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冰心创作中母性之爱的复杂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6 次 更新时间:2016-07-17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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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侧重于抒写母性之爱是冰心创作的特色。本文回应近年关于冰心母性之爱的书写是屈从于男权还是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的这一争论,认为从女儿的角度歌颂母性之爱,冰心颠覆了封建男权传统对女性血脉亲缘关系的隐匿;从女性自我人格建构的角度,冰心把母性之爱确认为应有的美德,并把这种母性之爱展开为关爱家庭与感化社会两个维度。赞美关爱家庭的女性,冰心从女性责任意识的角度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建构作出了贡献;以母性之爱慰藉青年、以母性的宽恕之爱教化当年的日本民族,冰心实践了以母爱济世的理想。同时,冰心的母爱书写也还存在着偶向男权屈从、偶又能关注女性权益的复杂状况。

【关 键 词】冰心/母爱/女性/主体性


冰心的创作从女儿的角度颂扬了母爱的伟大,又从女性人格自我建构的角度确认了母性之爱的价值,并把母性之爱实践为一种济世的力量,试图以之催生不同国族之间和谐友爱的世界图景。冰心这一独特的文化选择,难以简单地归之为保守的或是现代的,从而带来了它到底是屈从于男权的还是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的这一争论。孟悦、戴锦华和王侃侧重于认为冰心创作在女性主体性建构方面是不足的。孟悦、戴锦华虽然认可冰心的母爱歌颂反叛了女性“未嫁从父”的父权禁令,但又认为“冰心以及冰心笔下的女人则缺少一个重大的性别视点,即对于男性以及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和体验,继而自然也就缺少对自己作为一个性别存在的体验。”① 王侃说:“……当她的‘母爱’与传统‘妇德’达成同构和一致时,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女性意识的一种退步。”② 盛英显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针锋相对地写了商榷文章,认为“冰心母爱文学所呈现的女性意识,既触及伦理亲情,更追逐生命本源和理想;既是母爱天性的颂歌,更为大母精神的激扬,它们绝非为男权话语的翻版,同男权文化制造的母亲神话完全是两码事。”③ 此外,刘思谦、姚玳玫、李玲、林丹娅、任佑卿等都先后在自己的论文中对冰心的性别意识做出了各自的分析。④ 已有研究成果的多元评价状况,正启示我们应该抛开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想程式,避免简单的价值定位,充分关注文化现象自身所蕴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一 从女儿的角度歌颂母性之爱

“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冰心《春水?一零五》)“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的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惟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这是冰心歌颂母爱最为脍炙人口的诗句之一,其文化价值首先应该放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脉络中去看。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尊母的文化。孝道,不仅要孝敬父亲,还要孝敬母亲。然而,在话语层面上被置于孝亲圣坛的母亲,一般地说只是儿子的母亲,而不是女儿的母亲。儿子的母亲由于对男性家族承传、子息培养作出了贡献,所以得以分享父权。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都是对儿子之母的歌颂。母子关系、婆媳关系一直是传统文化要努力强固的,而母女亲情则很难在文化表达层面上得到普遍彰显。这是因为,母子关系、婆媳关系是父子关系得以相承的必要补充条件,而母女亲情则可能威胁女性从夫的原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从礼教的角度看,母亲在女儿嫁出去后只有克制乃至于斩断与女儿的自然亲情,才能帮助女儿心无旁骛地忠诚于婆家,才能帮助女儿进入夫权文化秩序中谋得生存空间;未嫁的女儿,其生命也不过被视为是媳妇、母亲的预备,在男权文化系统中未曾获得本体性的价值。这样,自然的母女亲情理所当然地就很难进入主流的社会伦理表达系统中得到充分的彰显。

文学创作往往兼具遵循、反映主流社会思想和超越、反思主流社会思想的双重性质。因而,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中未与女儿割断情感纽带的母亲常常被塑造成反面形象,小说《水浒传》、《三言二拍》中便时现这种不明智的母亲;但另一方面,母女亲情又在明清的闺秀创作中得到一定的正面抒写,⑤ 从而体现中国文学实践与男权戒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就总体而言,女儿心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并未得到充分舒展,母女亲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未曾充分展开的主题。

冰心“五四”时期的散文、诗歌较多从女儿的角度大量歌唱母女亲情,这时她往往以对父/夫这些曾被视为“天”的男性角色的忽视、省略,凸显女性之间的血脉亲缘,从而在有意无意之间颠覆了只强调父子相承的男权家族中心文化,肯定了女性生命的本体性价值,发扬光大了明清女性文学眷注女性情谊这一未曾得到广泛彰显的文学主题,开启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书写母女亲情的基本母题。这样看来,由于男权文化也倡导妇德,就笼统地判断冰心在诗与散文中从“个人”、“自我”的角度歌唱母爱也是“不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也“是另一种正在遭受抨击的——封建的、古典的——话语的翻版”的看法,显然失之于偏颇;而盛英认为这种母爱颂歌“同男权文化制造的母亲神话完全是两码事”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冰心的作品能够“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⑥,得到广泛的传播,显然得益于五四时代人道主义思想、妇女解放思想的荫福;冰心也正是以自己的创作从一个角度承担了把尊重妇女的时代理念转化为时代的一种集体心理体验这一文化使命。


二 从女性人格建构的角度确认母性之爱

冰心“五四”时期的小说则改变了其同时期散文、诗歌中那种主要从女儿立场仰视慈母、抒写女儿心迹的写作视角,而把母性情怀认同为女性人格的必要内涵,塑造了一批富有母性情怀的年轻女性形象,如《两个家庭》中的亚茜、《斯人独憔悴》中的颖贞、《秋雨秋风愁煞人》中的英云、《超人》中的梦中的母亲、《六一姊》中的六一姊、《别后》中的宜姑。20年代末小说《第一次宴会》中的瑛,40年代的小说《我的学生》中的S、《空屋》中的虹,以及40年代散文中所阐释的宋美龄形象,也是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延续。冰心彰显的母性情怀,首先体现为女性建设现代家庭、抚慰亲人的能力,其次还体现为以母爱济世的理想。总而言之,冰心小说所认可的母性情怀主要是女性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意识。着重强调女性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强调女性自身的权益,冰心作品面临着这样的质疑:其性别立场到底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男权的还是女权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女性主体性建构作为衡量女性问题的价值尺度,同时还必须回到中国现代性别文化的历史语境中。

冰心小说中的美好女性,无论未嫁还是已嫁,总是“宜其室家”⑦ 的。冰心主要把这种“宜其室家”的品质向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处理好家政的责任心与能力;二是善解人意的心怀;三是美好雅致的气质外貌。《两个家庭》中的亚茜、《别后》中的宜姑、《我的学生》中的S,均是这三方面品格皆超群卓越的完美女性;《斯人独憔悴》中的颖贞、《六一姊》中的六一姊、《超人》中的母亲,则以三方面美好品质中的某一两点见长。冰心主要从外视点写这些美好女性。亚茜的美好,通过女学生“我”的眼睛和男邻居陈华民的评价来表现;宜姑的美好,主要通过弟弟同学“他”的眼睛和心理感受来表现;S的美好,主要通过叙述者“男士”的眼睛和S的丈夫F的转述来表现。《超人》则从儿子的角度感受母爱,《六一姊》从小女伴的视角抒写六一姊庇护他人的心怀。从外视点表彰这些女性的美好品质,展示她们给别人所带来的温暖,展示她们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诸如丈夫、儿子、兄弟的重要性,而不是从内视点展示女性的内心世界、体验女性的人生苦恼,这说明冰心主要是换位以假定的男性视角思考女性问题;说明冰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探索女性人性的奥秘、不是张扬女性的个性需求,而是设想各种男性对家庭中的女性有怎样的期待,从而总结出培养女性道德人格的准则。这说明冰心在思考男女相互对待的关系上主要不是批判男性世界的,但不批判男性世界的未必就是维护男权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一种粗暴的思维方式。判断冰心作品是否具有维护男权的特质,还要进一步看她是否在创作中认可了以男权不合理需求压制女性生命的价值取向;判断冰心创作是否具有女性本体的立场,要看她是否是建构女性主体性,而不能以是否满足男性立场为尺度。男性立场和男权立场是两个外延、内涵并不相等的概念。在男女对待性关系上,男性立场包括男权立场,也包括男性对女性合理的性别期待。建构女性主体性,应该批判男权文化,也应该以男女主体间共在的态度接受男性对女性的合理的性别期待。

在《超人》、《别后》、《我的学生》这些作品中,冰心身为女性作者,尽管十分认可男性人物对女性的期待,但并没有设置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制关系。《超人》中男青年何彬因母爱而得到救赎,但作品并没有让这种母爱对女性的其他生命需求造成压抑。《别后》中的小男孩“他”到同学家享受到那个穿着“紫衣”的“美丽温柔的姊姊”宜姑所创造的家庭温馨后,觉得自己那个“漠然”的、“难得牵着手说一两句噢问寒暖的话”的姊姊是不够美好的。从叙述态度上看,隐含作者理解“他”的情感需求,但并没有反过来审视这个“他”,没有问“他”自身在家庭气氛建设方面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到底是温馨气氛的创造者还是冷漠气氛的制造者。这说明《别后》在男女对待性关系上未曾考虑应如何要求男性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别后》在女性应该得到什么关爱的问题上是没有贡献的;但同时,冰心也没有在这部作品中认可任何对女性的压抑、伤害。她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使命,但这并未走向对男权法则的屈从。《我的学生》中的S,是亚茜、宜姑的形象延续,她“要强好胜的脾气”只体现在对自我责任——既包括家庭责任也包括社会责任的高要求上。让这个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美丽女性盛年夭亡,冰心此时显然对这类女性的生命艰辛有更多的体会,但作品中只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一句话触及S力不从心的生命感受,而主要是从外视点表彰她的责任意识、自我牺牲精神。但“我”和F的男性叙述视角,对这个美丽好强的女性并无压制的力量或企图,S的奉献出于女性对自身生命境界的追求。生命的完整性包括肯定生命应享的权益,也包括肯定生命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前者关乎生命的福祉,后者关乎生命的境界。建构现代女性主体性,女性权益固然是重要的一维,但女性的责任意识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女性的权益不应是对男性霸权的倒置性承袭,女性的责任不应造成对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压抑。冰心这里对女性责任的强调恰恰满足了这一前提。所以说,《超人》、《别后》、《我的学生》虽然在张扬女性权益方面、审视男性世界方面无多少贡献,但对建构现代女性主体性仍然是有意义的。冰心《超人》、《别后》、《我的学生》这些小说,在剥落男性压制性力量的前提下表彰女性“宜其室家”、关怀众生的母性情怀,是对中国传统男权文化的扬弃,是对中国传统尊重母职文化合理因子的继承,其价值取向固然是非激进非反叛的,是保守的,但仍然是积极的。固然,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侧重强调女性的责任而较为忽视女性的权益,因而现当代性别文化建构中张扬女性权益特别重要,直接对抗男权的“批判性写作”非常重要,但是,文化的建设也不应该是从一种偏颇走向另一种偏颇,而应该是在不断的纠偏、反思中继承已有文明的合理因子,从而愈来愈趋向全面、健康。从这一点看,冰心这一类强调女性责任的作品与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张扬女性性爱权利的作品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说有了横空出世的丁玲就可以舍弃传承传统文化合理纽带的冰心,有了反思母性的张爱玲就可以判定歌颂母性情怀的冰心没有价值。武断地判定冰心的“全部文化积蓄中又没有任何一种发自女性自我或促生自我的既成观念”,⑧ 恐怕还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研究界对女性自我的界定、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尚不够全面。

冰心小说中“白衣”的“母亲”、宜姑、六一姊、S这些富有母性情怀的美丽女性,与男性创作中的家庭天使,在担当女性责任、自我牺牲方面时有相近之处,但由于作家的创作心态不同,其对女性主体性的态度也截然相反。男性创作中的家庭天使,除了承担各种人生责任外,一般还必须具备温驯、盲从于男性的特点。男性隐含作者在赞美她们的时候,满足的往往是男性对女性不合理的需求。隐含作者塑造这类家庭天使时所维护的男权意识,才是女性主义批评所必须清算的对象。而冰心《别后》、《我的学生》等对女性奉献、牺牲精神的赞美,由于摒弃了屈从男权的特质,因而导向的是以女性责任意识的建构来充实女性主体性的价值向度,应该予以肯定。

冰心这些通过写富有母性情怀的美好女性来思考女性责任问题的作品,还面临一个质疑:她回避写性——不仅回避写性行为,而且回避写性心理、性意识,其创作是否与封建的贞节观合谋而对女性生命形成压抑?事实上,冰心回避写性,但也从来没有在文本中建构任何性压抑话语,因而可以说她的创作对张扬女性性爱权利、表现女性性爱心理这一维没有贡献,但并不能说她对现代女性的性爱权利、性爱心理表现上有反面作用。冰心这些优秀创作,在建构女性主体性方面,虽然并非面面俱到,但可以说是以女性的责任意识、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美好的形象气质,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建构了现代女性的生命境界,极大地充实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性内涵;此种主体意识尊重了另一种性别的合理生命需求,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性意识。

冰心始终强调女性责任,而除了《关于女人》集和谈日本妇女问题的少数文章外,她在其他许多作品中都不甚在意在男女对待性关系上如何维护女性权益的问题。⑨ 这方面自觉意识的匮乏,使得冰心创作在是否能够维护女性主体意识的问题上显出不平衡的局面。在《超人》、《六一姊》、《别后》、《我的学生》这些作品中,冰心既能够赞美女性情怀又能够同时守住不压抑女性合理生命需求这一底线;而在1919年创作的《两个家庭》、1980年创作的《空巢》这两篇小说中,她就没有去防守这一底线,从而在有意无意间滑向了对男权话语的屈从。这两篇小说均从男性需求的角度赞美富有母性情怀、能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批评不能对家庭负责任或家庭决策不当的女性。《两个家庭》不仅在家庭结构的理解上表现出以男性为主体、女性为辅佐性角色的倾向,而且在思考男性人生悲剧的时候表现出不审视男性世界、单方面苛责女性的特点。小说中留学生三哥与陈华民均怀才不遇,但三哥有新式贤妻亚茜相伴便仍然“有快乐”;陈华民由于妻子不理家政,便“没有快乐”,只能借酒浇愁,终染上肺部而亡。“两个家庭的对比,其实乃是两个妻子的对比。”⑩ 这样,循着作者讨论“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的引导性思路,便只能说,决定男子是否能够发挥出“建设事业能力”的决定性因素,除了社会是否清明外,就是妻子是否称职了。过分看重了妻子的作用,实际上就在男性悲剧责任问题上放弃了对男性自我人格这一内因的追问,而让女性既承担了自己不能担当家庭责任的这一确实的缺点外,还要代男性承担其生命意志匮乏、自暴自弃的责任。小说《空巢》,在彰显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同时,又流露出把男性负面人生选择均归罪于妻子的思路,从而再次体现了冰心对男性中心思维的无意识接受。文中生活在美国的华裔知识分子老梁晚年陷入“空巢”的人生孤寂中,原因被简单化地阐述为两个:一是解放前夕去国赴美,失去祖国的依托;二是没有儿孙环绕,失去家庭的幸福。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把这两件事都简单化地归罪于女人,前一件出于妻子美博的“怂恿”;后一件事是由于外籍儿媳妇既不会“炒菜做饭”,又因“嫌麻烦”不生孩子。至于老梁自己接受妻子“怂恿”而做出决策的责任,儿子是否愿意“炒菜做饭”、养孩子的责任,都不被追问。这种男性免责、女性单方面接受批评的写作思路,与《两个家庭》一脉相承,对女性是不公平的。《两个家庭》、《空巢》显然在有意无意间继承了男权文化在面对人类的过错时把责任尽量转嫁给女性、从而掩护男性主体地位的一贯思路。

另外,冰心关于女性母性之爱的书写也并非是始终只强调女性人生责任、不关注女性权益、不审视男性世界的,冰心40年代创作的《关于女人》中的《我的房东》和《我的邻居》两篇小说便开启了体谅女性奉献之苦、审视男性缺点的一维。《我的房东》中女性人物R小姐尽管“喜欢有个完美的家庭”,却决定终生不婚,因为她母亲的生活便是前车之鉴。她母亲把一生奉献给家庭,结果是“她的绘画,她的健康,她一点没有想到顾到。……至今我拿起她的画稿来,我就难过。”这里,作者显然并不仅仅把女性生命价值界定在奉献母性之爱这一维上,而是审视了女性奉献母性之爱与女性关爱自我、发挥才华之间的矛盾。同时这个文本还批评了男性时常不能对女性奉献出同等关爱的问题。小说中,作者借R小姐的陈述设想了女性可能陷入的婚姻困境:“在她最悲哀,最柔弱,最需要同情与温存的一刹那间,假如她所得到的只是漠然的言语,心不在焉的眼光,甚至于尖刻的讥讽和责备,你想,一个女人要如何想法?”(11) 《我的邻居》则通过直接描述了才女M太太的困境,再次表达了相同的主题。M太太的母职义务与文学才华之间形成剧烈冲突,结果是两方面皆不完美。这里,作者体会了女性实现自我的两重基本矛盾,同时也批评了急躁、挑剔的丈夫和婆婆,从而再次表达了女性也应该受到温存关爱的题旨。两篇小说中,共同的叙述者兼倾听者、旁观者这双重身份的“男士”,完全理解女性的态度,也进一步实践了作者在男女对待性层面上关爱女性生命、审视女性生存环境的价值追求。叙述者“男士”的形象塑造则寄寓了作家期待男性关爱女性的美好愿望。

总之,冰心创作中的性别意识状况是复杂多层的,既有对男权思想的盲从,也有对女性生命的深切关爱,但无疑,冰心在女性问题上思考最多的是,在摒弃男权威压的条件下女性如何通过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来实现自我价值。冰心创作以对女性责任的思考在其创作成就的最高点上有力地参与了现代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工作。


三 以母性之爱济世

冰心把家庭定为女性的立身之本,强调女性以母性之爱荫蔽家庭的责任,但她并没有把女性实现自我的舞台限于家庭。冰心“五四”时期的小说《秋雨秋风愁煞人》中,英云、淑平、冰心三个女学生便以“牺牲自己,服务社会”的理想自勉。“服务社会”的理想一直不时出现在冰心创作中,同时《超人》、《悟》等小说让青年的烦闷消融于母爱中,也正体现了冰心以母爱济世的理想。不仅《超人》、《悟》让青年在母爱中得救,就是《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爱的实现》让青年在儿童之爱、自然之爱中得救,创作主体的心态中都有一副庇护众生、拯救青年的母爱心怀。《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超人》、《爱的实现》、《悟》这几篇中陷于烦闷而终于得到救赎的都是男性青年,作者多以男性青年的内视点写作。这说明冰心创作有“变性或佩戴他性面具”(12) 的一面。通过“变性或佩戴他性面具”,冰心小说实现了理解同时代男性青年的人生烦闷的主体间性思维,也说明在冰心的认知中关于世界的本质到底是“爱”还是“不爱”的问题是男女青年所共有的,(13) 说明冰心确实时常是“以‘子’的身份投入这个弑父的时代”,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冰心只有“以‘子’的身份”才能“投入这个弑父的时代”,并不能由此说明冰心作品披露了“女儿们必须装扮为男性或非女性”(14) 才能成长的事实。首先,这一系列作品中,作者的自我认同是双性的,一重是与男性青年主人公认同,从而与子辈结成精神同盟;另一重是作者在创作心态上展示了救治青年的母性情怀。这后一种心态完全是女性的,而不是“变性的或佩戴他性面具”的。这种把自我认同为子之母的心怀,正是女性成长的心怀。其次,冰心在《秋雨秋风愁煞人》中通过抒写英云在旧家庭的苦闷,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单独从女性的角度批判传统的“弑父”或“弑母”行为——当然,冰心作品对权威的态度是复杂的,英云是不能抗公婆之命的媳妇,隐含作者理解她在伦理上不能犯上;但同时英云和隐含作者都在话语层面上批判了旧式的公婆,因而作品就有了伦理上犯上的时代特征。总之,以女性的母性之爱济世,是冰心“五四”时期文学创作内容与创作动机两方面共有的重要特征。

此后一段时间里,以女性的母性之爱济世,在冰心的作品里主要体现为在《张嫂》中把辛勤劳作的女性赞为民族抗战的后方支柱。冰心再一次大量在文学中实践以母性之爱济世的追求,主要集中在40年代后半期。1946年到1951年的4年多的时间里,冰心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眷属居住在东京,参加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发表了许多散文、公开信、演讲稿以及访谈录。这些文章着重关注中日关系问题和日本的妇女权益问题,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母性情怀反对战争、构建中日民族友爱关系。

“全人类的母亲,全世界的女性,应当起来了!我们不能推诿我们的过失,不能逃避我们的责任,在信仰我们的儿女,抬头请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以大无畏的精神,凛然告诉他们说,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究是失败的?”(15) 以母性爱承担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使命,冰心自有通过教化、启蒙日本女性以改造日本民众思想的写作意图。这种教化意图还体现在她向日本介绍中国文学时着重介绍反战的诗歌、介绍中国“爱好和平”的国民性,但同时又不忘说明“中国人民遇到国家的危险,逼而不得已的时候,决不是不抵抗主义的!”(16) 在《给日本学生的公开信》中,她批评日本文化忽略了“自由民主的思想”,强调“我们要承认世界上一切人类,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17)

但在直接谈中日战争问题的时候,她一般并不着意强调中国是正义方、日本是非正义方。 “……我在歌乐山最后的两年中,听到东京遭受轰炸的时候,感到有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之情。我想象得出无数东京的年轻女性担心着丈夫和亲人,背着软弱的孩子在警报声中挤进防空壕那悲惨的样子。”(18) 她时常撇下侵略国与非侵略国问题的辨析,同情日本女性在战争中所受的苦难。这种同情态度与她的爱国情怀并不矛盾。因为她在认知上是把日本人分为军国主义集团和普通民众这两大绝对对立的阵营,认为日本民众和中国人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强调“我们所憎恨的是一个暴力的集团,一个强权的主义,我们所喜爱的是一般驯良和善心的人民。”(19) 当一个年轻的日本作家对她说“作为日本人,这次战争使我们对中国惭愧不已”时,冰心回答说:“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参战的不是所有的日本人,而是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而是‘他们’。”(20) 因而当她把自己文章预设的读者界定为日本普通民众的时候,她虽然十分强调反战的立场,但很少直截了当地督促他们去反思参与侵略战争的罪行,而更多的是同情他们参与侵略战争时所遭受的苦难,并且无碍地向他们传达中国人民的友善。1947年元旦前夕,冰心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是“恭贺新禧。祝大家继续整治战争的创伤,振作精神,战胜苦难!”(21) 这里,只有同情体谅,没有谴责批判。显然,冰心更多的是以普遍反战而不是辨析战争的正义与否的态度来构建东亚和平的前景,以女性共同的家庭亲情来与日本妇女相知的。这种“只有祝福,没有咒诅”(22) 的心态,具有一种母性情怀的宽恕与教化相结合的特质。这种直面种族侵略灾难时宽恕与教化相结合的态度,与冰心在对待性关系上对对方一贯侧重于关爱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也与冰心所受的基督教文化影响有关。“我们要以基督之心为心,效仿他伟大的人格,在争到自由,辨明真理之后,我们要‘以德报怨’用仁爱柔和的心,携带着全世界的弟兄,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23) 这种宽恕仁爱的母性情怀自有其感人之处,但也存在一厢情愿的缺憾。它显然对日本底层民众“驯良”、服从品格中与军国主义同谋的一面批判不足。事实上,在实际的交往经验中,冰心已经感受到了“在废除了军阀铁幕统治的今天,日本普通民众依然对中日两国过去的所有一切缺乏认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其它无数‘事变’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理。”(24) 所以,她感到忧心,着重推荐《四世同堂》、《万世师表》这类抗日书籍,希望日本人阅读后理解中国人抗日的合理性、必要性。但侧重于教化而少直接批评、批判的立场,在面对一个全民族普遍卷入侵略战争的日本国民来说,是否仍然太过温情了呢?无论如何,母性情怀多少已经铸就了冰心处理对待性关系上宽恕的思维定式。所以,到了五六十年代,她以访日为主题的大量散文,只是同情广岛上的受害者尤其是受害的妇女,较少提及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这显然是一种偏颇。这一方面是冰心自身宽恕的母性心怀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中美冷战对立、注重亚非团结的国家意识形态使然。当然,侧重于宽恕,只是在心中明辨是非的前提下如何引导中日民族关系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是说冰心在日本侵华的是非问题上有糊涂的认知。1980年当她听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篡改为“进入”这一消息,她的心“便一直在怒涛翻滚之中”,(25) 立即写下《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一文进行义正辞严的谴责。

侧重于抒写母性之爱是冰心创作的特色。从女儿的角度歌颂母性之爱,冰心颠覆了封建男权传统对女性血脉亲缘关系的隐匿。从女性自我人格建构的角度,冰心把母性之爱确认为应有的美德,并把这种母性之爱展开为关爱家庭与感化社会两个维度。赞美关爱家庭的女性,冰心从女性责任意识的角度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做出了贡献;以母性之爱慰藉青年、以母性的宽恕之爱教化侵略中国的日本民族,冰心实践了以母爱济世的理想。同时,冰心的母爱书写也还存在着偶向男权屈从、偶又能关注女性权益的复杂状况。

注释:

①⑧(12)(1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第73~74页;第75页;第71页;第71页。

② 王侃:《历史:合谋与批判——略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第207页。

③ 盛英:《冰心性别意识辨析》,收于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④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姚玳玫:《冰心?丁玲?张爱玲——“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学术研究》,1997年第9期;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65页;林丹娅:《冰心早期女性观之辨析》,收于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67页;任佑卿:《现代家庭的设计与女性/民族的发现:从冰心〈两个家庭〉的悖论谈起》,2007年10月“第八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高校女性文学教材建设研讨会”会议论文。

⑤ 参看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王萌的博士论文《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晚明至民初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的萌发》,河南大学2003年度博士论文。

⑥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原载《文艺月刊》第2卷第4期,转引自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⑦ 《诗经?国风?周南》中有《桃夭》篇,以“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赞美女性有利于家庭。

⑨ 议论文《“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小说《庄鸿的姊姊》、《最后的安息》、《谁断送了你》都表明,“五四”时期冰心在女性权益方面一直侧重于维护女性的生存权、女性的受教育权,而对女性争取参政权、张扬个性的行为是反感的,对在男女对待性关系上如何维护女性权益的问题则缺少自觉思考的意识。《“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一文,把“图谋‘参政选举’、‘男女开放’,推翻中国妇女的旧道德,抉破中国礼法的藩篱”的女权运动,视为“喧嚣的言论行为”加以鄙视,唯恐“真心求学”的一类女学生受到这类女权运动分子的拖累而失去社会的欢心。《是谁断送了你》中,冰心虽然以怡萱求学若渴的态度暗暗颠覆了“父亲”关于女孩儿“学问倒不算一件事”的说法、维护了女性的受教育权,但作品中“父亲”反对女权的话语——“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我眼里实在看不惯这种轻狂样儿!”——并没有受到隐含作者明确的批评。1920年之后,冰心就没有在作品中表露对女权运动反感的态度。1933年,她在《我们太太的客厅》中,批评女性的虚荣、以自我为中心,也没有让她像《两个家庭》中的陈太太那样扯上“女权”话语为自己辩护。1948年冰心在《写在“妇女节”之际》中谈起唐群英、沈佩贞等女权运动家,则肯定“她们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启蒙者,并在当时不利的社会环境中坚持着斗争。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时她转而基本上肯定女权运动了,并且在多篇文章中批评日本妇女在社会在家庭中与男子地位不平等的现象。刘思谦、林丹娅、任佑卿的论文对《“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均有敏锐的批评。

⑩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第102页。

(11) 冰心:《我的房东》,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三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282页。

(13) 冰心在1920年创作的散文《“无限之生”的界线》中让女性人物宛因和冰心也探讨了类似的问题,最终得出了“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的结论。这说明冰心并非只是“变性或佩戴他性面具”时才能思考世界秩序的问题。《“无限之生”的界线》,见《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15) 冰心:《给日本的女性》,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三卷》,第390~391页。

(16) 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三卷》,第452、457页。

(17) 冰心:《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三卷》,第405页。

(18) 冰心:《从重庆到箱根》,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三卷》,第387页。

(19)(23) 冰心:《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三卷》,第397页;第398页。

(20) 冰心:《对日本民众没有怨恨》,虞萍译注,收入冰心著《我自己走过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21) 冰心:《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三卷》,第401页。

(22)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三》,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二卷》,第115页。

(24) 冰心:《日本人应该阅读的中国书》,虞萍译注,收入冰心著《我自己走过的路》,第177页。

(25) 冰心:《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收入冰心著《冰心全集?第七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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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08年3期第68~78页,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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