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桂龙:美国政治极化与Z世代的政党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 次 更新时间:2026-05-08 07:24

进入专题: 美国政党   政治极化   Z世代   政党认同  

沈桂龙  

 

内容提要:在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Z世代的政党归属高度分散与脆弱,且政党认同的性别和种族差异显著。这一现象源于政治极化环境下政党拉拢、数字化生存空间下“信息茧房”、代际变迁以及教育影响等多重机制的复杂互动。Z世代的政党认同演化路径呈现从传统价值认同向多元流动形态转变的显著特征。在政治极化与社会变革的双重冲击下,Z世代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已突破传统政党忠诚的框架,逐步形成以道德议题为内核、个体诉求为动力的动态模式。这种动态、情境化的认同模式,不仅会推动政治议程向左调整,也因其内在的“缝合”思维与议题导向性而使美国政党政治出现波动。Z世代在跨国议题上的主张及其尚在形成中的、易受社交媒体影响的对华认知,将为未来美国两党中国观及对华战略注入新的变量,使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美国政党 政治极化 Z世代 政党认同

 

当前美国政治正经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为深刻的极化进程,民主、共和两党在意识形态、政策立场与社会价值观上的鸿沟日益加深。美国Z世代(1997—2012年出生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和最多元化的世代,其政党认同的形成与演化成为观察美国政治未来的重要窗口。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持续加深,Z世代虽在价值取向上呈现一定政党倾向,但并未形成稳定的政党认同。在民主、共和两党对立加剧,Z世代个人诉求不断强化,“信息茧房”效应日益凸显等多重因素作用下,Z世代的政党选择更趋摇摆、群体联结更为松散,这给美国政党政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同时,Z世代复杂的对华认知也将深刻影响美国两党的中国观和对华战略。

Z世代政党认同的新特征

当代美国政治极化已明显超越以往,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断层已从政策偏好差异演变为世界观的根本对立。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数据显示,两党支持者在种族正义、气候变化等核心议题上的立场分歧继续扩大。民主党日益主张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干预,共和党则强调本土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对Z世代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对立通过“信念激情期”的政治氛围得以强化,并在政党认同上呈现新特征。

一、更加认同民主党价值观

Z世代是美国历史上道德选择特别明显的世代,其更为认同民主党的价值观。Z世代在“政治成年期”(18—25岁)经历了一系列震撼性冲击事件:2018年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催生“为了我们的生命”运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席卷全美,2021年国会山骚乱动摇美国民主根基,2022年“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直接冲击“身体自主权”。这些事件以视觉化、情感化方式在社交媒体传播,极大加速了年轻一代向民主党政治理念和社会政策靠拢,并且出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Z世代事实清单》显示,Z世代是唯一一个白人占比不足半数(49%)且性少数群体(LGBTQ+)身份认同比例高于其他所有世代的群体,相比之下,白人在千禧一代占比56%,在X世代占比61%,在婴儿潮一代占比72%,在沉默一代则高达80%。除千禧一代外,Z世代更加认同民主党在社会议题上的价值立场,对反歧视、社会包容等政策的支持度更高。例如,68%的Z世代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74%的Z世代支持为LGBTQ+群体设立反歧视保护政策。在党派归属方面,Z世代呈现出清晰的特征:除千禧一代外,其认同共和党的比例(23%)低于其他老一辈世代,认同民主党的比例(31%)与其他世代相近,且在Z世代内部,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认同民主党。

二、政党归属高度分散和脆弱

Z世代虽然更加认同民主党价值立场,但并未形成稳固的政党认同,其政党归属反而呈现高度分散和脆弱的特征。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数据显示,Z世代的政党归属高度分散:31%认同民主党,30%自认独立派,23%认同共和党,16%未确定。高达46%的Z世代不直接归属任一主要政党,这一比例在所有世代中最高。这种“价值观—政党认同”的脱节直接体现为Z世代在身份归属上拒绝传统标签。其中,独立派的高比例尤其值得深究:约三分之二在投票时倾向民主党,但拒绝正式标签,并不把自身直接归属于民主党。Z世代并非中间温和派,他们对民主党“不够激进、过于建制”的立场深表不满。2024年民主党初选中,部分Z世代青年群体支持“不从属于任何政党”的候选人,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政党归属的高度分散和脆弱性,在政治参与上表现为Z世代没有很强意愿参与制度化政治活动。比如,在投票层面,Z世代参与率虽在特定选举中飙升(如2020年大选),但整体并不稳定,2024年大选就是一个例证,30岁以下选民投票率低于其他年龄组。Z世代投票的“议题驱动”特征异常明显,如2022年因堕胎权、2024年因经济焦虑而参与投票,均非出于对党派归属和主张的考虑,这显示出Z世代选民对制度化参与的疏离。即使Z世代在投票中不得不投给民主党或共和党,也并非出于对该政党的“认同”,而是对另外一个政党的反感,是受“对抗共同敌人”的心态驱动。比如2020年大选中,支持拜登的Z世代选民中,45%的人表示主要动机是“反对特朗普”。这种逻辑使选举成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而非对共同愿景的追求。

三、政党认同的性别和种族差异显著

Z世代政党认同的性别鸿沟巨大。男性与女性在政治取向上分道扬镳。Z世代女性中,34%认同民主党,仅19%认同共和党;男性中分别为28%、27%。在意识形态上,39%的Z世代女性自认为自由派,男性为34%;31%的男性自认为保守派,女性为23%。在对拜登与特朗普的好感度方面,性别差距明显:拜登在Z世代女性中领先特朗普11个百分点,而在男性中落后1个百分点。这种分化源于“#MeToo”运动兴起、堕胎权争论、经济焦虑等多重因素。

LGBTQ+身份成为Z世代政党认同新分界线。高达24%的Z世代自我认同为LGBTQ+(女性比例为31%,男性比例为18%)。该群体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更加开放、包容,是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对LGBTQ+权利的态度,成为区分Z世代内部政党倾向的强预测指标。

种族多元性深刻影响Z世代政党认同。非白人Z世代占51%,其中拉丁裔占26%,非裔占15%。种族与政党认同高度相关:相比Z世代,X世代、婴儿潮一代和沉默一代的白人比例更高,其对共和党的支持率分别高出Z世代6、8和12个百分点。

Z世代政党认同的形成机制与演化路径

在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当下,Z世代的政党认同并未简单沿袭前人路径,而是呈现出独特的形成逻辑与动态的演变趋势。Z世代的政治倾向与党派归属,并非由单一因素线性决定,而是在宏观政治环境、微观社会化场域以及个体现实诉求的多重力量交织下不断被塑造与重构。理解这一复杂过程,是洞察美国未来政治格局演变的关键。

一、Z世代政党认同的形成机制

Z世代政党认同的形成机制,是美国政治极化、数字化生存空间、代际变迁与教育影响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复杂产物。其政治立场不再遵循传统的政党忠诚代际传递,而是在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被动选择,在数字媒体的过滤气泡中逐渐强化,并在教育与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价值分化。

一是极化环境的“拉力”与“引力”。民主、共和两党日益向政治光谱左右两端移动,迫使Z世代在有限选项中作出策略性选择。美国政治制度的诸多设计在极化环境下加剧两党分裂,特别是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使国会议席更加固化,候选人只需迎合党内基本盘,无需考虑中间选民。民主党通过拥抱Z世代关心议题提供“拉力”,在支持气候变化、LGBTQ+权利、种族正义等方面,拉近与Z世代群体距离。18至29岁年轻群体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民主党倾向。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影响了女性的投票行为,民调显示,47%的青年女性选民对这一裁决感到愤怒,而在这些女性选民中,83%投票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共和党以经济民粹主义主张形成对Z世代的“引力”。共和党在文化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与Z世代整体价值观相悖,但其经济民粹主义主张(反对精英、批判大企业、强调“美国优先”)对Z世代形成“引力”,吸引了部分对现状不满的Z世代男性。特朗普的反建制形象、对抗“政治正确”的言论,迎合了他们对传统权威的怀疑立场。

二是家庭和教育带来的不同影响。Z世代父母的政党忠诚对子女的影响显著减弱,代际传递的衰减效应明显。2023年哈佛青少年民意调查显示,年轻人在政党倾向方面呈现出代际更替特征:年轻人不再追随父辈的选择,成长于保守派家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地支持共和党,反之,在自由派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并非全然支持民主党。价值观传递依然存在(如种族平等观念),但具体政党归属不再自动继承,Z世代与其父母不属于同一政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与家庭对Z世代政党选择的影响力下降不同,教育系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学校园是Z世代政治社会化的关键场域。一方面,高校教师队伍高度“左倾”,在人文社科领域民主党支持者占比远超共和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6年美国心理学教授左派与右派比例高达17∶1,高校传递更偏向民主党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高校的“特权堡垒”形象(学费高昂、行政官僚化)与“安全空间”“微侵犯”争议,疏远了部分保守派青年,也加剧了校园与外部世界的隔阂。大学政治生态对Z世代政党认同和选择的直接影响,导致该群体的政治认同出现极化,不同阵营的意识形态及政策立场高度分化。

三是数字化生存空间下的媒体信息强化。社交媒体与意识形态传播形成的“过滤气泡”和“回音壁”,强化了同一阵营的认同,阻断了不同阵营之间的沟通。土耳其学者艾莉芙·沙法克指出,社交媒体用户“背景越不同,沟通和同情就越少;越是无法欣赏共性,共享空间就越不平等,煽动者也就越满意”。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的“数字原住民”,其政治信息主要来自YouTube、Instagram、TikTok等视觉化社交媒体。2025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18—29岁美国人中,43%定期从TikTok获取新闻,远超其他年龄组。算法推荐机制创造的“过滤气泡”与“回音壁”使Z世代更易接触符合其价值观的内容,强化其既有立场。进步派Z世代在TikTok上关注气候活动家,保守派则转向批判觉醒文化的知识网红。这种分化导致两派青年生活在平行的“信息宇宙”,缺乏共同事实基础,难以进行理性对话,政党选择也走向两极。

二、Z世代政党认同的演化路径

Z世代政党认同的演化路径呈现出从传统价值认同向多元流动形态转变的显著特征。在政治极化与社会变革的双重冲击下,Z世代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已突破传统政党忠诚的框架,逐步形成以道德议题为内核、个体诉求为动力的动态模式。

第一,从政党价值认同到政治不信任。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过度分裂会导致不稳定,过度共识也能导致不稳定。美国历史上曾出现四个信念激情期,第五个信念激情期可能在2020年前后开始并持续10年左右。这种社会冲突的裂痕将跨越原有的阶级和种族界限,间歇性地以草根派与建制派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Z世代在此环境中形成的政治意识,交织着对建制派的天然不信任与对激进变革的渴望。共和党在堕胎、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极端立场,也使其难以赢得Z世代女性与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认同。Z世代对政党政治的信任度处于历史低位,对政治体制的挫败感加剧。2024年盖洛普—沃尔顿家庭基金会对美国Z世代青年的调查发现,53%的青年对国会的信任度非常低,51%对总统的信任度也非常低。2024年哈佛青少年民意调查显示,约58%的美国年轻人认为国家“正步入歧途”,仅9%表示国家“总体发展方向正确”。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感使Z世代疏离传统政治参与渠道,转而寻求体制外表达。

第二,从政党“负面认同”走向个体现实诉求。Z世代基于“负面认同”的工具性投票,本质是不认同某一政党而对另一政党的无奈选择,因而难以建立长期的政党忠诚。随着“道德一代”不断强化自我叙事、突出个性化立场,他们对个体现实诉求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一方面宁可不投票也不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次优政党,另一方面即使被迫选择了某一政党,也不会完全认同并接受其政策主张。成长于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中的Z世代,面临学生债务危机、高房价、不稳定就业等问题,能否解决这些切身问题成为他们的核心诉求,也是他们支持和选择党派的重要因素。Z世代将政治参与视为一种道德责任,通过在政治参与中强调个体诉求以约束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同时,Z世代不喜欢被贴上保守派、激进派或自由主义者的标签,也不想和某个政党关联在一起,但他们在关键议题上往往行动力极强。

第三,从两党非此即彼选择走向非党组合。Z世代往往不得不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作出非此即彼的无奈选择,但在数字技术和智媒时代,其“电子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的融合不断加强,网络社群中涌现出诸如生态法西斯主义、无政府原始主义以及技术乐观主义等非党组合。这些非党组合混合了传统左右光谱元素,是Z世代的“思想游乐场”和身份探索实验,而非稳定的政治组织,也难以对其进行归类。例如,生态法西斯主义结合了环保主义与种族排外主义,“黑暗启蒙”思潮则混合了反民主、技术专制与自由意志主义。这种摆脱两党叙事的政治表达,在网络亚文化中呈现高度碎片化、实验性特征,能否形成长期统一的政治运动和独立组织,且不被传统政党分化吸纳,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此外,Z世代超越传统左右光谱,将气候变化、种族正义、堕胎权、LGBTQ+权利等道德色彩浓厚的议题,作为其政党认同的标准和划分立场阵营的分界线,这种情况可能催生新的群体组合。

Z世代政党认同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在政治极化与代际更迭的交汇点,Z世代作为新兴政治力量,其独特的政党认同模式正对美国内政与外交产生双重影响。他们既在价值观上拥有进步主义共识,又在政党归属上表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与议题导向性,这种特征不仅重塑美国两党竞争的基础,也通过跨国议题偏好与道德化国际观,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注入新变量。

一、塑造美国政党政治的可预期图景

在政治极化与代际更迭的双重背景下,Z世代作为最具多元性和数字原生特质的选民群体,其政治认同的演变轨迹正对美国两党政治产生深远影响。这一代人在价值观上呈现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却在政党归属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与批判性。他们的政治选择不仅将重塑两党竞争的基础,更通过其独特的议题偏好和行为模式,推动美国政治议程转向。

Z世代的政治选择将深刻塑造美国政治的未来图景。对民主党而言,Z世代是其选民基础自然扩张的源泉。Z世代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总体向左的趋势明显,年轻一代偏向民主党倡导的自由主义而非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因而在选举中更倾向支持民主党。2020年大选和2022年中期选举,越年轻的选民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充分反映了Z世代选民在价值取向上和民主党一致的整体趋势。对共和党而言,其在文化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与Z世代整体价值观存在根本冲突,特别是与Z世代女性的隔阂难以逾越。其经济民粹主义主张虽能吸引部分失落青年,但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联盟。

2024年美国大选比较特殊,不少Z世代在投票中支持特朗普,其背后的原因是他们对拜登政府感到失望。事实上,一些曾经支持共和党的年轻人正后悔投票给特朗普,随着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军事行动以及在国内实施反移民政策等,他们日益对共和党感到失望。

因此,排除特殊年份的个别现象,可以预测美国政党政治的未来图景。政党如果不能对Z世代的价值主张予以支持并以实际行动落实,就会失去大量投票给他们的年轻选民。从长期看,Z世代可能与千禧一代共同构成一个稳定联盟,推动美国政治议程向左调整,在气候变化、社会平等、民主改革等领域施加持续压力。民主党只要能够推行符合Z世代需求的政治社会改革,就有希望赢得来自Z世代的坚实民意基础。

二、加剧美国政党政治的不确定性

Z世代作为美国政治图景中新兴且日益重要的社会群体,其独特的政治思维与行为模式正为美国政党政治注入显著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核心源于其意识形态的“缝合”特征及高度议题导向性的投票行为,使以稳定政党认同为基础的政治格局面临持续波动的挑战。

Z世代的“缝合”思维使其摇摆于政党政治的两端,给政党政治带来不确定性。虽然Z世代价值观总体更接近民主党,在社会议题上持进步立场,但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却时有出现保守倾向。他们既推崇社会主义的公平理想,又深陷资本主义的消费狂欢;既反对和质疑政府权威,又渴望社会安全网的保护;既积极参与政治,又表现出政治疏离。“缝合”思维缺乏严谨、稳定的理论内核,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参与和政党认同,Z世代更倾向通过短期、即时的方式表达和宣泄政治情绪。Z世代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使其成为可塑性较强的选民群体,容易受两党的政治议程和短期承诺影响。

Z世代对“痛点”议题的不满或促使美国两党调整政治动员策略。Z世代对美国国内很多现实议题非常关注,比如涉及自身的住房、学生债务、就业质量等民生问题,以及美国政治制度中选举改革、最高法院改革等政治问题。但从现实情况看,民主党拜登政府未能兑现学生贷款减免、气候投资等承诺,让Z世代感到失望;特朗普上台后对少数族裔、移民的态度和政策,让大部分Z世代疏远共和党。政党经常开具“空头支票”,国会议事规则(如阻挠议事)的滥用导致立法僵局频发,使Z世代决心行动起来捍卫个体主张、维护自身利益,投身政治乃至从政,并采取更多非制度化的党外活动给政党施加压力。哪个政党承诺在政治议题中列入上述问题,他们就投票给谁;哪个政党上台后实施相应措施切实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就继续坚定支持这个政党。这迫使两党不得不调整政治动员和施政策略,推出迎合Z世代“痛点”的议题,从而推动美国政治超越传统左右光谱,给政党政治带来不确定性。

三、冲击美国两党中国观和对华战略

理解Z世代的政治逻辑,对把握美国政治中长期趋势、预判中美关系动态演进具有重要意义。Z世代的政党认同模式不仅将深刻重塑美国政党政治的未来格局,还会影响两党的中国观和对华战略。

美国两党中国观将更多受到Z世代对华认知影响。在对华认知方面,美国年轻一代明显比老年人更积极、正面,对中国的态度也更加友好。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18—29岁美国青年中有23%对中国抱有好感,比平均值高出9个百分点;而对中国有负面认知的占比74%,比平均值低9个百分点。《经济学人》和舆观调查2023年调查显示,相较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18—29岁美国青年更少将中国视为对手,两者占比相差一倍之多,也低于41%的平均值。美国Z世代人口占全美人口总数已经超过20%,这是任何政党都不能忽视的人口基数,他们的对华认知可能随着参政人数增加直接影响美国政党的中国观,也会通过其他表达和活动间接影响两党对华看法,这很可能会对当前美国政党过于负面的对华态度产生“回拉”效应。

美国两党对华战略竞争或将受Z世代支持与中国交流合作的主张影响而逐步改变。Z世代对全球性问题的关切可能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框架,他们并不认为限制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应该成为美国的重要任务,不认为台海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不希望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大多数反对限制美中科技交流。随着Z世代逐渐在美国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将成为美国政党对华战略的重要变量,并可能在未来改变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同时,Z世代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技术伦理等跨国议题,也为中美在特定领域的务实合作提供潜在空间。

未来美国两党对华外交将因Z世代价值观的敏感点和政治波动性而复杂化。美国年轻一代对华认知还在萌芽和成长期,并未进入稳定期,仍然存在波动性,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特别是Z世代对华信息获取高度依赖社交媒体,更容易受所在信息圈层的影响。因此,他们一方面可能会形成基于全球共同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源于不同价值体系的误解。这将对未来美国两党对华外交产生复杂影响,中国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定位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Z世代在人权、价值观等议题上的道德化立场,以及对中国人权的负面态度,可能引发中美在特定议题上的潜在摩擦,使人权等问题在双边对话中的敏感性增加。

结 语

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和最多元化的世代,其政党认同的独特性推动美国政治生态发生深刻代际变迁。他们带着鲜明的进步主义价值观登上政治舞台,却常以疏离传统政党的方式表达其政治主张。这种“价值观先行、归属感滞后”的政治行为,既是其对政治极化现实的一种回应,也是其试图超越传统左右光谱、探索政治表达新路径的尝试。展望未来,Z世代不会简单被任一现有政党完全吸纳,他们将作为一股持续的、不稳定的变革力量,不断重塑美国政治议程的边界与优先级。Z世代对国内政治的不满与对全球性议题的关切相互交织,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重新定义对华战略。理解和应对这一趋势,需要超越短期的选举考量,深入洞察代际更迭的深层逻辑。对中国而言,有必要动态监测分析美国社会舆情与代际变迁,重点跟踪Z世代价值观演变及其现实利益诉求。同时,精准拓展和深化中美青年跨文化对话与交流,创新传播方式与叙事内容,推动美国Z世代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当代中国。这有助于促进两国青年增进互信理解、消解认知偏差,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正向动力。

 

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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