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与影响明显不足，为此，我们需要倡导让“中国学回归中国”。但是，本文所倡导的“让中国学回到中国”，并非让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变成中国知识界自身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期待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通过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在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上发挥更加积极、更为有效的引领作用。
随着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与日俱增，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也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研究进入勃兴阶段，新一代中国学专家群体持续扩大，中国学的新议题、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涌现。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国际上影响各国中国学知识生产的主要力量仍然集中在欧美大国；拥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的中国，却尚未具备对海外中国学产生与现有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对中国学的影响不足。2023年习近平主席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要求“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本文所倡导的“让中国学回到中国”，并非让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变成中国知识界自身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期待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通过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在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上发挥更加积极、更为有效的引领作用。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缺失问题
从学院体制外的“中国观察”到专业的“中国研究”，从“古典中国之学”到“经世致用之学”，海外中国学的理论、视角、观点和方法等，都为中国本土学术提供了重要的域外参考，不少成果至今依然具有借鉴价值和学习意义。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海外中国学也时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谬误乃至偏见。各类中国学尤其是西方中国学，存在不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知半解、文献翻译的明显错误和难以摆脱的刻板印象等问题。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中国缺席”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中国研究”的共同论域中发展起来的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尽管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研究上尚未真正确立起中国话语，也未能从根本上对海外中国学产生切实有效的影响。
海外中国学研究包括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评判是应有之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定义“何为好的中国学”，这也是构建我国在中国议题上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当前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的中国话语缺失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对象——海外中国学——本身存在较为明显的“中国缺席”。一些研究以欧美的历史经验为尺度来研究中国，符合西方主流理论的被视为“好的”，不符合的则被视作“坏的”。中国只是一个用以证明欧美道路“普适性”的具体案例。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就曾批评过中国学研究还停留在套用西方理论的阶段，原创性严重不足。这些研究本质上只是在展示西方的优越性而非真正理解中国。正因如此，这些研究关于中国的判断也和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其次，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早期更为注重对海外中国学著述进行译介，在中外学术交流上并未形成平等对话，更不用说影响海外中国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海外中国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对于研究中国和中外学术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但很显然，译介只是了解海外中国学进展的一种手段，信息传递和动态跟踪的单向性质更明显。中国学的双向、平等交流和深入对话绝不能停留于这一阶段，否则话语缺失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再次，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缺乏批判性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移用西方的尺度衡量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尽管当下这种状况已有较大改观，但从国内知识体系建构、话语权提升的角度看，国内的中国学研究者在对海外中国学成果的译介和传播上，尚未完全跳出“以西格中”的框架。一些研究者高度推崇海外中国学成果，无形之中也把中国当作了西方理论的学术“试验场”。不加批判地沿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仍然存在，用中国实践来论证西方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学者用西方价值观来评判中国发展。
最后，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对于中国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与研究中国的海外知名专家进行平等学术对话的实力。尽管基于时代变化和学术发展，国内已开始对海外中国学发展重新思考，但相关研究仍然存在过多模仿现象，从迁就、兼容到创新的路径还未进入后半程。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实践发展和思考方式出发理解和研究中国，破除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大量存在的“西方中心论”，构建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学术层面尚需要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建构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建构知识体系是实现从影响到引导再到主导的较长进程的第一步。从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首先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探索建构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海外中国学研究之于海外中国学，或可参照文学研究之于文学，两者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这就要求中国学研究跳出“附属”思维，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上进行把握。中国学的繁荣与发展是中国学研究兴盛的关键。中国学研究既需要分析中国学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更需要探究中国学学科的概念、原理和规律；既是创造性再现中国学的优秀成果，更是以学术的方式影响甚至介入中国学的学术再生产。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国本土学术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才能和作为外国学术的海外中国学，构成交流互鉴的共生关系。
第二，在“世界中国学”的概念下，统一中国学研究与中国学。习近平主席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我们可以把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统一为“世界中国学”，争取把“世界中国学”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国家层面如能把“世界中国学”增设为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将其列入教育部正式学科目录，会有助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统一，能更有效地影响海外中国学，助力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第三，在交叉学科框架下，把世界中国学建设成为跨专业的新兴学科。海外中国学涉及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需要结合相关基础学科，才能提出新的概念和观点，才能形成新兴的综合学科。因此，涉及相关议题的学科都可以介入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之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学科影响，除了理论和范式的转变，方法的创新也不可或缺，这是摆脱当前中国学被认为是理论与方法的“消费者”的可靠路径。“世界中国学”可以集合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更多有解释力的概念和框架，成为一门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综合性学科，以真正实现中国学不仅“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还是“文明交流互鉴之学”。
第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多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培养更多中国学研究人才。成熟学科的发展必须有一大批相关研究机构的支撑。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已有一批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但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和长期目标来看，全国范围内的相关研究机构总体偏少，较难支撑起中国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建构，国际学术影响力也不足。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多分散于不同院系，难以整合起来；一些中国学研究机构并非实体性单位，容易因人而兴废，一个带头人的离开或退休就会导致该研究机构的衰退。此外，尽管有少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中国学研究机构，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分布于不同学科下，使得专业发展和学生培养存在过多的可选择的“差异化”，制约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后备力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推动更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成立中国学研究的实体单位，为统一、成熟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话语权确立与提升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提升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非常关键。这不仅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论”，还需要有一批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中国学研究人才，用有创造性和解释力的中国话语，在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平台上进行学术的交流、交锋、交融。
其一，破除“西方中心论”，解构西方学术神话，这是“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的前提。这需要摆脱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风气，清醒认识海外中国学在解释中国时存在的各种前提性假定，在中国成功实践的“本土化”叙事和国际性传播中解构西方学术神话。为此，需要在建构海外中国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把历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文献学、考古学、法学、伦理学等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整合，向世界呈现中国学者的新观点和新方法。
其二，培养老中青结合的中国学研究国际化人才。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人才队伍存在“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问题。由于该学科不在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中，该领域的相关研究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科研工作者也缺乏能够发表学术成果的阵地，致使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人才断层现象。一批年迈的知名专家陆续退休，一批有前途的中青年专家又纷纷转向，因此，需要稳定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队伍，加大力度吸引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中生代学者投身中国学研究。同时，设立世界中国学研究专项人才和团队支持计划，给予一定的资助和奖励，鼓励优秀的中国学研究团队及人才潜心治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奖项也可向中国学相关领域倾斜并提供专门支持。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招生名额，为青年中国学研究队伍建设做好前期准备；建议在“世界中国学”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前，巩固和扩大现有在其他专业设置下的中国学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快中国学研究后续人才梯队的培养和储备。
其三，提高中国学者在中国议题上相关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力。让中国学者的学术主张在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群体中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是提升中国在中国学领域上国际话语权的前提。中国学者需要不断提升国内中国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大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对话。这既要求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论坛以及各类国际学术媒体和刊物上主动发声，更要求中国学者熟悉国际学术状况，能把本土的学术观点或理论转化为国际化的学术语言。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大力建设本土的国际化学术阵地，建设更多本土的国际化学术媒体和学术刊物，特别是打造让国外专家学者容易接触到的学术媒介，为擅长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的中国学者提供渠道。此外，还需要注意到中国学也是助力中外民心相通之学。中国学者既要善于利用国外大众媒体传播中国声音，也要善于向国外民众讲述中国故事。
其四，搭建有国际影响的世界中国学交流平台。“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在重视中国学的本土意义的同时，不应排斥国际化的学术视野。海外中国学研究不能仅停留于“揽镜自鉴”或“互相参看”，而是要融通中外并“以我为主”，突出中国学的“世界性”，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各国中国学的现状以及关注的热点问题，并用“世界中国学”框架下的中国学研究和本土学术去影响海外中国学。因此，需要搭建世界中国学交流的国际平台，为不同国家中国学的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提供通道和条件。要深入梳理目前国内各类与中国学相关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各自功能上实现错位配置，重点打造基础条件好、国际影响力大的国际论坛或会议，使资源利用得以最大化。
其五，吸引更多研究中国的学生、学者来中国。中国学者更好地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影响海外中国学的知识生产，对“让中国学回到中国”非常关键，但更需要重视的是，一个国家如何研究中国、理解中国，所在国的专家学者是最大的内部力量。一位专家是否来过中国和中文水平的高低，往往对其中国研究有重要影响。历史上，儒学西传欧洲并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和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并深入研习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史诗级的巨变成为国际学术的焦点，这和我国在山东省邹平设立对美开放的“中国农村调查点”，带动大批美国学者驻点调研紧密相关。只有更多海外学者亲身来到中国，从“他者”角度阐释中国经验和对中国的认知、重塑理论框架和方法立场，中国智慧才能更好地成为这些海外学者所在国自身学术的思想资源，世界中国学的双向平等交流才会真正成功。这就需要我们吸引更多海外专家，特别是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青年学者，来中国学习交流、工作调研。可以借全球“中文热”，让更多国外学子来中国学习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课程，让更多青年学者来中国开展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学术交流、项目研究。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在培养知中国、懂中国的海外青年学者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仍需要对其进一步坚持和拓展，并推动形成更多类似的培养路径和方式。
2023年，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以建构知识体系和话语权为重要目标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将助力“世界中国学”的繁荣与发展，推动新时代“世界中国学”的建设，为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人民论坛》202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