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五年前他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以下简称《回信》）中说，哲学社会科学要“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从《讲话》到《回信》，都贯穿着“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神。当代哲学家冯契（1915-1995）创建的“智慧说”，我认为是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下简称“自主知识体系”）之一。在此且以它为例，谈一谈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四个问题的体会。

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立场问题。《讲话》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如果借“自主”之名否认这个指导来构建知识体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会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讲话》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是“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否则就会“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就会“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或者“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被教条主义如此束缚就没有“自主”可言，由此构建的知识体系，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失语”“失踪”“失声”，实际上，这“语”是鹦鹉学舌之语，这“踪”是亦步亦趋之踪，这“声”是照本宣科之声。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与摒弃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着紧密联系。冯契的“智慧说”正体现了这一点。他的《〈智慧说三篇〉导论》回忆了“毛泽东著作的启发”，说自己在“一二·九”运动后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但最令其“心悦诚服”的，是全面抗战期间读到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著作回答了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即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使我觉得很亲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他认为作为中国近代哲学演变主线的历史观和认识论（知行观）结合于“心物”之辩，毛泽东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此做了总结。《智慧说三篇》正是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理论基石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以心物、知行关系问题作为出发点”，“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考察心物、知行关系”；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同样是《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出发点，因为它“为方法论的近代化，为自由观上的探讨，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始终伴以自由思考，而“既然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当然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条”，强调“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不过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对待它”，这犹如小鸡吸取了鸡蛋的营养又从中破壳而出。《智慧说三篇》以回答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为主题正是如此。他说：“如何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解决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在书本上，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至少那些苏联教科书是从来不谈这样的问题的”；即使是毛泽东，也“没有把认识论作为智慧学说来考察”。所以，“智慧说”如冯契所自我期许的那样，“发展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原理，使之取得新面貌”。这带给我们的启发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体系里别开生面。

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回答时代课题。这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根据问题。《讲话》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回答时代课题为使命，否则，自主知识体系之“自主”只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孤芳自赏。冯契的“智慧说”具有明确的回应时代课题的自觉担当。他说：“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冯契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智慧》是建构“智慧说”的起点。《〈智慧说三篇〉导论》回首此文，感到其“太学院气了”，即没有揭示探索智慧学说的时代意义，所以“导论”首先就以“时代问题”为题，落脚于“知识与智慧关系问题的时代意义”。然而，“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是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于是“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冯契将《新民主主义论》开篇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视为“时代的中心问题”，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则是这个时代课题通过他个人的感受而在哲学领域形成的具体问题。冯契读到《新民主主义论》之时，正跟从金岳霖学习《知识论》和《论道》，他感到金岳霖对于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的区分，存在着类似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这是在西方近代思想影响下的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对立的反映。但这不是某一两个人的问题，冯契说，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继续发展着。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反映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而“智慧说”旨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新视角不仅有回答中国的时代之问的意义，而且有回答世界的时代之问的意义。就前者的意义而言，是使中国在文化上走出跟随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困境，在精神上获得自主自立；就后者的意义而言，是在如何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这个问题上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交出了独树一帜的中国答卷。由此，“智慧说”显示出知识体系的“中国性”和“自主性”，即表现了“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启示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回应时代的呼唤，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将时代精神在某个领域具体化，使之与学术领域的问题相统一；这样的回应由于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成一家之言，由此显示出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的和“自主”的。

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融通中西传统。这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问题。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对以往历史资源无所凭借。《讲话》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因此，吸取这三种资源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应当的，这里的“自主”，就是《讲话》引用的毛泽东在1944年说的，对于“继承中国过去的东西和接受外来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怎样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对三种资源的取舍，冯契的“智慧说”提出了值得借鉴的“能入能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能入能出，前文提及的犹如小鸡吸取了鸡蛋的营养又从中破壳而出，非常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智慧说”也是出入中西哲学传统而建构的，正如冯契在简要阐明《智慧说三篇》的观点时所指出：“这些就是我在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并同西方哲学作了粗略比较后所形成的看法。”显然，这里的系统研究和进行比较是“入”，由此形成自己的看法则是“出”。他更把这能入能出建立在认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这是一个“通过—超过—通过”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他指出：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哲学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对后继者来说，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能入就是“通过它”，即把握其体系；能出就是“超过它”，即克服其体系；“不超过它也不算通过它”，这个“通过”就是既把握其体系又克服其体系而达到的理论新境界。冯契曾多次讲到，“智慧说”的一些观点是对金岳霖知识论的引申、发挥，这正是“通过—超过—通过”的体现。这对于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是：汲取前人的思想资源要将“通过”与“超过”相结合，而不是仅仅把前人的东西铺陈贩卖。《讲话》指出，中国近代“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性和“自主性”相统一的具有主体性的知识体系，怎样融通中西思想传统就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智慧说”在此问题上也可以给予我们启发。冯契说：“我从哲学史研究中作出概括，以为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这一从哲学史研究中作出的概括，既有系统考察中西传统哲学的“接着讲”，又有中西方哲学比较的“比着讲”：“不能说中国人不关心前两个问题。而就欧洲近代哲学来说，也不是只热衷于讨论前两个问题。”但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哲学“较多和较长期地考察了上述后两个问题”。“智慧说”围绕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而展开，显示了用“接着讲”和“比着讲”相结合的方法融通中西哲学传统。这值得我们运用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提炼标识性概念。这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表达问题。《讲话》将话语体系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为此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总是由若干原创性著作来奠基的，标识性概念就是这些著作里最为鲜明、集中而凝练地反映其原创性的概念。冯契说：“哲学不仅在于发现事实和规律，而且还是独特的创作。历史上那些大哲学家的体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求穷通的一次尝试。一个富于个性色彩的创作。”他的《智慧说三篇》正是体现这样的强烈的个性化原创意识的著作，这些著作中的标识性概念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达整个“智慧说”体系的概念，主要有“转识成智”，“广义认识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第二层次是表达“智慧说”体系中某些论域的概念，如表示辩证思维逻辑范畴框架的“类”“故”“理”，阐明从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和精神由自在而自为过程的“四界”即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第三层次是表达“智慧说”体系中某些具体观点的概念，如“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概念对所与的双重作用”“德性自证”等。这些标识性概念包含了某些命题，命题不同于概念，但命题由概念组成，概念在命题中得到某种规定。限于篇幅，这里仅对“智慧说”第一层次的标识性概念略作阐述。黄宗羲《明儒学案》注重提炼各个学案各自的“宗旨”。“智慧说”的宗旨在于回答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其第一层次的标识性概念就是对整个体系的宗旨的表达。“转识成智”，“广义认识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从不同侧面对这个宗旨的表达。“转识成智”表达了这个宗旨所要实现的理论目标。冯契说：“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他借用中国佛学的术语“转识成智”予以概括，使得这一源自中国传统的概念又被赋予了从知识向智慧飞跃的新义理。“广义认识论”表达了这个宗旨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如前所言，冯契从哲学史研究中将认识论概括为四个问题，“智慧说”将回答这四个问题作为主轴。对此，冯契所作的“广义认识论”的概括，与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局限于四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的“狭义认识论”相对而立，凸显了“智慧说”是认识论的新形态。“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表达了体现这一宗旨的学术构架。冯契说：“《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讲‘化理论为方法’，《人的自由真善美》讲‘化理论为德性’。但是，不论是‘化理论为方法’还是‘化理论为德性’，它的依据在于认识论的原理尤其是智慧的学说。所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主干，即基本的东西，《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真善美》是两个分支。”显然，“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对《智慧说三篇》各具相对独立性，又互相联系成一整体的总体学术结构的纲领性概括。上述对于“智慧说”标识性概念的粗略考察启示我们：知识体系是逻辑化的概念系统，“逻辑化”既指这些概念在体系中是有逻辑层次的，也指这些概念从不同侧面合乎逻辑地揭示体系的宗旨。

由上述可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需要以《回信》所说的“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