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摘要：历史主义将事物的本质划入流动而非静止、变化而非永恒的历史之内，形成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乃至文化传统的冲击，达到了直接挑战理性真理观与世界观的程度。但是，历史主义具有相对主义的理论缺陷，造成了新的理论困局。在应对困局的过程中，德国哲学发生整体转型，建构了以历史性为基础概念的生存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洞悉了历史主义的困局所在。他们从新的自然观出发，既将人类史视为自然史，又将自然史视为人类史，从双方的融通、合体与同体出发，以劳动实践为中介，以自然与历史的一体化为理论结构，以“生成”代替“静观”，终结单纯的永恒哲学、形而上学、自然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同时吸纳其中的合理元素，建构了科学的历史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作为生成目标与结果，“共产主义”范畴集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特质。
19世纪以来，历史主义在西方精神领域成为一个最常见而意义却最不清晰的概念。人们经常碰到这个词，但模糊影响，莫衷一是。
过往存在着以历史学为负载的历史主义（以德国历史学派为典型），也存在与历史学几乎不沾边的历史主义（以海德格尔的历史性论说为典型）。既存在观念论的历史主义，也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既存在以德国为范本的历史主义，也存在具有其他地域色彩的历史主义；甚至还存在所谓精神分裂症式的历史主义。从维柯到兰克，从马克思到伽达默尔，都被归入历史主义。因此，历史主义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光谱。既然都被归入历史主义，那就说明存在着共同分母，只有将这个分母找出来，才能看清其他枝枝蔓蔓的事情，亦即看清这个普遍命题的各种不同呈现形式。
一、作为新鲜事物的历史主义
什么是历史主义？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说得最明白：历史主义就是“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存在于其历史中”。无论何人，无论出自哪一时代、哪种文明形态，只要抱持这一立场和信念，就可以划入历史主义。可见，历史主义有一个核心，就是从历史出发，将事物的本质划入流动而非静止、变化而非永恒的历史之内。这一概念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为前提，是对人类共同思想特质的本质概括，因此虽源自欧洲，却不存在非欧洲使用的泛化问题。
历史主义以历史意识为前提，是历史意识长期积攒、典型化的结果。世界上所有国家与民族，无不有历史意识，但是否发达、能否形成历史主义，则是另一回事。换言之，自发的与具有自觉理论支撑的、居于本体位置与居于附属位置的历史意识，不是一码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意识最发达的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牢固的历史主义，具备了鲜明的民族特性。相比之下，欧洲的历史意识则不那么发达，因而迟至19世纪才形成历史主义。伊格尔斯说：“在19世纪的大学改革之前，实际上没有那种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18世纪有过调查，在德国大学里教历史的93位学者中，百分之六十是神学家，百分之二十九过去研究法律。只有到19世纪，历史学才成为一个有明确定义的、学术性的学科。”这就是说，古希腊罗马以来历史意识的长期积累，历经两千多年才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正式学科，历史主义也以此为标识从潜流成为主流，“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主宰起社会科学”。
如此一来，历史主义作为新鲜事物，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乃至文化传统形成冲击，以至达到了直接挑战传统真理观与世界观的程度，一切原本习以为常的思想信念发生了崩塌。哲学上，“一切存在形而上学都被看做是一种退步”，“任何形而上学的、非事物性的、非感性的方向都是不可能的”。神学上，“历史学终结了教义学的概念建构”。以前，《圣经》是神的教谕，而现在成了历史文献。于是，《圣经》的独断论要求受到威胁。显然，历史学的学科设置，负载着远远超出其专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一旦将事物的本质归于历史范畴，史学也就取代哲学，成了考察宇宙、自然与人类的根本方式。那么，古希腊哲人所创立的理性主义的永恒哲学还成立吗？历史主义能够代替永恒哲学吗？历史研究能够导致对真理的绝对认知吗？质言之，历史学能够说明真理吗？在种种疑问之下，“精神世界中弥漫着对一切思辨的不恰当性和不切实际性的愤怒”。于是，历史主义凭借学科设置的坚强后盾，使得“历史”成为观念领域的核心问题而进入了哲思领域。一些人开始放弃传统形而上学，转而把历史流变当作看待世界与事物的根本视角，因而原本被认为反乎理性的历史文献反而“变成了普遍的规则”。另一些人则试图迎战，因而踏上新的思想之路，创建了新的理论。总之，一场伤筋动骨的“本质性知识代替”，带着历史学科的坚实与理论武装，粉墨登场。
“永恒”是欧洲文化中的基础概念，形而上学则是专门思考绝对价值与终极本质观念的思想形式。“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的构成看做是对永恒之物的直观，哲学成了‘永恒哲学’以及一个在意识形态的永恒形式中成为自身内容的哲学神话。”形而上学的永恒哲学把真理“看做不朽的和永恒的，是绝不能建立在人之本质的易逝性和脆弱性之上的”。所谓真理，只能是“静谧的单纯的本质”。即便对运动状态，希腊人也根据静止去理解。柯林武德说：“对希腊人来说已成为公理的是，除非是不变的，否则没有东西是可知的。”最大的“不变”，名曰“存在”；其基督教名称为“上帝”，理念论名称为“绝对”，均存在于历史以外，意味着绝对合理。因此，一提到永恒，便意味着无时间、无历史。恩格斯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以此为根基，“古典哲学在其纯粹的形式中乃是非历史主义的思想”。这是西方人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命脉，被称为“西方文明的北斗星”。其最大功用是为欧洲人提供了永恒不变的认识与价值标准，即理性标准。所谓理性，正是“绝对地”“永恒地”“超时间地”“无条件地”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理性、永恒哲学或绝对真理的法学术语与实践，被称为自然法，是西方法哲学中“最古老、历史最为悠久以及存续时间最持久的类型，也是法律史上成就最为卓尔不凡的类型”。
历史主义恰恰相反。它的根本点就在于“打破僵硬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对于长存不变的至高人类理念和对于所有时代都存在的人性齐一性的信念”。用恩格斯的话语，就是打破“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对人类社会的自然主义理解的反向运动”，也有学者将其核心观点概括为“假设在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总之，把真理标准从本质不变的“自然”转向运动变化的“历史”，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本质。
基于这种认知，思想界被撕裂为两大派系：一曰自然主义、形而上学、永恒哲学、理性主义、规律科学、规律性思维，属于传统，相信不变与齐一；一曰历史主义、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事件科学、事例性思维，属于新生，相信流变与个体。前者认为只有抛弃历史才能通达真理，后者认为真理就在历史当中。伽达默尔说，历史主义的挑战性就在于，“怎样还可能要求一部哲学思想著作的真理有效性？”或者说，“在历史的流变中，如何能够构想出某种有如永恒的哲学真理这样的东西？”进一步说，古老的永恒哲学能否转而“基于历史意识”？总之，历史主义表明了人类本质的多样性，试图以历史意识为本根，建构出一套“具有完全的自我透明性、完全地摆脱一切异己性和一切他在性的精神形式”。它要以“时间”“叙事”“秩序”“承继”“连续性”“整体性”等新概念来更新以“长存不变”和“齐一性”为信仰的传统形而上学，使其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具有同等效能，因此被称为历史形而上学或“历史的形而上学表述”。但是，它做得到吗？
卡西尔说，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激烈斗争，非但不容许任何联络与修好，甚至连最基本的彼此了解都不可能。恩格斯说，直到18世纪，法国人很大程度上被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支配着。恩格斯花费两年精力予以揭批的杜林，称史书为“理念向后转向的皮影戏”，恰是一位笃信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家。较之于杜林，永恒哲学是更大的“酸果”。
唯物史观的诞生，无疑具有历史主义的背景与元素。有学者提出：“作为浪漫主义继承者的历史主义，也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此观点极有道理。实则，不了解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就难以深刻认知唯物史观的革命性意义，甚至无从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大量术语的特定含义。
因此，历史主义的本质不能单纯通过史学史视角去揭示，也不能通过兰克等人提倡的特定民族主义视角去揭示。基于个体性概念的民族国家观念大体上局限在德国范围之内，是历史主义的典型代表，却非全部，更非思想根源所在。须扩大视野，从西方文化基因的纵深与欧洲科学理念危机、哲学革命转型的视角进行考察。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一众思想家，正是这样做的。笔者未必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认同其广阔视角。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直到19世纪早期，西方世界出现过各种学派，唯独没有出现历史学派。“无论是希腊历史学家，还是滋养这些历史学家的文明都没有看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具有任何终极或是超越的意义。”希罗多德是史学之父，却非历史意义之父。这就映现了历史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当然，历史主义的根苗向来存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家就已感知到“历史的意义主要在历史的发展之中”。莱布尼茨则已成为“泛历史学家”。他从史学立场出发，抱怨“那些依赖于哲学和论证的人们”“通常对所有研究古代的工作表示轻视”。然而，他的思想体系却与这些被抱怨的对象同归一揆。因此，他始终认定“事实真理”的等级低于“永恒真理”。类似这样的思想，并没有从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理性的宰制中解脱出来，只能看作历史主义的前脉，不构成现实力量。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事实真理”跃跃欲试，要代替“永恒真理”。所以，伽达默尔说，作为“历史意义尖锐化”的产物和“另外一种东西”，历史主义成了“一种根本性的信念”。
这种“根本性的信念”前所未有地突显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改变了西方人认知真理的路径，进而改变了真理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说：“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历史主义的作用与价值，即在此言之中。它同样进行抽象，却与哲学抽象不同，因为它“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如此一来，自柏拉图、笛卡尔、青年黑格尔派一路传承下来的、专门提供“药方或公式”的所谓“独立的哲学”、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哲学，也就失去了生存环境。
显然，历史主义造成的最大后果，在于形成了一个“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个概括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锐利武器，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与判断方式，进而以之分析和阐释艺术、文化、语言、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进而在哲学、法学、经济学、神学、艺术等领域形成各自的历史学派。以历史主义为准则去看待人类活动，“强烈地挑战了与人类本性、自然世界、公民社会以及理性理想性相关的诸多启蒙理论”，促使“传统的人文领域从风格、方法、范围和自我定位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质言之，“让所有先验哲学的‘幻想’都失去了市场”。故而，它是传统哲学的危机，也是哲学革命与更新的契机。
诚然，历史主义是一个集合名词，“从一开始就具有多种含义”。它不只是一种历史理论，还是一套人生哲学、一种科学观（尤其是人文科学与文化科学的科学观）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观的“独特结合”，意味着历史学“变成了研究人间事物的唯一方式”。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真理观。相应地，这才是一套从历史出发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正是从真理观这一本质规定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与现象学的存在主义，才分别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出发，对历史主义展开了深入剖析。
这一过程无疑非常艰难。一般来说，实证科学并不能制服形而上学；反之，形而上学却能决定实证科学，而历史学家也是由形而上学，或者说是由与形而上学非常相似的思想强有力地决定的。因此，无论破解历史主义，抑或建构科学的历史主义，都非易事。
二、历史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
历史主义否认先验的非历史性标准，对传统形而上学乃至18世纪启蒙主义形成根本性挑战，造成所谓“历史主义危机”。危机的本质在于两种真理观的竞争。但是，这不等于历史主义自身就完美无缺。实则，在将敌手置于危机之中的同时，它自己也处在危机之中。这就是所谓历史主义危机的双重性所在。由于自身理论不圆满，这个来势迅猛的新真理观在1880年后步入了下坡路。一般认为，至1930年间，危机基本化解。但20世纪80年代后，它却再次沦落为“贬值的标签”“时代错误性的历史概念”。作为新生事物，何至如此？
从学科状况考察，历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曾饱受多方诟病。时至今日，日益过度的专门化与细碎化、理论与思维的僵化等问题，依然使其不断遭受冷嘲热讽。但是，作为学科建制，它毕竟在西方世界巩固并蔓延开来，还促成了语文学、比较语言学、批判教会史、大众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创立。它的贬值集中体现在理论方面。
不错，历史主义确曾造成“哲学思辨的死亡，形而上学建构的退却”。曾经在历史学派中发挥“根基作用”的“从兰克到德罗伊森和新康德学派的著作中所体现的理念论哲学”“已经成了陈迹”。但是，无法融通哲学和经验两栖立场而导致的理论不彻底，历史主义在理论领域只能不断滑落。与之相应，德国哲学也发生了整体转型。其基本趋势是从本体论转向知识论，从认识论转向存在论，从主客二元论转向融合一体观，从观念论形而上学走向哲学阐释学，从纯理论研究转向哲学史研究。总之，从科学的客观主义转向超越论（以现象学为代表）的主观主义。对此，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提供了极具历史纵深感的背景描述与分析。海德格尔则在《论哲学的规定》等讲座与著述中作了相对近景的揭示。顺着海德格尔的思路，美国学者巴姆巴赫提出，整个转型过程集中发生在1883年狄尔泰出版《精神科学引论》到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之间。也就是说，他认为海德格尔最终解答了历史主义的理论疑难，解除了新康德主义等流派所没有解除的哲学身份危机。法国思想家保罗·利科从历史理论视角作了类似分析。他提出，为解决“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和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发生了从“历史的批判哲学”到“历史性的存在论”或“历史条件的存在论”的转向运动。转向的关键词，是“历史性”。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从施莱尔马赫、兰克、德罗伊森，一路讲到狄尔泰、胡塞尔、约克伯爵，然后以海德格尔与他自己作结，其思路与结论基本一致。一言以蔽之，他们一致认为海德格尔是历史主义的终结者。雷蒙·阿隆将存在主义、哲学阐释学与历史主义关联起来进行考察，即出于同一思路。
历史主义是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欧洲思想图景的源头与核心线索。依此观察，会发现历史主义并未彻底消失，而是渗透进了各领域。即使逻辑实证主义，也已或多或少地涉及历史因素。当然，作为“主义”，它确实已失去思想市场。历史主义最大的理论缺陷，被指为相对主义。胡塞尔毫不含糊地指出，历史主义将自己定位于事实领域，不把事实自然化，不仅导致相对主义，还导致一定程度的怀疑论。他说：“如果将历史主义坚定地贯彻到底，它就会导向极端怀疑的主观主义。真理、理论、科学的观念会像所有观念一样失去其绝对有效性。”因此，“历史主义是一种认识论的混乱，其结论是背谬的”。他提出，人类的生活目标总体上有两种：一是为时代，二是为永恒。人类不能失去永恒，亦即不能失去科学，因为科学是一个标识着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的标题。而从历史中只能产生历史的结论；从事实出发去论证或反驳观念，是荒谬的，等于“从石中取水”。
胡塞尔的观点，恰如刘知幾所说：“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亦即所谓仁智异见。但是，在中国史评中并未产生严重的价值相对主义。只有在西方强大的形而上学背景下，相对主义在历史研究中才会变得尖锐。伽达默尔说：“历史主义在所有事物中都发现历史局限性，从而摧毁了历史研究的实用意义。历史主义的精致的理解艺术削弱了企图达到绝对价值的力量，而生活的道德现实就存在于这种绝对价值之中。历史主义的认识论顶峰就是相对主义，它导致的后果则是虚无主义。”列奥·施特劳斯说：“拒斥自然权利注定是要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伊格尔斯说，应拒绝历史主义的格言，即“每一历史个体只有通过其自身内部标准来加以判断”；“严格应用历史方法最终将导致一切有关人的确切知识的消亡，导致所有稳定的价值的相对化，这是一个源自人无法超越历史潮流的明显无法摆脱的困境”。实则，“存在着对所有人相同的逻辑和道德原则”。总之，传统形而上学认为真理不朽而永恒，无法建立在人的本质的易逝性和脆弱性之上；真理超出人，是自在的，而“虚无主义就是存在沦落为交换价值”。曼海姆说，即使神也无法像2×2=4那样“去表述有关历史性主题的命题”，因为它“只能以自身就产生于历史经验的流变中的问题和概念性建构为参考”。足见这是一个两难之境，是身处西方文化才会生出的深刻感受。要寻求新出路，就不能再采用形而上学、自然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旧方法，而必须通过将存在与时间融通起来，在消弭二元论中达到所谓真理与流变的合流、统一。
由于相对主义，胡塞尔的精神朋友舍勒称历史主义为拙劣、令人困惑和已被根除的形而上学。但是，也有学者肯定历史相对主义，认为它“是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一旦放弃这种无害的观察方式，会导致“史学的贫乏化和愚钝化”。有人甚至认为，相对主义是史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不过主流观点却站在胡塞尔这边，认定历史主义无法将评判历史的最高价值标准完全置于历史之“内”，因而必然导致价值无政府主义。依照历史主义的本质，标准当然在历史之内，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制度或历史行为能够通过外在于其产生环境的标准来加以评判，而是必须依据其自身的内在价值来加以判断。因此不存在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人类制度的理性的价值标准”。但是，历史的特性却在于流动性、变化性，与历史实存的单个性、一次性，局限于历史内部必然很难进行最终的价值判定。“一个客体的文化意义恰恰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是有别于其他客体的”，因此不能用“史学家”的共名去代替司马迁或希罗多德。但是，倘若每位史家都有判断其优劣的个体标准，就无法得出优秀史家的一般或普遍结论，因而对人类无益。海德格尔问道：“如果历史要展示的是唯一、特殊和个体，那么它如何可能成为科学？”特洛尔奇说，如果“仅仅从事物本身出发来理解和下判断”，那么正义与非正义乃至二者的区别“都不可能再被认识清楚”。伊格尔斯说：“在一个不知道有什么绝对规范的世界中，朝着合理方向的进步乃是不可能的。”可见，要做到理论彻底，就必须将形而上学纳入历史主义（而非相反），或者让历史理论具有形而上学功能。总之，必须将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调和起来，“从相对事物中找到通往绝对目标的方向”。然而，历史主义却始终无法做到这一点，“由历史所指示的标准终归是含糊不清的”。为走出困局，新康德主义或曰所谓价值哲学辛勤耕耘，成绩甚丰，却由于理论不彻底而最终没有给出通透答案。因此，在伽达默尔等人看来，他们都是现象学的垫脚石，因为只有现象学实质性地推进了对困局的破解。由理论的不彻底可知，本真的历史主义理论家实则是不存在的；所有历史主义理论家（如李凯尔特、狄尔泰、齐美尔、马克思·韦伯等），都属于试图建构彻底的历史主义理论的理论家。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洞悉了困局。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历史，将现实的生活生产“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段话的关键是“外”字，直指理性主义历史观（如马基雅弗利、孔多塞、康德等）的实质。“理性主义者不加掩饰地将他们组织历史的原则置于历史之外，并公然把这些外历史的（extrahistorical）原则应用于历史。”从“内”“外”标准的定位出发，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然而，由于“当黑格尔让永恒的东西出现在暂时的东西中的时候”具有“基督教逻各斯形而上学”的基础，或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只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日耳曼教条的思辨表现”，反倒避免了价值相对主义。换言之，黑格尔以头足倒置的方式，用外标准统领内标准，反而在头脑中消灭了内外界限。历史主义反对先天构造历史，否认历史具有哲学的绝对性基础，试图以历史研究代替思辨哲学，却无法以内标准去统领外标准，因此陷入了相对主义与自我矛盾。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揭露，成为看清历史主义本质的绝妙参照。
历史主义力图摆脱黑格尔，却不如黑格尔深刻，还依赖黑格尔，同时又以与黑格尔对立的形式，像黑格尔一样将价值标准置于历史之外。伽达默尔说，与黑格尔无二，洪堡特、歌德时期的诺斯替派历史神学，“都假定了一个超出历史之外的标准”。这种情况貌似与兰克不符。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兰克“对历史世界的理解，对其丰富性和运动的专注都达至完善。他避开一切思辨性的辩证法，在其真正的普遍历史的关联中追求世界史传说的实质的、真正的核心，并以此为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是，兰克相信“在个别的事件或事实的背后有着超验的理念”。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据迈内克的权威解读，兰克“总体性的和普遍的论点”在于认定“一切事物都是精神生命普遍性的和个体性的表达”。尽管迈内克努力将此话阐释为“历史个体中的最高之物”，意指没有跑到历史之外，然而正如柯瑟尔（E.Kessel）所说，兰克之先定论理念“往往与史学叙述所追求的观念内在性不甚契合”。
因此，海德格尔断言，历史主义的本质依然是形而上学的，亦即依然以早期现代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为基础，因此其非但没有揭示历史本质，还疏离与遮蔽了历史本质。巴姆巴赫说，海德格尔挑战了从兰克到迈内克的历史思想，“以解构的方式揭露了这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是有道理的。有学者甚至指出，兰克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看法，最终与他的最大对头黑格尔“相差无几”，因此“历史主义与思辨哲学似乎是同一枝干上的枝芽，有着较之通常所以为的远为密切的关联”。“事实上，兰克与黑格尔的差别并不很大。”可谓洞彻实质。所以，由于去黑格尔无法去除干净，兰克的自我矛盾显得格外扎眼。
黑格尔与兰克都相信历史的连续性、统一性与必然性，但黑格尔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兰克则归因于内在于历史的“力”。后者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具有高度关联，基本特征都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兰克认为，只要将历史看作内在动力的连续性活动，历史结构也就从先天构造移置到经验构造当中了。但这种观点无法涵盖断裂、非统一性等历史的全部复杂面向。从概念看，它“具有形式的性质”，故类似先验理念；从实际看，“力”根本不是“结构”，而是在连续性发展中所形成实在的东西。因此，伽达默尔称兰克的看法是“幼稚”的。
兰克无法圆融地把“存在”理解为“生成”而非“所是”，陷入自相矛盾。这种矛盾愈发鲜明地反映在他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关系之中。伽达默尔指出：“尽管历史主义对唯理论和自然权利学说进行了批判，但历史主义却立足于现代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并不自觉地分享了它的偏见。也就是说，它的本质里包含了并规定了一种启蒙运动的前见：启蒙运动的基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因而就是对传统权力的剥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欧肯（Rudolf Eucken）则说：“在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19世纪充斥着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倾向。”将历史主义与启蒙运动关联起来而非对立，是二战后新的研究趋向，这种趋向显然更有利于揭示兰克的自我矛盾。
启蒙运动信仰理性主义和由自然法派生的自然权利学说，为历史学设立了外在于历史的前提（理性），历史主义对此予以摒斥。启蒙主义认为只有消除人的主观成见（即前见）才能保证理性价值，历史主义者却予以认可，因而要求严格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客观研究。兰克的名言“如实直书”可追溯至伽利略，然后依照笛卡尔、培根、洛克、霍布斯、穆勒的脉络向下传承并扩展，特点是将自然数学化，将人群自然化。恩格斯说，培根和洛克“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们均属于自然主义。美国学者克瑞格（Leonard Krieger）指出，培根、霍布斯被公认为非历史特质的思想者，笛卡尔以及笛卡尔主义者对史学的厌恶尽人皆知，而洛克对历史的抑制作用更超过霍布斯。洛克将史学列入“关于逻辑的知识”的对立面，即“关于存在物的知识”，认为前者揭示“普遍的、确定的真理”，而后者只提供“可能的真理”。恩格斯批评他们“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是“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列奥·斯特劳斯则将霍布斯与洛克列为现代自然权利论的代表。谁承想，兰克作为历史学家，居然与这些自然主义者水乳交融。
兰克鲜有理论著述，但“提出了19世纪历史研究中最为系统和一致的历史主义原则”，因此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整体特征，即将“反自然主义”与“拥自然主义”集于一身，成为所谓“历史哲学和历史意识形态”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是矛盾的丛集与“两个自我”的共存，“以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为其特征”。克瑞格指出，历史主义一方面明确抵制理性主义“应用历史”，另一方面又隐秘吸纳理性主义的“外历史原则”；从16世纪的圭恰迪尼、博丹一直到维柯、赫尔德、兰克等人，无不如此。因此“既可以把他们的品质归为历史的，又可以归为非历史的”。马尔库塞指出，狄尔泰、文德尔班开始把握历史世界时，“便以先验唯心主义为根基”。伽达默尔则指出，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冲突同时存在于兰克、德罗伊森、狄尔泰的思想中，且越来越尖锐。显然，这些见解具有共识性。
兰克既“严格禁绝一切价值判断”，又“摒弃了任何一种要把确定史实当作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大事的实证主义”。他说：“我们赋予话语（wörte）以意义（bedeutung），而世界史则在此意义中把握一切时代国度的诸多事件，同时又对它们做进一步限定（bestimmung，确定），这一限（确）定使得历史研究本身成为可能。”这是对“外历史原则”的公然宣示。因此，他绝非“没有哲学色彩的历史学家，只重视如何确定事实，尤其关注政治领域，并且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感兴趣”。实则，兰克是观念论者，“一位在历史中看到了‘神的工作’的新教历史学家”。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日耳曼-罗马民族与国家，故被称为实用史学家的代表。保罗·利科指出：“民族这个参照系非常强大，以至于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们从未停止从德意志民族的角度出发来书写历史。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尤其表现在米什莱的作品当中。”在兰克与所谓普鲁士学派共同作用下，德国史书撰写的典型特征便是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道德上、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态度”。作为犹太人，史学史家伊格尔斯对此痛心疾首。他指出，通过历史，兰克“试图揭示能够为保守的政治理论提供基础的潜藏于国家之中的形而上实在”。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则提出，历史主义反对自然法，“为暴力、压迫和屠杀辩解”，伤害乃至毁灭了正义、人道与自由女神。此话虽未免夸张，但也由此可见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标准冲突、隐秘形而上学以及“两个自我”，确实表明其论题“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说是荒谬的”。
与兰克等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取代“种族”与“民族国家”，冲破了历史主义的狭隘民族国家观。兰克消除自我的研究原则，也早已被证明仅仅是一种愿望和理想。从本质上说，兰克只是借助历史编纂去做牧师的传教事业而已。要走出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魔咒，须有唯物史观出场。
三、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
恩格斯指出，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性“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破解历史相对主义的价值危机是一个持续接力过程。从观念论一系说，海德格尔自信，他通过“避开一切高入云端的形而上学思辨，在经验的土壤中寻找其稳固的根基”，消解了危机。从唯物论一系说，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前辈思想家，由于其理论“可以在实际的历史学著作中拿来应用”，因而使得其他学派的学者也以“超出他们自己想知道的程度”迎受着其“规定”。相对来说，胡塞尔、海德格尔则对史学几乎没有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破解危机的切入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历史观与自然观的关系。为什么“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历史？就切近的渊源而言，无非是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启了启蒙时代人与自然并列的二元世界结构。如此一来，便“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自然观作用于历史观，结果便是“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这是包括德国历史主义在内的西方史学的整体特征。
历史主义非但没有走出人与自然、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的二元区隔，还“最终抛弃了斯宾诺莎走向康德”，即从唯一或同一趋向了主客二元论。海德格尔说：“百分之九十的文献使这类错误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一直在翻新并造成更多的困惑。”早在兰克还健在时，马克思、恩格斯便从深远的历史视野出发，洞悉到这一根本缺陷，他们从自然观入手，提出了破解方法。
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关系，直接体现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自然史的概念早就存在。16世纪的博丹将史书分为人类史、自然史、数学史、宗教史，但自然史属于哲学家所研究的自然哲学。培根说：“史学可分为自然史、民政史、教会史和学术史。前三种已经存在。”休谟写过“宗教的自然史”。赫尔德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纯粹的自然史”，开始将人类史同样看作自然史。但是，旧自然观的总理念在于“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着”。因此，在自然志与博物学中虽已包含时间概念，自然界却依然被认为是绝对不变的。“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并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恩格斯称其为“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此种自然观“仍然统治了19世纪的整个上半叶，并且一直到现在，所有学校里主要还在讲授它”。黑格尔虽将自然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但“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实体是同人分离的自然，自我意识是同自然分离的精神。自然界有时间流变但与人类史无涉。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同样指此而言。人与自然的二元区隔，被称为康德和黑格尔时代留下的“传家宝”。直到克罗齐，还坚持认为自然史“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历史”，应“放在假历史的低一级的地位”。足见其影响。
史学“处理的是人与社会，而不是自然或宇宙”；历史哲学“主要关注的也是人类文明而不是物理世界”，新康德主义始终纠缠于这种二元论，因此未能最终确证精神学科何以也能成为科学。在中国，梁启超说，“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即新康德主义学术观的东方应和。狄尔泰力图建构可代替康德哲学的历史主义理论，却始终有进展却无突破。当他从胡塞尔那里看到破解历史与自然二元区隔的亮光时，生命已经不再给他机会。然而，就在同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融通人与自然，将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打通，跳出二元区隔，实现了理论突破。
恩格斯指出：“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因此“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这一论断以新的自然观为根基，造成新的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理论突破的深层逻辑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是一个被深耕过的领域。中外理论家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自然时，从人出发；论述人时，又从自然出发。恩格斯有一段名言：“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段话的实质，就在于表明了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的共同特征，因此被自然权利的维护者称为“让人沮丧的画面”，却被恩格斯称为世纪“大转变”。对此，可从七个方面予以分说。
其一，将人类史视为自然史。涂尔干说：“社会王国也是自然王国，只是因为它显得更加复杂，所以才能够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无论怎样复杂，人都是自然的产物和一部分。“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类史终归“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具有“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就此而言，确如阿尔都赛所说，历史是一个无主体或目的的过程。马克思说：“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以此为据，马克思明确表明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列宁极为重视这句话，以至于认为它表达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克拉考尔说，马克思将人类史“等同于自然的历史，一种被想象为能够进化的自然”。这是有道理的。当然，马克思的观点绝非出自想象，而是来自对自然科学最新进步的概括，是将“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正因为将人类史自然化与客体化，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使“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成为“可以准确测定的”，也才能使自己的理论具备“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对此，列宁曾反复强调，以表明马克思捕捉到了“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因而得以形成社会形态这一基本概念。非马学者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根本点。斯宾格勒提出，一旦把历史看作物理学家所理解的具有客观意义的自然，那么顺理成章地就可以把因果原则、定律原则和体系原则“运用于事变的图象中”，甚至可以像分析电或重力那样来分析人类文化。雷蒙·阿隆提出，一旦将历史现实客体化，历史就会规律化，人类也就会“受这种规律带动、指挥、操纵”。得意忘言，与列宁的判断一致。
然而，对德国历史主义来说，“如果历史被认为与自然一样，并不是精神的显现方式，那么人的精神怎样能够认识历史就成了一个问题，正如通过数学构造方法的自然认识对于人的精神也是一个问题一样”。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解答了这一问题。
其二，将自然史视为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然史和人类史“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不仅人受制于自然，自然也受制于人。尽管“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自然史离不开人类所发明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自然史必然只能通过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展现出来，呈现为自然科学发展进步的历史。雅斯贝斯说：“自然的历史，就其本身来说，是没有意识的。它仅仅是一种现象罢了。它不知道它自身；关于它，只有人才知道。”海德格尔说：“自然通过人的表象（Vor-stellen）而被带到人面前来。”这正是黑格尔所谓“研究自然就是精神在自然内的解放”之精义所在。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因此“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其强调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甚至会通过工业而成为真正的、人本学意义上的自然界。就此而言，葛兰西称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不无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属于人的自然界。恩格斯批评“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特别强调人对自然的作用，而非自然本身。
由于实现了自然的人化与历史化，自然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胡塞尔将客观化的世界改称为主体化的“生活世界”，彻底突显了此种视角转化的意义。如此一来，马克思、恩格斯才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研究自然史的目的，终归是研究人类史。沃尔什说：“历史学家在他的工作的任何一点上，都不是为了自然本身的缘故而关心自然，而仅仅是把自然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背景来关心它。如果他谈到了自然事件，那是因为那些事件影响了他正在描述其经验的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的生活。假如它们没有这样的影响，他就不会提到它们的。”显然，所谓生态史、环境史乃至灾害史研究的属性，就在这里。
其三，不能依据上述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双方的融通、合体与同体出发。雅斯贝斯说：“我们人，既是自然界，又是历史。”因此，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与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互为条件，形成合体，融为同体，现为整体，不容分割。这个整体就是社会。恩格斯说，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又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强调两方面本质同一、相互协调，统一于整体性的历史发展。所谓唯物主义的基础，即自然本原。当然，也不能因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而去否定其表现上的不同。本质上的同一与非本质的差异、逻辑上的类分并不矛盾。
总之，“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人与脱离人的抽象的自然的关系，而是社会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的关系。换言之，人被社会化、自然被人化”。因为二者不可分割，社会才成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成为“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亦即“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消除历史相对主义的奥妙所在。
其四，从自然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以克服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从历史出发，得以克服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由于双方合体，真理被置于历史之内。因此，人不再单纯地依于自然，自然也不再单纯地独立自在，自然法的原则由此而被击破。然而，自然没有消失，而是融于历史，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因素得到保留，唯心主义成分得以去除。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与同时期，已经出现将人与自然融通起来的观点。康德不仅发现地球和太阳系具有生成性，且从自然生成的视角去观察人类史，认为“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黑格尔说：“各个民族作为精神形态从一个方面看也是自然存在物，因此也是按照自然的方式［表现］的。”在《自然与历史》中，德罗伊森认同自然史、有机物发展史和地球史概念，不反对将人类史称为有机物发展史。但是，就如同寻找历史事变最终动因时那样，他们并未将最终准则置于历史之内，“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这就与马克思、恩格斯处在了原则对立之上。恩格斯特别提醒考茨基：“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换言之，最终准则在历史之内。
其五，融通人与自然的中介是实践。具体说，是劳动，亦即“从人类历史的最初时刻到现在的亿万人民挥汗辛勤劳动的场面”。“劳动是人类此在在世界中的特定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吸纳黑格尔的劳动论说，将其基础含义指为连通人与自然的活动。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者个人首先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运动起来，“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以此为基础，劳动才进而形成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资本的关系等。所以“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劳动是人类发展的活的、动力性的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被理解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据此，有学者直接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劳动哲学”，因为它“用以生产为标志的劳动人类学取代了传统哲学对认知（理论）和行动（实践）的优先选择”。有学者则认为人类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是会劳动的动物”为概念基础。均不无道理。
由于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劳动是人“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因此劳动首先是“生命活动”“生产生活”与“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以人类学内涵为特征的“类生活”。马克思说：“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又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显然，劳动不以人类社会的任何形式而转移，始终是一个自然过程，为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由于劳动属于历史性存在，唯物史观因此能够“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劳动把历史的共同基础公开出来，亦即将世界历史性公开出来，从而揭示真理，构成人类史与自然史连通的桥梁。
劳动最典型地体现了实践的本质。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可见，劳动既不单纯是自然主义的，更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存在论与生存论的。
众所周知，“以奴隶为基础的古希腊社会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古希腊哲人只看重劳心，蔑视劳力。由中世纪神学转入近代科学主义之后，便看不见“人”，也看不见生命、语言和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的恢复和解放，意味着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批判，更意味着把“人”从自然化的社会中解救出来。恩格斯称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良有以也。总之，劳动是一个主客融于一身的概念；不仅消除了历史主义的矛盾，而且消弭了二元思维模式，将自然主义置于历史之内。
其六，马克思、恩格斯以劳动实践为中介，以自然与历史的一体化为理论结构，以“生成”代替“静观”，终结单纯的永恒哲学、形而上学、自然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同时吸纳其中的合理原素，建构了科学的历史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又说，在现代唯物主义观照下，“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哲学顶多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这些论述的精髓，就在于表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真正摧毁并代替了永恒哲学与自然法体系。
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时，有西方学者提出，“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中找到”。因为“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符码（master code）或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笔者认为，生产模式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效能，是因为它恰恰以劳动概念为基础。因此，劳动是更具有根本性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以劳动为理论基础，做到了历史主义的理论彻底化，将共时结构内置在了历史生成当中。它从历史时代自身出发去理解该时代，但没有排除共时性的理论建构；同时通过历史演进阶段的划分，使得共时结构具有了演进性，避免了其先验性与绝对性。
恩格斯说：“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伽达默尔说：“对于无限的理智来说，一切事物才是同时的和同在的。”“生成”概念则相反。它“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思维的至上性”和“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并未消失，而是由永恒哲学的先天与先验性质转变成了后天的生成目标与结果。它“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线延续才能完全实现”，只能“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和“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一方面，“人的思维必然被看做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对横亘于永恒哲学与历史主义之间的这对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认为原理、观念和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停滞不动；另一方面认为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可以向思维的至上性趋近。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狄尔泰后来“从相对性走向整体性”的思路，显然与此类似。这就表明，通过历史理论并非无法达成意识和对象的同一性；在过程中，有限性的限制成为了无限性实现的条件与路径。所以，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其七，作为生成目标与结果，“共产主义”范畴集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全部特质。从人类史看，历史的全部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从自然史看，共产主义是“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它在时间中生成与实现，而非先验地拥有，因此属于历史主义理论范畴。
第一，在实践形式上，共产主义具有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共同属性，所以“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作为人类史，它是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作为自然史，这些基础无非是自发形成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等于对人类史既进行了社会史的分析，又进行了自然史的剖析。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就表明，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彻底和解，意味着人类史与自然史本质合一的开启，主客二元论的彻底消失。
第二，由于人与自然彻底和解，“有生命的个人”会成为“联合起来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存在出发，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处于现实中、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个人，过的是“能动的生活”，因此与“肉体”“经验”“预期”“目的”“动机”“动因”“愿望”“激情”“热忱”“思虑”“憎恶”“怪想”等融为一体，进而在关系（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经济结构（现实基础）、生产方式中成为社会分工的因子。但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非但不再受分工宰制，反而“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换言之，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历史的最高目标中得到真正实现，从而达成生存论的理想目标。
第三，上述两点同时突显了生成的本质。尽管历史上的实际创造行为绝不是“无机的”，但“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做无机的条件”。因为是无机条件，所以“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绝不是为了给后人“提供资料”。它的本质是自然规律的社会化或社会性表现形式。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实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的理论基础。它不同于观念论历史主义的特质就在于具有鲜明的改变世界的逻辑力量。
结 语
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自然法的争斗，可溯源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与埃利亚学派的尖锐对立。前者认为，“所有的存在都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世界进程发生在无限多样的对照中，而这种对照在不间断地转化为彼此”。后者认为“骗人的感官假象”背后还有一个“唯一的静止的存在”，“它无所不包，不被分裂，是诸事物的绝对的、无差别的统一”。这一对立的近代形式，体现为“自然与精神的根本对立”。从中国历史看，前者接近儒家，后者接近道家。
19世纪之前，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后者。伽达默尔所说，希腊人“据以思考人的存在的范型是自然、是宇宙的秩序，这种秩序自身保持着并在永恒的轮回中周而复始”。希腊人认为人的秩序也该如此常驻不变，而把它的变化认作毁灭。历史就是毁灭史。以《韩非子·解老》言之，只有“无攸易、无定理”的“道”可称为“常”，有存亡、死生、盛衰的“物”，不可称“常”。但是，历史思维却认为，必须从时代自身出发，“不能按照某个对它来说是陌生的当代标准来衡量它”。一般来说，这种对立在世界各文明体都会存在，但在西方表现得特别激烈，而在中国则不那么激烈。这是不同文明体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形态不同的一个重要表征。
恩格斯指出：“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唯物史观反对以此去看待历史。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完全抛弃自然主义，而是消除了自然主义中的形而上学；更没有抛弃历史主义，但克服了观念论历史主义中的价值相对主义。正如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性地改造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赋予了它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质，破解历史主义危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
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先后逝世于1883年、1895年，完全不知此后历史主义的情况。但正如学界之所公认，他们生前读过那时几乎所有知名历史著作。因此，他们虽然不是学院派学者，但对历史主义无疑是了解的。同时，他们的论断并非专为历史主义而发，历史主义一词也是后来经特洛尔奇(1865—1923)的强调、使用和批判才流行起来的，但唯物史观对批判历史主义的有效性，却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学理上超越历史主义，而且以解放全世界无产者为目标的世界性理论建构与实践，揭示和批判了德国历史主义狭隘民族国家主义的反动性。因此，在他们逝世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德国历史主义大体处在遭受严厉批判乃至蔑视的境遇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却不断得到发掘、阐释和弘扬。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