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和信息争夺加剧的背景下，事实核查正从信息公共健康的逻辑转向以说服为核心机制的认知政治模式。追溯事实核查在美国政治新闻业的兴起及其在全球传播中的语境迁移，可以看到当代事实核查在核查议题、验证方法和行动结构上呈现日益突出的再政治化特征，事实核查出现说服转向。推动这一转向的深层动力，包括后真相文化侵蚀事实与观点的边界，数字平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信息生产与认知权威格局，以及认知域不断成为国际传播与政治博弈的新型战略空间。面对这一趋势，有必要将事实核查理解为嵌入社会—技术网络的认知基础设施，通过构建跨境舆情感知机制、分层核查体系、区域与全球规范协调、人机协同的核查能力，以及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叙事体系，推动形成更加公正有序的全球认知秩序。
作者简介
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肇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事实核查（fact-checking）早期是应对虚假信息的一项新闻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已从美国政治事实核查逐渐扩散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闻创新运动，在互联网平台生态中发挥重要作用。专注事实核查研究的美国学者卢卡斯·格雷福斯提出，进入平台时代后，事实核查演变为一种工具化的维护信息公共健康的新闻模式，其核心目标在于核实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没有明确来源或病毒式的虚假信息。然而近年来部分事实核查的对象和目标再次发生转变。2014年俄乌冲突以来，北约阵营就针对俄罗斯发起事实核查舆论战，试图获得战时宣传胜利。由此，事实核查正日益从面向公共信息健康的纠错工具，转型为嵌入国家叙事与阵营对立的认知博弈工具。
当前，国内学界对事实核查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大模型驱动、可解释性人工智能、人机协同为代表的智能事实核查技术研究；二是中国事实核查在主流媒体、平台、自媒体等媒介形态上的机制发展与实践形态；三是在社会心理学路径下对事实核查效果的分析。相较之下，学界对于国际传播议题事实核查的关注不足，尚缺乏对复杂国际传播形势下事实核查形态变化的认知与分析，对这种变化背后的机制与影响仍缺乏系统阐释。事实核查从公共理性机制到舆论斗争工具的演变如何发生？维护公共信息健康的事实核查何以卷入国际传播的认知竞争？这一历史过程的发生是基于何种媒介结构和权力逻辑？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需要厘清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进行原因探析，并提出相应的国际传播对策。
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视野下，关注“将一个问题或一种制度转移到政治领域的要求或行为”的相关文献形成了一种分析全球历史过程的理论框架。20世纪以来，全球治理存在一种去政治化的规范倾向，“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和管理问题，从而将它们从政治决策和政治争论的领域中删除”，而当这种规范未能实现对分歧的有效治理时，就出现了事物被重新纳入政治活动中的再政治化过程。这一理论框架不仅为理解事实核查的演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也有助于在事实核查的视角下管窥国际传播的复杂形势及其变迁。
本文将重访事实核查在美国政治新闻业的起源，考察其在全球化创新扩散中的语境转移和规范再造，从而揭示事实核查政治性的遗失与复归。本文试图回答的具体问题是：在多元媒介体制的创新过程中，事实核查维系公共信息健康的理想观念如何受到限制并在实践中表现出政治性？ 面对国际传播中的认知争夺，事实核查如何在行动中定位自身？如何理解事实核查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通过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希望更清晰地界定事实核查在复杂国际传播形势中的角色，审视其在维护和重构全球认知秩序中的潜能与局限。
一、事实核查全球发展中的形态变迁与说服转向
在全球信息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事实正在成为认知竞争中多方争夺的象征资源，事实核查也从虚假信息应对工具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机制，从单一国家新闻文化的产物扩散成为跨文化、跨制度的全球新闻实践，在复杂国际传播形势下被不断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
（一）事实核查的历史源流与持续争议
事实核查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媒体在发稿前核对事实的编辑流程，是美国新闻业的自我监督制度。在1988年美国大选和随后的中期选举期间，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中涌现大量虚假指控和事实歪曲，报道选举的记者推出广告监看（Ad Watch）行动作为应对。这种对政客的“声言”（claim）进行监督的新闻形式，后来被学界和业界联合命名为“政治事实核查”（political fact-checking）。所谓声言，指的是一种可验证的、关于事实的陈述，与观点相区分。政治事实核查员通常要选取著名政治人物的声言，通过搜寻证据和交叉验证，来评估声言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一致性，而后作出真值判断。自此，事实核查逐步发展为一种对公众人物所称的“事实”进行核实并报道的新闻实践。这种新闻实践是当前事实核查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也是事实核查的最早表现形式。2003年，美国记者布鲁克斯·杰克逊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共同发起 Factcheck.org网站，成为全球首个由专业记者组成的政治事实核查项目，旨在告知美国选民候选人所声称的“事实”是否真实、准确，以及候选人在特定议题上的说法是否长期保持一致。
美国政治新闻脉络构成了事实核查实践的最初语境，其中新闻业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事实与观点/价值相区分的观念结构，两党制的选举制度则将其限定在立场冲突的行动结构中。历史上的美国新闻业长期以政党报刊为主，直到19世纪末，无党派的独立新闻业才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时至今日仍具有主导性地位的所谓“客观性”理想。新闻客观性摒除政治观点倾向，反对党派报纸的高度政治平行性。通过保持与政党分离的独立地位，美国新闻业得以在提供事实的话语下构建认知权威，将自身塑造成服务选民判断的信息工具。然而，随着美国媒介环境的整体变化，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秩序面临严峻挑战，认知卷入度不足导致事实真伪难辨、人们抗拒科学知识和权威，党派间出现认知极化。作为一种应对举措，政治事实核查尝试继承客观性的价值旨归，希望通过提供证据和推理以给出真伪判定的透明性实践，在提升认知卷入度的同时向读者表明，事实核查只提供信息而不具有政治倾向，在无党派性基础上构建正当性。
在美国政治事实核查的理想形态下，所谓“政治”仅体现在议题层面，其核查行为则不体现政治倾向，由此事实核查就在整体上形成对党派活动的监督，而不卷入党派对立结构。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政治事实核查经常面临党派偏见的质疑。有研究表明，在美国政治事实核查员的认知中，共和党人所发表的失实声言显著高于民主党人。这一认识在事实核查文本上表现为声言选择的数量差异，从而建构共和党人更容易说谎的负面形象，在结果上有利于民主党的选举表现，而该结果恰恰反映媒体精英的政治倾向。另有研究表明，政治事实核查不但未能改变党派政治极化，甚至会被用作增强党派信息选择的平台。也就是说，即使事实核查员在主观上摒除政治偏见，其行动也不得不被纳入党派政治的对立结构进行理解，而这一过程必然表达政治倾向。
美国政治事实核查通过评估事实声言的方式为选民提供了关于政治事实的替代性信息。理想的美国政治事实核查能够在认知极化挑战下纠正党派政治对信息的滥用，然而实践表明政治事实核查仍有依附党派政治而滥用信息的风险。事实核查在早期语境下的党派性争议既表现出理想观念与现实实践的差异，也揭示出真相判定行为失范并转变为认知影响工具的风险。
（二）事实核查全球化的语境转移与问题重置
西欧新闻业最初引入事实核查时，明显受到美国政治事实核查的影响，特别是在实践形态上模仿了以选举候选人和政治人物声言为核查对象的工作方式，继承了政治事实核查与党派政治间整体对立的特征。极化多元媒介体制下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不同于最初的自由主义语境，事实核查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2008年，法国首个事实核查项目Désintox在《解放报》 （ Lib é ration）推出，而这家左翼媒体随后就发起针对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眼观阵线”（L’Oeil surfront）项目。而在北马其顿，独立事实核查项目 Vistinomer 推出后不久，反对党就推出一款十分相似的真相测量仪，但核查对象只针对执政党。极化多元模式的高度政治平行性加剧了事实核查受到的偏见质疑，也进一步揭示了事实核查被用于表达政治倾向的可能。如果进一步考虑欧洲新闻业对公共利益的强调，就会发现事实核查的使命可以同时从政治倾向与无政治倾向的双重视角进行阐释。《解放报》的Désintox项目与法国政府资助的电视频道合作，在节目中插播动画视频，这一行为既可以被阐释为服务执政党派利益，同样能够在服务公共利益的框架下获得认可。由此产生了有关事实核查的边界工作话语：具有何种政治性表现的事实核查才能够被纳入正当的共同体内？这一问题在随后的新闻创新全球扩散中逐渐成为关键争议。
2010年前后，随着事实核查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推行，事实核查结合本土问题而产生的创新形态进一步多元化。2010年，拉丁美洲首家事实核查网站Chequeado上线，该项目除了以政治人物声言作为核查对象外，还针对新闻媒体报道进行核查。有针对巴西的研究发现，资金来源的挑战使得巴西实践者不得不依赖大型科技企业的资金，从而以牺牲一部分政治事实核查的代价，将工作转移到平台辟谣上。2012年，在南非成立的非洲首家非营利性事实核查机构Africa Check，则将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谣言作为事实核查的目标，这种问题聚焦与疫苗类虚假信息在非洲造成的健康后果密切相关。随着更多国家的行动者引入事实核查，他们根据本国新闻文化和问题意识对这种新闻实践进行本土化创新，逐渐发展出与美国政治事实核查有明显差异的实践形态，无论是在议题还是在结构上，皆表现出聚焦虚假信息而脱离政治场域的趋势。
在东南亚国家的媒介体制中，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具有互嵌特征，这意味着事实核查实践不得不与国家政治力量保持同向，以获得在政治体制中的合法地位。2012年，新加坡政府通信和信息部公共传播司启动的Factually是东南亚首个事实核查项目，属于官方门户网站的一部分。而泰国、
越南等国家随后也陆续成立由政府部门主办的“反假新闻”项目，在政府协调管理下开展揭露假新闻的工作，以服务于政府的社会信息管理全局。有实证研究发现，“政府事实核查”（governmental fact-checking）并未表现出过度捍卫政府、指责政治对手的倾向，但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项目仍被西方质疑具有政治倾向性，从而较少参与事实核查的国际活动和对话中，缺乏实践共同体的正当性承认。
回溯事实核查从美国政治新闻业走向全球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媒介文化语境对新闻实践方式的制约。事实核查在西欧面临政治平行性与公共利益的政治性争议，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主要服务于地区发展，在东南亚则被纳入政府管理体系中。在地化实践中，事实核查已经超出美国语境下对政治性的理解框架，在更为多样化的问题意识下进行新闻-政治关系的再构建。
（三）全球事实核查运动的去政治化与正当性转换
2014年是事实核查全球化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美国波因特研究所（The Poynter Institute）发起的全球事实核查峰会在伦敦召开，事实核查开始从分散创新走向全球事实核查运动的实践共同体建构，形成了至今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IFCN）；同年，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首次提出事实核查的指导性定义，标志着共同体启动了对实践的定义管理。IFCN提出了一套事实核查工作方式的评估标准，细化为具体指标，由评估员和咨询委员会周期性审查确定，为符合标准的事实核查项目给予成员认证。通过这种方式，IFCN聚集全球范围内的事实核查行动者，在高质量话语下构建事实核查的统一规范，以主导新闻创新的整体方向。IFCN规范包括五条基本原则：无党派与公正性、信息来源符合标准且透明、资金来源和组织透明、方法论符合标准且透明、开放和诚实的更正政策。无党派的要求显然继承了政治事实核查在美国政治新闻业源起时的客观性理想，将不表达党派性的政治倾向同公正性相结合，表明事实核查应当在立场上去政治化。
2017年，在IFCN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首次出现专门讨论假新闻的小组，标志着聚焦揭穿互联网上伪造图片和视频的事实核查新形态开始受到关注。格雷福斯将这一转向描述为从信息公共理性到信息公共健康的“揭穿转向”（debunking turn），即从依赖理想化的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和“知情公民”理想的事实核查，转向实用主义事实核查；后者强调对受众的保护而不是告知，以此来适应平台公司主导的数字媒体环境。“揭穿”转向在寻求多样化新闻创新共识的过程中，也完成了事实核查在议题上的去政治化， 转而关注政治性较弱的健康传播、科学传播领域。
基于上述两个同向过程，全球事实核查运动实现了在形式上同美国政治事实核查的分离。美国选举语境下事实核查与党派活动间的对立，被转译成为事实与虚假信息间的对立，从而推动事实核查和互联网公司共同构建与用户之间的不稳定合作关系。如果说美国政治事实核查在甄别政治谎言的同时，承担指认政客造谣的责任，那么平台事实核查显然难以在互联网虚假信息中识别明确的责任对象。在“信息病毒”“信息疫情”的隐喻下，事实核查与互联网用户之间形成了抗击误讯（misinformation）的同盟，由此形成的正当性同政治事实核查的无党派基础不同，而是重拾起西欧事实核查对公共利益的强调，构建起基于平台信息空间治理的公共服务正当性。
二、说服转向：全球认知秩序恶化下事实核查的形态畸变
新一轮俄乌冲突见证了全球认知秩序的恶化。俄乌双方及其阵营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在安全领域，还扩展到信息、心理与认知方面。在基础设施层级，美西方国家利用信息空间主导优势对俄罗斯主流媒体进行声音封锁，采用包括封禁账号、平台封锁、算法限制等方式限制信息流通，而俄罗斯借助加密社交平台电报（Telegram）实现对平台封锁的有限突围。在舆论认知层级，双方不仅展开正当性争夺等传统舆论对抗，还利用阴谋论、虚假信息等方式实现对公众认知的精准影响，并不断挑动仇恨情绪，使得国际网络信息愈发真假难辨。
全球认知秩序的不断恶化，使事实核查在实践中呈现愈发突出的再政治化特征，深刻地改变了事实核查的功能定位，从以中立验证为核心的信息公共健康机制，转变为嵌入国际传播冲突结构中施加认知影响的说服工具。在现象层面，这一转变表现为事实核查内含的政治属性重新显性化，并且从选举政治上升到生存政治的级别；而在本质层面，这一转变意味着事实核查在国际博弈中承担针对特定对象的说服任务，使得实践领域出现核心机制的转向。这一说服转向可以从核查议题、验证方法与行动结构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核查议题呈现形式单一的特征
在议题呈现方面，事实核查受到国际热点事件的影响，将选题注意力迅速集中到阵营对立及其伴生虚假信息上，形成了政治内容单一的特征。新一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极大、影响范围极广的法新社事实核查网站首页，就长期被冲突议题所占据。这一现象在加沙冲突爆发后更为显著。如果说信息公共健康模式呼应了新冠疫情全球流行时期的公众对健康的关切，那么认知政治模式则意味着虚假信息领域注意力重新转移到政治议题上。这既受到国际冲突爆发作为客观事件的影响，也是事实核查与虚假信息博弈的建构性结果。
在议题归因方面，事实核查将虚假信息生成的责任从弥散性、匿名性的平台用户，聚焦到具体的、个别的政治利益主体上，后者通常表现为特定国家及其支持群体，构成形式上的单一特征。事实核查不再止步于还原事件，而是进一步将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及其动机纳入报道，使得事实核查对象从声言内容为中心转变为以声言者为中心，重新回到美国政治事实核查的议题归因特征上，并将其拓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在话语修辞上，核查归因单一化体现为从无责任主体、无非法动机的误讯到有责任主体、含有政治目的谬讯的转变，而后者又常同有害信息联系起来。在这种议题聚焦机制下，事实核查不再只是对真伪的技术性判断，而是以议题选择本身承担了向受众传递价值立场、影响政治认知的说服功能。
（二）验证方法表现依赖权威的倾向
在证据获取层面，事实核查主要依赖公开信息作出判断，辅以采访获取内部信息，但复杂国际传播形势下的信息情报化、秘密化提升了事实核查获取信息的难度，而国家掌握的内部信息使得采访官方信源成为判定真伪的关键方法，极大提升了事实核查对政治权威的依赖程度。有研究发现，俄乌冲突中事实核查在获取信息、开展核查和讲述结论时，受到“内部的、不成文、专业化的口头编辑室文化”影响，基本上缺乏开展事实核查的规则或专业工具，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难以在新闻内容中找到消息来源和核实状态的声明。
在真相判定层面，受政治目的驱动的官方信息修辞和选择性发布构成事实核查作出判断的基础，事实性知识生产的过程也就愈发受到政治权威的控制。复杂国际传播信息环境为事实核查带来客观难度，使得多重信源交叉验证在很多时候难以施行，而政治权威成为不透明事件的唯一信源。当政治权威成为唯一能够提供信息的主体时，事实核查的验证过程便不可避免地带有立场性与选择性，使其知识生产从证据驱动转变为权威驱动。这种转变意味着事实核查在结构上更容易承担政治叙事再生产的功能，从而具备了面向国际受众进行认知塑造与态度引导的说服能力。
（三）行动结构凸显冲突对立的特点
在外部行动结构上，当前复杂国际传播形势表现出对立化特征，事实核查不得不在充满政治立场和紧张关系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在狭义行动中，事实核查表达政治立场、发挥冲突作用的环节包括选择性的议题呈现、针对性的议题归因、阵营性的证据获取、偏见性的真相判定等。而在广义的事实核查行动中，接受政治资金、发布带有攻击性的研究报告、在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开展媒介素养教育，都是参与外部冲突结构的表现。
而在事实核查领域的内部行动结构上，来自不同国家的事实核查机构愈发受到国家政治立场的影响，成为复杂国际传播形势下不同事实核查机构结合形成阵营的新推动力。2020年，俄罗斯启动“联邦在线事实核查项目”，主要由 Yandex平台和塔斯社、国际文传电讯社等组成。在美国的事实核查数据库中，则完全没有收录俄罗斯的项目。在事实核查转为认知政治模式前，这种相互的排异仍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媒介体制和新闻观念差异的边界工作，而当前内部结构迅速从共同体间关系转变为政治阵营间的对立。例如 IFCN在新一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组织数十家成员项目专门开展乌克兰相关的行动，形成了包含3000余篇事实核查报道的“#UkraineFacts”可视化数据库，参与项目的成员中有3家来自乌克兰而无一来自俄罗斯。
经由核查议题、验证方法、行动结构三方面的再政治化，事实核查在复杂国际传播形势下发生了说服转向。2017年，俄罗斯RT电视台推出 Fakecheck事实核查项目，专用于澄清“反俄和反阿萨德宣传”的虚假信息；而乌克兰StopFake项目则是社交媒体上“国家赞助的假新闻”的一种“点对点反宣传武器”。在这种外部冲突结构和内部阵营化结构的双重驱动下，事实核查维护信息健康的正当性逐步让位于实现特定国家或组织传播目标的政治性，呈现以说服为核心目标的传播取向。
三、全球事实核查说服转向的多维动因
事实核查起源于美国新闻记者的专业实践，在早期承担着维护新闻真实与媒体的公共信任功能，同时面临党派偏见的质疑。全球事实核查运动阶段的信息公共健康模式试图通过规范建构来回应日趋复杂的信息环境挑战，推动建立跨国合作的实践共同体。然而，随着国际传播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社会文化、技术生态和国际舆论场发生深刻变迁，事实核查的历史功能与争议被唤醒，使得实践领域出现引导认知的说服转向。这一转向的形成受到社会信任结构变化、媒介技术生态演进和国际舆论空间延展三个方面的共同影响。
（一）后真相环境下社会信任结构的非理性化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事实核查说服转向的首要背景是后真相概念所昭示的社会信任结构和认知环境的深刻变化。当“后真相”在1992年被首次提出时，事实核查已经以“广告监看”前身形式登上美国政治舞台；2016年“后真相”被选为英国《牛津词典》世界年度热词，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也将事实核查实践和研究推向高潮。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美国政客通过公开的反智主义言论吸引了大量选民的支持，在特朗普现象主导的美国，客观事实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理性政治面临更深层的认知危机。如果说1988年事实核查仍能够借助界定责任主体的方式，对公开编造谬讯的政治人物形成道德压力和舆论监督，那么面对2016年不再坚持理性真相的美国平民，公共理性事实核查自然也就面临着严峻挑战。作为应对的信息公共健康模式看似变更了对立结构的主客体，但实际上仍难使事实核查回归后真相前的实践环境。
在后真相时代，公共讨论大量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而客观事实逐渐让位。当社会舆论中情感、身份与信念的比重逐渐超过经验证据和理性推理，事实与观点之间的界限就逐渐模糊化了。有研究发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接纳与先前叙事一致的谣言，而谣言如果提供了“证据”，人们也有可能会相信。由此带来的认知正当化过程倾向于依赖多数人主义而非科学论证，使得真相陷入相对化、多元化的解构漩涡。而事实核查的全球运动倡议更是加剧了全球化中相对剥夺感，加剧了非理性动力。依赖专家和精英的事实核查，无论构建多么精致的规范，都难以在非理性的社会文化中获得信任。因此，事实核查说服转向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不同国家社会文化中理性判断机制逐渐弱化的共享进程，另一方面说明公众正在建立新的信任逻辑，从依赖经验证据和理性推理转向群体身份与情感共识，折射出国际传播所面临的结构性社会文化挑战。
（二）媒介技术赋下认知权威的多元主体转移
在媒介技术生态层面，事实核查的说服转向与媒介技术赋权的辩证过程密切相关。随着媒介技术从大众媒体转向分布式平台，再到人工智能的普及，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媒介逻辑不断发生变化，事实核查也不断面临媒介技术生态的新挑战。
从公共理性到信息公共健康模式转向是媒介技术生态变化的第一个阶段，核心变化在于事实核查对象变迁引发的核查逻辑转变。传统事实核查所关注的政客谎言，其传播主要依托集会、报纸和电视等中心化的大众媒介，事实核查能够通过建构真相话语来维护新闻业的认知权威；而平台谣言则根植于分众化、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事实核查作为外部干预力量介入平台生态时，必然面临认知权威建构的三重结构性张力。首要，张力在于平台干预权与用户自主权之间，社交平台赋予用户“信息不消费”权利的同时，信任结构变化叠加算法牢笼，使得事实核查信息面临可见性遮蔽和说服力衰减的双重困境。其次，社交平台的多元主体特征意味着“真相行业”的参与者增多、话语竞争加剧，事实核查的结构性竞争者包括政府权威发布、媒体专业生产和广泛的意见领袖，真相的多元供给格局稀释了事实核查的新闻权威。最后，基于算法和数据的平台逻辑极大改变了新闻实践的外部生态，脱胎于大众媒体时代人工采编实践与职业伦理规范的事实核查如果遵循传统新闻权威建构的路径，则会遭遇效果、效率、效用的系统性阻碍。
事实核查说服转向处于媒介技术的跃迁式发展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智能技术所标识的第二阶段媒介技术生态变化下，前述的三重结构性张力进一步放大，事实核查愈发难以维护专业新闻的认知权威。在信息生成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极大提升了造假效率和造假质量，涌现出AI修图、深度伪造视频等新型信息形态，而事实核查尚未给出公认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信息传播环节，基于人工智能的快速传播和精准传播，使得人工编发事实核查报道愈发难以追赶虚假信息的速度；在信息认知环节，真实信息同样可能被质疑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极大提升了认知不确定性与认知负载。相较而言，政治行动者则更快地将新兴技术纳入资源库中，不断发明和改进更加精准、快速、有效的认知影响技术，并将其运用于舆论影响中，更为高效地获取了后真相时代的认知权威。在此意义上，事实核查的说服转向并不意味着认知权威的完全消解，而是媒介技术在对管理者与用户的双向赋权过程中认知权威的主体泛化，过去掌握真相定义权的单一主体逐渐演变为多元主体对真相的共同阐释，围绕真相定义权展开的竞争也演变为真相共同体的分布式实践与多元协商。
（三）复杂国际传播形势下舆论影响的空间延展
在国际传播的舆论空间层面，事实核查的说服转向受到全球舆论影响空间结构性扩张的动力影响。卡尔·施米特曾提出“潜艇”的隐喻：在海面作战为主的旧式海战中，潜艇“添加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深层空间”，它们从水下出来扰乱常规战术行动，也改变了正规军的战略。这种由新技术生产的行动空间，往往能够起到关键效果，而后被双方采用，开辟新的互动空间或使得原有空间被用于新的互动形式。认知域可以被理解为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等基础上开辟的最新战略空间。随着全球认知秩序恶化带来的干预机遇，这个事实核查曾经发挥作用的行动空间被重新发掘和利用，形成新一轮影响力增长点。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在认知域的深层空间里，各类认知技术扮演了“潜艇”的游击角色，事实核查正是其中之一。在复杂国际传播形势的次生舆论空间里，作为真相技术的事实核查迅速被发掘影响力价值，从而被纳入认知争夺的互动中，从而显现政治性的复归。
事实核查去政治化过程中所始终隐含的根本性质在高度对立的结构下显现出来。作为真相技术的事实核查在认知干预方面的作用场域，恰恰指向卡尔 ·冯 ·克劳塞维茨所揭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的本质领域。在这一意义上，事实核查的说服转向已经超越了美国政治新闻实践中围绕争夺政治利益而产生的话语斗争，进一步上升到施米特政治哲学中关乎“生存”的否定性上。这种政治逻辑在全球事实核查运动中具象化为“敌友划分”机制——原本旨在建立专业规范的准入机制，在复杂国际传播形势下退化为政治阵营的识别标记。2022年起新一轮俄乌冲突中安全对抗与认知干预相互交织，暴露出所谓“专业”“中立”的事实核查如何被冲突逻辑所裹挟，凸显事实核查机构作为说服工具的运作方式。在这一再政治化进程中，事实核查从新闻实践的专业领域逐渐偏移到国际政治的从属领域。
四、应对事实核查说服转向的国际传播路径
事实核查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经历的再政治化过程，使其在核查议题、验证方法与行动结构三方面出现明显的说服转向。事实核查已经从单一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新闻实践，转向多元语境下兼具社会信息治理与国际传播能力的复杂机制。面对事实核查说服转向带来的挑战，国际传播与事实核查应当各取所长、机制融合，以建构稳健的认知基础设施为导向，形成更具韧性、更具规范性和更具主体性的全球传播能力。
（一）构建跨境舆情感知体系，前置化识别干预外部虚假信息
当前事实核查议题日益政治化，使议题选择本身成为影响受众认知的说服机制之一。在虚假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协同、级联扩散的特征背景下，事实核查所依赖的事后更正机制无法满足认知影响的效率要求，使得事实真相不能出现在舆论关注的第一现场，而降级为伴随虚假信息的次生信息。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赋能的认知影响活动中，虚假信息能够精准、定向投放至易感群体，大幅提升虚假信息传播的破坏性和渗透性。因此，有必要在议题生成环节前移认知干预关口，建构跨境舆情变化的态势感知与前置预警机制，而事实核查对虚假信息的持续关注使得认知干预机制具有较大潜能，可以通过对议题的结构性治理抵消议题政治化带来的外部影响。
实时感知的事实核查体系应当具备动态观察、语义识别、情绪感知与态势理解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感知信息流动结构，发现虚假信息流动的关键节点与传播脉络，以及不同群体在相关问题上形成共识与分歧背后的信息机制；在微观层面上，则是发挥信息监测和记录点的功能，形成基于事件的虚假信息案例库，结合信息流动结构的溯源机制，为认知境外虚假信息的内容和传播规律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
实时感知的事实核查体现了一种国际传播中认知防御的柔性机制，以非对抗性方式持续识别和理解自然产生的谣言与刻意制造的有害信息，在不引起争端的前提下巧妙化解外部虚假信息对舆论环境的潜在干扰，以实现信息生态的持续性修复。
（二）塑造分层事实核查框架，提升应对谣言的社会认知韧性
事实核查在实践中的权威依赖与真值判定政治化，使其知识生产更容易成为外部叙事的一部分。而事实核查的可持续开展和有效影响，依赖于社会整体认知结构的协同行动，这是单一领域或单一机构难以达成的目标。因此，事实核查不应当过度强调以事件为中心的单点修正，而是需要建立多层次、分布式的认知和行动框架，形成社会整体的认知韧性，以分层框架抵御外部说服的渗透。
韧性指的是一种过程导向、注重长期效果的能力，体现了系统结构重塑的能力。在国际虚假信息扰动下，分层事实核查框架有助于提升社会认知的抗干扰能力，在常态化认知防御体系建设和非常态认知防御行动中，发挥冲击应对和秩序复原的作用。在文化层面，需要形成对真实原则的共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探索信任建构的路径，使得求真求实重新成为社会面对新闻的基本价值。在知识层面，强化事件信息发布的可理解性和信息技术的可解释性，增强个体在多元信息环境中构建理性认知的证据链条和意义判断的能力，提升专门机构与社会机制在理性知识形成中的舆论引导能力。在交往层面，促进信息生产者、传播者与消费者在事实、解释与观点之间的良性互动反馈，避免因信息隔绝导致的次生谣言灾害。
分层事实核查框架追求从外部说服到内部校正的机制转变，避免精英说教引发的心理抵御，致力于通过重新培育理性传播秩序，削弱境内外虚假信息和谣言得以流动的社会心理基础，在结构意义上增强社会抵抗虚假信息扰动的认知韧性。
（三）积极制定事实核查规范，完善虚假信息的全球治理体系
事实核查在全球范围逐渐呈现阵营化和对抗性结构，使其难以维持中立角色，也使话语权被嵌入国际传播政治结构。面对这一结构性挑战，中国需要在国际事实核查体系的规范层面积极参与，以制度影响抵消说服转向带来的外部叙事优势。事实核查从单一国家到国际社会的文化背景拓展带来了实践语境和伦理标准的差异，特别体现在信息透明度、言论边界、新闻责任等方面，而这些又构成了事实核查得以开展所依赖的隐含规范前提。在全球事实核查运动的共同实践表象下，潜藏的是规范多元、价值不均的风险状态。随着虚假信息传播加速，国际体系迫切需要构建跨区域的治理规范，这为不同国家参与事实核查规范建构提供重要契机。
除了波因特研究所主导的“全球事实核查运动”规范外，欧洲事实核查标准网络（European Fact-Checking Standards Network，EFCSN）已经推动建立了《欧洲独立事实核查组织标准规范》，而阿拉伯事实核查网络、非洲核查和来自拉丁美洲的事实核查网络都在逐步推动区域性规范标准的建立。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在虚假信息治理规范领域的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亟需推动参与全球和区域事实核查规范制定。中国的国际传播中要异中求同，基于互为主体和共同叙事的国际传播的文明范式，建立事实核查共同体，推动跨界、跨领域合作，磋商共识性原则，在多边共识、认知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的中国事实核查规范。这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增强自动事实核查能力，强化智能时代的认知基础设施
面对事实核查行动结构的政治化，除了在宏观层面推进规范与制度建设外，还应当在微观层面加快适应新兴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环境变化，形成对说服转向的技术性回应。在社交平台向人工智能过渡的媒介技术生态变革下，聚焦人工查验的事实核查已经与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信息生成生态相脱节，表现为人工事实核查的漫长周期与虚假信息的快速节奏之间的不匹配，这已成为国际上许多事实核查机构所面临的现实难题。这一难题的长期存在，可能迫使事实核查从信息治理的有效机制逐渐弱化为维护秩序的仪式表演。从基础设施视角来看，事实核查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新闻活动，而是应当置于更广泛的数字平台技术架构、数据流动机制和算法决策模型所塑造的新结构中予以考虑，将其视为一种嵌入跨主体、跨系统社会—技术网络中的认知基础设施。媒介技术的即时化、智能化、自动化演进，使得事实核查演变出复杂的实践形态，使事实核查从单纯的信息验证工具转变为数字时代认知领域的底层框架式机制。
提升自动事实核查能力需要建构人机协同的认知模式，探索自动化数据监测、模式识别与溯源分析等任务，人工承担审核和判断等关键节点任务。媒介技术发展为事实核查说服转向和形态畸变提供了驱动，同时为建设更加公正有效的事实核查创造了契机。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的自动化事实核查，公众有望获得更加高效、可靠和及时的解释参照，从而为强化深度伪造冲击下的认知安全构建坚实壁垒。
（五）建构中国事实核查叙事，拓展国际传播的真相话语边界
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在复杂国际传播形势对全球认知秩序带来的挑战中，坚持新闻真实原则，既是保持国际传播战略定力的价值基石，也是突破西方媒介霸权的真相垄断、构建中国真相叙事的实践进路。在全球事实核查话语长期被欧美范式主导的结构下，中国需通过叙事层面的再主体化，应对三个方面的再政治化，构建具有治理理性、和合精神与文化多样性的事实核查叙事，从根本上突破外部说服型话语霸权。
在全球事实核查话语体系中，长期以欧美新闻传统为主导的理念框架占据主流，形成了以美国事实核查为范本的普遍性想象，却忽略了不同文化语境下社会认知结构和国家发展方向的差异。中国真相叙事的建构应当遵循传播规律，加强新时代新闻真实的理论研究和工作要求，立足本土实际情况和国际传播要求展开系统性创新，积极构建全球南方的事实核查叙事。
中国事实核查叙事应当注重三个方面。第一，以治理理性取代说服对抗，强化事实核查在社会协调和共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使得真相成为推动社会互信的基础。第二，以和合文化突破安全思维，避免全球信息治理的有益工具僵化为阵营对立的畸变形态，重新发现和强调事实核查对于全球信息生态治理的积极价值。第三，以文化多样性超越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动不同文化背景下事实核查的平等对话，尊重地区差异，消除对抗性叙事张力，为建构数字时代认知秩序的南方范式提供推动力。
五、结语
事实核查作为一种源自美国新闻业的专业工作，在全球化扩散与技术发展的多重推动下，早已超出了新闻活动的范畴，演变为嵌入社会治理、平台生态与国际舆论竞争的复杂机制。在此背景下，如何避免事实核查在说服转向中进一步异化为舆论武器，重新发掘其在全球信息治理与认知秩序重建中的积极潜能，成为亟须回应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在经验层面，需要更多跨国家、跨平台、跨议题的比较研究，以揭示不同制度与文化语境下事实核查说服转向的差异化路径与共同逻辑。在规范层面，有必要将事实核查置于认知安全、平台治理、算法规制和全球治理等宏观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中国特色事实核查发展的未来方向，为后真相时代开展国际传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构建公正有序的全球信息生态提供新的制度经验与叙事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