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为参照，从技术革命、产业组织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机制探讨世界经济长波波动与阶梯式增长。研究发现，长波转换的节点不在于单项发明的出现，而在于新技术簇能否经由金融扩张、危机清算和制度重构，转化为主导产业群的广泛扩散。当前世界长波下行的突出特征是数字化、平台化、人工智能尚未稳定转化为跨部门生产率跃升，叠加地缘政治碎片化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呈现低斜率、反复性和结构分化的迹象。置于这一范式下，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概括为第一轮长周期：1949—1978年为制度奠基与工业化准备期，1978—2012年为扩张与繁荣期，2013年以来进入尾部调整与转换期。中国经济当前“长期探底”不是普通短周期回落，而是旧增长机制系统性衰减、新增长平台尚未完成替代条件下的延长型调整。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债务压力、资本回报下降、人口老龄化与外部环境复杂化共同拉长了尾部修复过程。下一阶段的突破取决于新质生产力完成社会化扩散，并形成与之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
【关键词】康波周期；经济复苏；技术革命；产业组织；制度变迁
【作者简介】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经济与管理》栏目。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长期趋势上升与阶段性波动并存的历史图景。一方面，生产率的持续进步推动了人均产出的长期抬升与产业结构的系统升级；另一方面，围绕这一长期趋势又反复出现较大幅度、较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其波动频率与持续时间明显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库存周期或政策周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在多次危机冲击后复苏斜率偏低，增长动能呈现结构性回落，技术热潮与宏观停滞感并存，地缘政治紧张与规则不确定性上升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低速复苏、反复修复”的特征。上述现实问题促使本文回到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这一经典视角，重新检视长波的历史事实与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核心研究问题：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可辨识的长波序列大体经历了几轮？其关键技术、主导产业与组织形态如何更替？每一轮长波内部的阶段结构如何运作并相互衔接？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历史事实与可复核数据的支撑下论证一种阶梯式增长的长期逻辑？经济系统在经历危机清算后并未回到原有生产率与产业结构，而是通过新技术、新基础设施与新组织制度的协同扩散，实现潜在产出路径的上移，从而在下一轮周期中进入更高的发展平台。在这一总体框架下，本文进一步将分析焦点放在现阶段长波的非规律性变化与中国情境下的“长期探底”现象，以解释为何本轮下行更为延宕，复苏更为曲折，以及其背后的技术扩散、制度摩擦与要素配置约束问题。
现有研究为理解长波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在解释力度与经验识别上仍存在有待补充之处。这类研究以长波的经验识别与分期方法为核心，围绕康波是否为可稳定观测的宏观事实展开讨论。相关研究多基于价格、产出、利率与投资等长期序列，运用去趋势与频域分解等方法识别约四五十年的波动成分，并根据宏观拐点划分上升与下行阶段。相关批评强调，长期数据口径变化、战争与制度断裂会制造伪周期，分期结果对样本窗口与滤波设定高度敏感。不恰当的去趋势、状态空间分解与机械滤波，有可能从非平稳序列中诱发伪周期，而经济史研究也难以支持一个长度恒定、振幅稳定的钟摆式周期。因此，更稳健的表述不是把康波理解为严格等长的周期律，而是把它界定为由技术革命扩散、金融资本重构、战争冲击与制度适应共同塑造的，具有历史条件性和非规则性的长期波动过程，并允许长波表现为非对称、非同步和受制度约束的阶段性演化。其中，战争与制度断裂未必只是污染识别的外生噪声，它们在相当一部分长波研究中恰恰被视为技术范式更替、金融重组与制度再协调的组成环节。由此，对长周期的理解需将统计证据与历史结构证据结合，以危机与结构突变为参照，以技术体系、产业更替作为分期锚点，从而在可检验性与可解释性之间取得平衡。
国内关于经济周期的界定大体存在两种彼此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分析范式。第一种是增长率范式，主要以GDP增长率等总量增长指标为核心，并以“谷—谷”分割或其扩展形式识别周期阶段。刘树成以GDP增长率为代表考察新中国工业化以来的经济波动，并按“谷—谷”法划分周期，强调增长速度、波动幅度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历史演变关系。黄赜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的考察，也主要是在历次周期运行、宏观调控方式及国际同步性特征的历史比较中展开。第二种是产出范式，更强调实际产出序列相对于趋势项或潜在产出的周期性偏离，或者直接利用周期成分、合成指数等方法来刻画波动状态。刘金全关于中国实际GDP序列非对称性的研究，不再将经济周期仅仅理解为增长率峰谷转换，而是从实际产出序列本身的非线性和阶段差异出发识别经济波动。若采用不同的趋势分解、潜在产出估计或综合指标构造方法，则对周期位置、波动幅度、持续时间以及政策含义的判断都可能不同。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周期成分都可以被称为经济周期，但二者关注的对象并不相同：前者更强调经济增长平台及其升降转换，适合用于把握较长时段的波动阶段和历史演进；后者更强调实际产出相对潜在水平或趋势水平的偏离，更适合用于逆周期调控、产出缺口测度和政策规则分析。本文采用增长率范式下的广义“谷—谷”分割框架，将经济周期理解为经济增长率在一定增长平台上的阶段性扩张、回落、探底和再上升过程，关注康波意义上的长周期演进、中国长周期的阶段转换，以及增长动力更替所带来的中长期波动形态。
尽管现有文献在短中期周期的量化识别与驱动因素分解方面已臻完善，但多将长期增长视为平滑趋势或外生变量，尚未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宏观历史视角深入考察技术革命与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从而难以解释当前全球经济在危机后呈现出的非规律性延宕以及阶梯式增长受阻的深层逻辑。为回应上述不足，本文在理论上引入技术经济范式以及安装期与部署期的扩散逻辑，将长波过程细分为若干具有内在衔接的阶段，以统一解释技术创新、金融资本、产业组织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据此提出长波波动与经济阶梯式增长相互嵌套的分析命题。在经验层面，结合长期人均产出与生产率等数据，对危机后低谷抬升与发展平台上移这一现象进行可复核的事实描述，同时以关键技术与主导产业更替作为历史分期的参照。在现实层面，进一步讨论现行长波下行延宕与复苏曲折的结构性原因，并在中国情境中考察增长范式转换与要素配置制度适配对探底过程的影响。
二、康波周期与世界经济螺旋式上升
（一） 长波的四阶段结构及其与阶梯式增长的一致性
康波研究传统一方面以长期产出/增长率的阶段性拐点为参照，另一方面以关键技术簇、基础设施体系与产业组织形态的更替作为分期锚点，将每轮长波划分为可解释性与可检验性的四个阶段。
阶段Ⅰ为涌现（irruption），标志是关键通用性技术及其互补创新开始聚集，先在局部部门/地区形成新利润源与新企业形态，但宏观贡献有限，更多体现为旧范式收益递减、新范式试验性投资。阶段Ⅱ是狂热（frenzy），来自金融资本对新技术与新市场的预期强化，推动基础设施与产能快速扩张，常伴随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繁荣），并在转折点（turning point）触发危机清算。该阶段的经济表象可能是高增长，也可能是结构性失衡与分配极化。阶段Ⅲ表现为协同（synergy），主要是危机后制度重构（监管、竞争政策、劳资关系、宏观政策框架等）使生产资本重新占据主导，新技术体系从局部试验转向体系化扩散，形成面向大众市场的有效需求与生产率跃升，出现黄金时代。阶段Ⅳ转化为成熟（maturity），扩散趋于饱和，边际收益下降，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再金融化倾向日益明显，同时为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涌现提供问题压力（旧范式瓶颈）与要素条件（既有基础设施与知识积累），从而实现跨周期衔接。这一划分强调熊彼特式的技术革命扩散与传播模式，核心驱动力在于金融资本、生产资本与国家（制度）的互动关系：新技术革命往往在上一轮革命潜力趋于耗尽时闯入经济空间，形成安装期的系统性试验。若政治与制度条件允许，新技术革命随后则进入部署期，由生产资本主导并在国家引导下实现广泛扩散，出现黄金时代。
人类历史上的阶梯式增长可以界定为一种长期演化过程：经济系统在每一轮长波所经历的危机清算之后，并不会回到既有的生产率水平和产业结构状态，而是在新技术、新基础设施与新组织制度逐步形成协同并实现广泛扩散的过程中，使潜在产出路径整体上移。在这一框架下，周期性波动并非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而是围绕着不断抬升的潜在产出路径所展开的阶段性震荡。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长期人均产出水平的结构性变化，即在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低谷年份中，人均GDP水平呈现出逐轮抬升的特征；在中观层面上则表现为主导产业的更替、关键基础设施体系的更新以及相应组织范式的演进。阶梯式增长是在周期波动和震动下，经济体系在经历危机调整之后，通过结构重组实现发展平台的跃迁。
（二）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康波长波的划分、阶段特征与主导产业更替
在技术范式转换的历史分期中，普遍认可的总结是18世纪末以来可识别的五次技术革命，其有着不同阶段的主导产业，伴随新基础设施与常识性创新原则（即技术经济范式）的产生。与此同时，在康波上升—下降分期中，亦可得到与上述技术革命大体匹配的五轮长波经验特征（见表1）。
表1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五轮康波：技术体系、基础设施与主导产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在四阶段框架下，每轮长波内部均存在显著的关键事件（见图1）。狂热阶段往往以金融泡沫的形式为新基础设施与新产业组织融资。泡沫破裂后的制度重构决定协同扩散能否出现。协同扩散的成功才是生产率红利与大众市场形成的前提。相关历史记录可在多轮革命中观察到，例如铁路投资热潮与英国19世纪中叶繁荣的关联，以及20世纪末互联网/电信热潮与随后金融化失衡的关系。若进一步将危机事件作为阶段转折点的标志，则可以发现，19世纪70年代的金融动荡与铁路投资高度相关。“1873年恐慌”在美国与铁路融资链条中具有代表性，并被视为长时段萧条的触发机制之一。1929年后的大萧条标志着前一阶段资产繁荣与结构失衡的集中清算。研究表明，工业性萧条在1929年末开始急剧恶化。1973—1974年石油冲击通过成本结构与宏观政策机制引发滞胀并推动旧范式调整，是二战后大规模生产范式成熟后期的重要冲击点。2007—2009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则被广泛解释为金融体系、风险定价与监管缺陷在高杠杆与资产泡沫中的综合爆发。这些事件并非外生噪声，而更像长波从狂热向协同过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清算环节。危机迫使制度与政策框架重设，从而为新技术体系的广泛部署提供可持续的需求与投资环境。
图1 康波周期螺旋式上升的历史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若以MPD2023的长期人均GDP（2011年国际美元，PPP口径）为指标，可以直接观察到世界经济在长时段上呈现显著的水平上移（见表2）。危机并未抹去既有生产率与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相反，危机后的制度重构与新技术体系部署，使经济在更高的人均产出水平上进入下一轮扩张。这为康波周期与经济阶梯式增长的核心命题提供了可复核的数据侧证。
表2 世界人均GDP的长期上移 （MPD 2023，部分年份）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三） 衰退期关键创新的孕育与扩散：康波周期螺旋式上升的机制解释
为何创新常在衰退期集中出现？为何真正的增长红利常在下一轮扩张期释放？为何每一轮扩张的产业重心会系统性迁移？这些问题需要围绕衰退如何孕育并选择关键创新，又如何通过主导产业扩散实现更高平台增长的线索进行解释。
长波意义上的关键创新不依靠单一发明，而取决于通用技术与标准化、工艺改进、组织流程、供应链、计量体系等互补性创新共同构成的技术系统能否上升为社会共同准则。每轮长波中主导产业的形成并非源于某一部门的自然最大化，而是该轮技术范式成为最有效率的创新与投资逻辑，进而主导资源配置。技术准则只有内化为产权、标准、监管、教育等可复制的规则，才能把安装期的局部效率提升转化为部署期的广泛生产率，这也解释了同一技术革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扩散不同步，根源是在制度适配能力上存在差异。
技术革命、产业组织与制度变迁三者并非并列地、平均地推动长波演化，而是一条具有顺序性和反馈性的因果链：技术革命决定可能性边界，产业组织决定传导方式，制度变迁决定扩散广度与持续性。技术革命首先改变的不是总量增长本身，而是相对价格体系、最低有效规模和可分工边界，由此提出新的互补性要求：一方面，通用技术必须与下游部门的工艺、设备、标准和应用场景共同演进；另一方面，企业也必须围绕新技术重组内部流程、供应链结构和劳动力配置。若缺乏这种中观层面的组织重构，新技术就容易停留在少数部门和头部企业的局部试验上，而难以形成具有跨部门扩散能力的主导产业群。因此，技术并不能直接创造阶梯式增长，产业组织才是把技术潜能转化为可复制的商业模式、投资逻辑与扩散路径的中观传导器，它决定新技术究竟表现为局部利润，还是演化为全社会生产率平台上移的起点。
由此，技术革命推动制度变迁的机制得以明晰。技术不会自动改写制度，而新技术扩张会持续暴露出旧制度对生产力形成的桎梏。原有的产权界定、融资方式、竞争规则、公司治理、劳动力制度和知识传播机制，通常是围绕旧技术范式形成的。一旦新技术要求更高强度的前置融资、更开放的标准接口、更灵活的企业边界以及更大规模的技能供给，旧制度便会在扩张过程中表现为融资约束、垄断锁定、劳资摩擦和需求不足。此时，泡沫、危机与政治博弈并不是互动机制之外的偶然事件，而恰恰是迫使制度向新范式调整的转折环节。也正因为如此，制度变迁并不是技术革命的外生背景，而是技术能否从安装期走向部署期的内生条件：若能够提供可信产权保护、长期资本供给、有效竞争秩序和适度选择机制的制度安排，则更容易把技术试验推进为规模扩散；反之，则容易出现“有创新、无扩散”或“有技术、无增长”的停滞状态。
制度变迁对技术革命的反作用则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实现。一是选择。制度决定了哪些技术方向更有利可图。教育培训体系、技能供给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安排会改变技术的相对回报，从而影响创新是朝向技能互补、劳动替代还是资本深化的方向演进。二是定向。制度决定了扩散成本是否足够低。标准兼容、竞争政策、金融监管和企业治理若能降低采用成本与锁定效应，新技术就更容易跨企业、跨行业扩散；否则，技术收益便会更多地被少数领先者内部化，难以外溢为广泛的生产率提升。三是普及。制度决定了部署期所需的市场规模和收益预期能否形成。若技能供给不足、市场进入受阻、采用成本过高，或者大众市场难以稳定扩张，那么即便技术前沿持续突破，也可能长期停留在“高估值、低扩散”的状态。因此，各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并非静态不变：在涌现与狂热阶段，技术革命提供方向性约束，产业组织承担试错功能；在危机转折阶段，制度重构的边际重要性上升，因为它决定泡沫破裂后是转入协同扩散，还是陷入长期停滞；进入部署阶段后，产业组织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往往超过单点技术突破，因为真正决定阶梯式增长能否形成的，已经不是有没有出现新技术，而是新技术能否以低摩擦、可复制、可普惠的方式嵌入全社会生产函数。
三、本轮长波下行的超常延宕及其影响变量
（一） 低速复苏的宏观表征与数据证据
若以技术范式更替为节点，则本轮长波最突出的现象是下行阶段的超常延宕。20世纪末，信息通信技术范式形成了金融化安装与资本市场狂热，却未能如二战后电气化与汽车化时代那样迅速转入协同部署，而是在互联网狂热和资产繁荣破裂后，将转折点拉长为跨期的制度与结构调整区间。其破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短周期扰动，而是新技术扩散与既有制度、治理框架调整不同步的集中显化。这一延宕在宏观上表现为增长动能弱化与生产率趋势下移。根据2025年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全面经济数据库（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TFP年均增速在2000—2007年约为0.8%，2011—2019年降至约0.1%，新冠疫情后多呈反弹与回落交替态势。Korotayev和Tsirel认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可视为第五轮康波下行阶段的起点信号之一。该论下行即便以2008年前后为起点，迄今亦已跨越一个半短周期以上而未见清晰的新平台式跃升。
从长波下行向复苏过渡的经验看，决定复苏是否顺畅的并非短期反弹本身，而是潜在增速能否回升、外部需求能否再度扩张以及金融条件能否从紧约束转为中性支持上来。就当下而言，多边机构对全球增长的判断呈现出一致的稳中偏弱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5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的3.3%放缓至2025年的3.2%，并在2026年进一步降至3.1%，发达经济体增速约在1.5%徘徊，全球复苏的牵引力更多来自部分新兴经济体而非传统核心经济体的再加速。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的相关材料中对2025年前后全球增长给出更为谨慎的判断，指出全球增长可能降至约2.3%，并在2026—2027年回升至仍偏低的2.5%左右，且将其归因于更高的贸易壁垒与不确定性背景下的信心走弱。更能体现复苏曲折性的，是外部循环的黏滞化。世界贸易组织在2025年《全球贸易展望》中测算，受新增关税措施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影响，2025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可能出现约0.2%的收缩，与2024年2.9%的增长相比，呈现显著恶化趋势，2026年虽预计回升至2.5%，但仍属于低斜率修复而非高弹性再扩张。由此可见，本轮下行后的复苏更像是在较低潜在增速和更弱外需环境中进行的结构性修复，其路径更易呈现出反复、拉锯与阶段性回落的特征。
（二）突破性通用技术的不确定性与主导产业更新不足
从康波视角衡量复苏质量，关键不在于技术热点的多少，而在于能否形成跨部门外溢、系统改写成本结构与组织方式的通用目的技术集群，并推动主导产业群更迭扩张。互联网、数字化、人工智能虽持续改变着企业边界与交易方式，宏观生产率红利却未呈现稳定上行的趋势跃迁，技术不确定性遂成为复苏迟缓的重要内生变量。当前全球生产率放缓的突出事实，不是前沿企业完全失去增长动力，而是前沿企业效率持续提升，但新技术向非前沿企业的扩散明显不足，拉大企业间生产率差距，导致技术扩散机制趋于弱化，形成“前沿加速、整体不动”的结构性悖论。数字技术更易在少数平台型、知识密集型部门形成超额收益与资本聚集，却难以像电气化、汽车化那样迅速生成吸纳大规模就业与投资的产业扩张面。即便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视为潜在通用技术，其生产率效应仍高度依赖数据与算力可得性、组织流程再造、技能供给、竞争环境等互补条件。这些条件在不同经济体与行业间差异显著，致使可见技术突破与可持续宏观跃迁之间仍存在制度与结构性间隙。创新叙事可反复点燃预期，却不足以稳定支撑主导产业更新所需的广泛扩散与系统性生产率加速。
（三） 地缘政治碎片化与保守主义回潮的外部制度摩擦
若将长波复苏理解为新范式扩散过程，开放市场、可预期规则与跨境要素流动便构成扩散的必要条件，地缘政治紧张与政策保守化则会直接增加扩散摩擦、压低复苏斜率。外部制度环境由规则型开放转向安全型收缩后，各国更倾向以产业政策、技术管制与供应链重组替代传统分工逻辑，重复建设、成本上升、投资期限拉长随之出现，新兴产业国际扩张能力被削弱，复苏因而更依赖国内需求与财政金融空间，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也随之上升。
地缘政治碎片化对技术扩散的约束不在于体现为某一时期出口放缓的静态冲击，而在于改变了新技术部署所依赖的空间组织方式。数字智能技术与人工智能具有固定成本高、互补性强和规模经济显著的特点，其成本下降依赖更大市场中的数据积累、标准兼容、跨境研发协作和中间投入品网络。技术管制、投资审查、出口限制与供应链重组会同时压缩市场规模、削弱知识外溢、抬高重复建设成本，迫使企业在“效率最大化”与“安全冗余”之间重新配置资源。部署期所需的大规模互补投资又多具有不可逆性，政策不确定性越强，企业越倾向推迟算力设施、数据治理、组织再造与跨境网络布局等资本开支。就三类因素关系而言，技术扩散不足是本轮长波延宕的基础性表现，地缘政治碎片化则是放大这一问题的外部制度摩擦。
（四） 技术扩散的局部化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
在长周期视角下，新技术要成为新增长平台，必须完成从局部效率提高到全社会效率提升的社会化扩散，而扩散离不开足够规模且可持续的市场需求。当前经济复苏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技术革命在部门、企业与人群间呈现更强局部性，叠加有效需求不足，新产品、新服务难以形成稳定扩张的市场牵引。所谓有效需求不足，不是某一时点消费走弱，而是新技术虽能局部提效，却无法在大众市场中形成持续订单、利润预期与再投资动力。其根源在于资产价格回调与债务修复压低支出和信用扩张，数字化收益先集中于头部企业和高技能群体，新增收入更多沉淀为储蓄和金融资产，低通胀、弱增长与高不确定性又使企业推迟了组织再造和缩减了资本开支。从新技术由安装期向部署期的转换来看，数字智能技术的社会化扩散仍是决定性变量。就当前复苏斜率看，有效需求不足是更直接约束，地缘政治碎片化则通过压缩外部市场、削弱跨境外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约束。贸易壁垒上升与市场分割削弱了新技术借助全球市场实现规模化的路径，使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更易停留于高技能岗位和头部企业，难以转化为更广泛的工资增长、消费扩张与持久增长动能。
四、中国经济长周期的历史生成、阶段演进与现实判断
（一） 世界长波转换与中国周期分析的对比
中国当前面对的问题不是是否存在长周期，而是如何在世界长波转换背景下识别和解释自身长周期形成、尾部调整与下一轮跃迁。作为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被识别和概括出来的长波现象，其基本形态、阶段特征和演进动力只有放回工业化推进、世界市场扩展和国际分工重构的历史过程中才能较清楚把握。世界长波提供的不是可以机械移植的国别经验，而是观察长时段经济变迁一般规律的参照系。不同国家因工业化起点、制度结构、开放程度和技术吸收能力不同，进入、跟随或偏离世界周期的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并未像英国、德国、美国等先发工业化国家那样，同步进入前两轮世界长波中。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不完整，工业化基础薄弱，国内市场发育不足，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缺乏稳定持续的内生机制，难以完整嵌入西方主要经济体主导的长周期扩张，其与世界长波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后发性、非同步性和阶段跳跃性特征。
对于后发追赶型大国而言，世界长波每次转换都会通过技术扩散、产业转移、贸易格局变动、金融条件变化和全球治理重组深刻影响其国内发展路径。世界长波转换之于中国的重要启示体现为三点：一是长周期转换从来不是由单一技术突破所推动，而是技术进步、制度调整、产业组织重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后发国家并非先发国家历史经验的简单重复，其增长通常具有压缩式工业化、追赶式创新和政府强力组织的特征，因此周期转换更需要国家战略、制度供给和产业政策主动塑造；三是世界长波决定一国外部技术范式和国际竞争环境，但能否把外部变化转化为自身增长动力，其根本仍取决于本国的发展阶段、国家能力、制度优势和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的周期运行更体现为一种在世界长波背景下展开的本国长周期运动。其关键不在于时间上是否与世界长波完全同步，而在于能否在长波转换中形成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响应机制。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在世界体系之外展开，也不是对先发国家道路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外部技术革命和国际分工变动的背景下，通过国家主导工业化、改革开放、市场扩展和技术吸收，不断把外部冲击转化为内部积累，把后发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这决定了中国的康波周期演进既深受世界长波影响，又不会表现为与西方主要经济体完全同构、同步的复制。分析中国当前的康波周期位置，既不能脱离世界长波转换背景孤立讨论中国问题，也不能简单套入既有的西方康波叙事。更合理的路径是以世界长波为外部参照，以中国发展战略、制度结构、工业化进程、技术赶超方式和宏观治理机制为内部根据，在二者结合中把握中国长周期的生成逻辑、阶段特征和转换条件。讨论中国的康波周期，重点不是证明其与世界周期完全一致，而是说明中国如何在非同步进入、后发追赶和制度塑造条件下形成自身长周期结构，并在新一轮世界长波转换中寻求下一阶段的突破。
（二）中国康波周期的生成、展开与阶段转换
中国作为后发型社会主义大国，长周期演进的关键是发展战略转换、主导产业与技术体系升级、要素组合重组及同世界经济连接方式重构。它不是西方市场自发扩张与危机交替的翻版，而是国家能力、工业化推进、改革开放、技术追赶与全球嵌入共同塑造的增长、扩张、减速与转换过程。
长周期的第一阶段可界定为1949—1978年的制度奠基与工业化准备期。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首先要做的是在极为薄弱的物质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长周期的意义不在于成熟和繁荣，而在于为自主工业化、全国性资源组织和长期资本积累奠定基础。没有这一阶段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奠基，便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的高速扩张，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形成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这一阶段的增长主要依托计划配置和行政动员，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微观主体活力有限，技术进步更多体现为追赶式引进和体系建设，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也较为有限。它在第一轮长周期中的位置，更适合界定为繁荣的历史前提和起点构造，而非繁荣本身。
第二阶段大体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延续至2012年前后，可概括为中国第一轮长周期的扩张与繁荣期。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增长机制的系统重构：农村改革释放基层活力，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外开放拓展市场空间和技术来源，民营经济、地方竞争、人口红利与城乡结构变动共同支撑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制造业体系完善、基础设施扩张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深度开放，中国进入最具代表性的繁荣区间。这一繁荣并非单一部门或单一政策推动，而是制度红利、要素红利、开放红利和追赶红利叠加形成的综合性扩张。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实现出口扩张、技术吸收和规模经济，房地产市场化与地方建设融资能力增强，又进一步放大了投资乘数和财富效应。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推进，由低成本劳动力、土地扩张、房地产带动、地方投资竞争和出口导向支撑的增长机制开始呈现边际递减效应，人口结构变化削弱了传统红利，房地产和基建高强度扩张逐步接近上限，地方债务风险累积，外部需求环境也趋于复杂。中国第一轮长周期并非在单一冲击下突然终结，而是在旧动能持续减弱、内在约束不断加深条件下，逐步转入由繁荣走向减速的尾部区间。
第三阶段大体始于2013年前后，延续至今，可界定为中国第一轮长周期的尾部调整与转换期。要理解这一阶段，就不能停留于“增速回落”或“复苏偏弱”的中短期波动上，而应看到旧增长机制走向尾部后的延长型、缓冲型调整。其根源不在于一次普通周期回落，而在于支撑前期高增长的主要动力出现系统性衰减，且新增长平台又未完成对旧平台的替代。房地产由强扩张转入深度调整，地方债务压力上升，资本边际回报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传统增长逻辑难以延续。高质量发展阶段又使经济无法回到粗放扩张和要素驱动的旧轨道上，调整因而具有鲜明的结构性与长期性特征。不同于典型发达经济体长周期下行阶段的剧烈危机式出清，中国凭借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完整产业链和较高政策协调能力，使风险在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防风险的多重约束下更多被缓冲、延后和分散。其结果是，下行不易演化为断崖式收缩，调整却被明显拉长，表现为持续探底而未充分出清。这正是中国第一轮长周期尾部的典型形态，既体现了强国家能力下的韧性，也显示出旧增长模式退出不彻底所带来的延宕性。
截至目前，中国第一轮长周期尚不能说已经完全走完，但其主导性的扩张机制显然已经进入尾部，整个经济正在经历由旧平台衰减到新平台孕育的关键转换期。中国第一轮康波周期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从国家奠基、工业化起步到改革开放扩张，再到当前结构性减速与动力重组的全过程。而其是否真正结束，则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制度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为基础，构造出不同于前一轮的增长逻辑。
（三）中国与世界周期基本同向但不同步的判断
世界长波决定了中国所处的外部技术和产业背景，中国周期决定了中国对这一背景的吸收方式、转换节奏和制度表现形式。两者不是彼此替代，而是外部参照与内部生成的关系。其一致性在于，中国同样处在旧增长模式衰减、新技术范式酝酿、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并不是纯粹的市场自发出清，而是在强国家能力、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和地方竞争结构中进行调整，因此表现为“慢调整、长探底、强托底、缓出清”的组合特征。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这使其在承接和塑造新技术范式方面与许多经济体不同。
中国与世界周期在总体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因为中国经济并不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独立运行的。世界范围内技术范式的演进、产业分工的重组、国际市场的扩张与收缩、金融条件的变化以及全球竞争格局的调整，都会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发展约束。中国自身的长周期虽然有其独立生成的制度基础和历史路径，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技术条件和开放空间始终要在世界长波转换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中国周期时，既不能脱离世界经济演进的总体趋势，也不能把中国周期简单等同于世界周期的直接投影。
所谓基本同向，首先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与世界长波的总体演进方向在大趋势上具有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轮长周期的快速扩张实际上是在世界市场持续扩展、国际产业转移深化和新技术革命不断推进的外部条件下实现的。中国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不仅仅取决于国内改革和要素投入，也与全球制造业重组、国际需求扩张和技术溢出密切相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世界经济普遍面临旧增长动力减弱、传统产业回报下降、新技术革命加快酝酿以及国际经济秩序深度调整的局面，中国同样处在旧动能衰减、新动能培育、新旧结构加速转换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前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国内周期问题，而是在世界长波进入转换区间的背景下，如何完成自身增长逻辑再组织的问题。就总体方向而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与世界经济由旧范式走向新范式的大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中国周期又明显不是世界周期的同步翻版。中国作为后发型社会主义大国，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具有压缩式推进和阶段叠加的特点。中国不以相同的制度逻辑和市场机制完成周期传导，其对世界长波的响应更多表现为一种非同步嵌入：世界长波决定了中国所面对的外部技术和产业背景，中国则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国家能力、制度安排和战略目标，对这一背景做出有选择的吸收、转化和重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周期形成了区别于发达经济体的独特运行方式。它既可能因为后发追赶而在世界周期的上升期表现出更强烈的增长弹性，也可能因为制度缓冲和政策托底而在世界周期的下行期表现出更长时间的调整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周期与世界周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同步或背离，而是在方向上相互呼应，在节奏上存在差异，在形态上具有特殊性。
这种不同步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时间上不同步。世界技术革命、产业重组和金融条件变化对中国的影响通常并不是即时的，而是要经过对外贸易、产业链嵌入、技术吸收、政策调整和市场扩散等环节，才能逐步转化为国内经济增长动力或下行压力。中国既可能在某一轮世界技术扩散中后来居上，也可能在某些冲击出现后缓慢进入同样幅度的调整中。第二，机制上不同步。发达经济体的周期运行较多通过资本市场定价、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调整和破产出清来完成，而中国经济周期的传导则更深地嵌入国家战略、地方竞争、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土地财政和产业政策等制度结构之中。相同的外部冲击进入不同的制度环境往往会形成不同的传导结果。第三，形态上不同步。世界长波在先发国家中可能表现为较早的技术突破、较快的资本重组和较强烈的危机出清，而在中国则常常表现为追赶式扩张、政策性缓冲、结构性调整和阶段性转换并存的复合过程。因此，中国与世界周期的关系不能用“同步”或“脱钩”这样的简单概念加以概括，而应理解为一种在总体上同向、在具体运行上差异显著的关联结构。
由此来看，世界长波与中国周期并不是彼此替代的两套叙事。世界长波为中国提供了理解时代背景、技术范式和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的总体坐标，中国周期则说明了在这一总体坐标之下，如何凭借自身制度优势、发展战略和结构条件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增长路径和调整形态。正因为如此，既不能把中国简单纳入西方长波演进的既有分期，也不能完全脱离世界长波来孤立讨论中国问题。只有在基本同向但不同步的判断之上，才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世界长波转换阶段既呈现出与全球相近的新旧动能更替趋势，又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典型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减速方式和周期调整轨迹。
（四） 中国经济长期探底的结构性根源：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适配性调整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辩证关系出发，本轮长波的延宕可被理解为新质生产力的萌发与其制度承载体之间尚未完成匹配。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生产率的跃升，它往往需要关键要素的重新组织与制度化释放。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除了蒸汽动力、机械化及工厂大生产外，还伴随土地制度变迁与劳动力商品化过程，这使劳动、土地与资本得以在更大空间尺度上重新配置。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则通过股份公司制度、资本市场与国家能力的扩展形成了支撑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与规模经济扩张的资本组织形式。当技术革命进入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后续阶段后，知识、数据、算力与高技能劳动在生产函数中的权重上升，但其要素属性的确权方式、流通边界与收益分配机制更具制度敏感性，若缺乏与之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技术就可能停留在局部效率工具上，而难以成为普遍的社会生产力。
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宏观增速的换挡与结构再平衡的压力，使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议题更具现实指向。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GDP增速约为5%，人均GDP约为13 303美元，经济总量约为18.74万亿美元，相较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高增长阶段明显放缓。5%的增速大致相当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高增长时期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增长目标与潜在增速之间的张力上升。若将其置于长波框架内，可以认为中国正处于旧增长模式出清与新增长动能培育并行的阶段，技术供给侧的进展并不必然带来需求侧与分配侧的同步修复。特别是在数据要素、平台组织与算力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制度安排既要兼顾安全与隐私，也要避免过度碎片化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影响数据与知识在企业间、部门间以及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有效流动。
若将本轮长波持续时间偏长的原因落到要素适配层面，更具解释力的表述是，数字智能技术所要求的关键互补要素并未以足够低摩擦的方式配置到最具生产率的用途上，尤其未能形成面向广大劳动者的普惠性增能机制。在此意义上，所谓探底并非单纯的周期性回落，而是扩散条件不足导致的潜在增速下移，其缓解路径也不止于短期刺激，更取决于扩散机制的系统性修复。一方面，数据与算法作为新型投入品，其产权界定、可携带性与可交易性仍处在制度探索期，跨平台、跨地区的流通约束会抑制创新的组合空间。另一方面，高技能劳动供给、在职培训体系与收入分配结构共同决定了技术扩散的速度和广度。若劳动者无法通过技能升级与收入改善进入新技术的收益分配链条，则既会削弱消费需求的内生支撑，也会降低企业采用新技术的回报预期。换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来完成社会化扩散，而这种社会化扩散的迟滞正是本轮康波呈现非规律性延长的重要制度原因。
此外，中国本轮周期性下行具有较强的黏滞性，此并非主要由短期冲击的幅度决定，而是更直接地源于增长范式转换过程中存量调整所固有的时间结构。以房地产及其关联部门为核心的旧增长引擎在过去20余年中既承担了投资扩张、财政收入与金融加速器的多重功能，也在要素配置上形成了高度路径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若将房地产的直接与间接需求一并计入，房地产相关活动在2021年约占中国经济的25%，若再将基础设施纳入则可达31%，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约占就业的15%，其收缩不可能被其他部门在短期内无缝对冲。在宏观统计上，这种收缩仍在延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约10.03万亿元，同比下降10.6%，表明该部门仍处于去杠杆与出清过程。世界银行对城市层面住房市场的跟踪显示，2025年4月住房销售规模仍显著低于2021年的峰值水平，三线城市去库存周期明显更长，反映出供需再平衡并非通过价格一次性调整即可完成，而是需要更长时间的存量消化、资产重估与资源再配置。所以，长期探底在结构上更接近旧范式部门的渐进式收缩与新动能尚未实现规模替代的并行状态，其核心约束是存量结构的体量与调整的不可压缩性。
房地产调整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和财政金融联动机制放大了下行的持续性，使复苏不再表现为典型的库存周期反转，而更接近债务与财富再平衡的缓慢修复。首先，住房在中国居民资产结构中长期占据高权重，价格预期和成交回暖不足会削弱财富效应并强化预防性储蓄倾向。世界银行在对2025年前后三季度的宏观解读中明确指出，居民支出保持谨慎与劳动力市场偏弱以及房地产降温带来的财富效应相关。其次，房地产繁荣时期积累的居民杠杆同样约束消费修复。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自2008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23年的超过60%，这种杠杆化过程在价格与收入预期走弱时往往诱发去杠杆行为，从而使消费和服务业修复更为迟缓。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与土地财政收缩相互缠绕，削弱了地方财政的逆周期能力，增加了政策传导摩擦。房地产调整与地方政府相关债务共同对增长形成下行约束，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存量的压降，则需要更充分运用破产与重组等市场化处置工具。在上述链条下，居民、企业与地方政府同时处于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信用扩张更容易呈现供给侧宽松而需求侧乏力的格局，导致探底过程被系统性拉长。
从价格与需求侧变量来看，中国本轮探底的长期化还具有显著的低通胀与利润压缩特征，这一特征会通过真实利率上升、债务负担加重与企业投资回报下降等机制，持续抑制内生修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CPI仅同比上涨0.2%，通胀水平明显偏低，反映出总需求不足的背景性压力。世界银行进一步指出，2025年前5个月CPI同比为负，核心通胀也处于低位，同时PPI出现较长时间的负增长并延续到2025年，其原因与房地产相关需求疲弱、部分行业供需失衡等因素相关。在这种价格环境下，企业利润预期趋弱，投资扩张更依赖政策性项目与出口部门的外部需求支撑，而居民部门则倾向于将更多储蓄配置到低风险资产上，从而使消费修复呈现黏滞性。与此相一致，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中国居民与非营利机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在2023年约为39.57%，消费占比偏低意味着当投资与房地产收缩时，需求侧很难自然形成足够强的自我托底机制。低通胀并非单纯的价格现象，而是需求不足与结构调整相互强化的结果，它会使探底阶段呈现更长的时间跨度与更高的波动等不确定性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房地产调整、低通胀与利润压缩在中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市场自发出清的结果，而是受到中央集中决策、地方分层执行的治理结构影响。中央层面具有较强的政策协调与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在下行阶段通过财政扩张、保交楼、定向信贷、专项债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对冲短期收缩。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增长目标、土地财政和债务约束下往往仍有较强激励，如通过投资和信用扩张来平滑下行，从而延缓资产价格、投资规模和低效率主体的市场化出清。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周期性下行往往不是表现为短期内的剧烈塌缩，而是更容易表现为增长中枢下移、修复节奏放缓和调整时间拉长。
中国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取决于新动能是否能够完成规模替代。中国并不存在缺乏创新投入的简单约束。国家统计局披露，2024年研发经费支出约3.61万亿元，占GDP比重约2.68%，创新供给侧的努力具有可观体量。但从长波与结构转型的视角看，决定复苏拐点的关键变量是新质生产力能否完成社会化扩散并形成主导产业群的广泛带动效应，而这高度依赖与之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与要素配置机制，包括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可得性与可流通性、资本在部门间的风险定价与退出机制、劳动者技能转换与社会保障安排，以及地方政府激励从土地财政向公共服务与营商环境的再定位。若这些制度性互补条件不足，新技术更可能停留在部分产业链条或头部企业的效率增益上，而难以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普遍上行。同时，中国短期增长对出口韧性的依赖有所上升。世界银行也指出，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出口扩张对冲了国内需求偏弱，但这种外需支撑天然伴随外部摩擦与规则变化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运行长期探底并不主要是周期性政策力度不足的结果，而是旧增长范式的存量出清、资产负债表修复、低通胀环境与新动能扩散条件尚未充分到位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延宕，其能否终结取决于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耦合是否能够从局部突破走向全局扩散。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为分析框架，将技术革命、产业组织、制度变迁纳入同一解释体系，认为长波波动与阶梯式增长相互嵌套。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经济运行并非简单的均值回归，而是在旧范式收益递减、结构瓶颈显化后，新技术簇进入安装期，经由金融扩张、危机清算与制度重构，转入部署期的广泛扩散，最终形成新的主导产业群并抬升潜在产出路径。当今长波的最突出特征是下行阶段显著拉长，复苏呈现低斜率、反复性与结构分化。数字化、平台化、人工智能虽在某些领域形成效率增益，却未稳定转化为普遍生产率跃升；地缘政治紧张与规则不确定性上升，又加大了技术扩散的制度摩擦，使安装期向部署期的转换更为曲折。针对中国情境，本文认为长期探底应理解为增长范式转换中的存量调整，而非单纯短周期波动。房地产及其关联部门收缩，意味着资产负债表修复、地方财政调整和金融风险出清都需要较长时间。低通胀与需求不足进一步削弱了投资回报预期和消费修复能力，使宏观政策面临宽货币、弱信用的约束。中国经济恢复的难点不是技术供给不足，而是新质生产力社会化扩散尚未完成，新型生产关系和关键要素低摩擦流动机制仍待形成。
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周期下行与结构转型并行推进的现实条件，基于以可持续方式完成旧范式出清与新范式扩散衔接的目标，形成针对中国问题的政策判断。
第一，重构金融与实体关系，增强金融体系对新基础设施和产业化扩散的中长期支持能力。金融资源配置重心应由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低效率部门转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民营中小企业，而非简单恢复总量刺激。政策重点应在于运用宏观审慎框架和结构性工具，抑制围绕资产价格的杠杆循环，提升中长期资本对创新扩散、产业升级和公共基础设施的配置比例，形成更稳定的耐心资本供给机制。新技术的宏观效应取决于互补性投入的规模化部署，金融政策应加大对标准体系、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电网升级等公共性投入的支持。具体而言，应压缩对高杠杆房地产项目和低效率平台融资的无差别续贷，提高中长期贷款、供应链金融和股权融资比重，分层处置房地产、地方债与平台债风险，调整金融考核机制，弱化对抵押品和隐性担保的路径依赖。
第二，强化创新政策扩散导向。政策重心应由偏重研发投入、示范工程转向更加重视扩散机制与生产率普惠化，解决技术收益集中于少数部门和头部企业的问题，打通创新从研发、转化到普遍采用的传导链条，使新技术更广泛进入传统制造业、中小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部署期的关键不在于单点突破，而在于新技术与组织变革的广泛采用。若扩散受组织壁垒、平台锁定、技能错配抑制，宏观生产率难以持续上行，复苏也易陷入局部繁荣与总体低迷并存的局面。政策应从研发立项延伸至中试放大、场景验证、首台套应用、标准制定、规模化采购等环节，更多支持共性技术平台、工业软件、数字基础设施、检验检测和技术服务机构，降低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的固定成本。可通过政府采购、应用示范、行业标准和产业链协同，推动创新由龙头企业向上下游扩散。完善政策评估方式，将专利数量、项目数量等投入性指标转向技术采用率、扩散覆盖面、生产率提升和就业带动等结果性指标。健全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和技能转换体系，提升技术对一般劳动者的增能能力。在政策实施上，短期应优先完成存量风险隔离、信用结构纠偏和企业现金流稳定；中期应以技术改造、场景开放、标准建设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推动创新扩散与产业升级结合；长期应同步推进地方财税体制、金融考核机制和要素配置机制调整，防止政策重回房地产和低效率基建驱动的旧循环中。
第三，以需求侧可持续修复支撑技术扩散所需的市场规模，避免新产品、新服务受制于有效需求不足而难以形成持久动力。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转化为广泛生产率提升，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和社会政策框架调整，使大众市场得以形成并稳定扩张。当前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收入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消费对增长的内生支撑，并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需求修复并不有悖于供给升级，而是部署期扩散的必要条件。面对地缘政治与规则不确定性上升，应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形成可操作的制度平衡，以多元市场布局、关键环节韧性建设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降低外部摩擦。若全球市场长期碎片化，新技术便难以借助外部规模扩张实现成本下降，部署期更易受阻，复苏斜率也会被系统性压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