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2026年第10期
内容提要：2025年以来，部分带有“民主社会主义”标签的候选人在美国选举中表现突出，其背后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引发外界关注。DSA于1982年创立，2016年迎来再次复兴，主要体现为组织规模扩大、政治影响力上升、民意接受度和支持度提升。DSA具有独特的发展特征，其政治主张多元杂糅，依附于民主党参与政治，发展随选举周期波动，身份政治色彩强烈。DSA复兴加速民主党代际更替，延续身份政治，但其并非民主党主导力量，既难以助力民主党扩展政治影响及选举版图，也难以协助民主党从根本上回应美国劳工阶层诉求，DSA影响力上升可能进一步分裂民主党。
关键词：美国民主党 民主社会主义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
2025年，时任纽约州众议员祖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击败纽约州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当选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的意外胜利引发全美乃至全球关注，不仅因为他是兼具非洲与印度血统的“90后”穆斯林政治人物，而且因为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成员身份。在历史上DSA成员及与其联系密切的民主党人曾当选国会议员或担任各州要职，此次在全美第一大城市纽约市登顶市长职位更具标志性意义。马姆达尼胜出之后，DSA爆发巨大政治能量，持续动员并吸引年轻选民。2026年中期选举期间，纽约、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以及科罗拉多等州国会众议员民主党初选中都出现DSA人选胜出甚至击败民主党在任者的情况，在密歇根州国会参议员和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初选中也出现颇具实力的DSA人选。一时间，DSA跃升为民主党内部最具活力的新生力量，被认为代表民主党未来方向。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复兴
DSA在美国政坛并非新兴政治组织，而是历经数十年起伏发展、如今再次复兴的政治力量。1982年，美国社会活动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与以新左翼知识分子为主的“新美国运动”合流并组建DSA。为快速发挥政治影响，哈林顿将DSA界定为民主党内部的“压力团体”，并以此推动自由派社会民主改革的“重组”路线。里根政府时期，DSA不断推动内部不同理念群体团结，并在助力民主党方面取得成效。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哈林顿去世、冷战落幕、克林顿执政并推动“第三条道路”，DSA地位逐渐下降甚至一度沦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议程的“守旧派”力量。进入21世纪后，DSA反对反恐战争并积极参与“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但都未能在自由派阵营中获得更多影响力。直至反建制派在2016年大选中崛起，不仅是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也成为DSA复兴的关键节点。
第一，DSA组织规模扩大，队伍更趋年轻化。2016年大选期间，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反建制派身份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桑德斯虽非DSA成员，但其借助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议程成功动员大量对现状不满、厌倦传统建制派的年轻选民，使这些群体开始关注并参与DSA活动。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崛起给民主党阵营带来极大危机感，刺激部分党员关注并加入DSA。在特朗普当选次日，DSA迎来2000人加入，这一激增态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得到延续。2015年DSA成员约6000人，2017年7月即特朗普首次上台半年后其成员数量飙升到2.4万。随着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当选，DSA及其政治力量获得新的动能。2026年7月，DSA在全美范围内的成员数量已超过12万，持续稳居美国秉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最大政治组织。与此同时，DSA成员的年龄中位数从2013年的68岁（20世纪80年代加入DSA者）降至2017年的33岁，其已恢复初建时的代际活力。
第二，DSA政治影响力上升。2016年大选后，DSA成员及其支持的政治人物在民主党内更加活跃，并对主流政治发挥更大影响。DSA成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拉什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等新一代政治人物在民主党阵营中崭露头角，很快代表民主党当选国会众议员。特别是科尔特斯被视为民主党左翼力量崛起的代表，其在2018年纽约州国会众议员民主党初选中击败谋求连任的民主党党团领袖乔·克劳利（Joe Crowley），成为民主党内部取代传统建制派的新生代力量。在科尔特斯等人影响下，DSA相关人选在国会中的影响力也实现突破。在第118届国会（2023—2025年）中，9位DSA成员出任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在第119届国会（2025—2027年）中，7位DSA成员担任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DSA成员在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团内部成立名为“小分队”（Squad）的派系组织，以此加强理念与政策协调，并试图影响民主党税收、医疗福利、能源与环境保护等议题的政策方向。在DSA持续拓展政治影响的背景下，2025年马姆达尼在极具标志性的关键选举中胜出，接续并强化DSA政治影响力扩大的态势。2026年7月底8月初，DSA在芝加哥举办全国组织大会，主要议程之一是为相关政治人物参与中期选举造势，并试图继续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第三，DSA民意接受度、支持度提升。随着DSA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选民特别是民主党选民或持有自由派理念的年轻选民展现出更为接受乃至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治人物的倾向。2026年8月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对社会主义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已从2021年的54%降至43%。18—34岁选民群体对民主社会主义持有好感比例达46%。2026年7月民调显示，75%的民主党人接受并愿意投票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者代表民主党出任美国总统。近期关于20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民调显示，DSA成员科尔特斯的民意支持率保持在10%左右，位居前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DSA得到部分选民关注和支持。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发展特征
再次复兴的DSA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展现其历史演进脉络，也反映当前美国政治生态图景。
第一，DSA政治主张多元杂糅。早在组建之初，DSA就容纳民主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工人运动倡导者等不同理念群体。DSA具备混合联盟属性，不同自由派群体或组织在这个“大帐篷”式的政治结盟体中抱团取暖、借力聚合。时至今日，DSA包含从不同利益出发、政策取向存在差异、对社会主义理解不同的多重政治力量，如“基层工作”“社会主义多数派核心小组”“革命之泉”“面包与玫瑰”“红星”“改革与革命”等。“基层工作”相对温和，倾向生态社会主义；“革命之泉”坚决反对“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红星”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理念，反对第三阵营或第三条道路。这些分支依照规模与影响力大小派出相应数量代表，组成DSA全国政治委员会，共同决定DSA重要议程。换言之，DSA官方名称虽然突出“民主社会主义”，但其内部政治主张始终多元杂糅，折射出复合乃至碎片化的自由派色彩。
第二，DSA长期依附民主党参与政治。哈林顿通过“重组”路线推动DSA融入民主党政治，使DSA与一些民主党资深政治人物保持密切联系。比如，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非洲裔国会众议员、密歇根州民主党人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早在1983年就参与其中，其竞选活动始终得到DSA支持。DSA在美国两党制背景下参与民主党政治，成员以民主党人身份参选，毫无疑问是其实现政治目标的务实举措。但这种“重组”路线直接导致DSA对民主党的严重依附。具有DSA成员身份的民主党人得以当选并长期在任的最关键原因是民主党的政党组织机器运作与竞选资源供给。虽然DSA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立场与政策议程，并号称要为美国劳工阶层等底层民众谋求权益，但该组织却依附于民主党这一传统资产阶级政党来实现并维持政治影响。结果是DSA成为民主党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巩固民主党政治影响的工具，其标榜的政治与政策诉求难以实现。
第三，DSA发展随选举周期波动。20世纪90年代，DSA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一度陷入低谷，2016年大选后才迎来再次复兴。2020年大选期间，DSA成员数量一度接近10万，但在拜登执政后出现下滑，2024年大选前夕已缩水至6.4万，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成员数量则再次飙升。这意味着，DSA组织规模与政治影响随选举周期及政党轮替而波动式发展，这是其依附于民主党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对民主党政治精英而言，在需要攻击共和党并动员选民时，倾向于借力DSA，很多人也自愿贴上DSA标签。但当民主党执政后，DSA标签未必有利于政治精英最大化地获取民主党组织分配的政治资源，DSA成员身份或标签就可能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对于自由派选民而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选并上台后，大概率会将竞选期间DSA倡导的某些政策主张纳入政府执政议程中，这导致选民转而寄希望于民主党政府而未必继续参与DSA组织及其活动。由此可见，民主党已把DSA工具化，利用其议程设置与竞选动员功能，这成为DSA需要面对的权力结构层面的重大限制。
第四，DSA身份政治色彩强烈。DSA在组建之初，白人、女性、工会组织成员占据成员大多数，而如今成员多为年轻的少数族裔群体。他们更强调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尊重各国主权并反对美国对外干预。20世纪80年代，DSA就曾反对里根政府干预中美洲国家事务。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DSA公开谴责北约扩张行径以及美国边缘政策，此举被认为有“偏袒俄罗斯”之嫌而招致美国国内诸多人士批评。危机爆发后，DSA呼吁立即停火并反对对俄制裁。其立场与民主党以及美国主流立场存在差异，导致DSA支持的政治人物在俄乌议题上陷入两难。2023年10月巴以问题再次升级后，DSA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呼吁立即停火并反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甚至作出“开除亲以成员”的组织决议。这样的立场给DSA带来现实挑战。一方面，传统DSA成员总体上支持以色列，但DSA立场大幅“急转弯”让其难以接受，一些亲以成员选择退出组织。DSA创始成员莫里斯·艾泽曼（Maurice Isserman）于2023年10月宣布退出DSA，理由是该组织对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熟视无睹”。另一方面，DSA成员特别是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的国会议员等政治人物陷入两难，支持以色列虽能给其带来竞选经费等政治资源，但又受制于DSA的政治立场。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DSA放弃为某些以民主党人身份谋取连任的成员背书，也有人因政治前途选择脱离DSA。同时，亲以力量终止对DSA的支持转而力挺对手，DSA不但在竞选中遭遇巨大阻力，而且在财务和组织运作层面面临现实压力，组织成员规模逐渐缩小。这是DSA遇到的重大挑战，表明DSA组织身份结构与民主党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对民主党的影响
随着DSA再次复兴，特别是马姆达尼现象级崛起，加之DSA支持人选在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表现亮眼，关于DSA改造民主党、引领民主党未来的论调不绝于耳，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第一，DSA不是民主党主导力量。虽然DSA政治人物形象新锐且多元、曝光度与话题感十足，但DSA只是为民主党或内部群体提供了一条可选的道路，远非民主党主导力量或主要方向。2025年马姆达尼当选虽具有标志性意义，证明进步主义路线甚至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可以给民主党带来胜利，但在其胜选同日，民主党建制派人选也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赢得州长选举，这证明侧重发展经济的建制派务实路线仍大有市场。
第二，DSA难以助力民主党扩展政治影响及选举版图。在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DSA实现突破、获得民主党提名的选区集中于纽约、费城、丹佛、底特律以及圣路易斯等大城市，或者像密歇根这样具有较大经济规模与较高活跃度且人口族裔结构多元的州。这种区域分布凸显DSA力量难以走出都市、走向全美的特殊性和局限性。DSA更具优势的地区大多是民主党主导的“安全选区”，这意味着DSA虽有助于更新民主党的存量，但不具备扩大民主党增量、改变两党实力对比、扩展民主党政治影响的能力。
第三，DSA加速民主党代际更替。2026年中期选举的变化之一是民主党代际更替，佩洛西、霍耶等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资深领袖不再寻求连任，将于本届任期结束后退出国会。在代际变动的大潮流下，拥有大量年轻追随者、支持新一代参选人的DSA获得更多上升空间。与DSA关系密切的密歇根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和DSA成员、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参选人洪允贞（Francesca Hong）均为“80后”政治人物，DSA背书的其他国会候选人也大多来自新世代。从这个角度看，DSA支持的人选在更多民主党初选中胜出，恰好加速民主党代际更替趋势。
第四，DSA延续民主党身份政治。再次复兴的DSA，其政治理念仍非常多元乃至碎片化。从“所有人的医疗福利”“绿色新政”“废除ICE（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到2025年以来席卷全美的“对抗寡头政治”集会，这些DSA议程并没有为美国提供新方案和新理念。与此同时，与DSA相关的政治人物不仅来自新世代，而且展现出不同于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的多元面孔。截至2026年8月底，已有7位DSA成员获得国会众议员民主党提名，这7人均为少数族裔，其中5人为女性。埃尔-赛义德若当选，将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国会参议员。与政策议程相比，DSA相关政治人物传递给选民最直接的信息是身份政治标签。这展现出民主党身份政治与DSA及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互嵌而成的复合叙事，其核心政治逻辑仍是身份政治和身份认同。
第五，DSA难以助力民主党回应美国劳工阶层诉求。民主党在2016和2024年大选中败北，直接原因是其失去劳工阶层的普遍支持而共和党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等经济民粹主义议程吸引了这一群体。从这个角度观察，DSA政策议程看似有助于民主党回应底层劳工群体诉求，但近年来其成员、支持者以及相关政治人物基本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有别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劳工群体。这两个群体在移民、打击犯罪以及性别政治等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工阶层要求严格控制移民与边境、严厉起诉犯罪者并恢复死刑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明确男女两个性别，而这与DSA相关政治人物的主张有较大不同。有观点认为，当前DSA相关人物更像是某种“婆罗门左派”，即受教育程度偏高、掌握专业技能并持有一定自由派立场的专业人士。这一群体属于相对固化的阶层，其政策议程看似回应底层群体诉求，实则只是利用底层群体对抗高高在上的“工商右派”，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诉求。DSA支持者对此作出辩护，认为受过大学教育、从事白领行业甚至收入较高的专业人士在当下仍要租房、面对“可负担性”压力、无法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所以可被视为“劳工阶层”。马姆达尼在2026年7月声称，年收入25万美元的人如果“无法负担基本的生活尊严”，则可被视为“劳工阶层”。如此说法虽然旨在强调专业人士也可代表劳工阶层，却变相承认DSA相关政治人物可能要回应的是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新阶层群体诉求，他们的工作场景是大城市写字楼，而非“铁锈带”工厂车间。因此，DSA很可能不会推动民主党真正回应底层劳工，而是引导民主党更多回应以少数族裔为主的专业人士阶层，这可能导致底层劳工及“铁锈带”地区被彻底让给共和党。
第六，DSA可能进一步分裂民主党。长期以来，民主党在组织结构和政策理念上处于“大帐篷”状态，“去中心化”结构与DSA相似。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主党动态接受DSA某些议程或要素，DSA也不排斥这种部分吸纳与转化的做法。但如今，DSA成员、支持者以及相关政治人物在巴以问题等关键议题上不惜与民主党传统建制派针锋相对。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如果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赢得国会众议院，DSA相关议员有望成为民主党获得多数表决、推进立法议程而不得不寻求平衡乃至妥协的关键力量。届时，民主党党团领导层可能面对类似于当年共和党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对党内极端保守派“自由连线”成员束手无策的局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DSA在民主党内部不断壮大，其反以立场必然招致更多传统亲以民主党人排斥，届时可能引发党内力量持续且严重的分裂。
结 语
如果民主党将来执政，DSA的某些理念可能进入民主党政府的政策议程，而DSA则将再次进入相对收缩的政治休眠期。如果共和党在2028年延续执政，DSA此后4年将加速演进，理念更为激进尖锐、组织活跃壮大、构成多元碎片化，其与民主党传统力量之间矛盾升级，存在重组并改造民主党的可能。当前美国面临国内结构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国内利益群体加速分化与重组，群体间边界被重新划定。在剧烈变动中，原本擅长聚集不同利益群体的民主党涌现出形象突出且语出惊人的新面孔，但这些新面孔之间以及新老面孔之间能否达成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共识，仍是关键所在。如果说共和党的未来道路基本明确，不确定的只是多大程度上延续该道路，那么民主党未来直面的问题则是“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