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的自主创新需要深入理解时空之维的要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时空之维可划分为三大认知层次：一是元认知的哲学层次所观照的时空哲学立场，即时空观问题；二是一般认知的社会科学理论层次所认识和把握的时空性质以及时空要素，即时空性问题；三是具体认知的学科层次所呈现的与时间学（历史）或空间学（地理、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态，即时空学问题。以古典主义糅合实证主义和阐释学为起点，西方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的时空之维出现过三次“裂解”；中国方法论的多重进路则基于中国辩证法的本源性思维方式，在时空之维的三个层次上呈现“合辙”之势。自主知识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面向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以“马中西”知识的汇通合流为根本路径，这在方法论上要求时空之维的三重“共振”，而唯有深度激活历史辩证法的中国性和当代性才能使得这一振幅达到应有力度。三次裂解（过去）、三层合辙（现在）和三重共振（未来）共同彰显中西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的时空之维。

关键词：时空之维；世界政治；方法论；自主知识体系；历史辩证法 

引言

方法论的自主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环节。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用于指导研究实践的理论体系，主要涉及研究的哲学基础、价值立场和逻辑范式等内容，旨在规范一门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世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在整个知识图谱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览世界政治研究学术史，理论和方法论两条主线贯穿始终，理论叙事虽先于方法论叙事但理论创新往往以方法论创新为先导。

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争鸣的历史源于20世纪 50-60 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美国范式的最终胜利确立了实证主义的主导话语权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重建和补课需求，西方知识被持续引入中国学界。中国的世界政治研究曾长期以高度裂解的西方范式(尤其是美国范式)为方法论蓝本，总体表现为缺乏时空意识且缺少纵深历史感。中国学者在经过对西方知识的借鉴和批判后，深入挖掘中华文明优良基因，陆续推出具有鲜明独创性的自主理论，铸造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性架构理论自主创新也彰显了中国学者在方法论上持续与有效的探索，进而形成方法论自主创新的多重进路。

当前，中国方法论的自主创新大多建立在批判借鉴西方文化思想与挖掘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上，对历史辩证法原理的认识和运用还有待提高。探索历史辩证法的方法机理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而准确把握这一方法机理的关键在于深度激活历史辩证法的中国性和当代性。本文立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时空之维，旨在重构中西世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叙事，为建构世界政治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理参考。

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时空之维

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认识论基础，理解方法论需要借助一定的认知工具。不同于一般研究的技术手段(具体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哲学观点为根本前提。按照从元认知到一般认知再到具体认知的思想路径，时空之维可划分为三大认知层次：一是元认知的哲学层次所观照的时空哲学立场，即时空观问题;二是-般认知的社会科学理论层次所认识和把握的时空性质以及时空要素，即时空性问题三是具体认知的学科层次所呈现的与时间学(历史研究)或空间学(地理、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形态，即时空学问题。三大层次在逻辑上具有自上而下的因果递推次序。时空观决定知识生产的原则和生产知识的性质，并最终影响学科限度内的理论与历史、地理、文化研究及其学科范畴的结合方式。三个层次共同构成方法论的时空之维认知框架(见表1)。

表1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时空之维

（一）元认知的哲学层次：时空观

元认知层次探讨的是时空之维的哲学立场问题。在社会科学中，时空通常被视为自然常态，属于外生变量而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粹的内生变量，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 从哲学上讲，方法论是由涉及本体论基础的世界观决定的，时空观是社会科学世界观的核心。方法论的时空观指的是研究者基于不同哲学立场而形成的有关研究对象(社会事实)时空本质的总体观念。19 世纪的西方诞生了三种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即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阐释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当今社会科学形形色色的方法论体系大多以这三种传统为基准，它们在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说明与理解、解释与阐释、整体与个体以及停滞与进步等对立范畴中呈现显著的认识论分异，归根结底是因为秉持了不同的时空观。

1.绝对-抽象时空观与实证主义传统

在 19 世纪社会科学的认识论革命中，孔德吸纳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理性主义两种启蒙传统，开创了现代实证主义方法论。启蒙传统中的实证主义先行者试图融合人类智识中的实验和理性两种机能，打造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进而将其视为知识进步的希望。受科学革命和自然哲学的影响，绝对-抽象时空观构成了实证主义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础。其中，“绝对”有两层意涵:一是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统一的时空本质，二是时空本体存在绝对性的形而上学先验假定。“抽象”是基于这种观念形成的认识和表达世界的方式。这种时空观将时间简化为脱离物质运动与均匀流逝的牛顿式线性时间，将空间抽象为抽离人类实践与绝对空虚的笛卡尔式同质空间。在这种绝对化的时空框架下，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被赋予同构性，并作为超越具体时空情景的抽象存在共同服从于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因此实证主义者主张要像探索自然规律一样去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孔德倡导的“实证精神”就是为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推断未来。在绝对一抽象时空观的驱使下，实证主义传统在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演化出功能论的整体主义取向，即通过构建超越时空差异的抽象模型，将具体时空情境中的历史（文化）实践还原为普遍规律支配下的功能要素，从而以规律的形式达到了“解释”的目的。

2.相对-具体时空观与阐释学传统

针对实证主义将规律绝对化的倾向，韦伯指出：“用规律的阐述代替对实在的历史认识，或者相反，通过相互并列的各种历史观察而达到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在方法上是不可能的。”这一批判揭示了实证主义的根本困境:用以研究社会现象的各种原则、公理和规律并不能具体详尽地说明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重大历史事件头何会突然发生。在合法的解释和具体的历史事件之间总是有一个距离。为解决这一问题，韦伯创造性地将认识论的基点锚定在“承载现实性的人类行动关系网络”上，开创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阐释学传统。在他看来，必须通过对社会行动者“理解性把握”的具体回落来回应时空的相对性。例如，根据历史概念的方法论目标历史概念并不是要通过一般性公式来把握历史的现实，而是要依据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进行把握，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独特属性和个体特质。 这种相对一具体的时空观构成了阐释学方法论时空之维的核心特征:社会世界作为与自然世界相对独立的平行系统，其意义仅能通过社会行动者所处的真实时空情景显现唯有聚焦具有实体意义的社会行动个体及其互动网络，才能真正揭示历史（文化）事件或实在的独特属性和个体特质。

3.历史-辩证时空观与历史辩证法传统

历史辩证法的认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呈现为历史一辩证的时空观马克思延伸了黑格尔“空间和时间在运动中才得到现实性”的认识，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既创造出社会的时空，又以扬弃的方式将自然时空也纳入社会时空。唯物史观由此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自然和社会在人类实践中统-为“历史”的时空。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扬弃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形式的改造，凝炼出以历史总体性与辩证矛盾性为内核的历史辩证法传统。这一传统将生产实践视为历史时空结构的“凝结核”，通过生产矛盾的运动形态在不同时空中的萌芽、展开与扬弃，社会的自然化进程（社会化大生产对自然界的改造）与自然的社会化进程（自然规律对人类活动的制约）最终结晶为具体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历史一辩证的时空观包含两个关键维度：一是观察人类历史发展应遵循唯物史观揭示的总体规律，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主体作用的时空限度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告诫的那样：“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已能够解决的任务。”二是理解社会历史的时空本质以及进行社会现象的分析必须突破实证主义的线性逻辑，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路径。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认识论特征，即在总体性与矛盾性的张力中把握历史运动的真实图景。

（二）一般认知的理论层次：时空性

一般认知层次探讨的是时空之维的社会科学理论应用问题。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寻找社会运转的内在机理以及实现对社会事实的解释或阐释成为社会科学的理论旨归。时空性问题是指研究者在理论生产中对生产理论的时空性质以及时空要素或时空变量在因果效应中位置的认识。时空性包括时空性质和时空要素两部分，前者涉及理论应用的时空在场性问题，后者涉及理论应用的时空决定论问题。

1.时空的静默/绝对化

实证主义者期待像自然科学家一样探索社会事实中固有的稳定联系，在时空性质和时空要素上表现出两种对立性偏好。第一，在时空性质上表现为不考虑在场性的时空静默。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将这种时空静默的理论称为“横截面”理论，即“采用一种横截面的进路（cross-sectional approach）来研究什么应被理解为长期因果链”。这种理论将牛顿式的线性时间和笛卡尔式的同质空间视为机制作用的天然容器，基本无视物质运动状态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时间变量（时刻、时序、时段、时机和反馈机制等）和空间变量（空间的形态、结构和层次等）在因果推导中的复杂效应。实证主义的时空静默化实质上是以去历史化的非时空性为代价来维持理论模型的形式优美。第二，在时空要素上表现为绝对化的时空决定论。当实证主义无法回避时空要素时，则会转向另一种极端，即将时空变量升格为决定论的解释环节。为满足“科学”理论的简明性要求，实证主义在寻求普遍法则的解释时往往存在单一决定论倾向，此时时空要素就会被异化为新的形而上学实体。因此，一旦将时空要素纳入知识生产过程，就容易形成绝对化的时空决定理论。如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心脏地带”理论就断言：“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则将这种地缘政治学视为伪科学，认为它将地理因素抬高到了绝对地位。

2.时空的在场/有限性

阐释学主张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应当建立在理解具有特定文化价值与意义的社会个体行为之上，这并非意味着要用碎片化的具体代替抽象。阐释学同样强调从具体分析和研究中上升为抽象。在韦伯看来，抽象之物是到达个体之物的手段，因此他权宜性地提炼并运用“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一特定概念，以“工具箱”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个体行动“意图”中偶然多元的因果机制。例如，历史学的理想类型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因而也被称为“形成过程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的阐释只有时空在场时才有意义，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原有的理想类型将不再奏效，需要构建新的理想类型。阐释学的时空在场性还体现在它对文化价值的态度上。韦伯提出，“若是没有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就没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和关于个别实在的有意义的认识”。在时空要素上，阐释学对决定论的反对间接显示了其立场的有限性。韦伯认为，无数的历史情况，特别是纯粹的政治过程，是不能被简化为任何经济法则的，也不可能适用于任何经济解释。类似于经济决定论的单一决定论违反了阐释学的因果溯源原则，即难以判定最初设想出的一个或几个实际原因的成分，能否在事件变动的条件下预期同样的结果和某些其他结果。因此，时空要素在韦伯看来只是众多历史力量之一，无法单独决定社会历史的部分或全部进程。

3.时空的实践/辩证法

如果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方法论的“理论”目标，可以说实证主义是“解释规律”以预测世界，阐释学是“理解意义”以适应世界，历史辩证法则兼而有之并具有更为终极的目标，即“指导实践”以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全部学说都立足于变革现实世界的社会实践，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时空观的形而上学根基：既拒斥了旧唯物主义将时空降格为物质容器的机械论，也批判了唯心主义将时空抽象为意识形式的理念论，转而把全部讨论置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即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在此框架下，时空性既不是先验存在也不是主观建构，而是通过具体历史情景中的实践关系获得现实规定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空性质是以实践的方式在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辩证法之于时空要素的理论应用可展开为时空辩证法的三个核心命题：一是辩证决定论的时空因果律。辩证决定论承认并强调因果关系的辩证性格，认为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呈现双向运动特征，既存在过去至现在、现在至未来的历时性决定，也包括时空因果链的共时性转化与相互作用。二是资本运动的时空互补。在资本发展初期，商品价值需要通过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化得以确立，此时“一切节约归根结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是经济规律的核心表达。资本通过驱动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跃，将生产扩展到全球尺度，用“时间消灭空间”以解决阻碍资本时间增殖的空间矛盾。当时间受社会生产水平和主权空间的限制时，资本就要“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生产，用“空间修复时间”以延缓过度积累所产生的时间矛盾。由此，时空要素就在生产方式的中介作用下，成为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实践维度。三是历史进程的时空转化。时空之维下的人类文明演进史是时空矛盾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扬弃的辩证运动史，具体包括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两个过程。在这里，时间要素表现为社会过程，代表辩证法革命性的一面；空间要素表现为社会结构，代表辩证法保守性的一面。历史辩证法将对二者内在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考察视为揭示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路径。这种实践在场的时空辩证法既克服了机械决定论的线性思维局限，也超越了形而上学的纯粹抽象思辨，为社会历史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兼具解释力与变革张力的方法论框架。

（三）具体认知的学科层次：时空学

具体认知层次探讨的是时空之维的学科关系问题。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是一部学科分裂融合的历史。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科学，而地理学（包括文化研究）是关于空间的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基于时空观的不同哲学立场以及对时空性的不同认识和把握，在社会科学同时间学（历史研究）和空间学（地理、文化研究）的关系上呈现三种不同形态。

1.时空为用

时空为用是指以社会科学的抽象法则为体，时空知识只作经验质料之用。所谓实证，就是用观察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方式发现规律或验证理性。孔德认为，“基于目前人类掌握的广泛经验而得出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将会准确地确定每一个行动、每一种习惯、每一种倾向或者感觉的直接或间接的实际影响；由此，作为必然的结果，自然得出最符合普遍秩序的整体或特殊的行为准则”。实证主义将历史、地理和文化视为观察现象和检验理性的质料库，它们共同为社会科学的抽象法则服务。

2.时空为体

时空为体是指以时空知识（主要是历史）为体，社会科学的理论化、类型化与概念化只是阐释历史现象的权宜手段。韦伯的阐释学方法论推动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流。社会科学的发展给历史学带来了系统、功能、比较、计量、模型和类型化等研究方法。除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外，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回答以及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中法俄三国革命背景和后果的分析都堪称这类研究的典范。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纯粹的地理和文化范畴并不属于阐释学的时空学本体，地理和文化知识只有在历史情境之中才有阐释的意义，因此阐释学准确来说是以历史为体的。

3.体用一体

在历史辩证法传统中，并不存在单成体系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门类。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同时提出研究真正的出发点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通过人这一自然中介，历史科学既发现了可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又揭示了时间学和空间学的实践本质。恩格斯在与马克思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基于时空之维发现了东方各民族没有形成土地私有制的根源：“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如果丧失了实践这一前提，任何历史、地理和文化就只是时空的荒野。历史科学通过揭示人的物质生产实现了社会科学的内在统一，并彰显其鲜明的实践品格。

时空之维裂解与西方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的历史流变

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研究最初表征为国际关系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期的欧美国家，发轫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际，旨在理解和解决现代性背景下的国际秩序问题。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研究围绕战争与和平这一对现实命题展开，甫一兴起就遭遇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之辩。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方法论上升为主要问题。西方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在争鸣中逐渐完整与清晰，成为理论生产的先导、论证和标准。以古典主义糅合实证主义和阐释学为起点，时空之维先后出现三次裂解，成为西方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历史流变的重要意象。

（一）古典主义的方法论“糅合”与时空之维的第一次裂解

来自政治学、比较政治、历史学、法学以及道德哲学等领域的国际关系初创学者基于不同的思想传统，提出了存在分歧的理论观点，但在方法论上基本沿袭了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并由此形成方法论的原初形态即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方法论是实证主义和阐释学两大传统的“糅合”，历史辩证法传统则长期被排斥在西方主流之外。古典主义对两大传统的糅合表现为一种“混沌”方法论：它没有清晰的原则和边界，研究者经常综合择取两种方法论机理提升自身高度依赖的判断力水平。古典主义之所以能够机械糅合两大传统，源自实证主义绝对—抽象时空观和阐释学相对—具体时空观在认识论上具有同源性，二者皆根植于西方思维方式中的形而上学传统，预设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与线性因果率的普遍有效性。

图1 西方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时空之维的三次裂解

第一次裂解是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时空观维度裂解。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影响社会科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在此期间，强调科学方法的科学行为主义迅速获得大量拥趸。同时，作为古典主义遗产的传统主义也在与科学行为主义的抗衡中逐步完善，成为独立的方法论理路。自此，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从古典主义的糅合状态中分离出来，分别作为实证主义和阐释学的“代言人”引发了方法论的争鸣，时空之维出现第一次裂解。这次裂解主要发生在时空观维度，同时自然延伸到时空性和时空学。

古典主义者认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是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现实。这种认识遭到行为主义者的强烈批判，他们相信社这一点也同时解释了后文建构主义方法论耦合的原因，反映了中西方法论的本源性差异。在实证主义传统中，基于形而上学的时空绝对性被具象化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如现实主义者通过权力要素的空间配置，构建出以原子国家为单元、以力学逻辑为法则的结构决定论模型，历史进程被简化为权力参数在均质时间轴上的线性排列；在阐释学传统中，基于形而上学的时空相对性被具象化为国际体系的观念性结构，如建构主义者对观念体系展开的历时性分析，实际上是将黑格尔式的“世界精神”投射到了国际规范演进，形成了具有目的论色彩的历史叙事。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差别。借助行为主义革命带来的计量方法和数学工具，行为主义者强化了实证主义的绝对—抽象时空观，主张通过自然科学的普遍标准，聚焦政治进程中的人类行为，使用测量、分类和归纳等计量方法总结和验证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旨在发现国际关系的抽象法则。有关抽象法则的假设一经证实，便兼具解释性与预测性。在行为主义浪潮下，孔德的实证精神在国际关系领域得以复现。延伸到时空性的理论层次，科学行为主义改变了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实证偏好并走向经验主义。行为主义者通过收集可观察到的数据获取知识，数据中的规律性被确立为假设并接受检验，因此理论通过归纳而非依赖不可观察的先验假设得以构建。在他们看来，不可观察之物对理论而言毫无意义。科学行为主义由此放弃了对本体问题的探讨，这种工具主义的立场基本消解了时空性这种不可观察之物在理论中的作用，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化在内的所有时空学知识都成为发现和检验数据变量关系的经验材料。

传统主义继承了阐释学的时空观立场。在传统主义者看来，国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在历史发展的时空中存在的，具有特殊的语言、规范和价值，如权力和法律、秩序和正义、主权和人权等。国际关系中许多问题的产生源于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人类社会涉及诸多伦理道德的规范性领域，科学行为主义无法到达这个领域，只有通过阐释的方法才能贴近具体时空中的社会世界，理解行为体在采取外交方略时经常面临的相互矛盾的政治价值与目标等难题，解释国际关系实践者的思想和行为。在时空性问题上，传统主义者强调时空在场性，认为理论要受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的限制。在时空学问题上，传统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科主要从三个早已完备的学科（历史学、政治理论或哲学和国际法）中汲取了大量养分。其中，历史是本体和起点，只有进入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历史情境，才能真正理解国家的特性和行为。同时，传统主义并未因反对科学行为主义而放弃对历史规律的追求，而是与阐释学一样将理论化、类型化与概念化等工具作为阐释历史的权宜手段。

（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统合”与时空之维的第二次裂解

第一次方法论之争并未完全分出胜负，最终以“每一种努力都能丰富和充实对方”的折中结果暂时休战。然而，科学行为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成为主流理论诞生的前奏。20世纪70年代末，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批判行为主义者严重依赖经验数据和归纳方法，主张通过抽象演绎的方式将理论概念与变量相关联以得出解释，从这些解释中推出假设并对其进行检验。他以整体性、演绎性和简约性为原则，发展出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化原则的实证主义。随着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以及客观上满足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需要，结构主义以压倒性优势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方法论统合，确立了实证主义的主导话语权。正如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等在1996年提出的，国际关系学科在过去40年一直处于实证主义的支配之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统合加剧了这一局面，由是以降的主流理论构建均以结构主义为先导，坚持其他方法论的理论陆续被边缘化，学术重镇也由英美世界转变为以美国为绝对中心。

时空之维的第二次裂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实证主义内部的时空性裂解及其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时空观裂解。实证主义的内部裂解主要发生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分歧焦点在于理论的时间性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虽然基本接受了华尔兹的结构主义理论化原则，但在时空性问题上却与之产生分歧。在他们看来，原子国家依照实力在体系中的位置排列所界定的国际体系结构可以视为一种广义上的空间形态。因此，华尔兹的结构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绝对化的空间决定论，它在时间性上是静默的。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华尔兹对时间性的忽视，认为即便是在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之间也能够达成合作行为，原因在于时间以制度和机制等形式发挥了作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将这种时间性视为调解性因素（intermediate factors）或干扰性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则进一步将其概括为“过程（process）”，认为结构和过程相互影响并且都可能发生变化，同时也承认结构是更为基本的要素，其变化速度要比过程缓慢。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在时空性问题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整体上并未超越结构主义框架。

阐释学传统并没有因为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统合而消失。20世纪80年代，西方诞生了诸多具有阐释学色彩的新颖理论，这些理论基于共同拒绝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而走向联合。它们借助不同领域的知识进步，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现代阐释学。后实证主义的阐释学虽与韦伯时期的阐释学相距甚远，但它以类似韦伯的方式冲击了现代实证主义，导致方法论传统再次于时空观维度发生裂解。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 Hoffmann）就提倡采用由韦伯发展起来的历史社会学思想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问题。20世纪80—90年代，历史社会学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的推动下再次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历史社会学顺承阐释学的时空观立场，认为国家与结构这些被实证主义者视为既定的因素实际上是复杂社会过程的产物，离开具体的时空条件根本无法存在。规范理论通过提出经验（事实）和规范（价值）的范畴对立阐明了自身与实证主义的时空观差异。实证主义的绝对时空意味着它无法理解道德和伦理问题，而规范理论的目标就是阐释共同体/国家之间关系的伦理性质。后现代主义者既强调时空在场性，认为时空造就了权力与知识的互赖关系和存在形态，否认存在游离于权力之外的“真理”，又因其否定主义内核而走向了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偶然性世界，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绝对—抽象的时空观，是区别于实证主义绝对肯定的绝对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在相同时空观的两个极端下发生的裂解。

（三）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耦合”与时空之维的第三次裂解

第二次方法论之争直至建构主义诞生后才逐渐平息。20世纪90年代初，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后实证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内核和华尔兹的结构主义理论化原则相结合，将社会建构而成的观念结构（ideational structure）视为国际结构的本质。同时，他借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强调个体施动者与结构之间关系的两重性（duality）。这一举措将华尔兹的结构决定论改造为结构互构论，首次激活了主流理论的辩证性质。建构主义的主要价值不仅在于它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更在于使人们意识到建构主义大厦的落成几乎穷尽了人类思维对国际体系要素的想象。国际关系研究随即进入所谓“理论终结”时代。温特以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化原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实证主义和阐释学的方法论“耦合”，时空之维的第二次裂解在不同传统的相互妥协中走向合流而告终。

然而，裂解的历史并未随“理论终结”而逝去。第三次裂解出现在21世纪蓬勃兴起的转向理论（turning theory）和问题导向的中层理论（mid-level theory）中。这次裂解没有形成显著的对立阵营，属于不同理路上的多层多维融裂。随着“理论终结”时代的到来，有学者开始反思大辩论叙事对知识生产的意义，发现这些辩论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客观上限制了理论研究的潜力，并使学者产生了不必要的偏见。类似观点日益成为学界共识，强调实用主义和价值自由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应时而起，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各种转向理论的出现，在中观上则表现为中层理论的兴起。

立于西方学术前沿的转向理论学派是在批判主流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没有形成完全自洽的理论体系，有的是理论雏形，有的是概念重构，还有的是知识倡议。但这些转向理论基于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取向，在时空之维的不同层次上形成诸多新见解。例如，实践理论学派提出了类似历史辩证法的实践时空观。这种时空观基于实践本体论，将物质/意义、结构/施动者、反思性/背景性以及变化/稳定等特征全部统一到实践范畴中，并在实践共同体的概念中获得具体可操作的理论和经验意义。实践时空观意味着时空性也以实践的方式在场。按照实践性逻辑，实践意识直接驱动行动，而实践意识的形成是外部性（实践主体当下所处的时空环境）内化和内部性（实践主体从过去时空中积累的历史经验或习性）外化的辩证过程，因此任何时空要素都通过实践对行动施加作用。量子社会理论学派提出了一种时空无涉性的“关系纠缠论”。量子社会理论传承实证主义方法论，不同之处在于其本体论上以不确定性的量子时空代替了确定性的经典物理时空。在量子社会理论的绝对—抽象时空观中，绝对性是指统一量子世界的绝对不确定性，抽象则在于量子力学以更大的抽象将经典物理学囊括其中，量子时空观极端放大了时空性的静默性质和绝对化。量子纠缠及其引发的非定域性原理内在瓦解了以线性均匀时空为载体的决定性因果关系，决定论第一次以时空无涉性的关系纠缠形态出现。全球国际关系学倡导者提出了一条知识生产的地方性路径，探讨的焦点是西方知识和非西方知识在历史发展中的权力格局问题。他们主张以不同地域中的思想文化资源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如地方性的宗教与哲学思想、非西方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观点以及非西方的实践经验等。因此，在全球知识生产的地方性路径中，内含不同地域思想资源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既为理论之体，也为理论之用。

按照戴维·莱克（David A. Lake）的说法，中层理论最早出现于大辩论的间隙时期，是由多个理论组成的丰富生态系统。事实上，中层理论是“理论终结”后才正式兴起的一波理论化浪潮，其以问题导向、结构溯因和机制解释方法为鲜明特点，属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界定的科学革命之间的常规科学范畴。中层理论延续了阐释学相对—具体的时空观，以具有明确时空边界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只为有限范围内的社会现象提供解释。中层理论的分析框架以类似韦伯的方式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有限抽象。然而，中层理论在理论化原则上大多回归了实证主义传统，有的基于鲁德拉·希尔（Rudra Sil）与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倡导的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试图整合大理论中的概念、逻辑、机制和解释等，回答与现实世界高度相关的重要实质性问题；有的则通过对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的链接，综合选取变量对现实问题进行跨层次解释（如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层理论本质上依然属于强调解释性的实证主义理论，是历史久远的实证主义传统在具体问题领域的下沉。中层理论聚焦特定时空中的局部事实，时空性之维呈现实证主义的静默/绝对化，而时空学知识也在这种迷失的时空意识中继续成为检验这些中层理论的案例或材料。

时空之维合辙与中国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的自主创新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同时要求概念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知识创新。其中，理论创新以概念创新为前提，是知识创新的核心组成部分，理论创新彰显方法创新。世界政治的理论自主创新反映出中国学者在方法论上持续与有效的探索，形成了方法论自主创新的多重进路。对照西方“合久必分”的流变历史，中国方法论的发展呈现“分久必合”之势，中国方法论的多重进路正在从时空之维的三个层次上走向“合辙”。

（一）从国际关系到世界政治：中国方法论自主创新的多重进路

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首先显化于研究领域和学科范畴的自觉性延展。起源于欧美国家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传统和学科建制在哲学社会科学重建的特殊时期传入中国，基本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和专业类别。实际上，中国对西方知识的引介发生在一个高度裂解的时期。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发展使西方学界急于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行为体或阵营互动为框架的研究传统，而此时又恰逢反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知识合法性的频繁诘难，西方学界进入了理论立场、研究路径、学科体系等多方面高度裂解的关键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虽然借鉴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体系，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内在的张力与变化。随着中国学科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知识的自主发展，中国学者愈加意识到以国际关系为表征的学科设置具有一定局限性：其一，过于强调个体互动性的表层结构只能得到表层性知识，既无法真正理解国家对外行为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深层逻辑，也无法与中国的世界政治实践深度结合。其二，以大国关系研究为中心的研究底色是西方中心主义，掩盖和排斥了西方以外的世界，导致学科既有知识资源仅限于曾经主宰世界的那一小部分。基于此，中国学者试图将“世界政治”视为一种新的学科建制，研究领域包括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学科范畴既包括传统的国际关系学，也包括国内政治、“信仰政治”、地区政治与世界政治。世界政治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颖概念，但其作为一种学科建制有助于为自主知识创新清理积弊，拓展知识资源，更新历史、逻辑与实践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体系。

基于世界政治的自觉性延展，中国学者在经过对西方知识的借鉴和批判后，深入挖掘中华文明优良基因，陆续推出具有鲜明自主性的理论，铸造了中国世界政治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性架构。中国理论的自主发展彰显了中国方法论的自主创新，其中既包含以因果关系论述验证的解释性理论，也包含诠释学（阐释学）意义上的解读性理论。解释性理论主要彰显方法论的解释进路，解读性理论主要彰显方法论的阐释进路。

第一，道义现实主义彰显的实证解释进路。道义现实主义持有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力图构建逻辑自洽、可实证检测和有预测功能的科学理论。道义现实主义虽然将自身设定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范畴，但其方法论突破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整体论偏好。道义现实主义借鉴荀子的“王、霸、强”权力观等政治思想及其分析方法，从个人层次推演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道义原理。理性内在包含道义因素是道义现实主义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不同之处。道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探索已经超出最初设想的实证主义限度，逐渐与具有文化价值的规范阐释相融合，从而使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既是解释性的也是规范性的。

第二，历史政治学彰显的历史解释进路。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者构建的一种新的方法论理路，试图通过“找回历史”重释世界政治事实。一方面，历史政治学批判了实证主义以经验法则与社会规律去假设、解释和预测人类重大问题，而不去探索规律背后深层社会结构的做法，反对以普遍性否定中国的国家性；另一方面，历史政治学也不同于韦伯那种时空学意义上的历史为体。历史政治学的历史是本体论性质的。历史政治学试图以中国的政治性历史为逻辑基体，在历史分析的路径中检验概念和理论的真实性与优劣，形成以历史连续性为核心要义的方法论。历史政治学既有发现和检验理论的解释性功能，也有功能主义分析的政治价值功能。

第三，关系理论彰显的文化阐释进路。关系理论存在过程建构主义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两个阶段。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通过强调理论硬核的形上元，其方法论立场由实证主义转向了阐释学。在关系理论看来，与形上元密切相关的是理解、世界观、哲学和文化，形上元孕育和生发意义。形上元对输入事实的处理是通过理解和阐释展开的，观察者的世界观构成其最重要的背景知识，文化孕育和塑造了理论硬核的形上元，形上元是理解和阐释的参照体系与核心。西方文化孕育了理性的形上元，而中华文化与之对应的则是关系性，关系性构成了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硬核的形上元。关系性无法通过实证主义的抽象得到说明和解释，只能进行理解和阐释。

第四，天下理论和共生理论等规范理论彰显的规范阐释进路。中国规范理论的涌现突显了中国学者在规范阐释进路上的方法论贡献。天下理论认为，周朝的天下体系实验留下了作为政治方法论的遗产。但天下体系并非复古，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构，是面向未来的一种制度设计，这种设计在方法上提供了一个“家—国—天下”的分析框架。共生理论推崇的共生体系是西方无政府状态的代替性秩序设想，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是将社会共生现象视为客观事物，旨在探求多元世界中的国家共生之道。规范阐释进路提供了一种构建统合性“中华范式”的可能性，旨在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展现中国规范理论的独特学理贡献。

（二）时空观之维合辙：以人为轴的整群世界

前文对中国方法论的自主探索进行了简单梳理。不难看出，这些探索在实证主义、阐释学传统、历史或文化路径以及解释或阐释进路的选择上存在歧异，不同进路之间甚至存在显著对立和激烈交锋。与此同时，这些进路也在走向某种确定性，表现为时空之维的三层合辙。这种合辙在概念和理论表象上不易被察觉，只有回到元认知的哲学层次才能进行辨析和理解。

有哲学学者以本源性/实用性思维层次探讨思维方式的可变性与不变性，对理解时空之维合辙何以发生具有重要启示。所谓本源性思维方式，是指一种文化之象征性地把握世界的基本或核心架构；所谓实用性思维方式，则是指基于这种基本或核心架构而设的象征性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具体方式。一个文化共同体具有共同的实践活动、背景知识和行为方式，本源性思维方式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淘洗之后而留下的积淀，存活于文化共同体成员的前意识和潜意识之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政治研究自引进阶段到开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始终面临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汇碰撞。在知识相对贫瘠的引进阶段，中国学者能够以实用性思维进行转换，接受与之相关联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机理，故而难免会受西方传统裂解影响产生多重进路；而在自主知识创新阶段，本源性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终极文化理想的稳定性又使中国学者能够以方法论自觉的方式走向合辙。这种思维方式的可变与不变为中国学者以本土思想和实践为基体重构和再造西方思想与文化提供了可能性。

用本源性思维方式理解方法论问题，会发现时空之维能够置于一个更大框架中，这个框架就是中西方文化中作为方法论本源的辩证法的差异性。西方辩证法自柏拉图（Plato）开始就确立起超验性思维的认知方式，通过现象—本质的二元分离，将流变的经验世界纳入永恒的超验世界。认为现象只有还原为本质才能得以“拯救”是西方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在这个框架中，认知主体被赋予经验世界观察者的特殊地位，通过绝对或有限抽象的方式化约了现象的特殊性，塑造出本质对现象、普遍对特殊的支配关系。从孔德的实证法则到韦伯的理想类型，虽然二者的方法论进路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上却共享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传统。这种传统以二元分离和形而上学为核心，为理解中国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照。古今中外的诸多学者对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具体的观点虽角度不同且见解各异，但大多指向明确区别于西方思维方式的中国辩证法。中国辩证法拒斥西方辩证法二元分离的等级支配关系，将事物把握的不同层面（如构成易变之道的“阴阳”）及其所把握的事物置于同一个平面。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哲学始终游离于西方形而上学之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失效之处，才是中国哲学展开的独特思维境域。

中西文化的本源性思维方式差异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图景，同时造就了时空观之维的合辙之势。西方辩证法以“物”为逻辑前提，认为只有从感性的客物出发，才能形而上学地到达主我的超验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被“现象—本质”的二元时空所消解，人被不证自明地化为物的内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辩证法以“人”为中心，将客观世界视为主观期望的投影。如果不寄托于超越现象自身的本质之物，不借助绝对—相对、抽象—具体这类概念工具，我们应该如何把握社会事实的时空本质？中国自古以来的解法是“大道不离人伦日用”。中国古人循“天—地—人”三才体系展开独特的时空想象，将道体（对事物的把握）和器用（所把握的事物）置于相互归属和相互应合的“整群”时空。《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人的时空观是以人为轴心徐徐展开的图卷。人居于天地之间，上承天道，下接地理，身通阴阳二气，因此人自身蕴含互动能力，也就具有发动变化的能力，所以人可与天地并列。《中庸》又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概括而言，中国辩证法的本源性思维方式塑造了“以人为轴的整群世界”时空观，它既不追求抽象本质的形而上学纯粹性，亦不陷入相对主义的认知困境，而是通过“以人观事，以事观之”的认知方式，在人的关系和实践中把握时空本质。

在彰显方法论的世界政治理论中，关系理论的这种立场体现得最为鲜明。关系理论将中庸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将道器不割的阴阳关系作为元关系，在社会场景中给予人的关系以重要的本体地位，将人视为社会世界的核心元素。基于此，关系理论构建了关系驱动行动的关系性逻辑，通过共在的事实和意识理解人的行为根源，映照了一个不同于二元分离的整群世界。共生理论延续了这种关系性逻辑，展示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万物因果从属性思维的关系性思维：世界的各个部分可能是平等的和相互代理的，不应该通过相互干涉改变彼此的状态，世界秩序的图样不是差序和分层，而应该是等序和并列，万物之存在依赖的是一个共生的整体系统。此外，道义现实主义的人伦道义权力观、历史政治学试图构建的世界政治史（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及其建构的由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的史观基础以及天下理论构建“天下—国—家—国—天下”的政治—伦理循环结构等，皆属于以人为轴的整群时空观在中国方法论中的当代映射，共同揭示了中国时空观的根本特质：时空既非外在于人的客观容器，亦非抽象思维的构造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展开方式。

（三）时空性之维合辙：时空的变在在场

时空性包括时空性质和时空要素两部分。时空性质是时空观的直接折射，受中国辩证法的本源性思维方式影响，中国方法论在时空性质上的合辙是彻底的，但不同进路基于不同的理论化原则，对时空要素的决定论问题表现出分化倾向。因此，时空性之维合辙只发生在时空性质上。

中西方法论在时空性之维的差异表现为两种文化对“在场性”的认知分野。西方社会科学——无论是采取“时空静默”的实证主义立场还是“时空在场”的阐释学路径——都未脱离西方辩证法存在（being）优先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中国方法论中的时空在场性则呈现不同的哲学基底。这种差异可以从时空维度本身之于中西方思维的意义上进行理解。西方时空观更侧重空间而非时间，中国的时空则不是反映空间的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时间概念。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于看问题的时空侧重不同，以空间为本位决定了西方文化必定以主客对立和分离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而以时间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定以天人合一和主客合一的方式对待天地万物。天下理论的代表学者赵汀阳将这种时间本位的思维上升为中国存在之本的变在（becoming）方法论。他认为，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在于中国是一个以变在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本质的文明。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这种变在方法论并非简单的权变策略，而是将时间本位的文明更新机制上升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即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赓续中始终保持“旧邦新命”的时空辩证法。按照这种理解，中西方法论的时空性差异在于西方方法论是存在在场的，中国方法论则是变在在场的，这种差异决定了二者在时空性之维的不同理论取向。

西方方法论通过“空间化空间”的方式致力于发现过去空间的必然性。时空的存在在场以物为起点。物的确实性、必然性以及由本质所界定的封闭排他性意味着西方理论需要通过概念抽象构建具有确定性的知识空间，以到达拯救现象的超验世界。因此，西方理论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研究之物的存在本源（是论），这就需要以“空间化空间”的方式在现象和本质之间达成一定的疏解。回落到社会科学理论层次，西方理论的一般生产格式是：以一个足以说明事物完整性的概念来框定现象的空间，再通过建立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来表达某种昭示本质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就是所谓知识和真理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纯粹时间性的部分也被空间化了，如历史时间压缩为结构位置、社会关系凝固为制度框架、实践过程简化为变量关系等。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正是这种时空性之维的典型产物：通过“原子”国家的空间化抽象，将历史进程凝固为体系结构的力学模型，在消解时空纵深的同时制造出因果律的认知幻象。

中国方法论通过“时间带空间”的方式致力于塑造未来空间的可能性。时空的变在在场以人为起点，关注的重点不是作为存在或实体的人，而是以人为轴所生发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在空间化的绝对或分裂时空中静态把握，只能在连续时空中动态把握。因此，中国理论关注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解决在整群世界中实践知行合一的“适当性”或“合宜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时间性把握，以时间察乎事物，深度揭示时间性的连续序列之于现实的作用。在中国方法论中，世界并非等待剖解的空间性实体，而是“生生之谓易”的时间性过程；时空性质之于理论，就是将历史视为“知行合一的试炼场”，即不是通过空间化切割寻找必然性，而是在“分叉的历史”中索引“分叉的未来”。正如天下理论对周朝思想实验的现代阐释既非复古主义的空间复制，亦非乌托邦式的空间想象，而是试图在古今交织的时空中开辟一条走向人类共同命运的实践路径。

（四）时空学之维合辙：经史合一以经世致用

中西方法论在时空学之维的差异表现为两种文化对知识生产使命的认知分野。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传统中，实证主义“时空为用”的格式是历史案例辅之理论以解释，而阐释学传统“时空为体”的格式是理论工具辅之历史以阐释，二者始终在“体用二分”的窠臼中徘徊。基于实用性思维方式的转换，中国学者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这两种时空学模式，但本源性思维方式的稳定性又使中国方法论的时空之维合辙自然延伸至时空学层次，发展出以“经史合一”为路径、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时空学样态。

中国的“经史”和西方的“理论—历史”形似而神异。经史处于整群世界的同一序列，经史范式的时空学必然指向此岸性的现世关切。有关经史辩证的讨论自古有之。王阳明有言，“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为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李贽也认为“《六经》皆史可也”。章学诚将经史合一的思想发展为系统学说，他试图在史的范畴中另觅义理的途径。在“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学术固期于经世··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者矣。”经史范式既没有将历史简化为理论注脚的工具，也不将时空知识抽象为意义的容器，而是致力于打造以经世致用为知识生产使命的时空学样态。这种样态在中国学术的古今传承中有着生动的实践，如章学诚的方志编纂将城郭山川的地理变迁转化为解读治乱兴衰的时间载体，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通过税赋、漕运和兵防等时空数据，探索王朝勃兴的良治之道。在今天的世界政治研究中，中国对公正良善世界秩序的追求正是这种致用性时空学合乎逻辑的延伸。可见，中国方法论多昭示政治价值功能，中国理论多注重合宜性规范。这才有关系理论阴阳极项原态的“和谐”、道义现实主义的“王道”、历史政治学的“求治之道”、共生理论的“天下为公”与“和合共生”以及天下理论的“天下为家而无外”等观点。

由是观之，中国学者在方法论自主创新的多重进路上发生的历史性相遇并非偶然，实际上是他们将中国思想、中国实践与世界政治研究相结合时的必然。时空之维的三层合辙基于中国辩证法的本源性思维方式和文化理想，生动展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在面对全人类共同问题时默契的中国智识特色和蕴含的终极价值向往。

时空之维共振与世界政治研究历史辩证法的当代激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讲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说，中国的自主知识创新需要面向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深度把握“两个结合”，以“马中西”知识的汇通合流为根本路径。这在方法论上要求时空之维的三重“共振”，而振幅力度增强的关键在于历史辩证法的当代激活，即在世界政治研究中激活历史辩证法的中国性和当代性。

（一）一重自振：历史辩证法是时空之维共振的触发机制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中国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初步显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稳步推进，世界政治研究者开始将批判、借鉴西方文化思想与挖掘、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创新成果，基本达到中西知识的“二重同振”。重建后的世界政治研究呈现出以西方方法论为源流的独特成长脉络，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文化自主性觉醒并行的过程中，西方知识体系的祛魅化成为必然趋势，而本土传统资源成为重构自主性的关键支撑。然而，这种以中西对立为预设的自主化路径却在实践中遭遇了双重时空困境：横向是西方知识体系与本土研究实践的时空错位，即成长于西方知识体系训练的研究主体，其群体心智倾向往往会因路径依赖对本土知识体系进行筛选和剪裁；纵向是传统智慧与现代语境的时空断裂，即由于传统文化资源尚未完成当代性激活，传统思想在世界政治研究中的转化往往陷入“以古释今”与“以古非今”的两极摇摆，难以建立与时代共振的阐释体系。双重时空困境容易催生三类自主知识形态，即作为西方理论附注的“验证型知识”、披着中国外衣的“装饰型知识”以及试图反向替代的“置换型知识”。尽管三者在自主性上呈梯次增强之势，但都无法跳出中西对立的单一维度，更无力化解中西古今的时空错位和时空断裂。这表明，中西同振的知识生产模式虽然取得了自主性的外观，但大多数仍处于不同知识体系表层耦合的初级阶段，尚未完全实现深层结构的创造性转化。

如果置身中国知识发展的历史长时段，就会发现当下世界政治研究遭遇的自主性难题并非个例。从晚清的西学东渐至改革开放后的重建再到新时代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双重时空困境是横亘在中国学者面前的知识挑战。两种文化本源性思维方式的差异致使知识体系间难以达到深层结构上的自我疏解。故而，自主性难题不能在中西之间简单对立或机械互化的单一维度上求解，必须引入新的知识生产动能，并在理论先导的方法论层面实现时空之维的深度共振。历史辩证法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影响却远超实证主义和阐释学。原因在于，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方法论，历史辩证法成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有力武器，并成功指导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运动。在世界政治的学术研究中也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路径，中国学界在这条路径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构建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独特进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原则，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精髓的历史辩证法也是贯通“马中西”知识脉络、实现时空之维共振的触发机制：其一，历史辩证法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受西方本源性思维方式影响，既承袭了西方辩证法的逻辑推演传统，同时也保持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批判力度；其二，历史辩证法的实践品格与中国辩证法的经世致用传统形成共鸣，共同指向具体时空情境中的现实关照。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演进，历史辩证法在当代世界政治研究中尚未被充分激发出的知识生产动能和解释效能将得到持续释放。探索历史辩证法的方法机理，有助于深入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世界多极化和大国关系、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环境和国际安全以及文明交流和文化激荡等各种矛盾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进而不断增强认识世界政治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国际关系复杂局面和处理复杂国际问题的本领。因此，世界政治研究的自主知识创新应当摆脱中西简单对立的叙事模式，以历史辩证法的一重自振触发时空之维的三重共振，进而开辟面向中国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其关键就在于激活历史辩证法的中国性和当代性。

（二）二重同振：历史辩证法的中国性激活

兴起于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中马知识同振的历史进程。经过百年探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两者同振的历史虽然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从无断裂，却于世界政治研究中呈现出显著的“峰谷周期”。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西方方法论变迁长期处于实证主义和阐释学的交织互动中，历史辩证法始终徘徊在主流边缘。今天，我们强调历史辩证法的中国性激活，就是指通过激活历史辩证法在世界政治中的批判性和解释力，破解中国辩证法遭遇西方知识和现代化语境时的时空困境，以方法论时空之维的三重共振打开中国自主知识创新的新局面。事实上，中马同振已具备一定基础、展现出光明前景，这得益于中国学者的历史辩证法自觉，未来还需要着重深化中马之间在时空之维上的共通性与协同发展。

第一，构建以人为本的时空观基础。历史辩证法的历史—辩证时空和中国辩证法的整群时空的哲学立场不同于西方辩证法的物本逻辑。西方辩证法通过割裂现象与本质、自然与社会等范畴，消解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物本逻辑在制度层面即体现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将人不证自明地合理化为异己力量的工具和奴隶；而历史辩证法和中国辩证法都坚持人本逻辑，将人视为真正的研究起点和落脚点。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研究时明确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辩证法以人伦关系为纽带构建了整群时空观。在关系问题上，历史辩证法和中国辩证法虽然各有侧重，前者强调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后者更侧重于人的伦理关系，但二者都将人视为时空的尺度，都将学说建立在人的立场上并为人服务。第二，发展运动在场的时空性范式。区别于西方辩证法的时空存在在场，历史辩证法属于时空实践在场，强调实践维度的动态发展；中国辩证法属于时空变在在场，注重变易转化的运动本体，二者都秉持运动的观点。在西方传统中，实证主义追求解释以预测世界，阐释学追求理解以适应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静止和循环的理论不具备指导改变世界的品格和能力，对时空的把握只有建立在变化的实践之上，理论才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真正的智慧和提供有效的方案。与之相对应，中国辩证法始终贯彻运动变化的变在机理，追求经世致用的普遍之道。理论研究应当突破解释与适应世界的传统路径，转向通过实践推动社会变革的创新思维，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必须立足现实发展需求，建立能够指导文明进步的理论体系。

第三，创建回答时代之问的时空学体系。以人为本的时空观和运动在场的时空性注定了历史辩证法和中国辩证法会在时空学之维上同西方辩证法走向决裂。历史辩证法的实践品格和中国辩证法的致用品格都指向回答时代之问的时空学旨归，世界政治、历史、地理和文化等研究都应围绕这个目的组织起来。因此，应当克服以往不同学科之间分割对立、体用相争的流弊，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时空学之于中国，就是以中国为方法重构学科格局，从而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现实发展和知识生产的双重挑战。

（三）三重共振：历史辩证法的当代性激活

自主知识创新的核心要义在于回应和化解时代赋予中国的现实命题。作为“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的现代性曾经是世界政治研究问题的宏观背景。21世纪初期，有学者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视为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表明中国学界已正式迈入探讨现代性世界秩序的行列。随着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世界政治趋势遭遇多重历史翻转：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治理机制式微、“第三波民主”和资本主义全球化退潮、文明秩序的“东升西降”以及人工智能革命孕育社会革命等。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历史关键十字路口的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曾经试图融入的那个国际社会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世界正处在由工业文明现代性秩序转向数智文明当代性秩序的激变边缘，中国的世界角色也从旧秩序的融入者转变为新秩序的构建者乃至引领者。“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新问题。这两大问题以当代性、世界性和文明性超越以往的现代性、国际性和意识形态性而呈现出更为显著的复杂性，既有知识生产模式显然已难以适应剧烈变化了的现实。就此而言，历史辩证法当代激活的知识使命不仅在于以“中国性”的激活推进中西、中马知识的两两同振，更在于以“当代性”的激活实现时空之维的三重共振。

第一，重构数智时代的历史—辩证时空观。人工智能发展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通过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数智化以及劳动方式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这是当前世界秩序转型的根本动力和显著特征。在历史辩证法的时空观中，自然和社会辩证统一为历史时空的前提，是人类在实践中的主体性。随着人工智能在记忆、分析和辨识等心智能力上对人类的超越，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危机。生产力飞跃和主体性危机使历史—辩证的时空观亟须重构。在以往的生产方式中，社会的自然化和自然的社会化虽然是一个辩证过程，但受制于生产力的限度，前者往往更为显著。数智生产力的飞跃打破了这个限度，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逼近自然承载阈值的极限。为确保自身不被毁灭，人类必须在社会时空中再生产自然规定。这种相互对象化过程成为历史时空的新结晶场域。在这种时空观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会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结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世界政治中又有何种表现?这一系列命题皆是时代向中国研究者提出的全新问题。唯有沿着历史辩证法的逻辑，以人为起点直至人类文明最高目标的终点，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进行全面考察论证，才可能对这些新问题给出更准确的答案。

第二，发掘时空辩证法的理论分析功能。不同于实证主义者在理论运用问题上的时空静默，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时空性质和时空要素在理论分析中的重要功能，由此构建出不同向度的时空辩证法理论。如吉登斯等学者分析现代社会重组问题的“时空伸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等揭示时空加速现象的“时空压缩”等。时空辩证法精妙的理论功能在中国也有生动的实践，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三个世界”划分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和“以空间换时间”的理论典范。若将视线转向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生产逻辑也有同样精妙的转换：世界政治从表象上看是一种基于权力逻辑的空间政治，本质上却是国家内部生产矛盾所决定的时间政治。带来的时空观更新重新生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场域。传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逐渐向数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转型，过去以延长工时与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实现对工人生命的量化占有、以机器厂房为载体、以身体与劳动产品分离为异化形式的传统剥削方式转变为资本通过智能设备使劳动侵入生活全时段、以算法和数据流为载体、以意识与行为数据分离为异化形式的新型剥削方式。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正在消解传统的剥削结构，这极有可能催生大批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预测的“无用阶级”。当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延伸至世界政治层次，中国学者将面对全新的问题域，深入发掘时空辩证法的理论分析功能、激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活力或许是中国知识由依附性发展转向自主性创新的现实契机。

第三，拓展时空范畴下世界政治学科想象力。“马中西”知识的汇通合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三重时空之维共振都需要依托切实可行的方法论自主创新机制。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时空之维更具效能，但需要进行方法论向度的转换。前文探讨将时空之维视为世界政治研究方法论的认识论基础或认知框架，实际上，时空之维还具有方法论创新的工具效能，这就是作为社会科学原理基础的时空范畴。所谓范畴，就是社会科学原理按照不同学科之间的共通性进行优化整理所形成的模块化知识区域。时间和空间属于元范畴，时间范畴还包括事件、机制和过程等亚种，空间范畴包括层次、结构、关系和功能等亚种。这些范畴共同构成探索社会事实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原理基础，并能于元理论层次最大程度地实现知识“脱域”，有助于消解不同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的时空张力，进而拓展世界政治学科的想象力。鉴于各学科知识的浩如烟海，过去这种愿景只能止步于想象层面，而今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这一构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这种人工智能赋能的知识生产革命或许正是当代学者相较过往先贤的独特历史机遇。

结论

世界政治研究的历史不算久远，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时空之维也有清晰的脉络可循。西方世界政治研究发轫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际，但真正成型的标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方法论于争鸣之中走向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启了美苏霸权角逐和欧洲一体化并行的时代，“霸权护持”及“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分别成为美英学派的核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的权力政治、霸权均势、国际制度、国际合作、联盟同盟、战略威慑、国际运作、规则规范以及地区一体化等构成了西方学界的总问题域。时空之维紧随世界政治的现实律动不断融合裂解，旨在指引西方学者回应和化解历史长时段内不断更迭的现实问题。科学革命和现代性的优势给西方社会科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方法论印记，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也在重建过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这种舶来知识已经脱离创立之时的时空情境，在结构剧烈变动及多重历史趋势同步翻转的当今世界已骤然失去时代关联性，因而难以适应21世纪涌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以及加速前进的历史脚步，无力回应这个历史剧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我们当下重申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传统，目的绝非以重拾意识形态的方式塑造新的学术话语霸权，而旨在借助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重建与真实世界的链接。历史辩证法基于历史—辩证的时空观、实践/辩证的时空性以及体用一体的时空学，能够以真实的社会历史现实为出发点，形成对实证主义历史感和时空意识（尤其是时间意识）缺失的批判，唤起阐释学对大逻辑和大因果的旨趣，进而通过与中国辩证法的汇融，实现历史辩证法在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当代方法论版本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为资源，沿着“两个结合”的路径实现方法论时空之维的三重共振，乃是建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足当代、彰显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更具开创性的是，以方法论的自主创新为先导，推动世界政治理论的自主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与中华文明关于世界秩序的千年深邃思考相对话，正是系统回答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的智识通途。这项承载文明赓续使命的思想工程既是中国学人必须肩负的文化创新使命，也在人工智能赋能的知识革命浪潮中获得了超越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创新势能。任重而道远，唯有与时俱进、上下求索、接续努力，方能到达理想彼岸。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