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一段平稳快速发展期，这让西方经济学界一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终结。然而，1957—1958年发端于美国进而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将“黄金年代”的浮华撕开一道裂口，为20世纪70年代普遍而长期的“滞涨”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预演，同时也埋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的重要伏笔。
生产过剩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
1955年至1957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掀起一轮投资高潮，重工业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推动了固定资本投资。表面的经济繁荣催生了大量金融泡沫进而孕育了新一轮经济衰退。1957年3月，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率先在美国爆发。
从1957年3月起，美国出现商品滞销、库存增长、工业生产下降等现象，尤其是与日本、德国存在激烈竞争的钢铁和汽车等部门，生产量更是下降一半以上。1958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同比下降15.6%，失业率上升7.5%，出口总值下降了14.3%。作为当时GDP占世界总量40%以上的超级大国，其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必然发生外溢，日本、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等紧随其后相继卷入危机。依据对美国出口依赖程度的不同，各国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日本受危机影响最深、持续时间较长，历时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0.4%，物价指数下降7.4%。英国次之，持续了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3.7%。西德持续时间较短，仅仅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4%。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先摆脱经济危机的国家。
1957—1958年经济危机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涨”特征，即物价上涨、经济下行，消费品价格上涨、生产资料价格下行。美国继续沿用凯恩斯主义治理危机，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政府干预，情况曾一度好转，但很快又跌入1960年至1961年的小型危机中。这次小型危机是1957—1958年危机的余震，美国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此后，又发生了数轮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美元信誉严重受损，在全球遭遇围剿，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也陷入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涨”。
危机爆发原因
美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削弱了国际竞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稳住欧洲、更好地遏制苏联扩张，美国于1947年推出马歇尔计划以投资欧洲重建。同时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以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成为美国军火供应商，进一步拉动了经济复苏。此时的美国则由于军费长期高企、工资和汇率较高、产品出口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在相对下降，逐渐失去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国际收支逆差、大量黄金外流助推危机爆发。1957—1958年经济危机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国际经济良性循环阶段。但是，在良性循环中各国的收益却并不平衡。日本和西德工资低，货币定值低，随着投资不断扩大，其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而此时的美国经济增长率只有德、日的一半左右，贸易顺差不断缩小，加上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导致1958年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33.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引发大量黄金外流，对外经济实力和美元信誉进一步削弱。
凯恩斯主义理论失效进一步深化了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沿用凯恩斯主义，放弃传统“自由放纵”的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刺激需求。但是1957—1958年经济危机已经呈现“滞涨”特征，凯恩斯主义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遇到了无法兼治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两难困境。而美国政府硬性套用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化，政策空间越发狭窄，为爆发更大规模、持续更久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滞涨”便是明证。
启示
1957—195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这一历史事件给世人敲响警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应对经济周期波动。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验证了宏观经济调控对于驾驭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性。宏观经济调控对策可以从两个关键方面着手。一方面，财政政策应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通过适时调整税率、发放补贴、增加公共项目投资等手段，既降低企业和居民负担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又着眼于长期发展，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需灵活适应经济形势变化。国家适时调整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关键参数，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强化对金融市场的监测、监管和预警，重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构建抵御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的宏观调控体系。
适时结构转型以保障经济韧性。1957—1958年经济危机中，美国曾经的优势产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渐处劣势。这说明，依据国际产业竞争的总体态势适度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以增强经济韧性意义重大。经济转型的本质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实现结构升级以保持竞争力。其一，以创新引领技术和产业升级。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通过构建企业升级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在产品多样性与技术复杂性等维度上综合提升生产能力。其二，做大做强产业链以增强经济韧性。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整体产业链水平，保持处于世界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上游位置，这对保护本国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建构国际合作机制共御经济风险。面对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应构建共同防控危机的国际合作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危机防控的协同预警机制。经济危机存在一定的规律可循。危机爆发前一定会有征兆性因素的出现。通过敏锐及时捕捉这些信息，加以科学分析并采取有效举措，就能对危机进行提前预判并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把损失降到最低。二是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协同治理机制。互相通报经济波动讯息、危机进展情况以及应对危机举措，及时、恰当和全面地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各国之间高效协同共同预防危机，有效应对危机以及危机后重建的相关基础性工作，为共御风险、共渡难关提供机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