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坚持科学的大历史观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丰富的唯物史观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足国情自我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呈现现代化道路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二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世界之变”与“时代之变”，在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塑造中找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依据；三是顺应历史滋养时代和时代孕育历史的内在逻辑，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置于人类文明型构的进程，形成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出来的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时代的具体处境中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升华。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3MLB002）；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卢德友，男，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推动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而又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波澜壮阔的奋斗画卷里，中国式现代化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理论品格上，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指导，使其自身在当代依然保持深刻的理论穿透力；在实践走向上，中国式现代化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活动，正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书写具有中国风格的新篇章。实践没有止境，需要理论的持续传承与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据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内涵，着重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普遍—特殊”的辩证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对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进程获得明确认识——社会分工和普遍交往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形成，民族历史逐渐向世界历史转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仅“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还使得“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马克思在肯定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同时，也强调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差异性。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专门加了一个标题，名为“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摘录了不同部落和族系因地理或历史原因而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形成多样的文明。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深入探讨了不同国家与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发展道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就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作出判断，认为俄国“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的统一进程，又因各国具体实际而体现出多样性。换言之，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客观的普遍性规律，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特殊的形式体现出来。
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自然也无法偏离社会历史发展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人类社会整体运行的普遍规律，又体现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实际，做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作为现代化的开路先锋，西方凭借先入为主的优越感与自信心，将自身迈入现代社会的机制奉若圭臬，不遗余力地打造现代化的“国际样板”和历史叙事，并依托“支配—依附”的旧国际秩序向世界全面推销。的确，“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动力机制、整体格局是由欧洲奠基的”。由于一度主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西方确立起“元叙事”的现代化理论框架，通过话语霸权将其塑造为不可置疑的标准范式，拒斥现代化的任何非西方生长路径，从而形成现代化必须遵循西方“经典蓝本”的思维惯性。然而，西方现代化逐渐暴露的“合法化危机”，使得其难掩资本逻辑、人的异化、贫富分化等痼疾；而照搬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也因水土不服而在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境地中举步维艰，甚至有的还遭遇了“现代化的失败”。这无疑证明，现代化不存在唯一模式，而是具体的、实践的与民族的产物，那种将西方现代化等同于“普世道路”的想法，实则忽视了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处境。各国历史文化和具体情况存在的差异性，使得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根据国情来探索最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而不应对自身的特殊实际视而不见。
无疑，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自新航路开辟与地理大发现以后，原本彼此隔绝而又具有地域性规定的人类社会，被商品、贸易甚至殖民掠夺带入世界历史的一体化进程。在工业革命以及近代科技的强大助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引领者的姿态确立了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线位置，使得近代以来世界一切动荡变化几乎都不能脱离现代化这个主题。据此，现代化就成为每个民族国家的重要选择。任何民族只要不想灭亡，就必须主动或被动卷入现代化这一客观历史进程中。现代化表征社会发生系统性的历史变迁，它遵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普遍逻辑，以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跃升。在现代科技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前提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得以迅速发展，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紧密的链式反应，呈现出现代社会应有的风貌。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这里，“工业”就是当时现代化的基本标识。中国式现代化置身于世界现代化的潮流，积极推动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利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和深化世界市场，顺应人类告别传统生产方式、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又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环境中，扎根深厚的文化土壤与历史积淀摸索出一条特殊路径，最终创造出“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作为与西方现代化模式迥然不同的一种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铸就的“中国道路”，书写现代化发展的中国范式，无疑是对西方现代化叙事逻辑的根本突破与超越。中国以五位一体的“并联式”逻辑克服西方一元线性的“串联式”思维，开辟一种现代化叙事的独特路径，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普遍性与具体道路多样性的阐释再次得到了实践证明。
一是积极发展生产力，缩减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社会制度之间的差距。依照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形态更替的揭示，一个更高级社会制度的建立要有相应的生产力为前提，而资本主义在经历高度发达之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过渡时期的三大改造后虽然进入社会主义，但社会生产力依然较为低下，难以适应社会主义这一先进社会制度的要求。为此，瞄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缩小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之间的差距，中国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当务之急，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求解的同时，也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之钥。西方由于受到近代工业革命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为发展现代化创造了现实条件；相比之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要的是改变落后社会生产力状况，使之与社会主义先进社会制度相匹配，进而遵循唯物史观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基本原理。这一现实的区别，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起源上就呈现出特殊性。
二是大力进行社会改革，以民族复兴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保持着强盛的国力与突出的影响力。强大的经济力量、灿烂的科技文化以及有力的军事防御，成就了中华民族史上一个又一个鼎盛时期。在经历近代的衰微之后，中华民族又重新踏上盛世复兴的征途。中国共产党以“改天换地”的勇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之后，持续通过社会改革进一步夯实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实现中国人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跃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是伟大时代的勇毅之举、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它让有“球籍之危”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式现代化让人类社会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有了全新选择。
三是以人民为中心，自力更生创造现代化的伟大奇迹。西方现代化历程充斥着并不光彩的发迹史，无论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贩卖黑奴、鸦片贸易、殖民战争，还是后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分工、技术垄断、关税保护、“自由民主”等，都充满血腥野蛮和少数人对多数人赤裸裸的暴力掠夺。掠夺似乎成为西方列强追求现代化的基本手段，现代资本殖民仍遵循原有的掠夺逻辑，尽管形式发生变化但掠夺本性依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中国的现代化跳出西方国家靠掠夺实现现代化的魔咒，依靠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进行自力更生，将人民群众视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屡次创造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奇迹和伟大的历史成就。
现代化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条件和历史处境各异，决定了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现代化。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而进行的现代化探索，以强大的历史主动摆脱“学徒状态”从而获得现代化道路的自我主张，使得自身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独树一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中国—世界”的关系塑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走入纵深，行稳致远的中国与动荡变化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洞察“世界之变”与“时代之变”，进而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总体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握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之路的重要成果，其背后蕴含着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领悟。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应对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历史性变化的创新视角。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折射的历史演进态势，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化发展作为破解复杂变局之秘钥，在世界格局中谋划中国发展，以中国发展塑造世界格局，开掘人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空间，进行着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创造性实践。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性变化，只有作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被把握。现代化进程昭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活动不断演进，从而呈现出现代化发展的不同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努力拓展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场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互促互进，深刻把握现代化要求的物质生产实践，并在审视自身与世界现代化发展关系的议题上体现出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置身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基本场境，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相互依赖需要彼此寻求“最大公约数”加以合作，摒弃那种“脱钩断链”的零和博弈思维，而“一带一路”等倡议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合作共赢举措。同时，全球化进程将世界历史推向纵深，现代化发展也面临“地域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张力，中国“走自己的路”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平衡状况中正确看待“自身”与“他者”的关系。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并不是抽象的论断，它在统一的世界市场推动下获得现实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应对全球风险的思路，突破了“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僵化认知。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在把握时代变化发展中获得对当代社会存在的辩证认识。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其本质也应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得到理解。只有深入把握时代发展与当今世界发展走向，才能在“历史之变”的复杂性中把握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各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深刻变革，体现了其在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例如，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创新驱动主导的新质生产力，以及通过新型工业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等战略举措，无一不是积极发挥历史主动，下好“先手棋”。后金融危机时代，“东升西降”与“南升北降”的世界格局变化愈加明显，各国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摒弃西方一元现代化思维，转而独立探寻自身的现代化之路。这种情势下，西方在向世界推销其“经典”现代化叙事上已难以为继，甚至这种过度自信的包装与推销已成为现代化多样性的主要障碍。在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至少展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主动求变”，破除单纯追求生产力增长的片面思维，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等作为现代化的追求，在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中构建先进的生产关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缩小与先进制度的差距，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自觉，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的主动权，统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软硬兼施”，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中，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既注重经济发展构建物质文明这个“硬实力”，又强调精神家园建设精神文明这个“软实力”，充分展现了“物质富足、精神富有”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现代化的征程中真正实现协调有序发展。三是“开放合作”，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杜撰，跳出此消彼长、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思维，粉碎资本逻辑宰制的社会生活幻象，以平等开放、合作共赢的姿态在充满变数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中国对于世界已有现代化模式的审视和超越。依据具体实践类型的不同，人类迄今的现代化大致可分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苏东模式与中国模式。英美的现代化离不开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它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起大工业体系后，再借助政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逐步形塑一种“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现代化风格。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革，“终究会波及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然而，这种西方引以为傲的现代化模式却难以祛除内部痼疾，政治权力掣肘低效、经济危机此起彼伏、社会分化撕裂突出，导致它那一度被神化了的光环正在消退。德日的现代化充满浓郁的国家主义色彩，它通过“小而强大”的政府以铁腕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革，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变革，是一种快速高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加之封建残余大量存在，致使德日都在应对社会危机时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之路。苏联及东欧国家开创了从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模式，它基于公有制基础与计划经济模式，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促进社会向现代化的全面转轨，在促进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使得苏联迅速跻身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工业国，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过，这种以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和增强军事实力为目的的现代化，高度集中而又僵化低效，完全抛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因违背现代化规律和经济运行基本规律而引发各种严重的社会危机，最终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不难看出，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更不能因循守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色，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依靠人民的辛勤劳动，既借助资本力量而又防范资本统治，既追求共同富裕而又允许先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从西欧到东南亚再到拉美，各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为我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教材，中国式现代化立足自身特殊国情而进行的探索，既突破了西方国家传统现代化的原有模式，也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的陷阱。
人类物质生产的客观历史进程，规定世界朝着现代化发展方向多线演进；而当代社会存在的特殊变革样式，又促使中国依据自身实际开辟现代化发展道路。正是在世界舞台中始终把握历史内在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体现实践逻辑与历史规律的统一，在人类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发展中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打破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时代—历史”的文明型构
在连续流淌的物理时间向度上，一个个时代终将汇入历史长河，而历史也被每个具体的时代加以规定；在人类活动的文明传承向度上，每个时代所取得的文明成就，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在历史中得以传承。现代化最先在生产方式的更新迭代中开启历程，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由传统向现代发生不可逆的历史演进。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强烈追求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又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指明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赓续与创新发展，将当前的社会变迁置于广袤的历史视野，从而以一种大历史观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最先由西方兴起，它在18世纪通过英国工业革命带动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代，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由此拉开序幕。然而，这一历史变局建立在西方国家对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支配基础之上。当时西方在技术、制度与文化领域显然处于领先地位，由此造成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定优势。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逐渐形成欧洲工业化的中心地带，以及亚非拉农业地区的边缘存在的“中心—边缘”状况。西方国家通过贸易或是武力征服，给世界各地原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带来冲击，迫使它们主动或是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客观上推动全球化进程和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当然，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尽一致，形成了不同模式，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唯一。尽管如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仍然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一是资本主导引起社会分配不均。在以资本为中心的取向下，社会资源配置被有效调动，生产资料逐渐集中并使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社会财富虽然被大量创造出来，却导致了财富的两极分化。马克思曾言，资本家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二是物质丰盈伴随精神生活贫乏。在西方经济繁荣与物质丰裕的表象之下，是人们与生俱来就无法摆脱的“物的依赖”，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造成物欲横流与信仰缺失。人只有在对商品、货币、资本的顶礼膜拜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三是资本逐利造成生态环境破坏。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和利益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毫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导致生态问题贯穿在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甚至不惜损害他国利益。四是对外扩张自带殖民掠夺色彩。从传统以武力进行的赤裸裸的殖民征服，到如今依靠经济文化控制的新殖民主义，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给广大亚非拉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
大历史观着眼于社会历史的整体结构与长远发展，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中把握历史大势。以此观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时代脉搏进行的深刻把握，并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继续前行。在历史中开创新时代，在新时代中谱写历史，要求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秉持这种把握历史本真的唯物史观立场，中国式现代化将社会演进与文明发展紧密交织，使得西方各种论调不攻自破。譬如，自希罗多德以来欧洲深信不疑的“西方中心论”，以西方唯我独尊的“普世价值”为标榜，在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面前相形见绌；苏东剧变之后弗朗西斯·福山等人极力鼓吹的“历史终结论”，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实情，就连福山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论调本身“都要被终结了”；而塞缪尔·亨廷顿出于担忧西方文明日渐衰落而抛出的“文明冲突论”，以强调文明的差异与冲突引起的零和博弈思维，在中国注重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面前显得格格不入。殊不知，自视为“永恒”的事物往往沦为一种脱离具体实际的抽象表达，“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实践，这一抽象性必然会被识别和克服，而及时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对之进行概念辨析”，对于我们更好地推进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时代与历史关系的辩证思考，将“守正”与“创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深处的原初开创到当今时代的行稳致远，都在文明塑造的意义上展现“时代—历史”的彼此成就。
第一，历史滋养时代，奠定现代化发展的坚实根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这种从未中断的文明积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和平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奋斗精神，以及“革故鼎新”“变化日新”的革新气度等，无不成为我国现代化道路的人文底色和精神营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独具一格的文明构型。然而当前，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被某些人以一种碎片化的视角进行误读，导致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据此，突破将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相割裂的西方话语体系，就需要直接摆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优势、理论根基与实践基础，在具体实践成效中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突出优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以“两步走”的战略谋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顶层设计高位擘画，勾勒出纵横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图的经纬线，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方能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带领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世界方面的实践伟力。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创办经济特区到践行“一国两制”方针，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打赢脱贫攻坚战，无一不是党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一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正确的方向。也正因如此，在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势下，中国不仅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还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不断书写现代化的壮丽篇章，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与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实践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成效如何，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坚定的历史自信，源自中国共产党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使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书写了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实现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人民民主，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在中华大地上史无前例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增进民生福祉；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行动中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第二，时代孕育历史，开创现代化事业的历史篇章。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在时间维度还是在历史线索上，都构成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完整内容。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而今天的实践，也正在书写未来中国的历史。任何历史伟业都绝非凭空而来，它只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历史主体的创造成果。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发展阶段，深刻洞察和把握时代发展背后的历史规律，才能一步步将近代以来的宏伟愿景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更好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一是洞察时代之变，主动顺应历史大势。中国的发展必须将自身置于时代大局之中。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舞台上主要力量利益分化重组，国际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战略定力和政治勇气洞察当今的时代之变，并不失时机抓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窗口期”。洞察时代在于顺应历史，科学把握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之特殊形式与普遍规律相统一的重要依据。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历史的最终趋势是逐渐走向“世界历史”，人类在全球的普遍交往和实践中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创造条件。遗憾的是，由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对西方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变革应对不及，导致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失利，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再错失发展现代化的良机。20世纪70年代末，基于邓小平同志对时代主题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准确判断，中国主动调整社会主义发展策略，以改革开放推进富国大业。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辨明历史方位、把握时代大局，才能始终以奋发有为的姿态走在时代前列。
二是阐扬真理之力，主动把握历史规律。在历史规律面前，人具有把握和利用规律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出的科学揭示，成为我们把握历史规律的有力武器。历史规律客观存在但又隐而不彰，深入洞悉历史规律就能找准时代节拍，借助历史发展的“势”才能“乘势而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主动识变、求变、应变，在掌握“时”与“势”中做到有的放矢。可以说，“自信”源于科学真理与伟大实践，它或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效应下成为一种“他信”，为人们在一种大历史观的视角下进行双重审视与辩证生成。
三是紧握稳定之锚，主动迎接历史挑战。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出于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对我国采取从“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到“大院铁幕”的极限施压，试图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道路之艰险，挑战之巨大，再次凸显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以“勇于斗争”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挑战面前迎难而上，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化解一个个严峻挑战。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奋进姿态，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才能保证“狭路相逢勇者胜”，从而向时代和历史交出满意的答卷。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破除所谓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束缚，创制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以及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
四、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升华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之一，唯物史观经马克思、恩格斯面向人类现代化进程而作出诠释之后，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展现出新的向度，进一步使得科学真理的能量得以迸发。也正是秉持坚定的唯物史观视野，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升华。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视角精准把握资本主义的脉搏，深刻洞穿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但并非穷尽了时代真理，因为每个时代都有需要解答的新的重大问题。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创造性实践，以及实践对科学理论的时代深化，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的高度关联。正是由于这种打通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构建了自身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在人类以现代化路径追求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提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参照，持续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强大的时代解释力。
第一，科学回答了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基于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形势，曾关注东方社会爆发革命的历史因素与现实条件，并通过驳斥俄国民粹派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和解答维·伊·查苏利奇的疑惑，试图阐明像俄国这样的社会文化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则依据帝国主义时代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设想运用于俄国现实，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初创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革命道路，不但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还以符合本国国情的实践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譬如，依据我国虽以公有制为主体但生产力水平不高的事实，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孕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中国实践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生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等。这不仅成为社会经济落后国家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努力，还为世界后发国家闯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模式。
第二，有力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践空间。“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现实效应，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巩固理论生命力的内在逻辑，同时也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进程的规律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仅以符合本土化的具体实践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在解答当代重大问题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除西方现代化形塑的一元化路径及其衍生的社会矛盾，在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动荡的历史关口，坚定推进和平、发展、开放与合作的行动方案，站在胸怀天下的高度科学地解答“世界之问”；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深层需要，积极实现物质财富与精神文化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努力拓宽为人民谋幸福的现实途径，立足人民至上的高度全面地回答“人民之问”；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时代面临的各种考验与风险，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战略定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站在自我革命的高度有力回应“时代之问”。
第三，充分凸显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力量与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在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遵循科学社会主义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敏锐洞察和应对当代现实的复杂变化，形成认识和改造当代世界的深刻理论与认识。在理论力量上，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与时代逻辑，在理论和实践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形成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叙事，为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社会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在价值旨归上，中国式现代化秉持马克思主义对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意识，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生存危机与世界发展困境，深刻思考什么样的文明形态更加值得人类追求，并对“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本质和归宿作出诠释。
第四，明确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追求人类自由联合与共同发展的目标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可见，走向自由联合与共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势，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指明的最终路向。然而，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和现实挑战，以及西方现代化叙事的一元主导等症结，都以一种“时代之变”的矛盾集中显现出来。中国式现代化把握理论逻辑与认清时代特征，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满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需要。同时，从中国发展的视野放眼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世界新格局。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深层转换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双重特征，将科学社会主义观照人类整体发展的维度体现出来。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深刻回答中国问题，“阐明基于‘中国经验’而形成的‘中国理论’，重构现代化叙事的中国逻辑，彰显了一种新的现代化观，由此体现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内涵及其文明规定”。从唯物史观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学理性分析，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蕴，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实践，无疑是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在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现代化的滚滚浪潮中，中国的实践充分展示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再次印证唯物史观在当代仍然煜煜生辉，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因此，应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唯物史观的宏大视野，在理论上澄明针对现代化议题的诸多误解，在实践上破除西方现代性主导世界历史的迷障，从而确证中国道路的发展逻辑和行稳致远。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6年第2期“当代政治”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