民之问提供智力支持，为不断开辟中国外交理论新境界提供学术参考。

就学习和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而言，研究者不能脱离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停留在注解、诠释等浅表性层次上，不能止步于惯常的狭隘思维框架内，用陈旧的思想工具处理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是要在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基础上，切实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自觉地顺应时代潮流，聚焦时代课题，面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需求和重大议题，不断优化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既向外看，又向内看，既向前看，又向后看，努力做有正确思想基底的学术研究，持续贡献有扎实学术支撑的理论成果，“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89)，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动能。

六、结语

学习理论，最关键的是弄清楚、掌握好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外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的最新形态之一，也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方法体系包含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思维两大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对于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认真学习、深入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方法体系，是学习和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极为重要的环节，要把这项工作贯穿于学习全过程，进而贯穿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全过程。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特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要义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必将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而持续发展、不断丰富、日臻完善”。(90)遵循这一逻辑，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体系，也必将持续发展、不断丰富、日趋完善。因此，相关学习和研究工作必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就是对这一工作最为贴切的形容。

注释：

①作者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主题检索，仅找到2篇相关论文。宋国栋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科学方法论概括为“全球视野中的国家历史方位方法论”“战略思维中的全球伙伴网络方法论”“创新精神中的合作共赢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中的底线思维方法论”。这个概括有一定价值，但显然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郭树勇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并通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动荡变革期”等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当前世界矛盾的复杂性与风险挑战；从全球治理视角出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矛盾与全球性问题的理论精髓，同时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全球倡议与中国方案，以务实行动回应“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为破解全球性矛盾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参见宋国栋：《习近平外交思想特色中的科学方法论》，载《学术论坛》，2017年第8期，第9-12页；郭树勇：《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智慧——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考察》，载《学术前沿》，2025年第8期，第17页。

②参见刘建军：《“世界观和方法论”概念考辨》，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26-2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④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论”既不同于作为16-19世纪西方哲学主题的认识论，又不局限于哲学原理教科书所提炼的理论体系中的认识论。简而言之，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论”，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参见刘秉毅：《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7页。

⑤《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关于世界观与方法的关系的讨论，可参见欧阳康：《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联系、区别及转化》，载《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第29-32页。

⑥“思想方法”与“思想方式”“思考方式”“思考方法”等概念大体相同。

⑦“思维方式”与“思维形式”“思维方法”等概念大体相同。

⑧吴瀚飞：《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个大问题》，载《红旗文稿》，2023年第11期，第13页。

⑨[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32页。

⑩同上。

(11)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12)石仲泉：《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历史透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7期，第1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15)“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是毛泽东反复提及的两个重要概念。毛泽东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16)据考证，瞿秋白是较早使用“思想方法论”这一概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艾思奇则是较早使用“思想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于1936年出版《思想方法论》一书中对“思想方法”的界定以及对思想方法论的界说，给毛泽东以极大启迪。参见石仲泉：《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载《理论视野》，2008年第6期，第52页。

(17)石仲泉：《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历史透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第3页。

(18)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19)《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

(21)参见邝柏林：《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2期，第11-19页。

(2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24)2009年5月，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专门引用了陈云的这段话，并在2020年发表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一文中重提这件事。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490、492页。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是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提议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的续篇。

(2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27)《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

(2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30)列宁将其称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参见《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33)参见王存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问题研究方法探析》，载《国际观察》，2023年第4期，第76-95页。

(34)《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45页。

(35)同上，第163、335页。

(36)石仲泉、刘武生主编：《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7页。

(37)《毛泽东年谱》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

(38)《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载《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第1版。

(39)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载《求是》，2020年第2期，第5页。

(40)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196页。

(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9页。

(4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99页。

(45)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39页。

(4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72页。

(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48)《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载《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第1版。

(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513页。

(50)《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51)《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载《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第1版。

(52)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39页。

(5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

(54)《习近平会见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载《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1日，第1版。

(55)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78页。

(56)同上，第89页。

(57)同上，第90页。

(58)《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407页。

(59)《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第1版。

(6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164页。

(6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39-540页。

(6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122页。

(6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00页。

(6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117页。

(6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0页。

(6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41-542页。

(67)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39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6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8、20页。

(70)2016年3月7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参见《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8日，第1版。

(7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18页。

(7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287页。

(7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61页。

(74)同上，第291页。

(75)《习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9月2日，第1版。

(76)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129页。

(77)同上，第239页。

(78)同上，第237页。

(7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60页。

(80)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

(81)《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86页。

(8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8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页。

(8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6页。

(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8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8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1页。

(88)历史学家钱乘旦在对近代以来先后登上世界舞台的九大强国兴衰史进行系统考察后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时代都有‘大国’，每一个‘大国’都是它那个时代的特征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表征……新出现的‘世界大国’体现着新的世界潮流所带来的新的世界变化的特点”。参见钱乘旦：《风气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92页。

(8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2页。

(90)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