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的发展理念。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推动“以物保人、以人促物”的良性循环，到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以“物”的投资支撑计划和以“人”的投资执行计划，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物”的投资引导市场和“人”的投资适应市场的内在结合，以及新时代通过“物”的投资来促进创新发展，并以“人”的投资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既重视物质基础的投入与建设，也强调对人民发展权益的保障与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有着自身的独特逻辑，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启示新征程必须形成更加系统完善的理论引领机制、要素适配机制、多元协作机制、责任落实机制以及绩效评价机制。由此，才能在确保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一、问题的提出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关系问题，是经济学长期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将物质资本作为生产的核心要素。舒尔茨等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超越物质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解答，反映了学界对经济增长动力和生产要素关系的不同认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阐释“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明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下文简称“‘物’‘人’结合投资”）要求。这一部署意蕴深远，不仅实现了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物本”和“人本”关系命题的超越性解答，事实上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全新的学理支撑，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化发展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学界对此也给予了重点关注。截至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一是基础维度，重点聚焦“物”“人”结合投资的理论依据与价值展现。如韩文龙等认为，“物”“人”结合投资源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引。赵振华则突出强调了二者结合对于增强发展动能的重大意义。二是现实维度，重点聚焦“物”“人”结合投资的内在关系与现实境况。闫萍认为，人类实践的发展能够形成新的知识，进而激发投资于物的现实需求，而物质基础的跟进与提升也会拓展人的认知边界，二者绝非简单的逻辑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共生且动态的有机体系。盛磊等从现实角度指出，目前我国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正逐渐下降，实现二者协同必须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三是路径探索维度，重点聚焦“物”“人”结合投资的实现路径与机制。如孙存良等认为，实现“物”“人”结合投资，必须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不断改善民生，并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夯实根基。涂良川等则强调了“物”“人”结合投资中做好统筹工作的重要性，既要把准投资方向，也要促进经济民生共赢，更要在“物”“人”分享中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学界分析具有前瞻性，但作为一个新概念，相关研究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现实层面，理论层面的深度追寻有待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是已有成果主要围绕新时代背景展开，对纵向历史进程与经验的挖掘相对不足。坚持和实现“物”“人”结合投资，是党中央立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长期以来发展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换言之，其不仅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大经济命题，也是党长期探索的历史命题和政治命题。唯有不断挖掘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民生等方面投资建设的历史经验，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新时代坚持“物”“人”结合投资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内在规律和实践策略，才能促使二者在紧密互动中实现协同完善，进而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支撑。本文立足已有研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物”“人”结合投资和建设的历程作出总结，把握内在逻辑并提炼有益经验，以期为“十五五”时期“物”“人”结合投资的科学推进和实现提供历史镜鉴。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历程回溯
投资于物，简言之就是将资源投入到物质设施的建构、维护和升级等方面，以获取收益和提升生产能力的过程与行为。投资于人，顾名思义则是将资源投入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培养、发展上，以提升综合素养并创造价值的实践过程。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物”和“人”是相互塑造、不可分割的，“物”是“人”创造价值的现实载体，“人”则构成“物”的价值源泉。因此，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二者共同构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坚持“物”“人”结合投资，虽是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提出的重大命题，但事实上其内蕴的深层逻辑与战略考量不是今天才形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路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物质基础建设，也历来坚持践行以人为本。长期以来，党始终将“物”“人”的投入和建设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进行谋划和推进，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累。
（一）“自力更生”与“育人翻身”：民主革命时期党对“物”“人”结合投资的艰辛探索
20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极其动荡的环境之下。一方面，帝国主义操控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肆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和财富。封建主义则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官僚资本更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大肆聚敛财富，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在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之下，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惨生活，他们或四处漂泊、以乞讨为生，或沦为官僚垄断资本的附庸工具、苟且度日，不仅自身的生存难以得到保障，更毫无任何文化和政治权利可言。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是极其严峻复杂的，“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和任务。
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不断积聚革命的物质力量，并着力唤醒群众的阶级意识，以牢牢把握民心。由此，“物”和“人”双重投入与建设便在党的领导下缓缓开展。其一，为推动革命不断前进，党将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摆在突出位置。面对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毛泽东明确强调：“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为此，党中央在根据地积极通过建立公营商业、创办工农银行和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等多重形式缓解财政压力。延安时期，毛泽东又号召军民“自己动手”实现丰衣足食，由此，大生产运动全面开展。在此过程中，党中央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亦积极投入资金发展轻工业，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其二，为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在夯实物质根基的同时，党中央也积极做好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和宣传工作。一方面，积极创办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高等学校，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又在根据地积极普及文化教育，并通过创作文艺作品等方式唤醒群众，使文化成为驱动革命前行的力量。从“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到投入资源实现“育人翻身”，折射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物”“人”结合投资命题的早期求解，前者夯实了革命的物质根基，后者则进一步激活了革命的动力源泉。正基于此，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以物保人、以人促物”的良性循环，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兴工筑基”与“教化树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物”“人”结合投资的系统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执政，党面临的主客观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方面，国内生产凋敝、百业待兴。从农业发展看，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218万吨，棉花产量为44.4万吨，均不及战前水平。从工业发展看，生产设备的流失、损毁以及原材料供给短缺等问题极为严重，且重工业规模较小，无法支撑起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全部的工业固定资产仅剩下124亿元。此外，包括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受长年战乱影响，国内民生凋敝，许多地区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难以保障。不仅如此，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普遍低下。相关数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约5.5亿人，但其中文盲就占到80%以上，广大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超过了95%。可以说，国民党政府当时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亟须重建和复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严峻形势，决定了要尽快摆脱各方面落后的境况，不仅要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也必须同步重视人的知识与素养提升。由此，党中央基于战略高度作出了系统部署。其一，为巩固人民政权，我国逐步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重要战略方针。如“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先后投入156项工矿业建设项目，覆盖电力、煤炭、机械等多个门类。在农业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此过程中，党中央积极推进面向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投资效率，并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环境。其二，为进一步巩固安全发展之基，党中央将推进教育医疗文化事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一五”期间，国家对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投资就达766.4亿元，此后持续递增。在这些资源的保障下，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儿童入学率、群众识字率显著攀升。可以说，这期间在党中央领导下形成了以“物”的投入支撑计划和以“人”的投入执行计划的内在结合，相关项目的投入推动我国建构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三）“改革兴利”与“育才释能”：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对“物”“人”结合投资的深化推进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的重大转折。这一重大决策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和顺应时代潮流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国家不断加大“物”“人”结合投资的力度，但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缺乏深刻认识，加之受当时错误思潮的影响，导致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一方面，在“物”的建设层面上，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等问题。加之，在投资结构上过于偏重重工业，轻工业的投入和发展相对滞后，虽然快速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但因资源分配失衡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在缓慢显露出来，这一趋势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影响而变得愈发严重。另一方面，在“人”的投入层面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受到干扰，民生建设进程受阻。这些因素不仅威胁到了党和国家的安全大局，也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严峻的形势使党中央认识到改革与开放的必要性紧迫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在此过程中，邓小平首先就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重要性，“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手抓”旨在打破物质发展与精神建设的二元对立，防止现代化进程中产生“见物不见人”的异化倾向，因此，同“物”“人”结合投资理念是相通的。由此，新时期我国在“物”“人”两方面投入上实现了协同迈进。从“物”的投入和建设视角看，一是推动投资结构实现优化发展。针对经济结构比例失衡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在推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消费品工业等的投资力度。二是推动投资主体走向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前，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资本逐渐进入投资领域，形成了多元投资的新格局。由此，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从“人”的投入和建设视角看，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智力投资”概念。现代化建设“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必须大力推进教育科技等事业的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在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经费投入逐年增加。1978—2007年，仅在教育领域，国家财政支出就从75亿元每年增加到了7122亿元每年，增长了90多倍。可以说，这期间党中央坚持以“物”的投资为导向驱动增长、以“人”的投资为支撑释放改革能量，体现出“物”引导市场和“人”适应市场相结合特性。由此，推动新时期经济社会实现了持续发展。
（四）“创新驱动”与“共享惠民”：新时代党对“物”“人”结合投资的丰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和执政面临的形势又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亟须创新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产业竞争逐渐从资本密集型进一步转向人才密集型，也迫切需要补足发展短板，以在全球竞争中把握战略主动。正基于此，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发展要求，并围绕新时代发展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工作部署。其一，从发展过程看，将创新驱动作为“物”“人”结合投资的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由此，我国在“物”的投资上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进行转移，尤其是不断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领域的投入力度；在“人”的投资上则进一步聚焦基础研究等薄弱环节，以进一步夯实创新根基。其二，从根本立场看，将实现共享惠民作为“物”“人”结合投资的核心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根本立场，也是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一方面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引导社会资本服务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大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投入，不断减轻家庭支出压力。以“物”的投入来促进创新，并以“人”的投入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紧密结合，搭建出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框架。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内在逻辑
通过回溯分析可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已对“物”“人”结合投资命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百余年的奋斗历史，既是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史，也是一部 “物”的建设与“人”的发展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的进步史。正基于此，我国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并能够实现“物”“人”结合投资，主要源于以下四个维度的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与旗帜。长期以来，党之所以要坚持“物”“人”结合投资，首先源于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方面，站在劳动价值论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论证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归结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方面，且“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同样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换言之，社会生产过程的实现本质上是由人类劳动力的支出（即人的因素）同生产资料的投入（即物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逻辑机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但人是构成生产力的主导要素，社会发展根本上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的结果。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统治人”的核心逻辑及其导致人的异化的悲惨境遇展开了深刻批判，指出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必将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既重视“物”的建设，也重视“人”的发展，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理论高度契合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及方法论指引中国具体发展实际的生动体现。正基于此，党才在长期发展历程中精准把握住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推动二者不断实现紧密结合。
（二）政党属性与宗旨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根本内因
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实践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同时也赋予了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坚持“物”“人”结合投资，一方面是由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简言之，政党属性即一个政党所固有的且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规定性。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使我们党能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科学把握“物”“人”两种因素的逻辑关系，并实现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紧密结合与科学投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实现“物”“人”结合投资，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贯穿于从民主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到新中国成立后带领人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全过程。正是这种强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为推动“物”“人”结合投资夯实了思想根基，也构成了破解其中奥妙的核心密码。
（三）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持续动力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世纪上半叶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坚持“物”“人”结合投资，正是对马克思“改变世界”这一实践精神的生动诠释。换言之，其本质上是为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创造积极条件。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应“关心群众生活”。正是在推动“物”“人”结合投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才调动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着力夯实物质根基，以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也需要通过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培养具有集体意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新时期以来，随着发展重心的战略转移，改革开放逐步深化。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不仅重塑了国家对“物”投资的主体与结构，也进一步拓展了对“人”投资的范围与边界。这一双重变革，为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续写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创新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物”与“人”两方面投资迈向更深层次的结合与完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物”“人”结合投资的领导与推进，始终与伟大社会革命的光辉历程同频共振。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根本动力，其本质要义在于以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协同变革，驱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四）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目标追求
实现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目标追求，也是贯穿百年奋斗历程的主线。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忽视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一方面，党高度重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筑牢革命斗争的物质根基；另一方面，党也十分注重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投入，通过扫盲、办学等方式培育民智、凝聚革命力量。这种“物”“人”并重的实践，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坚实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物”“人”结合投资的思路进一步深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把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工业化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等“物”的投入，我国实现了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通过教育普及、医疗卫生改善等“人”的投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同步提升。正是基于这一正确路径，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明确提出“物”“人”结合投资的战略要求，通过推进物质资源高效配置与人力资源深度开发，不断激发经济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切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夯实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要“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以“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物”“人”结合投资，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实践既为新征程上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健前行筑牢了根基，也为推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提供了有力依托。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实践历程，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夯实了根基，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考察，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根本起点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也要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各类投资活动稳步开展的根本保障。推进和实现“物”“人”结合投资，不仅关乎党和国家战略布局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关涉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必须形成强大的领导中枢。如上文所述，党的性质和宗旨构成了其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根本内因。也正是基于此，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引领“物”“人”结合投资的使命担当和现实动力。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党的全面领导，根据地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一手抓生产建设，一手抓群众文化教育，才营造出生产繁荣和人才辈出的生动景象，为推进革命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新中国成立后，也正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坚持物质基础和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投入的紧密协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不断取得突破。可以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完善“物”“人”结合投资的关键，而要进一步提升其科学性和全面性，更须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生产自救与人才培育，到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推进工业化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再到新时代以来在科技文化等投入中不断满足人民多元需求，历史昭示，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更好地统筹资源配置、协调各方利益，确保投资活动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和人民根本利益。可以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并着力做到二者的紧密统一，为“物”“人”结合投资的科学推进和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从具体过程看，要立足全局进行系统谋划，也要始终聚焦国家和人民利益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要件，无论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都涉及政策引导、资源分配等多方面内容，其运行过程从一开始便呈现出系统性特征。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要看到全体”，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十个指头“弹钢琴”，强调“要互相配合”，方能“产生好的音乐”。民主革命时期，党既自力更生加强生产建设，又重视对群众的文化教育，为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注入了不竭动力。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亦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并促其实现协同迈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是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历史经验表明，正是长期坚持系统性原则，党的全面领导优势才得以充分彰显，才能在统筹兼顾与动态协调中确保“物”与“人”两方面投资的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作为实现党的使命和任务的重要手段，绝非任意而为或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从民主革命时期谋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到新时代通过“物”的升级优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统筹推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百余年来，维护好、实现好国家和人民利益始终是党领导和推动一切投资活动的核心准则，也是中西方在投资理念与价值追求上的根本分野所在。坚持系统谋划与聚焦国家和人民利益相统一，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忠实遵循，也是党在长期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实践中凝练的重要经验。
（三）从方法运用看，要坚持固有原则不动摇，也要切实做到灵活运用策略
原则问题是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环境和形势下持续推进“物”“人”结合投资，一个重要内因就在于始终坚持若干固有原则不动摇。从百余年历史经验看，这些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指引下，党才科学把握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并获得推进二者实现有机结合的科学行动指南。在实践层面，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民主革命时期在根据地的艰辛探索，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物”“人”结合投资构建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大潮中实现投资主体与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到新时代明确提出“物”“人”结合投资新理念，正是这种开拓创新精神，使党紧扣时代脉搏，在全方位投资中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与此同时，推进“物”“人”结合投资，既要坚持固有原则，也要在具体政策和策略上注重灵活性。针对经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亦要求“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换言之，既不能因一味强调“物”的投资而忽视对人的培育，也不能因重视人的发展而忽略物质基础建设，应通过灵活运用策略，确保二者实现协同迈进。坚持原则与灵活施策相统一，是党在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
（四）从基础保障看，要紧紧依靠人民，也要积极鼓励人民参与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始终以维护和实现国家与人民利益为价值指向，以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因此，无论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其过程展开都必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从长期历史进程看，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推动“以物保人、以人促物”的良性循环，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两种结合模式——即计划经济时期以“物”的投资支撑计划与以“人”的投资执行计划，改革开放时期的“物”的投资引导市场与“人”的投资适应市场相结合——人民群众始终是不可忽视的主体。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通过“物”的投资促进创新发展，并以“人”的投资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始终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略，也是确保各类投资活动稳步开展的根本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积极鼓励人民群众普遍且有序地参与投资。由于“物”“人”结合投资涉及政策引导、资源分配、制度设计、市场机制和风险防控等多方面内容，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离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难以实现，因此必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紧紧依靠人民并鼓励其参与推进“物”“人”结合投资，既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也是经济社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经验，不仅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稳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相关投资政策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就必须更加重视“物”“人”两方面投资的紧密结合及其路径创新，以确保经济社会各方面实现平稳开局。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一）“十五五”时期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应形成前瞻的理论引领机制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亚当·斯密对生产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关联的探讨，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教育投资作用的分析，再到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虽均涉及“物”与“人”的投资命题且自成体系，但其本质上始终是以资本增殖和扩张为导向，贯穿其中的始终是资本逻辑而非人民利益，与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物”“人”结合投资逻辑存在根本性区别。中国共产党坚持“物”“人”结合投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其理论基础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启示我们，在“十五五”时期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尤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对相关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既要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物”“人”结合投资的相关论述，也要梳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凝练的理论资源，更要从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寻找依据并开展系统性研究，以不断增强理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另一方面，要持续推进理论的实践应用。任何理论都源于生动的社会实践，在我们提炼总结理论的同时，应积极推动其向实践转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验证与完善，进而反哺其创新。唯有如此，才能为推动“物”“人”结合投资筑牢更加坚实稳固的理论根基。
（二）“十五五”时期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应形成完善的要素适配机制
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一切投资活动的核心依托。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实践中，之所以能不断实现发展与突破，一个重要根源在于能够基于不同时期的发展环境，精准把握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实际需求，引导其持续流向关键领域，使各类要素在“物”“人”结合投资中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激发出巨大的发展动能。“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切实规避资源与要素错配所带来的短板效应，必须加快形成完善的要素适配机制。为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更好发挥政府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引导作用。政府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者”，也是投资活动的“引导者”，各级政府应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积极制定具体规划方案，明确重点领域，同时着力补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为“物”“人”结合投资创造良好环境。二是着力构建区域合作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必须立足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投资方案，积极通过技术转移、产业合作等途径实现区域之间要素互补与协调发展，为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支撑。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重点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上述机制的综合构建，为推进“物”“人”结合投资提供更加持久的政策动力。
（三）“十五五”时期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应形成密切的多元协作机制
在百余年历程中，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的艰辛求索，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物”的建设与“人”的培育所进行的系统投入和深化发展，这一持续性过程的展开及其成效，既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推动，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本质上是各类主体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实现协同互动的成果。因此，“十五五”时期要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并不断提升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就必须完善协作机制，以增强各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对此，应着眼于政治与社会两大层面。一在政治层面，需构建各机构齐头并进的协作机制。既要不断加强各级党委和政府总揽全局、统筹协调的作用，也要引导人大、政协等相关机构协同介入，例如通过完善相关法规或开展调研提案等形式，为“物”“人”结合投资提供法律依据与专业建议；同时，应在现有政策框架内进一步形成跨部门协调机制，为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提供内在保障。二在社会层面，应建立更加顺畅的有序参与机制。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下，人民群众既是投资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最终受益者，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必须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因此，在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同时，要不断畅通社会参与渠道，积极搭建平台、促进数据共享，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丰富投资形式，着力满足群众投资需求，这也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唯有不断盘活社会资源，才能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夯实组织根基。
（四）“十五五”时期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应形成细致的责任落实机制
使命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并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效，从主观层面看，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这事实上构成了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根”与“魂”。正是基于这一使命驱动，党才以无畏的勇气冲破重重枷锁，推动国家各领域不断前进。这启示我们，“十五五”时期在推进“物”“人”结合投资、构建多元协作机制的同时，还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责任落实机制。尤其要着力避免政策运行中“重部署、轻落实”，以及投资实践中“重物轻人”等现实问题，进一步推进责任落实机制的细化与完善就显得尤为必要。从过程视角看，无论是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等的投入与积累，还是教育、培训等层面人力资本的提升，均非静止孤立的，而是系统演进、螺旋上升的过程。因此，要确保“物”“人”两方面投资的紧密结合，相关责任落实机制就必须彰显动态性与全面性。具体而言，在投资项目启动前，应嵌入明确的明责机制，制定具体的责任清单，确保相关主体清晰自身权责范围；在投资项目运行过程中，应嵌入全面的督责机制，保障投资稳步推进；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还应提前制定有针对性的追责机制，将风险因素降至最低。由此，形成完整的责任闭环，为“物”“人”结合投资的有序推进提供制度保障。
（五）“十五五”时期推进“物”“人”结合投资，还应形成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
通过对百余年历程的回溯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物”“人”结合投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坚持以务实为导向，即始终将现实中“人”的需求作为“物”投资的根本前提，并将“物”的效用发挥作为现实中“人”的发展的客观支撑。正是这种“物”随“人”走、“人”因“物”兴的运行逻辑，有效避免了投资过程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带来了投资效果的持续提升。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十五五”时期要切实推进“物”“人”结合投资，必须构建相应的绩效评价机制。这既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投资实践稳步推进的关键支撑。绩效评价机制，简言之，是根据预设目标，运用系统性方法对项目投入及其产出效率等开展质性与量化评估，以判断其价值实现状况并加以改进的制度与规范体系。作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基本范畴，绩效评价机制在抑制投资风险、优化决策方案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在经济社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具体到“物”“人”结合投资的实践中，绩效评价机制要真正彰显价值，必须做到系统全面：一在评价内容上，既要对“十五五”时期“物”与“人”两方面投资的整体状况进行分析研判，也要对二者之间的匹配度进行深度剖析，更要对其长期影响开展前瞻评估，以把握整体趋势；二在评价主体的介入上，应在坚持以党和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积极引入相关智库力量。由此，为“物”“人”结合投资的实现提供进一步的技术支撑。
六、余 论
投资并非西方经济理论的专属命题，也不是东西方经济模式的根本分野。本质上，投资是一种资源配置工具，关键在于投资政策的制定权、资源与要素的分配权掌握在谁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及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确保了党领导下各类投资活动的正确方向。把握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重大命题，仅分析当下经验远远不够，唯有回到历史实践，才能找到真正科学而全面的答案。基于历史发展的全新视角，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实践进行回溯总结，可以系统归纳其内在逻辑与基本经验，进而谋划二者紧密结合的长久路径。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重视对“物”与“人”两方面的投入与建设，并因应不同环境与背景，不断总结二者的结合之道，从而推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持续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当前，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物”“人”结合投资的经验分析，科学而全面地把握其内在逻辑规律，进而在实现二者紧密互动中，为推进“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稳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根基。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