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关系理论所描述的跨国互动，是一种嵌构于具体历史—地理条件中的社会事实，其概念化过程天然受时空观念形塑。马克思主义时空观以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承认时间的永恒性和空间的无限性，强调二者不可分割，并始终将相关问题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考察，其终极关怀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这一科学而独特的时空观，为全球史研究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提供重要方法论资源。真正具备普遍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应立基于全球史视角，即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所有行为与事件及其演进规律。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尤其是非西方研究者，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妥善处理全球性与地方性、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在知识积累与方法创新上持续精进，积极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彻底突破欧美中心主义范式的束缚，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生产机制和学术生态，充分反映多元主体和多样文明的世界现实。
时空观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人们所持有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以下简称“时空观”），对于观察、描述、理解和解释社会事实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任何社会事实，都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和发展着的，没有例外。是故，社会事实与时间和空间具有同一性，不能人为地将它们割裂开来。要科学观察、准确描述、恰当理解和有效解释社会事实，就一定要联系其发生、发展的特定时间与空间；而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同样需要联系理论家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后者如何理论化地表达时间和空间，会影响其他人如何理解、描述和解释这个世界以及采取相关行动。因此，“人们很难想象哪门科学可以撇开时间。”学者们的研究，或无意识遵循、或有意识论证结构性时间观；对时间性质及时间与社会结构关系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他们的认知出发点，即哲学层面的本体承诺。 “时间是观念、制度和信念演变的界限。”而对于空间的控制，则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力量资源，“空间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说目前它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这一天也将很快到来”。
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国际关系具有独特属性，是国际行为体跨越边界互动的表现。国际行为体本身就是时间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演化到一定阶段——主权国家形成并有对外交往的意向和行动后——方才出现的，且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样态，受不同规范、规则约束；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总是在特定空间中产生和展开的，这种空间在早期是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有相对明确、有限的边界；晚近则包括数字空间或虚拟空间，原本清晰的领域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融。
基于不同时空观，或者处于不同时空中，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观察、描述、理解和解释是不一样的，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观点、判断、理论和分析框架会有明显的不同，所产生的判断、所得出结论的解释力，自然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比如，基于“短时段”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去解释“长时段”的国际关系事实，是难以真正说服人的。原因在于，相对于“短时段”所体现的特殊性，“长时段”所展示的是一种普遍性。又如，基于“地区”这种特定——通常相对狭小——空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去解释更大空间或其他平行空间的国际关系事实，甚至试图解释全球这种最为宏大的自然空间内所发生的所有国际关系事实，显然也成问题。这里同样存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忽视时空因素，可以说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比如，对危机的研究，大多数美国学者或明或暗假设身处危机中的国家不愿走向战争。又如，广为流传、影响甚大的均势理论建立在欧洲国际关系实践上，“尽管它较好地解释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事实，但难以解释东亚的国际关系事实，因为欧洲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实践毕竟不同于东亚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实践”。 “历史叙事的关键在于时空，即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和什么场合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时空中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叙事手法下，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理解甚至解释历史动态中一些有意义的规律。”
总之，具备科学时空观并能够正确加以运用，无疑是形成具有真正普遍解释力和持久生命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科学时空观不仅涉及对时间和空间的深刻理解，还包括对历史进程和地理环境的综合考量。只有当研究者具备这样的眼光和能力，才能够全面而深入地理解那些塑造国际关系，并不断推动其发展和变化的复杂力量及其内在规律。也只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才能真正明了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从而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独特性与科学性
时空观的多样性及其根源。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人们所持有的时空观具有多样性。这与作为观念主体的人及其所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有关。具体地说，在不同的文明和社会，在社会发展、文明成长的不同阶段，在同一社会的不同阶层，乃至在不同的个体中间，对这两个范畴都有不同的认识、理解和阐发，从而使得人们所持有的时空观可以进行类型学上的划分。有学者就认为，中国古人对时空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大致有三种视角，即从‘道’观时空，从‘心’观时空和从‘物’观时空。由此，也大致形成三种不同的理论”，“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这一辩证时空观，就颇有中国特色。
就时间观念而言，对其文化发生学史的梳理显示：中国传统时间观与基于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时间观明显不同，既非循环时间观，也非线性时间观。关于中国人的时间观的定性，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一项关于中国人的时间知觉广度（breath of temporal focus）的研究显示，“中国人具有整体性思维的特点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倾向于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内发生的事件作为一个整体脉络联系起来”。赵鼎新认为，存在一种“道家的时间观”，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转化和否定，但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二是多元时间，或者说导致事物转化与否定的原因是多重的。在他看来，道家的时间观是一个“对社会机制在时间中的作用方式和变化规律具有高度智慧的总结”。无论怎样剖析、归纳和比较，都显示“中国人对待时间的方式与西方人不同”。在西方世界内部，近代、现代和当代，特别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时间是任何愿意做哲学思考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对时间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异。
就空间观念而言，西方同样存在不同观点。据列斐伏尔观察，“空间”一词在西方世界很长一个时期仅局限于几何学意义，“只能联想到一个空荡荡的区域”，在学术上通常与“欧几里得式的”“均质的”“无限的”等称谓相伴随。笛卡尔的思想通常被看作产生西方空间概念的决定性节点。伴随笛卡尔思想的影响，“空间”被纳入了绝对物的领域，出现了所谓事物广延性与精神思维性的二元对立。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步笛卡尔的后尘，康德又复活了空间范畴的旧观念，并对其进行修正。“这些旷日持久的争论标记了空间从哲学向科学的转变。”空间理论由此更为丰富。而费尔巴哈的时空观则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不时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他所提出的“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体的存在形式”“空间和时间是实践的第一标准”等重要判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尔巴哈的时空观也因此被视为由唯心主义时空观向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兼具独特性和科学性，在时空认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特别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阐释自己的时空观，形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基础。其后，列宁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单独辟出“空间和时间问题”一节，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他在批判马赫的唯心主义时空观基础上，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当代，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地理唯物主义、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的空间正义理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以及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历史时间”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时空与现代性、结构化理论相联结的理论路径，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由此，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内涵更为丰富，特色也愈加鲜明。
马克思主义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在列宁看来，“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说是同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密切联系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感觉是物体和物的映像呢，还是物体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是荒诞的、内部腐朽的、虚伪的”。这种建立在客观实在性基础上的唯物主义时空观，与一切唯心主义时空观形成鲜明对比。唯心主义否认时空的客观实在性，割裂时空与物质实体的关系，认为时空只是一种精神形式或心灵的产物，是一种主观形式。正如康德所言，“空间和时间是一切感性直观的两个合在一起的纯形式，它们由此而使先天综合命题成为可能”。总之，是否承认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类型时空观的基本标准。唯物主义者既然承认现实世界，承认人所感觉到的物质是客观实在，就自然会得出结论：任何超出时空界限的主观臆想，不管其目的如何，都不是现实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时间是永恒的，空间是无限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同样显著区别于唯心主义时空观。黑格尔虽然承认“时间按其概念来说，本身是永恒的，因为时间既不是现实，也不是某个时间，反之，作为时间的时间是时间的概念，而时间的概念同任何一般概念一样，本身是永恒的东西，因而也是绝对的现在”。他认为，只有理念、精神才是真实的、永恒的东西，而时间是一种理念或精神外化的象征。在空间问题上，黑格尔认为空间不能与时间分离，“空间的真理性是时间，因此空间就变为时间”；而“时间的过去和将来，当它们成为自然界中的存在时，就是空间”。鉴于时间被视为纯粹抽象的、观念的东西，是“被直观的交易”；而“空间在其整个非静止状态中是自为的”，不是无能为力、停滞不动的，因此，黑格尔心目中的空间只能被视为主观形态的，即理念或精神运动的场域。也因此，黑格尔的时空观虽然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并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后世思想家、理论家具有重要启发，但其哲学思维方式在形式上却是抽象和唯心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时空问题的上述两个重要判断，与另一个重要判断——时间和空间与运动着的物质密不可分——紧密相关。列宁指出：“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运动是（时间和空间）非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而“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间在某一地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地点”。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是自然时空观与社会时空观的有机统一，因而在根本上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主观意识出发的诸多论断。在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运动中的时间与空间具有直接统一性，“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具体而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时间与空间的连接点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从有血有肉的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出发，因而要把时间和空间问题放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考察，而不是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戴维·哈维就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看法，“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在哈维看来，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社会构成方式，都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实践指向是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是对“物的依赖性”和“人的依赖性”的彻底扬弃和根本超越；人类的解放实质上也是时间的解放，即获得更多的可供个体支配的“自由时间”，时间由此成为人的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所展现的独特性，尤其是鲜明的科学性特质，使马克思主义时空观与其他类型的时空观形成显著分野，奠定了其在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这种独特性与科学性，不仅决定理论建构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发展的方向选择，也影响研究范式的凝练与研究方法的运用。秉持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可以使相关研究在严谨的逻辑推演与科学的论证过程中持续深化、不断拓展，为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提供坚实的元认知支撑。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视野下的全球史
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存在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随着历史研究全球视野的逐步确立，全球史兴起。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史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史学界甚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种重大而显著的学术现象”。
全球史的概念、兴起及其与时空观的密切关系。所谓全球史（global history），学术界定义颇多且各不相同，但都隐含如下共同认知：全球史是对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重构和发展，其显著特点就是对长期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且影响广泛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反思与批判，拓展历史学研究视野，以适应已经发生剧烈变化且多样化更加凸显的世界的现实需要，并重振学科发展活力。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指出，“文明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这种世界史观的要义是：“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这种“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就是“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就此而言，全球史既是以跨国和跨区域文明互动、全球关联进程为核心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也是以整体关联、多中心视角、去中心叙事为核心研究理路和思想方法，在关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跨国和区域互动以及全球问题根源等维度上，应当成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内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种研究理路、思想方法，全球史与时空观的关系都极为密切。有什么样的时空观，就有什么样的全球史观，也就有什么样的全球史的叙事方式。这与包括全球史在内的整个史学研究的鲜明属性有关。“史学研究不可能摆脱时间之维。时间充塞着、牵引着并同时界定着整个历史研究”，而空间框定了史学家的问题域，也建构史学家的身份，后者不断在空间层次上拓展史学研究的范围，不断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
从时间端限看，迄今为止的全球史研究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将全球史视为自远古以来的人类历史，认为全球史的开端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长途迁徙的早期阶段；第二种认为全球史是公元1500年以来的历史，强调美洲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跨大西洋交往的频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第三种则认为全球史就是当代史，与全球化的当代发展有关，聚焦全球化的当代过程。从空间范畴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全球史应包括各地方、各地区、各大陆，最终涵盖整个地球；世界由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组成，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互动、逐渐形成程度不等的关联，在此过程中，不同空间继续产生独特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要识别这些空间，必须运用整体性视角和联系性思维。时空观的不同组合，虽然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全球史叙事模式，但这些模式仍不时显现欧洲史学传统即“欧洲中心主义”的残留物，从而降低了自身的学理价值。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下的全球史定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本文认为，所谓全球史，就是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所有行为与事件的总和，是人类生存、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互动、连接进而彼此依赖、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全部历程，所有有生命的个人都参与了全球史的创造，因而都是全球史的实践主体。在时间维度上，全球史与人类文明史或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世界史的起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正是人的存在及其所引起的自然的变化，开启了漫长曲折、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进程。在空间维度上，全球史覆盖人类所生活的这个星球的所有大陆、海洋、国家、民族乃至社区的角落，可谓无远弗届，穷山距海；在价值取向上，全球史关注人类全部而不是部分、全球而不是区域的命运，试图展现人类日益增进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从逻辑上看，只有以基于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全球史为现实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并因而具有真正普遍的解释力；从现实看，只有以这样一种全球史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化工作才能真正获得学术上的合法性；对欧美国际关系理论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中的地位才能作出恰如其分而非夸大其词的判定。当然，从事这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研究者的能力自然提出了远较以往更高的要求。
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应以全球史为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发展史上经历过多次“转向”，如“实践转向”“话语转向”“历史转向”等，并因此取得多方面的实质性进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是上述各种“转向”趋势的拓展，具有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为什么是必要的？这里首先要明确何谓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更根本的是，要“全球转向”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泛指国际关系理论整个知识谱系，还是特指某一类或某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本文认为，这里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衍生品，更具体地说，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及其在欧美之外学术界的演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存在所谓“全球转向”的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以“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作为现实基础的，并且内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世界历史的基本看法。马克思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演进动力的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从生产到交往两个角度相互支撑的内在体系，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借鉴，“西方著名的全球史著作几乎都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响”。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及其衍生品之所以要进行“全球转向”，与其片面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必然出现——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显著——的解释力递减有关。基于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考察，就时间维度而言，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起点是17世纪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是一种以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为核心成员、主要通过战争方式构建起来的区域性的国际体系，通行的是以西方价值为内核的国际规范，因而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tjacket）的缺陷。其框定国际关系研究的时间范围，但也窄化国际关系研究的时间视野，因而内在地削弱了与之相关联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正是基于对这一根本性缺陷的正视和批判，《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通过“再构建”一词，表达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时间问题的重视，而《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基准时间》一文则指出，迄今国际关系学科的大部分研究与教学，都或明或暗地围绕五大“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1989年）展开，但这样显然“过度重视现代欧洲的经验，并使该学科过于密切地关注战争及其战后处理”。重新思考和确立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意义在于“将国际关系从对现代西方历史的狭隘旨趣中解放出来”。
就空间维度而言，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使用的事实案例以及所展现的实践指向，通常局限于大西洋两岸，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局限于大西洋一隅的美国：而非西方或者非美国的知识、经验，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材料或者例外被使用，因而那些被使用的事实案例，本质上属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大部分思想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从所有重要的方面看，西方历史或多或少就是世界历史。这是胜利者的叙事和思维方式”，也是产生“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源。
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结构性原因与经济效果”一章的部分内容和“结构性原因与军事效果”全章，“是为国务院相互依赖课题而作”，而“国际事务管理”一章也明显地聚焦美国的对外需求。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讨论霸权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与纷争问题，主要围绕美国与国际机制的互动展开。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确立自己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重要地位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将无政府状态下的三种文化分别命名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其从名称到内涵，无不鲜明体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特点。
也许正是注意到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过于突出的地区性特征，曾任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断言：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对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着深入思考和精妙分析的戴维·莱克（David Lake）认为，当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相关研究是美国男性白人凭借个人生活经验和直觉塑造的，而这很可能不平等、不客观，由于不善于自我批评，研究者的研究不断被强化，由此导致整个学科理论发展的多样性被抑制。也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与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两位教授认为，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也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偏见、狭隘性和种族主义色彩”。 “一门旨在研究整个人类的学科，其视角竟如此狭隘，这不仅是个明显的讽刺，也是亟待解决的本质性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既有进展。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内核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时空观方面的重大局限，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全球转向”成为必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基于科学的时空观，而不是那些非科学、充满偏见和狭隘意识的时空观。后一种时空观的属性使得相关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正确解释国际关系现象，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将因解释力的持续下降而出现“学术赤字”，进而逐步丧失其学术合法性，甚至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生存构成威胁。同时，那种“让非西方经验来检验西方理论”的非科学研究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其既导致相关知识生产继续单一化，或者至多是肤浅的多元化，更未能真实反映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现实，无法真正降低既有的“学术赤字”，因而同样可能导致国际关系学科前景黯淡。
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是一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再出发”，也是基于元认知层次的时空观更新而发生的深刻转型，其为造就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延性、包容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方能产出的更大解释力提供了可能性，为当下相对沉寂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注入新发展的动力源。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是一种科学的时空观，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可以发挥重要思想引领作用，帮助人们理解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
在以全球史为基础观察、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初步成绩，大体形成了以阿琳·蒂克纳（Arlene Tickner）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以阿米塔·阿查亚与巴里·布赞为代表的兼容学派。前者借鉴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将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状态描述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其中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中心地位，以非西方经验为内核的国际关系理论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现象而处于边缘。在批判学派看来，只有彻底颠覆这种“中心－边缘”结构，才能形成真正具有全球性和全球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改变知识生产的不平等状况。
后者虽然也认为当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是不合理的，来自非西方地区的思想、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长期被漠视、排斥和边缘化，应当鼓励非西方学者的知识生产，但与批判学派所抱持的革命性立场不同，兼容学派认为，应当承认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适当性，对其进行吸纳而非取代，以形成包含乃至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弥合彼此分歧并寻找共同点、同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知识生产实践。为此，阿查亚与布赞首倡“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一概念，并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一书中强调：全球国际关系学必须扎根世界历史，而不是希腊－罗马、欧洲或美国的历史，“并在观念、制度、思想视角和实践等方面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中汲取资源”。在他们看来，扎根世界历史不仅意味着要在全球和全人类层面构建一种整体性视角，还意味着要引入多元的地方历史，将长期被忽视或遮蔽的西方之外的呼声、经验和价值观纳入。
《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三种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一书探讨了西方文明之外的三大古典文明的中心——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发展出来的“国际关系”。该书提出，“理解国际关系学中核心概念的全球根源，可以让它们更具普遍性，进而增强它们的重要性与合法性”。但从总体上看，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还要有更多元的参与者、更丰富的理论创新，以超越“肤浅”的多元主义（Shallow Pluralism），即仅满足于“展示差异”，却回避对差异背后的价值、逻辑、语境的深入探索，实现“核心地带之内的多元化”，也即“深度多元主义”（Deep Pluralism），从而真正体现对不同文化、价值、观点的真正理解、尊重与包容。
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努力方向。作为一项规模宏大且复杂的学术工程，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涉及极为广泛的学术领域，以下三项工作尤为关键。首先，必须真正解放思想，打破制约学术视野拓展、禁锢思维活力的桎梏。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意味着既要彻底摆脱绵延数百年且消极后果显露无遗的“欧洲（西方）中心论”的陈旧框架，不再将其视为唯一或主导的参照系；又要求坚决抵制近年来兴起的各种样式的“地区（国别）中心论”的诱惑，避免将某一区域、某一国家甚至某一族群的经验、知识绝对化、普世化，防止从“欧洲（西方）中心”的二元论极端滑向“区域封闭”的新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上，倡导和秉持“人类本体论”，以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需求、共同行动、共同愿景为根本参照，超越单一的国家中心论或地区中心论，兼顾“人类整体叙事”与“国家叙事”“地区叙事”，在比较与互鉴中践行尊重文明多样性理念，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关系学者应坚信历史的连续性、世界的广泛联系性以及人类的相互依赖性，并以此为认知基础，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三大核心工作：一是深入发掘客观事实，尤其要填补非西方地区的历史资料空白，为“人类本体论”研究提供实证支撑；二是在理论范式上破旧立新，打破对西方理论范式的长期路径依赖，摒弃运用西方所谓“普适性框架”裁剪非西方的地方性实践的思维惯习，处理好全球性与地方性、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复杂关系，尝试从人类共同历史、共同实践、共同愿景中，提炼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构建真正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强大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是作出客观的价值评判，以“是否反映人类整体面貌、是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是否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为核心标准，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价值对立。
其次，必须持续提升非西方研究者的自主创新能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对象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特质，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贡献提出更高要求。但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话语霸权仍然十分突出；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是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在非西方国家内部还缺少共识，公认成熟的理论创新仍然是稀缺的。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要求包括非西方学者在内的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应当始终抱有“本领恐慌”的深刻危机感，时刻保持积极进取姿态，不断在知识积累和方法创新两方面提升自身的学术素养。其中，知识积累既包括对传统理论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评估，也包括对新兴理论、交叉学科的广泛涉猎和恰当运用，更包括基于新视角、运用新方法而进行的知识生产，以构筑起真正多样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而“知识多样化不仅是多元主义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基石”。方法创新不仅意味着要沿着传统的定性和定量两个基本方向继续前行，重视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的引入和使用，更为重要的是知识观重建基础上的思维方式更新和知识生产方式重构。
再次，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这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核心动力。这既包括在国内层面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深入交流，也包括在国际层面与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广泛对话、互鉴。这种基于学术理性而展开的合作行为的价值，在于通过多元学科视角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单一框架，为理论创新注入非西方文明的思想资源。比如，历史学的“全球史视角”可挖掘前现代时期不同文明的交往遗产，为构建“非民族国家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历史支撑；人类学的“文化阐释方法”能解码不同地域的交往逻辑，补充传统理论对合作机制的认知；法学的“全球治理规则演变研究”可揭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贡献，纠正“西方主导规则创设并助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认知偏差。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关系学者应当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彻底摒弃“学科本位”的封闭思维，主动学习和积极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接受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跨学科研究中寻找新的着力点和增长点，比如，从法学与国际关系学交叉领域，探索“全球发展权”的理论构建。同时，还需推动建立跨学科合作的保障机制，特别是联合全球学者倡导“多元学术标准”，充分接纳非西方视角，真正承认跨学科成果的学术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打破学科间的理论分割与地域上的经验局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汇聚多元性、去中心化的思想智慧，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机制与学术发展生态，充分反映多主体和多样文明的世界现实。
王存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外交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战略理论与战略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战略环境与国家方略》《全球化与两大社会制度演进——若干问题研究》《国际关系学引论》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