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新世纪为时间界点，把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分为前20余年和后20余年，那么与新世纪之前的20余年相比，新世纪以来的20余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征有明显的不同。从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人口和家庭结构、社会分层和收入分配结构四个维度，分析这20余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发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结构的改进仍然存在巨大潜力和空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比较优势。关键是要利用好这一优势，推动社会结构的持续改进，为经济的稳定增长、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和社会心态的积极向上奠立社会基础。

关 键 词：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改进/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488）。

原文出处：《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0255期 第1-7页

“社会结构”可以说是社会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以至于有的学者用“结构”“建构”“解构”“互构”“复构”等概念，串联起解读整个社会学理论思想史的框架[1]。在社会学影响广泛的现代化理论中，绝大多数经典作者也是围绕从传统社会结构到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展开叙事。所以，直到目前，揭示社会结构的变迁，仍然是社会学最重要的学术工作。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肇始的改革开放，使得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称为两个转变：一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转轨，二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结构转型[2]。这两个转变在中国已经进行了40余年，目前仍在继续推进，这种中国式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既有世界现代化过程的一般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半个世纪的长时段历史变迁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我们以新世纪为时间界点，则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分为前20余年和后20余年。本文更加关注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20余年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一、社会结构变迁的意义

在发展理论中，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都把经济社会结构的改进作为一个核心议题，并以此把“发展”的概念与“增长”的概念加以区别。“增长”通常是指国民人均收入或国民人均产值的数量提高，而“发展”则指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进。后来现代经济学扩充了“增长”的含义，库兹涅茨(S.Kuznets)把能够带来结构改进(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的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3]。此后，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改进问题，如钱纳里(H.Chenery)等人提出了以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水平衡量发展阶段的标准理论[4]，刘易斯(W.Lewis)提出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理论[5]，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完善了刘易斯的理论并形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标准解释模型[6]。

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特殊的意义。1950—1973年间，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曾被称为“拉美奇迹”[7]。但正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拉美奇迹”后来演变成“拉美陷阱”，被称为“无发展的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也有学者主张“有限的世界”和“无增长的繁荣”，认为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经济社会结构的改进实现繁荣[8]。

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结构改进的关系，很多学者是把后者作为前者的自然结果来阐述，也有的认为二者是相伴而生的并行现象。笔者也曾专文论证，社会结构转型是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另一种资源配置力量，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9]。

中国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后最重要的发展目标就是通过快速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来改善人民生活状况，但随之而来出现的问题，就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所以早在1995年，中国就明确提出了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0]。2007年，中国在发展战略层面，把“转变增长方式”改为“转变发展方式”，虽然只是从“增长”到“发展”一个词的变化，但反映的却是国家发展理念的重大变化。因为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要求经济发展本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也要求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同步[11]。2022年，中国把“高质量发展”写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2]，“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实施新的发展战略的主题词。“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涉及对发展的理念、阶段、动力、条件等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的重新认识，更涉及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进，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二、新世纪头20余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根据新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社会变化，聚焦于最为引人注目的四个方面的变化，即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人口和家庭结构、社会阶层和收入分配结构。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这20余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工业化过程进入后期，农业产出比重的下降在近5年来出现一种迟滞状态，而工业产出的比重也在2010年之后出现明显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则一路上升。2000—2023年，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农业)产出的比重从2000年的14.7％下降到2017年的7.5％，此后变化不大，到2023年仍为7.1％；第二产业(工业)的比重从2000年45.5％上升到2010年的46.5％，之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23年下降到38.3％；而第三产业(服务业)①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39.8％持续上升到2023年的54.6％②。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在世界分工的条件下，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般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会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现代化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就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占到70％以上，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但近十几年来，人们对此的认识发生变化，开始更加重视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支撑。中国虽然是世界上制造业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学界也开始讨论防止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发达国家也在呼吁制造业的回归。

在产业结构方面，与社会结构关系密切的是就业结构，也就是就业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领域的分布。就业结构虽然可以说是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果，但是呈现出自身不尽相同的特征。2000—2023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一直保持在7亿多人，2023年为7.4亿人，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000年的50.0％直线下降到2023年的22.8％；第二产业(工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000年的22.5％上升到2012年的30.4％，此后至2023年回落到29.1％；第三产业(服务业)就业人员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27.5％一路飙升到2023年的48.1％。

(二)城乡结构的变化

城乡之间存在的较大发展差距，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中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绝大多数人过上了现代都市生活，一大批人口众多的现代化大都市崛起。但在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中，城乡之间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为艰难和繁重的任务。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一步加速，2000—2010年，城镇化率从36.2％提高到49.7％，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2010—2020年，城镇化率从49.7％提高到63.9％，年均增长1.42个百分点。2000—2020年，可以说是中国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黄金20年”。2020年以后，城镇化率增速明显放缓，年均增长速度降到低于1个百分点。2020—2024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77个百分点，到2024年城镇化率达到67％。

如果按照现在的城镇化速度推论，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会超过75％，但即便如此，也意味着届时中国仍有约3.5亿农村人口，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且，本文在这里所说的城镇化率，都是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而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目前还存在着约18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就是说，全国还有2亿多在城镇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方面，还没有完全实现“市民化”。

(三)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新世纪头20余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最为凸显和影响深远的变化是在人口和家庭结构方面。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0.3％，65岁及以上人口占7.0％，刚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此后仅用了20年时间，到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就分别达到18.7％和13.5％。预计2020—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养老问题，而且对经济增长动力、劳动力供给、社会福利负担、社会消费能力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的峰值10.1亿人下降到2020年的9.68亿人，平均每年减少约600万人。在此期间，总社会抚养比从35.3％上升到45.9％(老年人19.7％，儿童26.2％)。

仅仅经过约半个世纪时间，中国社会的基本家庭结构就从传统的几代人同居的大家庭迅速地小型化。特别是近20年人均住房面积的快速增加、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都加速了家庭结构小型化的速度。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家庭的平均人口数从2000年3.46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每户不足3人。家庭作为传统社会最基本社会赡养单元的功能削弱了，2020年全国有1.18亿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

(四)社会阶层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社会阶层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受人关注的社会结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其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工人(工业工人+服务业工人)数量和比例都在快速增加，在此期间，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改变了职业身份，转变成城镇工人。同时，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增加，到2023年，服务业从业者的总量已经约等于工业和农业从业者之和。白领阶层的快速成长和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社会结构在诸多方面的特征。尽管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2023年农业产值已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7％，但由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和小农家户的普遍存在，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数量仍高达3亿多人。在中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联系的具有自主性、灵活性、非标准性特点的各种新就业群体迅猛发展。这方面还缺乏严格的统计和标准的统计口径，但根据相关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新就业群体的总人数近1亿人③。

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态势已经得到控制和扭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已达4亿～5亿人。中国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连续7年下降，至2015年降为0.462，但近年来一直在0.46和0.47之间波动，说明缩小收入差距任重道远。

三、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的社会结构持续改进

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1978—2010年的30余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实现年均增长约10％。此后由于增长基数的增加，更因为经济增长的国内外影响因素的深刻变化，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进入经济中速增长的新常态，2011—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7.3％。2019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2020—2024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5％。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大调整的时期也基本过去。但是，由于中国仍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后期，以及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国家，所以社会结构仍有较大的变动和改进空间。我们原以为由于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和农民大国，75％的城镇化率会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天花板，但从近10年的发展变化来看，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城镇化依然在以较快的速度推进，预计在未来的15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近80％。此外，我们原以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比重，为了推动经济的增长中国采取一系列举措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工业产值比重高将会是中国长期的产业结构特征，但近10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很大变化，国内消费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工业的增长速度，预计在未来的15年，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将超过2/3。

(二)人口结构重塑红利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是依赖劳动力在供给和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即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收益，特别是数以亿计的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来的农民工，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强大力量，支撑了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世界工厂的形成。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出生率偏低、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和比重都在持续减少，人口红利已经大为减弱。但中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高达9亿多人，就业总人数仍高达7亿多人，如果劳动力素质能够大幅度提高，仍然有望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持续较长时间。

这20余年来，中国劳动力素质改善的最明显指标就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还只有12.5％，到2023年已经快速增加到60％以上，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就高达1000多万人。与此同时，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都在快速提高。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重塑，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更加体现为对就业市场需求的满足和对就业市场变化的适应，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问题。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必须适应现代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匹配问题成为更加关键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的学科配置和知识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强职业技术培训，以更好适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就业需求变化，为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做好基础性工作。

(三)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推动社会结构重组

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的广泛应用，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重组。尽管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跟不上现实的发展，但人们已经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这种重组在很多方面都远超出我们的预想。在世界股市的排行榜前列，一大批数字技术创新密集并得到广泛市场应用的新型企业迅速崛起，替代传统的排在前列的能源和金融企业。中国似乎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这将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没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人们已经形成共识的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以远超于此前历史上的技术革命的能量，再次对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性影响，社会学家们也在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

在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对产业的最直接影响是机器替代人工的过程，这涉及从工业流水线到软件编程非常广泛的领域，受此影响最大的是工业领域，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机器替代人工的趋势非常明显，由此加速了现代化中就业结构上的“去工业化”过程，一大批工业的产业工人转移到各种新兴的应用数字化技术的现代服务业，各种自主、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应运而生并发展迅速，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工人”。在工人群体的内部，“数字鸿沟”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新的重要因素。数字化技术也在改变着中国最传统的乡村，那些远离城市和经济中心的乡村，因为加人与外部市场连接的物联网而改变了面貌，也改变了乡村生活的空间和时间观念，新一代职业农民逐步成长起来。

(四)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成为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

走向共同富裕历来是人类社会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然而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经济要增长、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拥有对劳动和发展贡献的激励机制，绝对的均贫富是不可能的，而控制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则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所必须的。新世纪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控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成功扭转了扩大的趋势。但近年来，中国收入差距并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持续缩小，而是在一定水平上产生波动。尽管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因为影响因素复杂，不确定的因素增多。不过根据国际经验，缩小收入差距不可能一蹴而就，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国际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财富在收入分配的中的重要性近若干年来重新得到重视。中国的相关研究结论与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一致，即财富的分配差距远高于收入的分配差距。中国居民的财富更加集中地体现在房产，改革开放以来普通居民家庭财富的积累最重要的渠道是房产的获得。由于在经济增长中房产价格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购置房产也成为普通家庭的最重视的财富积累方式。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2020年，中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22.8平方米增加到41.8平方米，增长速度惊人。中国也成为世界上自有住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96％的城镇居民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是，现在中国房地产业正面临着深刻重组，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也涉及居民财富积累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对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感受也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状况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让广大居民家庭的生活能够持续改善，特别是让最底层民众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和描述中国新世纪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发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与那些与中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但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等)也有很多不同，这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即便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社会结构改进仍然存在巨大弹性、潜力和空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把握好的一个比较优势。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经济社会结构的改进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经济社会结构仍然可以得到显著的改进，这种结构改进也可以成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力量，有效地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过去发展学说中较少讨论的“创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社会结构的巨大力量，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还远跟不上实践的快速发展。关于“新质生产力”，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劳动工具，还未拓展到改变社会结构的“新质生产力”劳动者或“新工人”研究。

本文没有讨论社会心态的问题，但社会心态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的符号、解码和表征系统，人们的心理、欲望、信心、预期也是影响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关键是要利用好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势，推动社会结构的持续改进，为经济的稳定增长、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和社会心态的积极向上奠立社会基础。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作室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5-05-29

注释：

①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统计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统计略有差异，但比例差异很小。

②本文使用的人口和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凡没有特别注明的，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参见历年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

③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http://gfffy777fee75cfbc410bs0wnkowfpwvbv6vv6.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xinwen/2023-03/27/content_57484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