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崇辉，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标识性概念的政治阐释与学术建构研究。李玲，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人经济”作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其理论内核与价值主轴深刻体现了“投资于人”的战略要求，彰显了从以地理疆界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向以国民发展为核心的深刻理念转变与实践转向。这一概念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扎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浙江人经济”为理论先河，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范式。从核心内涵来讲，“中国人经济”概念体现了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物与人”紧密结合的主体维度，高质量发展与国民福祉提升有机统一的价值维度，从本土筑基到全球循环布局拓展的空间维度，“GDP”与“GNI”双向并重的核算衡量指标维度。本文在厘清“中国人经济”这一概念生成逻辑的基础上，阐释了其主体、价值、空间、指标四个维度的核心内涵，对于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助力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人经济；中国经济；标识性概念；投资于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城市精神；基本特征；基本内涵；塑造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对未来“十五五”时期的顶层设计中得到更加鲜明的体现与制度化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坚持人民至上”确立为必须遵循的核心原则之一，确立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的核心方针。随后召开的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提出“我们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中国人经济”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不仅标志着对传统以GDP为核心、以地域为界限的发展评价范式的重大超越，更从经济治理的视角，将对“人”的关切从价值宣言转化为可操作、可衡量的“属人”发展框架，是对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本质的一次深刻理念塑造与实践引导。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列为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五个必须”之一，标志着国家发展的战略重心与评价标尺正经历深刻而系统的演进，跳出了侧重物质生产的“物”的单一维度，进一步凸显“人”在发展考量中权重的关键性提升，为未来“十五五”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先导与实践支撑。把握好“投资于人”，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最大限度激发人的创造性，中国经济将在14亿多人的托举中更上层楼。
一、“中国人经济”概念：提出的缘起与标识性阐释的必要性
任何一个标识性概念的诞生，都绝非偶然的语词创新，而是深刻根植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实践，并对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所作出的理论回应。“中国人经济”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经济在历经数十年高速增长、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论自觉，“‘中国人经济’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它是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必然产物，交织于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国情、生成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更加关注“中国人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更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人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对新时代发展矛盾与使命的深刻洞察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逆全球化抬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些都要求经济发展超越单纯的总量思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这一目标内涵远非GDP数值所能完全涵盖，它本质上要求国民财富的实质性增长、收入分配的持续优化以及国民福祉的全面提升，这一目标与“既要看GDP又要重GNI”的核算理念革新高度契合，体现了发展观的深刻变革。评价发展的天平，更加明确地向“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这一根本问题倾斜，将国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获利能力、收入增长与财产性收入提升置于核心关切，是“坚持人民至上”在经济治理领域的具体化与操作化。会议同时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呼应了“中国人经济”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驱动国民收入增长的内在要求；部署“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则为“中国人经济”拓展全球空间、提升国民全球要素收益能力指明了实践路径。这一概念从理念到政策、从目标到路径的逐步展开，为推动“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引。
（二）阐释“中国人经济”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生成逻辑与核心内涵是亟需面对的问题
现有“中国人经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学界或解读其话语创新与实践取向，或着力辨析其内涵与逻辑，探讨GDP与GNI的核算差异及其经济含义，或通过案例解析阐发其要素场景等。而将其置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宏观视野下进行系统性整合与深入阐发的研究，尚有待深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进展之一，体现在党的创新理论对标识性概念的系统性凝练。例如，“新质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即为典型例证。基于此，本文尝试探索：“中国人经济”概念的标识性建构遵循什么样的逻辑理路？依循这一逻辑理路，“中国人经济”概念的核心内涵包含哪些内容？其标识性建构如何体现“投资于人”的深层逻辑？
为此，本文将沿着以下思路推进：梳理作为标识性概念的“中国人经济”的思想源流，重点阐述其如何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现代重构，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融合；追溯“浙江人经济”等开理论先河的早期实践，进而在范式上界定其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区别。进一步，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从主体、价值、空间、指标四个基本面对“中国人经济”的核心内涵进行系统勾勒，厘定其核心内涵。本文期待通过以上探索，从实践经验中凝练标识性概念，为进一步阐发“中国人经济”理论体系，进而助推、反哺“中国人经济”实践提供一个独特的概念研究视角。
二、“中国人经济”概念标识性生成的基本逻辑
“中国人经济”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其标识性的生成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融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雏形于“浙江人经济”，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反思与超越中逐步确立自身独特的理论品格。这一过程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发展需求下形成的理论创新。
（一）“中国人经济”概念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标识性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为“中国人经济”提供了独有的本土思想资源，其建构对中华传统经济思想的吸纳绝非表层的概念借鉴，而是以文明根脉为纽带，在理论内核与思维范式层面完成的现代性激活，为“中国人经济”筑牢了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文化基底与方法论资源。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民本价值取向为“中国人经济”锚定发展的民生导向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渊源。作为传统经济思想核心价值之一的“民惟邦本”理念，从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惠民导向到孟子“制民之产”的恒产诉求，本就是一套以“人”为核心的经济伦理体系，其强调民众生计与国家经济存续的深度绑定，主张经济活动的最终归宿是保障民生福祉、维系社会稳态，这种文化基因为 “中国人经济” 塑造发展的民生根基，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思想中“君民共利”的治理逻辑，虽带有农业社会的历史局限，但其“以民为本”的价值底色，为其与先进理论结合、升华为普惠性的民生发展理念埋下了文化伏笔。其二，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传统思维品格为“中国人经济”提供了方法论资源。比如，《管子》“轻重之术”所承载的整体辩证思维，其深层价值并非具体的宏观调控手段，而是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整体观的经济治理哲学。这种思维强调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联性与平衡性，主张通过调控货币、粮食等核心物资的供求关系实现全局稳定，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个体理性为起点的分析框架形成本质区别，为“中国人经济”统筹市场与政府、局部与整体、短期增长与长期安全提供了本土化方法论支撑，使其天然具备应对复杂经济系统问题的辩证能力。再比如，传统“本末”概念的动态演进体现了传统经济思想的时代适应性。从“重本抑末”的小农经济产业观到“实体经济为本”的现代论断，其底层逻辑是对“经济根基与衍生业态”关系的持续回应。这不是简单的术语替换，而是提炼传统思想中“固本强基”的核心认知，结合现代经济虚实失衡的现实困境，完成了传统智慧对现代经济问题的精准适配。传统经济思想“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动态品格更赋予了“中国人经济”概念及理论开放性的文明基因，使其既能扎根中华五千多年的经济治理智慧，又具备与先进理论体系深度融合的兼容特质。
（二）“中国人经济”概念扎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为“中国人经济”提供了本土文化底色与方法论雏形，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则为其完成理论升维、确立科学范式提供了核心支撑，推动“中国人经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创新。
其一，在价值论层面，“中国人经济”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实现了对传统价值创造认知的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将劳动视为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而“中国人经济”立足数字时代生产要素变革的现实，为劳动价值论拓展了新的阐释空间。当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知识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型劳动形式重塑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其将国民总收入（GNI）纳入关键指标，不再固守地域性产值核算，而是着眼于国民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全部要素收入，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的现代化发展。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其深层意涵依托这一价值论创新，释放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创造潜力。其二，在生产关系理论方面，“中国人经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中国实践智慧。其本质是构建既能激发市场活力又能保障社会公平的新型生产关系，既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又立足中国国情实现了制度层面的理论突破，确保发展成果能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其三，在世界市场理论方面，“中国人经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的实践跃升。马克思主义预见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趋势，而“中国人经济”则为全球化条件下维护国民利益、重塑全球分工提供了新方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合作等实践，中国正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这种模式既非新自由主义的资本扩张，也非保护主义的自我封闭，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的创新发展，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新秩序。
（三）“中国人经济”概念以“浙江人经济”为理论先河
“中国人经济”雏形可以追溯到孕育于地方经济的鲜活实践。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界定了“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边界，前者是域内经济总量的核算范畴，后者则覆盖浙江人在境内外所有地域创造的经济总和，并提出浙江发展需兼顾“立足浙江发展浙江”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辩证思维。这一界定首次突破了传统地域经济的认知桎梏，将经济活动的主体从“地域空间”转向“人的群体”，为“中国人经济”锚定“国民主体”的理论内核埋下了关键伏笔。
第一，“浙江人经济”支撑起“小商品大市场”的独特运作模式，成为其区别于一般地域经济的关键标识。浙江民营经济从早期“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到后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发展始终依托微观主体的创造力，而“地瓜经济”的比喻则精准概括了其发展逻辑，藤蔓向全球四面八方延伸，最终目的是让本土块茎长得更粗壮硕大，为“中国人经济”强调的“全球布局、服务本土”提供了微观实践参照。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实践探索出的“国企带队”“借船出海”“共建生态”等协同模式，让国有企业的全产业链整合能力与民营企业的灵活市场优势形成互补，既瞄准关键领域打破技术封锁，又为中小民企搭建了跨境发展通道，这种多元主体协同的路径，为“中国人经济”统筹不同所有制主体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经验。作为“浙江人经济”的标志性板块，“温州人经济”的全球布局走出了一条民间力量参与全球价值分配的独特路径。温州商人依托地缘与血缘纽带构筑的跨国商业网络，从欧洲服装市场到非洲小商品贸易的跨域经营，本质上是诚信合作团队精神在全球市场的延伸，其积累的跨境资源配置经验，为“中国人经济”统筹全球价值链、实现国民要素收入增值提供了宝贵的民间样本。而义乌从小商品集市到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的蜕变，将“民心相通”的理念融入国际合作，其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与“小而美”等民生项目，让当地民众共享开放成果。这种兼具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实践，呼应了“中国人经济”普惠性与互利性兼具的价值取向。
第二，从“浙江人经济”到“中国人经济”，远不止空间范围的简单扩张，而是完成了多重层面的拓展。首先，从覆盖范围来看，经济活动从“浙江地域商人群体”拓展至“全体国民”，对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其次，在治理层面来看，经济活动运行从“市场自发演进”升级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国企民企等各主体联动”的多元治理；再次，从战略层面来看，经济活动的目标从“个体与区域财富积累”升维为“国家战略引领下的国民整体福祉提升”，实现了理论上从“地域产值核算”到“国民全球收入统筹”的认知突破，从地方实践到国家理论的逻辑闭环。
（四）“中国人经济”概念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范式
“中国人经济”的标识性特征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两者的分野根植于逻辑起点与价值内核的根本差异。“这一概念在全球经济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创新意义，既超越了偏重物质资本积累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也突破了将‘人’视为增长工具的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内不断深化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为核心假设，将个体利益最大化作为理论推演的原点，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围绕资本高效增值展开，即便涉及社会福利的论述，也始终未能突破资本逻辑的束缚，本质上是为资本的扩张与运转提供理论支撑；而“中国人经济”则立足“现实的人”的真实存在境遇，将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牢牢锁定在国民福祉的整体提升上，由此形成了与西方“资本逻辑”截然不同的“人本逻辑”的价值范式。
具体而言，两者在发展目标、方法论、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国际经济等多个层面形成系统性分野。其一，在发展目标上，西方经济学将经济增长本身异化为目的，社会福利更多是经济增长的附属产物；“中国人经济”则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导向，强调经济增长只是手段，经济活动服务于人的生存质量提升、能力发展与权利保障。这种目标导向的差异，本质上是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对经济发展本质的不同认知。其二，在方法论上，西方经济学偏重个体主义视角与数理模型分析，这种方法虽能提升理论的精确性与可操作性，却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误区，将复杂的经济系统拆解为孤立的个体与变量，难以应对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而“中国人经济”则以整体性思维与系统分析为核心方法，更注重把握经济系统与社会、文化、生态等外部环境的内在联系，以及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思维方式能够更全面地契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政策制定提供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全景视角。其三，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西方经济学时常陷入“市场万能”与“政府干预”的二元对立误区；“中国人经济”则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突破西方关于经济社会二元价值的传统边界，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提供了更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四，在国际经济上，西方经济学深度裹挟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将自身发展模式包装为“普世标准”，其理论本质上是为全球资本扩张与霸权维护提供工具；而“中国人经济”则立足自身发展实践，摒弃了“单一发展路径”的迷思，倡导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主张通过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为打破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可能与实践方案。
三、作为标识性概念的“中国人经济”：核心内涵的四维界定
“中国人经济”这一标识性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发展实践，并着眼于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它在理论上的贡献之一在于对经济发展本质进行了系统化的再梳理与构建。该概念突破了以往主要依据地理边界和物质积累来衡量发展的传统模式，助力搭建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这充分凸显了“中国人经济”概念的综合性。本文将基于主体、价值、空间、指标这四个基本维度，对“中国人经济”概念的核心内涵进行剖析。通过分析“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价值基点的坚定确立、“质效统一”这一发展目标的有机整合、“内外联动”这一空间格局的积极拓展，以及“属人核算”这一度量方式的深度变革，描绘一幅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概念图景。
（一）“中国人经济”概念的主体维度：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物与人”的紧密结合
“中国人经济”在主体层面展现发展范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指向人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的重塑。中国经济实践历经不同发展阶段，在传统模式下，经济发展往往侧重于“投资于物”，将资源集中配置于有形资产，这种“投资于物”的方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支撑了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然而伴随发展阶段的演进，过度依赖物质资本积累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论揭示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归旨”。因此“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理念应运而生。
“投资于人本质上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资源更多投向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社会保障与福利投资、就业创业支持投资等方面。”该理念包含三个层面：其一，在“投资于人”的能力方面，系统提升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成为重点；其二，在“投资于人”的机会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制度壁垒，为各类主体创造公平发展环境；其三，在“投资于人”的保障方面，完善养老医疗等多层次社保体系等。实践层面的一系列变革印证了这一转变的深度推进。收入分配格局中出现劳动报酬占比稳步提升的趋势，财政支出结构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创新政策更注重人才创造力激发。这些变化共同表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在转化为具体制度安排。“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补共生，二者良性互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人经济”概念的价值维度：高质量发展与国民福祉提升的有机统一
“中国人经济”在价值维度上，深刻回答了“发展究竟为了什么”以及“什么是好的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它将“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与“国民福祉”这一基本追求，内在地、有机地统一起来，突破了将“发展”窄化为“增长”、将“福祉”简化为“收入”的单一思维。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核心导向，这种“高质量”具有全面、丰富的内涵，其评判标准最终必须落脚于国民福祉是否得到实质性、全方位的提升。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福祉提升的根本途径。没有发展质量的跃升，福祉提升就是无源之水。这里的高质量发展，核心特征包括高质量的动力转换、结构优化、制度开放与绿色生态等。高质量的动力转换即从要素驱动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增长引擎，这深刻影响着国民财富创造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也是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石；高质量的结构优化也至关重要，包括产业体系向中高端迈进，供需结构实现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城乡区域发展更趋协调等，这些都决定了经济的韧性，深刻影响着国民就业质量；而高质量的制度开放则通过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与此同时，高质量的绿色生态亦不容忽视，它将生态环保内生于发展过程中，提供更多高品质的生态产品，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居住环境和健康水平，同样是福祉的重要内容。
第二，“中国人经济”的价值维度，构建了一个“高质量创造高福祉，高福祉评价高质量”的逻辑。“‘中国人经济’带来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直接转化为消费能力的增强，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内需动力。”它要求经济政策、产业规划、项目投资等接受“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提升”这一检验。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正是这一价值维度最集中的体现，它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从“一部分人先富”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跨越。这超越了仅仅关注总量而忽视分配的效率至上主义，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
（三）“中国人经济”概念的空间维度：从本土筑基到全球循环的布局拓展
“中国人经济”在空间维度上，突破了以国界为藩篱的“国民经济”传统视野，构建了一个“本土根基”与“全球网络”双向赋能、协同互动的开放性经济系统。它并非忽视或弱化国内经济的基础性地位，而是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宏大坐标系中重新定位，通过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实现发展空间的战略性拓展和价值创造网络的全球化布局。
第一，坚实的本土根基是“中国人经济”全球拓展的出发点和压舱石。强大的国内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高效的基础设施、稳定的社会治理等，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独特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首要任务就是“本土筑基”：畅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升内需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优势、产业升级优势和规则制定优势。一个健康、有活力、韧性强的国内经济，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的沃土，也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坚实基础。主动的全球循环是“中国人经济”升级跃迁的加速器和新蓝海。“做大做强‘中国人经济’，要支持企业出海，从简单的‘走出去’向更深层次‘走进去’转变，提升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国人经济”的空间拓展，是一个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上去”的跃升过程。“走出去”初期主要表现为商品出口和获取资源，是物理空间的延伸。“走进去”则意味着深度融入当地经济与社会，通过直接投资设厂、建立研发中心、布局营销网络、聘用本地员工，实现从“外来者”到“本地化运营者”的身份转变，在获取市场与资源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就业、税收和技术溢出效益，构建互利共生的利益共同体。“走上去”是更高层次的追求，体现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通过品牌输出、技术标准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参与乃至主导全球治理规则构建，实现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换。
第二，空间拓展使得“中国人经济”的疆域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物理国界。数以万计的中国企业和数百万中国公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营、工作和生活，他们创造的增加值、获得的要素收入，以及通过全球供应链、创新链整合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价值增值，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经济”的全球版图。这要求中国的经济战略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不仅要优化本土的营商环境，也要通过共建国际合作平台，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为“中国人经济”的全球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空间维度的拓展，本质上是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之下，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进行创新，最终反哺和强化本土经济，形成“根深叶茂”的良性循环。
（四）“中国人经济”概念的指标维度：“GDP”与“GNI”双向并重的核算衡量
“中国人经济”在指标维度上，推动了一场深刻而务实的“核算革命”，其标志是从单一侧重国内生产总值（GDP）转向同时重视国民总收入（GNI），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更为全面、人本的发展衡量标尺。这场“革命”绝非简单的统计技术调整，而是发展理念、政策导向和政绩观变革的集中反映，是前述主体、价值、空间三个维度内涵得以量化呈现和评估的操作化基础。
第一，GDP衡量的是“在中国境内”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是一个“属地”原则下的生产总量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规模快速扩张的时期，GDP作为衡量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的核心指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其内在局限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日益凸显：它无法反映经济增长的成本，无法体现增长的效益分配，更无法捕捉中国公民和企业从境外获得的大量收入。单纯追求GDP增长，容易导致重复建设、资源错配、忽视民生和效益，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或“高增长低福祉”的困境。GNI衡量的是“一国国民”在一定时期内从国内外获得的全部要素收入总额，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它是一个“属人”原则下的收入总量概念。GNI能更准确地反映一国国民的真实财富创造能力和实际收入水平。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巨大，庞大的海外资产所产生的利润、利息等要素的收入回流已成为GNI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重视GNI，意味着在经济评价和政策制定中，将更加关注国民的真实获得感，而不仅仅是境内经济活动的收入；关注全球要素收益能力，鼓励和支持本国企业和公民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获取价值的能力，同时也更关注收入分配格局，这深刻影响着共同富裕的进程。
第二，注重“GDP与GNI双向并重”，其深刻意义在于构建了一个更加平衡、科学的“目标—绩效”管理体系。它要求在发展实践中既要“看GDP”但不“唯GDP”，继续关注国内经济的规模、增速和结构优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夯实国民福祉的物质基础；更要“重GNI”，将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海外收益的稳步提升、收入分配结构的不断改善，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和为民成效的更关键标尺。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围绕“中国人经济”的核心内涵，将GNI、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报酬占比、全员劳动生产率、基尼系数、人类发展指数等更多反映发展质量、民生福祉、可持续性的指标，纳入发展的考核与评价体系。这场静悄悄的核算革命，正在引导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将发展的焦点从“生产的土地”更多地转向“土地上的人及其在全球的活动与收益”，从而在实践层面有力地牵引中国经济向着更加以人民为中心、更富包容性、更具全球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坚定前行。
“中国人经济”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代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在理论认知上实现重要突破。该概念突破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框架，构建起以人民发展为中心、全球资源高效整合、高质量增长为目标的新型分析体系。“中国人经济”概念在主体维度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坚守，在价值维度实现质效目标的有机统一，在空间维度推动内外格局的协同拓展，在指标维度引领“属人”核算的变革，从而形成以“投资于人”为价值主轴的特色鲜明的理论架构。这一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诠释“两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它既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内在逻辑，也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关键视角。
标识性概念是具有明显区分度、显示度、主体性的原创性概念。当代中国语境中，政治话语是标识性概念的根本来源，引领与启发学术研究，经历“实践—概念—理论—实践”的逻辑演进。深化“中国人经济”概念研究，需要学界持续从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运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视角。“中国人经济”概念、理论及自主知识体系将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