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城市史学理论来说，世界的城市史学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中国性。一是城市史理论的形成需要有中国城市史样本的参与，通过发掘和分析中国城市史的特殊性，与域外城市史理论的比较，从不同中抽离出更为一般的相同属性，可以重构出更为完善的城市史理论；而对于中外尚未形成的城市史理论，则需要以中外城市史的史实为基础，通过归纳概括和逻辑推理加以建构。二是城市史学不应是原有各学科城市史研究的简单拼盘，应该聚焦城市历史的本质问题，通过学科理论的建构，推动全球城市史学学科建设。三是中国城市史研究在保持已有优势的同时，应加强整体与宏观研究，强化理论研究。此外，还应加强学科基础建设，拓展学术领域，整合形成整体特色。
关键词：中国城市史/ 城市史学/ 理论/ 学科建设/ 中国性/
作者简介：毛曦，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史、历史地理学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2026年第2期 第37-46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中国建都思想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项目编号：22STA03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城市史研究具有自己的传统，并随着现代学科发展不断有新的推进。然而作为史学专门分支学科的城市史学却兴起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城市史学的影响下，在中国史学框架当中，城市史学兴起并推动了我国城市史研究不断走向繁荣。①中国城市的历史演进具有显著的特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成果丰硕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城市史学已经并可继续对全球城市史学的推进做出新的贡献。
单就城市史学理论来看，已有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学界，中国本土的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建树则较为欠缺，而外来的理论在解释中国城市史现象时常常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如何从中国本土出发，建构更为完善的城市史学理论，是中外城市史研究者应予关注的重要课题。关于城市史学理论，中国学界可以有所建构，世界的城市史学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中国性。对于如何立足中国城市历史，创新和完善城市史学理论，笔者略陈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发掘中国城市史的特殊性，为世界城市史理论的一般性做出贡献
史学理论包括了历史本体理论和史学学科理论两个层面的内容，二者比较而言，历史本体理论占据更为重要的份额，涉及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和价值评判，需要不断地建构和更新。城市史学理论同样包含城市史本体理论和城市史学学科理论，城市史学理论的建构也应从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城市史的理论是基于已有的认知，通过对于城市历史认识的归纳、概括和推论，进而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已有的城市史理论，受制于当时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经验，通常是基于部分城市史的史实，或是基于部分地区的城市历史现象而提出的，因而其理论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等问题，结论往往并非周延完全，因而需要不断完善和推进。
中国城市史理论可为人类城市史理论的建构和更新提供必要的支持。如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需要重视中国早期城市特征的发掘，并进一步指出：“如何解释它这种特性与近东和欧洲的西方文明这一段社会演进特征之间的差异，与由此所见中国历史研究对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贡献，正是亟待我们进一步积极研究的课题。”②城市史理论的形成需要有中国城市史样本的参与，否则其理论就难免存在一定缺陷。探究和发掘中国城市史的特殊性，解读这些特性形成的原因，通过与已有域外城市史理论的比较，从不同特性中抽离出更为一般的相同属性，进而重构出更为完善的城市史理论，不仅可以解决一些已有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城市历史现象，甚至否定中国城市历史事实的问题，而且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城市史理论，彰显中国对于世界城市史理论的新贡献，也使得城市史理论的中国性更加鲜亮。对此，可以略举几例阐明。
关于城市起源与形成的相关理论，西方学者强调市场是城市形成的推动因素和必要条件之一，这一理论无法解读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形成等问题，甚至由此标准推后了对于中国城市历史的判定。事实上，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在世界不同地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中国，可以看到政治因素对于城市起源与形成的直接作用，当然，在政治因素的背后，是农业及市场贸易等经济基础的存在。西方学者城市史理论的形成缺少了中国城市史的样本，因而归纳提炼出的认识具有较大的缺陷。政治因素或者市场因素在城市形成与发展中的直接作用的差异，可能主要在于早期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与地中海沿岸区域贸易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类型的不同，由此出现了区域市场贸易需求程度的差异，东西方的差别在市场贸易对城市兴起的间接作用与直接作用的差别。中西城市起源与形成虽各具特性，但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看，中西早期城市的演进在具有多样性的同时也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城市起源于新型功能的中心聚落的出现，至于城市起源的动力因素则表现出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城市的最终形成体现在更高等级聚落的出现，与国家、文明的演进相伴随，形成了从都城到地方城市、再到村落的聚落体系。③
秦汉以来至近代以前的中国城市大多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政治因素对于城市性质具有深刻影响。这一方面是早期城市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基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更加强化了这一特征。传统时期中国缺少明确的“建制”城市，因而需要辨别何种聚落应为城市。“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者，常常采用一种不得已的历史城市标准，即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就作为历史城市。”④县级以上各级行政中心聚落应视为城市，大多城市属于兼具行政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城市既是区域的行政中心，同时也是区域的经济和文化等的中心。城市与乡村既有差异的存在，也有较为相似的一面。古代中国城市的这一特性，不应因为西方学者以其他地区城市属性作为标准，而对中国古代城市的意义有所否定或忽视。如果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看，中国传统城市应被视为一种不同类型的城市，这种特性的形成有其特有的成因和意义。中国城市的这种现象并非否认经济因素尤其是工商业发展对于城市演进的根本作用，只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因素对于城市发展的推动是经由政治因素的杠杆而发挥作用的，或者可以说，在中西方历史社会中，经济因素对于城市产生作用的机制有所差别而已。
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出现了“经济革命”，“中世纪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上的革命”。美国学者施坚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学界有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其中不少学者认为该理论既缺乏史实上的依据，在理论上也可能难以成立。⑤笔者以为，“革命”较之于“变革”，在语义上所指的变化应属于质变。所谓“城市革命”，应是指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而“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命题，应被理解为唐宋之际中国的城市发生了质变，具有本质性的变革。事实上，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包括城市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城市中的坊市制遭到破坏，城市商业更趋繁盛，城市的内外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但若就其城市性质而言，却并未发生革命性的质变，因而“中世纪城市革命”之说尚难以成立。这一论断过高估计了经济因素在中国传统城市发展变迁中的作用，而古代中国城市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受制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往往通过政治因素在城市中发挥作用。当然，若从更一般的层面来讲，经济因素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中西城市历史毫无例外，莫不如此。
唐宋以来至明清时期的市镇，尤其是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不仅是明清经济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史中的重要现象，也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内在机制的关键。市镇的兴起与繁盛，孕育并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及近代化的艰难进程。应该可以说，市镇推动了传统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孕育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市镇的繁荣并未最终促成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社会依然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事实上，传统市镇所推动的“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⑥市镇的发展呈现出了“内卷化”现象，对于社会的城市化与近代化的推进作用较为有限。解读市镇这一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是理解古代社会历史演进的一把钥匙，对此学界已做了大量的研究。⑦依笔者浅见，传统市镇的纷繁复杂及其作用的有限性，究其根本应是经济发展受制于政治，也受基于农耕文化的儒家学说价值观的影响所致。从中不难窥见政治因素对于经济因素的杠杆作用，以及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因素的调适和对经济现象的价值引导。对于传统社会后期特殊的市镇现象，一方面应深入发掘和全面解读市镇的特殊属性，理性看待市镇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可通过与西方城市史相关问题的比较，发掘其更深层次的一般意义。
此外，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问题，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被动回应的结果。保罗·柯文批驳了关于近代中国的冲击—回应理论，认为该理论忽视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强调本土社会的主动性，提出解释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中国中心观”。实际上，无论是“冲击—回应”还是“中国中心观”，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存在一定的偏颇。⑧近代中国社会包括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既有中国社会的内生性因素，也不可否认有来自域外的外部因素的重大作用；具有复杂的动力机制，是内部动力与外部冲击叠加的结果。在影响社会包括城市发展的内部要素与外部因素中，既存在着或对立冲突或统一协调的可能，也存在着作用机制的差异，其最终结果往往是综合作用的产物。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与近代中国城市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与城市特殊性的考察，分析其成因的复杂性与作用机制。与此同时，也可在中外社会与城市历史的比较中探寻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
总之，通过对中国城市史特殊性的解读以及与域外相关城市史理论的比较，可以重构出更为完善的城市史理论。当然，一些属于完全原创的、中外学界尚未形成的城市史理论，可以以中国城市史为基本依据，同时充分理解国外城市史的发展，综合考虑世界各地城市历史的事实，通过归纳概括和逻辑推理，逐步建构出合理新颖的城市史理论。城市史理论同其他理论一样，需要以命题的提出和概念的界定等逻辑方式作为手段，概念与命题也就成为理论大厦的建筑基石，成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简而言之，对于人类城市史理论的完善和建构，离不开中国城市史的样本，离不开对中国城市史特性的发掘和解读，从根本上讲，离不开对于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理解。否则，其城市史理论可能难以完善，难免存在一定缺陷，或者说其理论不够一般和彻底。中国城市史理论的建构是以城市史的具体研究为基础，历史研究的实践与理论相互关联，协同共进。城市史理论的不断推进，不唯要立足本土历史，亦应要了解世界历史，走向世界。
二、建构中国城市史学学科理论，推动全球城市史学学科建设
除了城市史本体理论之外，中国城市史研究可以在城市史学学科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为推动全球城市史学学科建设有所贡献。一般认为，受社会学对于城市化关注的影响，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城市史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中以埃里克·E.兰帕德的《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文的发表作为新型城市史研究的标志。⑨中国的城市史学学科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西方城市史学学科的译介，⑩通过世界史学者的工作，国内对于城市史学的学科理论有了基本的了解，由此对于中国城市史学学科的建构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理念与框架。不仅如此，学者们对于西方城市史学面临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如姜芃曾专门写道：
有人说，城市史是研究发生在城市范围内的所有事物的历史，我们看到，当代的城市化研究早已超出了城市的地域范围。有人说，城市史是研究近二百多年随工业化出现的城市化的历史，我们看到，当代的城市史学早已把城市化研究提前至古代社会。至于从学科上说，城市史不是单学科，而是跨学科研究领域。无论是地理学家、规划人员、建筑师、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只要他在研究城市的过去，就可以说在进行城市史研究。因此，给城市史下确切定义是非常困难的。(11)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国内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者在接受城市史学理念的同时，对城市史学学科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涉及城市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问题，也包括对于城市史学独立性、新城市史研究与旧城市史研究的区别等问题的思考。(12)这些讨论，促成了中国城市史学的建立，也对全球城市史学学科理论的建构贡献了中国的智慧。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城市史学学科理论问题有一定研究，(13)但缺少集中系统性的讨论。客观来讲，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城市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还不够明晰，对于城市史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城市史学的研究范围等问题的认识依然较为模糊。故而笔者旧事重提，倡议再次开展对于城市史学学科问题的集中系统讨论，深化对于城市史学的认识，通过不断建构或完善，以城市史学学科理论的创新贡献于世界的城市史学学科。
城市史学不应是原有各学科包括史学分支领域的相关城市史研究的简单拼盘。关于城市史学学科理论的讨论，应从研究内容上廓清城市史学的研究范围，搞清城市史学的城市史研究与旧有的城市史研究的异同。旧有的城市史研究往往以城市某一方面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城市史学作为史学分支学科，除了以城市的某一方面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外，更重视对整体的城市历史的综合的宏观的研究，重视对于历史上城市体系与系统的专门研究。因而，城市史学更重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西奥多·赫施伯格在《新城市史：走向跨学科的城市的历史》一文中认为：城市史学家需要多方面知识的训练，应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把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相互结合。(14)对此，中国学界已有一定的讨论，如隗瀛涛曾指出：“城市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15)关于这一问题，可继续展开多维度的探究。
城市史学学科理论的研讨，还应聚焦城市史学本质问题的思考。城市史学的本质是什么?城市史学的城市史研究其特性何在?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合理地回答。城市史学的提出，不仅促成了历史学新的独立分支学科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为城市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理念，使得城市史研究迈入了新的阶段。据笔者理解，城市史学的新理念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城市化问题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城市化的历史，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不断演进的主题之一，城市史研究应该专门研究城市化问题，同时应将城市史置入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加以考察与思考；二是城市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城市史研究“应该把城市社会诸多关联的方面作为一个生态复合体来研究”。(16)城市史学应将城市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即使对于城市历史的某一层面或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亦应将其置于城市整体系统的历史中考察。此外，对于城市史学本质问题的讨论，也应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理等多维度分析城市作为高等级聚落，历史上它与似城聚落、乡村聚落的诸多异同。(17)
中国城市史学应多关注学科前沿问题，探究适应时代变化的城市史研究的新问题。如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史学研究的手段、观念和价值趋向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依笔者陋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逻辑能力与科学分析水平将显著增强，普通人的科学活动将会被大大替代，人文学科及其知识逐渐为多数人所青睐。与此同时，历史学科的人文性将更为突出。城市史学需要应对人工智能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全面影响，一方面利用技术手段，丰富城市史研究的史料及手段，拓展城市史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人工智能对于城市史研究路径、研究重点、研究价值趋向等的作用。历史学的演进需要适应时代的变迁，也需要有现实的关怀，通过历史的解读来理解现实、把握未来。面对当代中国高速城市化的现实，面对全球城市发展的未来，面对人类城市化的新趋势与新问题，城市史学应该通过对城市历史的研究，给出相应的回应，从历史中给出现实与未来的答案。故此，城市史学学科需要从理论方法上多做建构，推进学科的发展。
三、发挥中国城市史研究已有优势，形成新的专门领域和整体学科特色
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业已形成自己的优势，构成了一定的特色。从学术组织来看，1983年在西安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该学会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定期出版《中国古都研究》集刊，从古都学的视角推动了中国都城史的研究。2012年，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史学会城市史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宣告成立，2013年开始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参与主办《城市史研究》集刊，推动了中国城市史学的发展。除了两个学会主办的集刊外，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都市文化研究》集刊，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史林》刊物的“城市史研究”栏目，都属于刊发中国城市史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经历改革开放以来较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上海、西安、成都、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高地。当然，还需要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两大学会携手共进，推动包括都城在内的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也需要形成更多的城市史研究的高地与阵地。
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我们已在一些研究领域上具有一定的侧重，从而形成了相对特色优势。就专题领域来看，受原有中国史学学科传统的影响，历史城市地理、都城史、城市社会史、城市经济史、城市文化史等领域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从地方学的视角来讲，上海学、北京学、长安学、洛阳学、天津学等视域的城市史研究成绩斐然；从断代史观察，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更为活跃，其次是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近年来新中国城市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此外，在史学之外，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学等多种学科视角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积累和特色。(18)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继续保持已有学科优势，深耕已有学术领域的同时，应在城市史学的视域下，加强中国城市史的整体与宏观研究，强化城市史学的理论研究。此外，尚可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拓展城市史学的学术领域，形成整体特色。
一是应重视和加强城市史学的学科基础建设。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史研究虽已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大量论著出版。但毋庸讳言，对于城市史学的学科基础仍不够重视，学科基础还较为薄弱。如就刊物而言，仅有一些专业的学术集刊，并未有真正意义的城市史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尽早创办；对于中国城市史史料学问题的探讨，仅限于个别学者的少量论文，需要进行城市史史料学或文献学的专门建设；系统性的论著索引的编制工作并未提上议事日程，需要尽快组织开展；中国城市史的专业教材和研究导论型图书欠缺，需要组织编写中国城市史的大学教材，需要编写有关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类的图书。与日本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极为重视学科基础工作相比，我国城市史学学科的架构尚不够平衡和完善，需要全方位重视学科建设问题，需要不断加强学科基础的构筑。(19)
二是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领域，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如作为环境史与城市史的交叉领域，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可以深化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促进城市史学的成长。中国的城市环境史研究需要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域外的基础上、需要在实践与理论的层面着力开展。(20)又如笔者倡议开展中国城市思想史的研究，发掘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城市各方面的思想认识，这一领域对于城市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无疑都有重要意义。再如应加强比较城市史研究，从而拓宽学术视野，加深对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不同时期城市特点的认识，近年来比较城市史已得到学界的重视。(21)在当今的读图时代，图像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城市史学可着力开拓图像城市史的新领域。面对迎面而来的数字时代，中国城市史学因应时势，可以率先开辟数字城市史的新领域。“推动数字史学发展不会让数字和技术取代传统研究，取代理论分析，反而会让传统史学研究更具活力和创造力。”(22)新的学科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不断强化着中国城市史学的优势与特色。
三是通过整合，逐渐形成中国城市史学学科的整体特色。中国城市史研究业已形成一定的优势与特色，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并形成整体优势。城市史学学科整体特色的形成，应从城市史学的理念出发，基于中国城市历史特性的发掘，基于城市史理论和学科理论的建构，基于已有的学术成果及其学术创见，基于可以预见的专业领域的未来，通过有机整合的方式，逐步凝练出中国城市史学的整体特色。当然，中国城市史学如何整合?形成怎样的整体特色?对此，我们尚需做进一步的思考与研讨，并随之采取具体的行动。
中国城市史学理论的创新性贡献和独特性的形成，将使得城市史学理论的中国性更加鲜明。无论是城市历史理论，还是城市史学学科理论；无论是具体的城市史研究，还是城市史学理论的建构。通过学界的不懈努力，中国城市史学必将会面向未来，走向世界，世界城市史学的中国色彩必将更加绚烂瑰丽。
注释：
①毛曦：《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②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1页。
③毛曦：《考古地理学理论建构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④陈桥驿：《序》，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⑤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宁欣：《“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成淑君、王丽：《“中世纪城市革命”论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8日，第10版。
⑥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⑦可参见苏永霞：《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范金民：《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⑧仇华飞：《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⑨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⑩参见史明正：《美国城市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美国研究》1989年第1期；姜芃：《西方城市史学初探》，《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路磊光：《西方学者关于城市史学的研究简述》，《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黄柯可：《美国城市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11)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12)参见傅崇兰、朱玲玲：《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陈绍棣：《加强城市学和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杜瑜：《从现实出发，研究城市史》，《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曲英杰：《谈对古代城市的复原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皮明庥：《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3)参见毛曦：《城市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试论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史林》2009年第4期；陈恒：《关于城市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赵世瑜：《何以城市：作为城市研究的中国城市史》，《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14)转引自姜芃：《城市史是否是一门学科?》，《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15)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16)姜芃：《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17)毛曦：《“似城聚落”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意义》，《史林》2016年第5期。
(18)毛曦：《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19)毛曦：《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现状》，《团结报》2023年10月19日，第8版。
(20)陈新立：《中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2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赵九洲、宋倩：《中国城市环境史研究刍议》，《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21)高福美、任吉东：《区域史与城市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区域·城市·社会：第二届城市历史比较论坛”综述》，《城市史研究》第3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王周：《“中日城市史研究与比较”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史林》2019年第1期。
(22)何一民、何永之：《数字城市史及其意义浅谈》，《光明日报》2024年4月22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