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欣委，安徽师范大学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李明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摘要：“环境即媒介”的理论命题是麦克卢汉式的思想实验，旨在通过视角翻转烛照媒介环境学被遮蔽的面向，借以探索这一范式创新的进路。该命题观照媒介的技术性、社会性和自然性，内含三重理论意涵：多种媒介共存的整体环境，把作为环境的媒介与作为物种的媒介两个理论维度有机结合，借以修正社会主导媒介观的不足；作为媒介的社会环境，像媒介技术一样为我们提供互动结构，摆置人们的交往和行为；作为媒介的自然环境，统摄生态思维和德性技术，思索人与社会更为终极的问题。“环境即媒介”命题主张，跨越学科边界、保持高度开放才能使理论之树长青。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范式发展
引言
若以爱比米修斯过失的隐喻自审，人有必要这样定义自己：人是媒介的动物。在人与媒介共生共栖这个方向上，媒介理论研究近年来蔚然成风。从媒介环境学一枝独秀，到各式媒介理论竞相花发：西北欧的媒介化研究，德布雷（Régis Debray） 的媒介学，以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 和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哲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的元素型媒介哲学。
然而，作为源头和先行者的媒介环境学近些年却不温不火，似乎出现了理论革新的瓶颈。2021 年9月18日，在“媒介环境学·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刘海龙以“原地踏步” “腹背受敌”来形容媒介环境学近些年的尴尬状况，这大概也是很多传播学者同有的印象。媒介环境学何以会让人觉得“廉颇老矣”？ 一方面，媒介环境学的诸多观点和概念——媒介即讯息、媒介环境、地球村等——俨然已是这个学科共同的思想土壤和理论话语，因此而没入了专业知识的背景；另一方面，当年那些石破天惊、“冲刷我们陈腐观念的思想清泉”，可能确如某些学者所言，走向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封闭”，鲜有人对今日巨变提出不输当年的宏论和洞见。那么，媒介环境学如何走出凝滞，以更好地观照和回应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的全面媒介化？
彼得斯的研究埋下了一条值得深思的伏线。他溯源“媒介” “自然” “环境”等概念之间关联的时候曾言：“我们以前说‘媒介即环境’，但是现在反着说也是对的：‘环境即媒介。’”彼得斯提出这一命题主要是想建立一种综合立场的媒介哲学，在思考媒介时将“自然”纳入其中。当代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林文刚（Casey Man Lum）和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也曾论及“环境即媒介”的命题。林文刚关注的侧重点与彼得斯不同，他认为这一命题既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多种媒介共存的复杂媒介环境，又可以发掘波斯曼（Neil Postman）把社会环境视为媒介的思想遗产。斯特拉特的构想与彼得斯不谋而合，他也想进一步探讨媒介的自然属性，以此拓展媒介研究的边界。“环境即媒介”，这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像麦克卢汉（Marchall Mcluhan）当年逆流疾呼“媒介即讯息”那样指向了一片待探索的学术蓝海？ 是否意味着媒介环境学在当代创新发展的一个方向？ 本文循微探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环境即媒介”命题的理论意涵概括为三重维度，既为烛照既有媒介环境学研究被遮蔽的一些面向，也尝试为其理论生长拓展新的可能空间。
一、超越“主导”媒介观：媒介环境的结构性场域与总体逻辑
1968年，在美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的年会演讲中，波斯曼首次公开使用“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将其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波斯曼对媒介环境学的定义抓住了这个“无形学苑”的共同研究旨趣：他们反对将媒介视为“信息提供者” 和“意识形态提供者”，在他们眼中，媒介是动力漩涡，是“社会秩序提供者”。“媒介即环境”是媒介环境学对媒介本质剖析的重要维度，它聚焦于媒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揭示了媒介是社会演化的大环境。
媒介环境学对“媒介即环境”的讨论分为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共时层面，在媒介环境学一贯的研究传统里，作为环境的媒介向来都是特定的媒介，准确地说是特定时代的主导媒介，而非特定时代的媒介总体。特定历史阶段占据优势地位的媒介无形而有力地塑造着社会百态。历时层面，社会主导媒介的变化会引发结构性的社会变化，“人类的历史被解读为某种媒介主导的文化序列（的接力）”。
媒介环境学将主导媒介置于“媒介即环境”认识论的中心，是对复杂媒介环境的删繁就简。在共时层面，人仿佛只受到静态、单一的主导媒介影响，特定时空节点的其他媒介都被化约了。但，“我们生活在多媒介的社会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止使用一种媒介，或者不止暴露在一种媒介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主导媒介“一叶障目”式的关注，使媒介环境学忽视了物种媒介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以及媒介环境的整体性。在历时层面，媒介的历史演进成了迭代式的新旧主导技术交替。但媒介环境的变动并非覆盖式的，互联网时代，口语、文字、印刷品对我们的沟通交往依然十分重要。媒介环境学“以递次发达起来的主导媒介来指谓和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周期”有浓重的社会进化论意味，过于强调媒介环境变化的断裂性而忽视其连续性。综合来看，媒介环境学偏重“影响”的研究视角附着浓厚的控制论色彩，导致学派对媒介环境的理解过度强调静态和均衡。“他们并未把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框架导入他们的传播学研究......他们的研究不过是弥漫着一种生态学的精神气息。”回到对“环境” （environment）与“生态” （ecology）学术本意的辨析，我们能更好地厘清个中纠葛，进而修补“媒介即环境”命题的不足。
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波斯曼梳理了“生态”一词的学术意涵：“ 亚里士多德使用‘ 生态’的本源意义是‘ 家庭’ 或‘ 家居环境’（household）......生态一词的第一个现代意义指......自然环境里诸要素的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如何产生一个平衡而健全的环境。”波斯曼的梳理侧重凸显“生态”与“环境”概念的关联性：生态的概念蕴含对环境的考察。由于缺乏对两个概念差异的把握，“波兹曼在使用中并未明确区分‘生态’和‘环境’，它们被当作一类同源术语混用”。但如果我们溯源“环境”的本意，就会发现两个概念的差别。“环境的希腊词源是perivello，其意义为：四面八方同时来袭”，麦克卢汉使用“包围”“包裹”来描绘媒介环境。这都说明“环境”概念有很强的对象指向，针对特定中心事物。于媒介环境而言，这个中心即人和社会。从概念剖析来看，“环境”更侧重环境对环境内各要素的单向影响；“生态”更强调环境里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生存演化。在价值取向上，“环境”更关注人的周遭，比“生态”概念更具人文意涵。
综上，本文认为要想将“环境处在常衡不断的变动之中”的认识落实到对媒介环境的研究中，就要突破将媒介视为“社会主导技术”的“媒介即环境”观念，在“环境”视角中加入适度的“生态”思维。之所以不是完全地弃“环境”取“生态”，是因为“环境”概念更具理论张力，更符合学派研究媒介对人和社会影响的研究主题，也与学派强调的人文关怀相契合。但需要对现有环境观进行改造，补足对媒介环境内部生态的认识以深化对媒介环境的研究。
“环境即媒介”的命题是为当下静态环境观注入“生态”活力的可选路径。通过逆转“媒介即环境”命题，意在强调重视媒介环境的整体性，认为真正塑造和影响人和社会的“媒介”并非单一的技术或传播工具，而是由多种媒介技术相互交织、动态耦合所形成的整体性媒介环境。在共时层面，“环境即媒介”将媒介环境视为多种媒介共存的整体形式，考察作为物种的媒介之间的互动如何构成统一的作用环境。因此，“环境” 就具备了物种媒介相互关联、竞合的“生态”意涵，是整体的结构性场域。这更符合媒介环境由多重媒介共同建构的现实，也能更好地从相互作用的动态中把握特定的物种媒介。
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不同物种媒介呈现或聚合，或消解，或相互生成、转化的“纠缠”关系，而非主导媒介视域下新旧对立、迭代演进的关系。这样的视角指引我们思考社会中多种共存媒介的互动如何构成整体的媒介环境。例如我们可以探讨，在电视风光无限的时候，事实上现代印刷业也正处于高峰时期，两种媒介（或许还包括更多种媒介）如何共同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图谱？ 它们之间哪些方面是对抗性的？ 哪些方面是共生性的？ 这种纳入生态思维的媒介环境研究比媒介环境学主流的研究更切近社会的现实，或许也更具研究的价值，但毋庸置疑，研究起来也要复杂、困难得多。
在历时层面，“环境即媒介” 的视角指向对形而上层面“媒介” 本质的思索，以此更深入地揭示媒介的社会历史意义。如果将媒介“理解为人、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一个矢量”，那么这个有向线段的方向更准确地说是由包括各种媒介内在的总体逻辑牵引的。对媒介本质的求解应当着眼于媒介环境的结构性场域及其背后的这种总体逻辑。如此，“环境”就不再是媒介即环境视角下彰显社会主导媒介强效果的隐喻，而成为以物种媒介相互作用的现实为基础，抽取媒介形塑人和社会作用逻辑的重要理论视点。我们可以思考：将人和世界装入互联共通“罗网”的移动互联技术，作为绝对尺度量度世间万物的货币，贯穿社会动脉的交通媒介系统......这些形形色色的媒介是否有作用于人和社会的统一逻辑？ 这种逻辑是时间、空间的调试与组织，是连接又分离的复调变奏，还是媒介使事物可订造、可计算的强大支配作用？ 诸如上述思考，或能进一步实现媒介环境学研究向更高维的哲学层面跃迁。
思考媒介环境的结构性场域与总体逻辑，继承了媒介环境学对人工技术的核心关切，是“环境即媒介”命题在技术性向度的探索。该命题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媒介环境学秉持的社会主导媒介观，认为多媒介共存的整体性的媒介环境才是真正意义上形塑人和社会的“媒介”。换言之，技术性向度的“环境即媒介”，试图通过解构社会主导媒介观的简化逻辑，为我们揭示媒介现实的本质——我们并非生活在某种单一技术构成的“环境”中，而是被嵌套在一个由异质性媒介技术交织而成的“超媒介系统”里。这一系统具有非人类中心的操作逻辑，其权力分布无法还原为单一技术或社会意图，而是媒介间耦合的涌现效应。在此意义上，技术性向度的“环境即媒介”不仅是一种理论修正，更为理解数字时代人类复杂的多媒介生存境遇提供了关键视角。
二、互动结构的隐性语法：作为媒介的社会环境
“媒介即环境”突出了媒介的强大效用，意在强调媒介构成人们互动交往的“社会环境”，但这个比喻遮蔽了本就存在的社会环境造物化人的威力。对此，林文刚提醒我们，“在多媒介的社会层面理解‘媒介即环境’时，我们可以构想‘环境即媒介’的命题......它同时审视，环境（如社会环境）的符号结构会界定人的互动和文化生产”。将社会环境理解为媒介，是媒介环境学理念的延伸和拓展。
波斯曼将学校视为一种大众媒介（mass medium）。从微观的层面来看，学校这种媒介自有一套词汇和规则，它创造的复杂符号环境规约着师生的互动模式和实践关系。从整体的社会层面来看，学校是较为特殊的“媒介”环境，它是社会潮流文化的“反环境”。“学校承担的教育任务需要在社会呈现创新态势时保存传统，在社会被传统约束时力争创新，教育总是对潮流进行反制。”波斯曼借助温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阐明，学校的“媒介环境”培育的文化与社会潮流文化彼此互动、相互钳制，以此来维持社会文化的平衡。
波斯曼的视点展现了将社会环境视为媒介的可能性和可为性。他挖掘了社会环境的媒介意涵，这与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注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和互动参数影响的社会学思想相应和。但在媒介环境学的主流研究传统中，波斯曼对社会环境的关切十分微弱，后来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即使分析的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基本忽略了社会环境的媒介作用。
原本梅罗维茨提出信息系统的概念想要表明“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类”，但后面的分析并未统合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物质场所对人们交往的影响被媒介技术的强大效用淹没和取代了。梅罗维茨的真正观点是：在电子媒介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化开始变得基本上没有地点了”。但在现实中，“‘现场交往’的信息系统恰恰是由‘地点’（社会环境）创造的。这表明，即使在电子媒介时代，由‘地点’（社会环境）决定的‘现场交往’的‘传统场景’也是普遍存在的”。媒介技术较大程度地影响和构成我们的互动环境，但却不可能完全取代和消除社会环境对我们互动的内在规定性。在后续的研究中，梅罗维茨也深入反思了技术遮蔽下作为“地方”的社会环境的意义：“简而言之，无论我们的技术有多先进......经验的地方性是不变的。即使面对巨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地方的重要性依然存在。”梅罗维茨的反思指明，祛除技术影响的遮蔽，将社会环境的“媒介”意义揭示出来大有必要。
社会环境可以被理解为兼具文化表征和物质属性的空间。如果说波斯曼和戈夫曼从符号环境、社会文化等“软件”层面揭示了社会环境的媒介属性，那么部分城市研究则从物理属性的“硬件”层面揭示了社会空间环境的结构性编排对人们交往秩序和公共性的塑造作用。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维勒姆·弗卢瑟尔（Vilem Flusser） 是较早把社会环境视为媒介的研究者。他在《幽灵城市》中提出了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其用意是在学理上把人从场景中暂时抽离，然后分析包括技术物件在内的环境布局利于形成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其实是把环境作为媒介来研究的，可谓环境即媒介。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则从建筑和户外空间组织方面的历史变化出发，分析了“公共空间变得统一和同质化的过程与原因”。他指出，现代城市公共领域出现的死寂与冷漠，其根源正在于空间环境的物理属性对人和社会的形塑。
20世纪后半叶以降，西方思想界兴起的“空间转向”的学术潮流对传播与媒介研究有所影响，这为学者们反思空间与社会环境的意义提供了契机。在媒介研究领域，德布雷等媒介理论家从空间面向重视并开掘物质化组织（OM）的媒介意涵：“一个教堂里的讲教台......一间歌舞剧场、一个议会都不是为‘散播信息’而造的。它们不是‘媒体’，但是它们作为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作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而进入媒介学的领域。”“感觉的介质”与“社交性的模具”，德布雷的概括兼具文化与物质属性维度，诠释了何以能将空间视为一种媒介。孙玮深入反思传播学研究中空间维度缺乏的不足，对何以能将城市视为媒介做出深度阐释：“实体空间的特定场景，不仅提供了人们进行公共交往的平台，而且构筑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感，这种嵌入日常生活场景的实体媒介，对于城市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将社会环境作为媒介，媒介环境学能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实质性的发展。其一，进一步深化对人所处环境的认识，更为客观地揭示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通过对社会环境的能动面向的揭示，我们能将对社会环境的讨论和对媒介技术的讨论放置在共同的“水平线”上：我们生活在“多媒介”的环境中，媒介技术和社会环境都是其中重要的构成面向。更具创新意义的是探讨技术环境与作为媒介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对这样一个复杂环境的“解码”，还需要更多研究进行开发和丰赡。其二，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传统“只注重人工技术，忽略身体技艺非人工物”。对人工技术的关注，导向的是时间征服空间的维度，“地球村”“消失的地域”等理论观点皆是例证。因而，在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传统中，空间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这种状态具体表现在将社会环境（空间）排除在媒介意涵之外，社会环境成为彰显媒介技术强大效应的手段。而要想从空间的维度获取新知，“必须建立在承认空间主体性与优先性的基础上”。将社会环境理解为媒介即赋予空间这样的主体性，借助这一视点转换的理论生成力，推动媒介环境学的创新发展。
三、媒介研究的德性思维与生态意识：自然环境的媒介意义
如果说“媒介环境学的天然使命是促使这个世界成为更加适合人生存的地方和环境”，如果理解人的存有环境是媒介环境学研究的题中之义，那么学派不仅要在多种媒介共存的整体环境和作为媒介的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强化认识，还应关注自然环境的媒介意义。“媒介这一概念在其与‘技术’发生关系之前，很早就与‘自然’如影随形了。”据约森·霍利西（Jochen Hörisch）考证， “我们在进入19世纪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提到媒介一词时通常还指各种自然元素”。但伴随着近现代技术体系的发展，对媒介的讨论与对自然的讨论逐渐分离，媒介概念更多地和技术产生关联。
媒介环境学聚焦日益膨胀且影响巨大的技术环境，遗落了自然这种亘古自有的天然的媒介环境。在麦克卢汉看来，自然环境是原始人的“第一环境”，但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为的电力信息环境已经取代‘自然’的老环境，占据了优先的地位。自然开始成为我们技术的内容”。在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后，麦克卢汉更是直接宣告了自然的终结：“人造卫星为地球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在地球进入这个新的人造容器的那一刻，自然终结了，生态学诞生了。”麦克卢汉把自然看作被媒介控制、改造的对象化的“他者”。因此，尽管麦克卢汉一再强调他所论及的媒介是广义的媒介，但其媒介概念却不包含自然的维度，他也不曾设想媒介研究应当涉足自然。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虽然将皮货、鳕鱼、木材等大宗货物视为媒介，但严格来说这些被加工的货物已属于“人工物”的范畴，而且这些略带“自然”色彩的关注点相较于他对书写记录型媒介的讨论无疑极为边缘。波斯曼更是分明地划定了自然环境和媒介环境的边界：“人类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中，一种是自然环境......另一种是媒介环境。”总的来说，媒介环境学认为，应当在媒介研究中深掘环境的隐喻意涵，“环境”是理解媒介强大社会效应的有效视角，但不是说媒介研究应当关注自然环境。
新世纪以来，随着人类世（Anthropocene）等概念的提出，人们愈发认识到“谈论地球系统是一种非凡的认识论特权，也是一种需要承担的责任”。技术的发展将自然的意义和关注自然的紧迫性不断地揭示出来。麦克卢汉曾用“看门狗”的隐喻来提醒人们切勿沉湎于媒介内容而忽视媒介本身强大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但在人们借助技术脱离自然，侵占自然，暴露于越来越深的危机的当下，如果我们模仿麦克卢汉的反环境（anti-environment） 思维审视人的存有状况，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媒介技术本身可能也只是吸引注意力的滋味鲜美的肉呢？ “现在频频推出的各种新技术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误导着我们去忽略技术以外的各种更大的生存奇迹。”在显在的技术背后，自然以它的血肉供养着人类，它是对人类的存续有基础性意义的“元媒介”。媒介研究对自然的关注应当上升到更高的本体论层面。
因此，彼得斯建议把“媒介即环境”做一个翻转，从“环境即媒介”的命题出发，将媒介视为自然元素和人工创造的共同体现。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人的存有境况变得更为明晰：技术嵌入人的生存中，为人应对不可控的外界提供了安全感和确定性，而自然则是技术实践的背景和基础，是更为底层的基础设施。人—技术—自然成为共在的关联，当媒介具有“自然”与“人工”的统合视角时，媒介对于人来说建构起了整个世界。
近年来，把自然维度纳入媒介研究的主张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学者们用环境媒介（environment media）、生态媒介（ecological media）、元素媒介（elemental media）等术语指称这个研究范畴。这些旨趣各异的研究从不同的面向照亮了自然环境这个无比重要却隐而不彰的存在。Melody Jue在《荒野蓝媒：与海水一起思考》中将海洋本身视为媒介和一种思考环境，认为它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感知定位，可以对界面、铭文、数据库等媒介理论中最根深蒂固的概念提出很多挑战。Russill提出，媒介理论扩张的趋势鼓励我们将地球视为一种媒介，人类世、临界点、行星边界等生存危机警告也在迫使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思考。Parikka受基特勒媒介物质主义的影响，将媒介研究与人类世的有关讨论对接起来，探讨媒介作为技术与资源和自然的具体联系，力图建立更为现实的媒介生态学。
从自然维度生发的“环境即媒介”命题为媒介环境学从更为“现实”的层面关照人的生存提供了有益思路。自然不单单是技术的对象，两者以一种深层、复杂的关系扭结在一起。首先，技术本就因人类延伸强化自己的力量以应对残酷自然环境的需要而产生，作为代具补救人类的原始缺陷。自然是技术产生和演化的重要塑造力量。其次，技术依托于自然，并对自然产生巨大的影响。自然不仅为技术提供物质质料，而且是技术运行的能量基站和吸纳、清洁运行垃圾的回收站。哲学家许煜想要通过“第二自然”来揭示自然概念中的技术先天，避免我们沉溺于纯粹无邪的“第一自然”的幻觉中。而通过“环境即媒介”的视点，我们可以发现技术问题中的“自然先天”。技术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构成。
在媒介环境学派当中，斯特拉特主张把“自然”的媒介属性纳入研究，他指出：“作为自然环境的媒介和作为人造环境的媒介之间并没有僵死的分界线......简言之，作为环境的宇宙可以被视为媒介，也有它独特的属性。”斯特拉特认为，整合的媒介范畴可以为生物界与技术界的研究搭建共同基础，从而消解技术决定论的简化逻辑。
对媒介环境学而言，研究“自然之媒介”（media of nature）的可能性在于：
其一，媒介环境学对媒介宽泛且开放的理解、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与“自然之媒介”的研究主题高度一致。纳入自然的维度可以让媒介环境学研究更为立体和丰富：在时空平衡和感官平衡之外，在更宏大的层面思考自然媒介和人造媒介之间的生态关系与平衡。如此，通过生态学思维的统摄、引导，便可将技术道德化、秩序化，实现更为本质的人文关怀。
其二，“环境即媒介”的视点转换不是让媒介环境学背弃技术研究传统、转向自然研究，而是通过引入自然维度解蔽技术的实践背景，揭示自然环境与技术环境“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相互作用、彼此交叠”，进而从存有论的视角深化技术研究。
其三，在媒介环境学内部，帕特里克·格迪斯率先研究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他提出“人类生态” （human ecology）的概念，在关注内燃机、蒸汽机等自动化“巨机器”对人和社会影响的同时，还重视森林、光线、能源、空气的意义，提倡对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要考虑自然的规律和意志，保存能量并改善环境。作为生态思想家，格迪斯将对人造环境的讨论和对自然环境的讨论结合起来，把技术环境放置在了更大的生态维度考察，这与“环境即媒介”的意涵不谋而合。格迪斯的研究很好地说明媒介环境学有纳入“自然”维度的理论兼容性和研究的可操作性。从这样的视点出发，媒介环境学或能更好地探索人与技术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环境与技术环境如何共同塑造人的存在。
结语：以“环境即媒介”拓展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和想象力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涌现以及媒介认识论的发展，传播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研究迎来了“媒介转向”。媒介在研究中的角色从作为对象的工具转向作为入射角的本体，这使得更为深入、更有想象力地理解媒介成为必要。最早振臂疾呼要理解媒介的人是麦克卢汉，他揭示了媒介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环境，认为“如果缺少对媒介以环境的方式起作用的认知，任何对社会和文化变化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这一媒介认识论直接生发了后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同时也为媒介研究向哲学层面的跃迁奠定了基础。
当下，对“媒介即环境”的形式逆转催生了“环境即媒介”这一命题，引发了拓展学科想象的新浪潮。“环境即媒介”并非简单地否定或取代“媒介即环境”的既有观点，更多的是对后者的理论补充和范式延伸。本文对“环境即媒介”的三重理论意涵做了探索性的阐释，三重意涵各有侧重，分别观照媒介的技术性、社会性、自然性面向。从这三重意涵出发，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两个命题之间的理论关联，并揭示“环境即媒介”命题开辟的新理论生长空间。技术性向度的“环境即媒介” 命题，在“媒介即环境” 秉持的社会主导媒介观外，补充了一种“多种媒介共存”的复杂媒介环境观，为更为切实地理解多媒介社会提供了可能。社会性向度的“环境即媒介”命题把物质场所的意义从媒介技术的强大效用中解蔽出来，展现了接合媒介研究和城市研究的潜力。自然性向度的“环境即媒介”命题深入挖掘自然的媒介意涵，为传播学研究开拓了生存论哲学和后人类研究的视野。概言之，通过对“媒介即环境”的理论补充和范式延伸，“环境即媒介”的命题进一步解放了媒介的意义，拓宽了传播研究的边界。
同时，“环境即媒介”的理论命题为我们审视当下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提醒我们注意，对媒介物质性的发掘使传播学跳出了信息中心论的窠臼，却容易在对人工技术的片面关注中裹足不前。传播学研究者不应沉湎于波诡云谲的新媒介带来的新奇感，而应从更为全面的环境视角审视人的存有。人存在于环境中，人是自己环境的塑造者，环境也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人，还有比这更为盛大的媒介化过程吗？ 媒介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某个技术物，而是一种中介过程、作用机制和人存在其中的整个世界。
“环境即媒介”的命题还让我们看到“媒介”这一概念内生的巨大整合力，以媒介为核心，传播研究能够消弭学科边界，汇聚不同的研究领域。如此，传播学有望一改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说的“十字路口”的尴尬境地，成为新兴知识的生发地和汇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