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尚书·顾命》为代表的“顾命”类文献源自西周史官对君臣临终遗言的记述，属于《书》类文献。该类文献并没有固定的行文范式，遗言性质即其核心特征。东周又衍生出了“仿《书》”“续《书》”。“仿《书》”即以清华简《保训》为代表，为东周时人仿造西周“顾命”类文献的拟古之作。此类与西周时脱胎于史实遗言、有着现实导向的特点不同，其内容更加“空洞”，带有强烈的论说释理色彩。“续《书》”即以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为代表，为东周诸侯国史官延续西周传统续写的“顾命”类文献。此类基本继承了西周的撰修传统，但由于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续《书》”中不再追颂文武等周室先王，转而以本国先君为主。

【关键词】清华简 “顾命”类文献  《祭公之顾命》  《保训》  《郑文公问太伯》

伴随着清华简的公布，我们惊喜地发现，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保训》《郑文公问太伯》与《尚书·顾命》一样，均是记述君王或臣子的临终遗言。尤其是清华简《祭公之顾命》，其与《尚书·顾命》均属于西周《书》类文献，且均以“顾命”为题。学者们从而认识到“顾命”应该是一类《书》的专称，并很可能代表《书》类文献的一种体裁，因此可称之为“顾命”类文献。

至于清华简《保训》《郑文公问太伯》，情况则较为复杂。这两篇一方面内容与《尚书·顾命》《祭公之顾命》相类，但另一方面关于清华简《保训》《郑文公问太伯》的文献性质，尤其是这两篇是否属于《书》类文献，学界则尚有争议。这也导致了旧有研究涉及“顾命”类文献时，往往会忽视这两篇。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篇应该与已知的“顾命”类文献存在紧密联系。

由清华简《祭公之顾命》可知，先秦确实存在“顾命”类文献，那此类文献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其核心特征是什么？清华简《保训》《郑文公问太伯》又到底与“顾命”类文献存在怎样的关系？鉴于旧有研究尚缺乏针对“顾命”类文献的专门性的讨论。因此，本文将以清华简为中心，并结合传世文献，尝试对“顾命”类文献在两周的生成与流传情况展开探究。

一、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看西周“顾命”类文献的基本特征

在传统的《尚书》学中，并没有“顾命”类文献的分类。所谓“顾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临终出命，故谓之顾。顾，将去之意也。”也就是临终遗命的意思，过去仅将其视作《尚书·顾命》的篇题。而关于《尚书·顾命》篇，《书小序》有介绍曰：“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至于其体裁，历代《尚书》学家一般是将其与《说命》《毕命》《文侯之命》等一道归属于“命”体。但随着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的公布，我们发现该篇与《尚书·顾命》一样亦以“顾命”为题，与此相对的两篇又都记载的是西周王公的临终遗言。由此可见，《尚书·顾命》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本属于同一类文献，这也就意味着早在西周便已出现“顾命”类文献。

同时，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顾命”类文献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契机。通过比对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尚书·顾命》，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信息：

第一，“顾命”类文献的人物身份并不局限于君王。《尚书·顾命》为周成王临终前对诸臣的遗命，而《祭公之顾命》则是祭公临终前对周穆王和三公的谏言。可见君王临终前的政治遗命和臣下临终前对君主的政治谏言都可归入“顾命”类文献。

第二，“顾命”类文献并没有固定的行文范式。以《顾命》与《祭公之顾命》来看，虽然两篇均属“顾命”类文献，但如果我们仔细比对两篇内容，会发现二者其实存在诸多不同。

首先，两篇记述方式明显不同。《尚书·顾命》除记言外，亦有较为详细的记事部分，如在一开始是有着较为详细的背景介绍，以史官的口吻交代了成王遗言发生的时间、原因、涉及的人物等信息，即：“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祭公之顾命》则完全不同，其是以记言为主，直接以“王若曰”开头，内容基本是以周穆王和祭公的言语所构成，唯有中间的“祭公拜手稽首”、“公懋拜手稽首”和最后的“王拜稽首，誉言，乃出”几句是史官对当时场景的记述。

其次，两篇内容构成不同。《尚书·顾命》中成王临终遗言部分其实只占整体内容的一小部分，《顾命》内容的很大一部分是对康王即位典礼的记述，像典礼中礼器的陈设，君臣的站位，典礼的程序，以及康王即位的诰辞等等均有详细的记载，为此还产生了割《顾命》为《康王之诰》的问题。《祭公之顾命》则不同，文中祭公临终谏言占据了主要部分。其整体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穆王与祭公的对话，主要是穆王以祭公病危向其请教“懿德”，祭公婉拒；第二部分则为祭公接受穆王所请，讲述其政治经验并规谏穆王以及三公。可见《祭公之顾命》完全是围绕祭公临终谏言而展开的。

最后，即使是记载的遗言部分，两篇也存在差异。《尚书·顾命》记述的是周成王临终前对诸臣的嘱托。关于成王临终所言，程浩认为其就是普通的训诫教诲，称之为遗训。但如果细究《顾命》所言，会发现其并不能简单的视作遗训。因为成王临终所言，其主旨是要诸臣尽心辅佐太子（也就是之后的康王），即“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并且成王言罢，诸臣是“茲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由此可见，《顾命》中成王所言带有明显的命令意味，并非简单的口头意义上的临终训诫，可见传统将其归入“命”体是有一定根据的。与此相比，《祭公之顾命》则有不同，其记述的就是祭公临终应穆王所请，而对穆王和三公的谏言。且如果抛开祭公临终这一前提，祭公所言其实与普通的臣子谏言并没有本质差别。

由此可见，“顾命”类文献可以完全是以记言为主，也可以辅以大量记事部分，并且只要该文献记述了重要历史人物的临终遗言，就算所记遗言不占据主要内容也不影响该文献的性质。

第三，“顾命”类文献的核心特征就是其遗言性质，即该文献记述了君王或臣下于临终时的遗言。通过前文的讨论可以发现，西周“顾命”类文献可能并没有固定的行文范式，同时对于人物身份也没有限制，可以是君王也可以是臣下，因而综合来看该类文献的核心就是其遗言性质。当然如果细究，《顾命》与《祭公之顾命》在内容上其实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以遗言部分来看，不论是成王的临终遗命还是祭公的临终谏言，其实都会先追颂先王，然后再引出各自具体的遗命或谏言。如下表所示：

第四，“顾命”类文献中，《尚书·顾命》篇显然占有重要地位。从清华简以及传世文献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先秦尤其是早期《书》类文献还未形成书写篇题的制度，也就是说很多《书》篇最初并没有篇题，如有学者就指出《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不早于春秋时期。如此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尚书·顾命》和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拟定篇题的具体年代。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以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来看，其篇题中的“顾命”明显已为专有名词。同时“顾命”本意为临终遗命，所谓“命”其实正与《说命》《文侯之命》等篇的“命”相类，乃是指上对下的王命。而《祭公之顾命》中却是祭公对穆王的谏言，其特征与传统所说的“训”“诰”相类，是无法以“命”称之的，所以“顾命”一称明显与《祭公之顾命》的内容相矛盾。这也就意味着《祭公之顾命》在拟定篇题时（至迟战国中期）已形成了文体观念，“顾命”并非是《祭公之顾命》内容的体现，而是此类《书》篇的专称。那这一“顾命”之称又是如何得来的？我们认为应是源自《尚书·顾命》的篇题。

首先，关于《书》类文献的文体名称，其实本就是基于《书》的篇题发展而来，正如学者指出《书》类文献中“诰”“训”“誓”“命”等文体，原本应是作为篇题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来逐渐向文体名称转变，并以此来命名其他同类文献。因而在《祭公之顾命》中已作为文体名称的“顾命”，其应该也是源自某《书》篇的篇题。

其次，《顾命》篇何时起名，现已无法确定，但《顾命》篇“顾命”一名很明显是基于其文本内容而定。“顾命”也就是临终遗命的意思，《尚书·顾命》记述的是周成王临终前对诸臣的嘱托。前文已有讨论，《顾命》中成王所言带有明显的王命意味，非是简单的口头意义上的临终训诫，与《说命》《文侯之命》等册命类似，可以说就是成王临终前的遗命，可见“顾命”之名与《顾命》篇文献内容有着极高的契合度。与《祭公之顾命》中“顾命”已为专有名词不同，《顾命》篇是基于其自身内容而拟定的，其“顾命”乃是“名词+命”组合，“命”还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这也是《顾命》篇为何与《说命》《文侯之命》等一样均以“命”为题，而不是名以“训”或“诰”的原因，传统将其归入“命”体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这也代表《顾命》篇的篇题是要早于《祭公之顾命》的。

由此可见，“顾命”本是《尚书·顾命》的篇题，此后随着文体观念的形成，“顾命”逐渐从篇题上升为文体名称，并用来命名同类其他《书》篇，如此方有了《祭公之顾命》的篇题。而这其实也反映出，《尚书·顾命》篇在“顾命”类文献中有着极为重要地位，是作为该类文献的代表。

二、从清华简《保训》看东周“顾命”类文献中的“仿《书》”

清华简《保训》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前向嗣君姬发（即武王）口授“宝训”的故事，原简并无篇题，今名乃是整理者拟定。基于前文的讨论，可以发现《保训》与我们所讨论的西周“顾命”类文献十分相似。首先，西周“顾命”类文献的核心特征就是其遗言性质，即该文献记述了君王或臣下于临终时的遗言。与此相对应的，《保训》主要内容正是文王的临终遗训。其次，西周“顾命”类文献于遗言部分总会先追颂先王，然后才是具体的遗命或谏言。而《保训》中文王临终遗言也是先追颂了舜、上甲微和商汤得“中”的事迹，最后才是对太子姬发的希冀与要求。最后，《保训》在诸多方面与《顾命》十分相似。比如《顾命》和《保训》都是先交代时间、人物、周王病危等背景信息，然后才是遗言部分。又如《保训》：“戊子，自靧水。”与《顾命》：“甲子，王乃洮颒水”类似，“颒”在文献中就多通作“靧”，意为洗面。

如此来看，是不是可以说清华简《保训》也是产生于西周的“顾命”类文献？现实情况可能较为复杂。因为从现有掌握的信息来看，《保训》成书年代很可能晚至春秋战国。关于此点，其实学界旧有研究通过分析《保训》的文辞、史事、思想主旨等，均指出《保训》内容有明显的晚出嫌疑。如学者们曾指出《保训》称“惟王五十年”，似说文王称王已经五十年，这很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人误读《尚书·无逸》文王“享国五十年”的结果，因为《尚书·无逸》本意是说文王在位五十年与称王五十年意义不同。又如有学者指出《保训》篇不论是文字书写特征还是以舜、上甲微故事阐述“中”的内容形式均与春秋战国时人拟古所作的《唐虞之道》类似，等等。

此外，结合上一章的讨论，在西周“顾命”类文献中，《顾命》篇应该占有重要地位。此时，我们再来看《保训》，一个问题便呈现出来。假设《保训》确实是西周“顾命”类文献，那记述文王遗训的《保训》不管是从时间还是人物身份来看，其内容的重要性都是要高于记载成王遗命的《顾命》篇。但现实却是《保训》地位明显低了许多，从《保训》竹简的形制来看，甚至要低于《祭公之顾命》。《保训》全篇共十一支简，但完简长却仅有28.5厘米，要知道同为清华简的《书》类文献基本都在40厘米以上，像《祭公之顾命》完简长就有44.4厘米。简长差距如此之大，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华简主人对《保训》与其他《书》篇于性质上的不同认识。

至此，我们认为《保训》成书年代很可能要晚至春秋战国，也就意味着《保训》并非源自西周的“顾命”类文献。但这并不是说《保训》与西周“顾命”类文献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一方面《保训》确确实实与西周“顾命”类文献尤其是《顾命》篇十分相似；另一方面从整个先秦文献发展的脉络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确曾兴起过仿写早期典籍的风潮，像《汉书·艺文志》载：“《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可见当时在著录这些先秦流传至汉代的古书时，往往称其为“依托”，指的就是春秋战国这种托名仿写的现象。在如此背景下，《书》类文献作为早期典籍的重要代表，亦成为仿写的“重灾区”，像《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甘誓》等篇，学界一般认为其很可能就生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我们所说的西周“顾命”类文献本就是西周《书》类文献的一个小类。由此我们认为《保训》应该属于东周“顾命”类文献中的“仿《书》”，即东周时人仿造西周“顾命”类文献的拟古之作。同时，在当时这种仿写风潮的历史背景下，像《保训》这般的“仿《书》”应不仅此一篇，只不过现今能看到的仅有清华简《保训》而已。

生成于东周的“顾命”类文献中的“仿书”，现今虽仅存《保训》。但借助《保训》篇，还是能为我们一窥此类文献的特点。如果我们仔细比对的话，《保训》相较于西周“顾命”类文献还是存在差异的。相较于西周“顾命”类文献中的临终遗言，《保训》的文王遗训带有明显的拟古痕迹。将《保训》《顾命》《祭公之顾命》三篇的遗言部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论是《顾命》中的成王遗命还是《祭公之顾命》的祭公临终谏言，都带有明显的现实导向。《顾命》主旨就是要求诸臣在成王去世后能尽心辅佐康王，而《祭公之顾命》中，祭公则对穆王和三公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施政意见，如“惟我后嗣，方建宗子，丕惟周之厚屏”就是要广泛分封宗子，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又如“汝毋以嬖御疾尔庄后，汝毋以小谋败大作，汝毋以嬖士疾大夫卿士，汝毋各家相乃室，然莫恤其外”就是告诫穆王不要因为宠妾而嫉恨远离正妻，不要因为一些小的伎俩而坏了国家大事，不要因为宠臣而嫉恨远离大夫卿士，更不要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天下万民。

与此相比，《保训》就要“空洞”许多。《保训》中文王遗训主旨就是在强调“中”的重要性，至于“中”是什么文中没有解释，学者们对此也观点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保训》中的文王遗训完全是围绕“中”展开的，先是说舜得“中”而尧因此将天命授予他，即“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帝尧嘉之，用授厥绪。”然后又提及上甲微得“中”而报有易之仇，此后随着“中”又传到商汤这一世，商汤因此而承受天命，即“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衹服不懈，用受大命。”最后才是文王告诫武王需要恭敬的持有“中”如此方能承受天命，即“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延。今汝衹服毋懈，其有所由矣，丕及尔身受大命。”可见“中”完全贯穿整个文王遗训，而且这个“中”不管作何解释，其实都是较为抽象性的，且文中除了“中”之外基本就没有提到其他任何能跟现实有关的事项。这一方面与西周“顾命”类文献“务实”的特点相悖；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历史背景，历史上如果文王于临终前确实对武王有一番告诫嘱托，在当时周兴商衰“商周革命”的关键时期，文王临终前如何仅在那强调一个抽象的“中”，而于现实政治不管不顾？这实在与一般的现实逻辑相悖。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保训》与其说是文王遗训，还不如说是一篇借由文王临终之口说出的关于“中”重要性的论说文，这无疑与春秋战国假托圣贤之事以说理的文献特征相符。

综上，关于《保训》与“顾命”类文献的关系，我们认为已有理由相信，《保训》应为东周“顾命”类文献中的“仿《书》”，即东周时人仿造西周“顾命”类文献的拟古之作。同时，借助《保训》篇，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出“顾命”类文献在东周的发展与变化。此类“仿《书》”基本继承了西周“顾命”类文献的基本特征，但在核心主旨上相较于西周“顾命”类文献脱胎于史实遗言、侧重于现实导向的特点，以《保训》为代表的“仿《书》”明显更加“空洞”，带有强烈的论说释理的特点。

三、从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看东周“顾命”类文献中的“续《书》”

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记载了春秋郑国大夫太伯临终前对郑文公的告诫。原简并无篇题，今名乃是整理者拟定。基于前文的讨论我们发现，该篇与西周“顾命”类文献极为相似。因为，一方面《郑文公问太伯》内容与形式符合“顾命”文献的基本特征。由前文可知，“顾命”文献的核心特征就是记述重要历史人物的临终遗言，至于人物是君王还是大臣，行文的具体范式，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应，《郑文公问太伯》主要内容就是太伯对郑文公的临终谏言；另一方面该篇与《祭公之顾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两篇均为臣下对君主的临终谏言，内容也都是以记言为主。此外《郑文公问太伯》中，先是郑文公乞言，然后太伯应文公所请而给出谏言，这种君主乞求谏言然后大臣回应的形式也与《祭公之顾命》极为相类。

探讨《郑文公问太伯》与“顾命”类文献的关系，有一个问题无法绕过，就是该篇很明显为东周生成的文献，非在传统认识的《书》类文献的范围内。这就导致旧有研究很少将《郑文公问太伯》与《尚书·顾命》《祭公之顾命》为代表的“顾命”类文献联系在一起。近来，刘光胜先生指出《尚书》下迄秦穆公，仅代表孔子编订的情况。春秋各诸侯国其实依旧进行着编纂《书》类文献的工作，故《郑文公问太伯》应属于“续《书》”，即诸侯国的史官仿照周王室中央档案体例续写的《书》。刘光胜先生的“续《书》”说，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先秦《书》类文献的认识，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认为《郑文公问太伯》应该与西周“顾命”类文献存在密切关系。

首先，春秋亦有《书》，秦穆公绝非产生《书》篇的时间下限。过去我们对《书》类文献的认识，基本就局限于《尚书》《书小序》《逸周书》这几本传世典籍，这造成我们对《书》类文献的认识存在一个惯性，那就是仿佛秦穆公之后便不再出现《书》篇了。但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尤其是清华简《书》类文献的重新发现，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先秦《书》类文献要大大超出传统的《尚书》学认识，并且以往我们对《书》的认识其实更多是源于《汉书·艺文志》，而正如刘光胜先生所说，《汉志》有关《书》类文献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并不能代表先秦《书》类文献的实情。判定《书》类文献，最终还是要回归时代和文献本身。所以关于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我们不能因为其出自春秋郑国，不在传统《书》篇范围，就以此否定其为《书》类文献的可能性。

其次，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并不属于“语”类文献。关于什么是“语”类文献，学界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语”类文献有着强烈的明理服人的导向，不管是传世的《国语》《战国策》还是出土文献《春秋事语》，其每一“语”篇的说理或谏言均紧密围绕一个事件或问题而展开。与此相对的，《郑文公问太伯》则明显不同，太伯临终所谏，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并且也不是单单针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杨博先生曾将《郑文公问太伯》归入“语”类文献，但没有解释原由。我们认为杨博先生很可能就是受到传统《尚书》观念的认识，以秦穆公之后无有《书》篇，而默认《郑文公问太伯》为“语”类文献。因为杨博先生文中就曾对“语”和“书”有过区分，他指出相较于《书》，“语”多是对话形式，记录了大量辩论性内容，同时“语”者往往会提出各种论据，使用多种的论证方法，以希冀当权者能接纳自己的意见，从而反映出“语”者普遍社会地位较低。但问题是《郑文公问太伯》明显与上述“语”的特征不符。《郑文公问太伯》虽有对话，但太伯临终谏言占绝对主体，并且其也不是辩论性内容，文中郑文公称太伯为“伯父”，可见太伯社会地位也绝对不低。

最后，《书》类文献本就是源自史官记述的君臣言论的各式文书档案，而以《尚书·顾命》和《祭公之顾命》为代表的西周“顾命”类文献作为《书》的一个小类，其背后其实昭示出西周史官有着一个记述君臣临终遗言的撰修传统，而这一传统在春秋郑国应该有所延承。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逐渐式微，礼乐征伐从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但史官撰修的各项传统却于各诸侯内延续了下来。因为伴随着时代剧变，大量原先身处周王室的史官，流落各诸侯国内成为诸侯史官，如《史记》中所述司马氏的遭遇：“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適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而史官撰修的传统也因此在各诸侯得到了延承，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谏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又如《左传·僖公七年》管仲言：“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无不是在强调史官记述的重要性。正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孔子的话：“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春秋战国虽然周王室衰微史官散落流亡，但同时各诸侯国又担起了“官学”的担子。如此背景下，我们认为西周史官传统极可能在郑国也有延承，就如《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均明确提及《郑书》，而所谓《郑书》极有可能就是春秋时期郑国史官延续西周传统撰修的《书》篇。

至此，我们认为已有理由相信以“顾命”文献为代表的西周史官记述君臣临终遗言的撰修传统，在东周的各诸侯国应该仍有延承。因此，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应该属于东周“顾命”类文献中的“续《书》”，即东周诸侯国史官延续西周传统续写的“顾命”类文献。同时，在这种撰修传统的影响下，当时各诸侯国很可能均出现了像《郑文公问太伯》这样的“续《书》”。在如《左传》《国语》等文献中，我们均能看到当时对临终遗言的记载，如《左传·隐公三年》就详细记载了宋穆公临终前对大司马孔父的嘱托：“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

虽然此类“续《书》”，现在仅见《郑文公问太伯》。但借助该篇，仍能使我们一窥此类文献的基本情况。将《郑文公问太伯》与西周“顾命”类文献比较，会发现：一方面东周“续《书》”基本延续了西周“顾命”类文献的主要特点。像《郑文公问太伯》在追颂郑国先君的功绩之后，太伯向文公提出了几点非常具体的谏诫，如“不能慕吾先君之武彻壮功，抑淫媱于康，获彼荆宠，为大其宫，君而狎之，不善哉！”就是告诫文公不可耽于女色，又如“君如由彼孔叔、佚之夷、师之佢鹿、堵之俞弥，是四人者方谏吾君于外，兹詹父内谪于中。”太伯直接指出此四人为良佐希望文公能亲近并任用。可见该篇的太伯谏言，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在整体上与西周“顾命”类文献一样仍是非常具体、“务实”，有着明显的现实导向，这点与《保训》为代表的“仿《书》”就有着明显区别；另一方面由于时代背景不同，相较于西周“顾命”类文献，东周“续《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变化。像《郑文公问太伯》的太伯谏言虽然也是先追颂先祖，但已不再是像文武周公这样的周室先王，而是完全为本国先君。如太伯在追颂郑庄公武功时明言“吾逐王于葛”，依《左传》所载，郑庄公三十七年（前 707 ）周郑爆发“繻葛之战”，此战中不但周王室军队战败，桓王还被射伤。这一事件从古代伦理来说可谓是大逆不道，就算是在当时，郑庄公也是认为大义有亏，主动退兵并遣人慰问桓王。但太伯此处却将其视作庄公一大武功，并以此为荣，可见太伯当时完全是以郑国为本位。

综上，我们认为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应该属于东周“顾命”类文献中的“续《书》”，即东周诸侯国史官延续西周传统续写的“顾命”类文献。并且通过《郑文公问太伯》，可以发现东周“续《书》”基本继承了西周“顾命”类文献的传统，同时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崛起，“续《书》”中不再追颂文武等周先王，而转为追颂本国先君。

余    论

不论是作为东周“顾命”类文献中“仿《书》”的《保训》，还是作为“续《书》”的《郑文公问太伯》，其实均可以看作以《顾命》《祭公之顾命》为代表的西周“顾命”类文献在东周的延承与发展，所以广义上来说均属于“顾命”类文献。这一方面展现出“顾命”类文献在两周生成与流传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先秦“顾命”类文献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借助对“顾命”类文献情况的掌握，将极大地启发和推动我们对先秦《书》类文献的研究。

关于先秦《书》类文献，学界现有认识从根本上还是基于传统的《尚书》学发展而来的，这就导致在面对新发现的出土文献时，尤其是许多未曾见过的篇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谓严格意义上的《书》类文献与“类《书》文献”“泛《书》类文献”（泛指与《书》相类的文献）两种区分。同时，由于现有认识脱胎于《尚书》《逸周书》《书小序》《汉书·艺文志》中的观点，关于《书》类文献的划分标准，“潜意识”中有一条严格的时间线，即西周末春秋初。

但以本文讨论的结果来看，现有认识存在两点问题：一是过于绝对化，割裂了先秦《书》类文献的发展脉络。以本文讨论的“顾命”类文献为例，《顾命》《祭公之顾命》既为学界公认的《书》类文献，同时也是西周“顾命”类文献。而《保训》《郑文公问太伯》年代晚至春秋战国且并不属于传统所说的严格意义的《书》类文献，那这两篇是不是就不能用来讨论先秦“顾命”类文献了？基于本文的讨论，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因为不论是《保训》所代表的“仿《书》”还是《郑文公问太伯》所代表的“续《书》”，可以说都是西周“顾命”类文献于东周的延承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将所谓的《书》类文献和“泛《书》类文献”完全割裂开来，因为二者本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是过于简单化，将《书》类文献狭义为东周以前的文献。在旧有认识中，仿佛《书》类文献及其背后代表的史官撰修传统在西周或秦穆公之后就戛然而止了。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正如本文讨论的《郑文公问太伯》，其背后就昭示着西周《书》篇撰修传统在东周诸侯国的延承。故西周末春秋初绝不能简单地拿来用作判定《书》类文献的时间标准。

综上，本文虽仅讨论了先秦“顾命”类文献，但“顾命”类文献是这般，那传统认为的“训诰”“誓命”类的《书》类文献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即存在“仿《书》”与“续《书》”？故关于什么是《书》类文献以及《书》类文献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等问题，均有着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

本文原载《国学学刊》2026年第1期

本文转载自“国学学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