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018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把这一理念作为“上海精神”的时代内涵再次予以明确，体现了中国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的新设计。百年变局背景下的世界面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大国博弈呈现新的特征，上合组织参与完善地区乃至全球治理，在功能设计上要有所调整和准备。

作者：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

摘自：《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7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0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大国博弈、地区冲突及各种各样的全球问题累积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切实发挥作用，少数西方大国的单边主义行径使全球化进程受阻，“治理赤字”的问题愈益严重。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为避免集团对抗、世界发展失衡，提出新的全球治理观。作为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扩员后具有更多面向全球的合作取向，需要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以应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大博弈。

全球与地区治理与上合组织的特殊角色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领导人正式提出全球治理观。报告强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之所以提出全球治理观，与国际形势发生的复杂变化密切相关，其中有几个重要因素：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旧有的国际格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世界各国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而且各种全球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而作为2001年才正式宣告成立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要在欧亚地区治理当中扮演特殊角色，维护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也要看在功能定位上是否能够相互协调、取得共识。未来的上合组织，应该成为变局当中重构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体系，并且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

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加，彰显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但全球治理体系本身却面临有效性与合法性危机。主要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及推动其改革完善的能力和动力下降，千方百计要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旧体系，或者按照本国利益出台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缺口有增无减。美国把自己主导的多边治理机制作为维护霸权的工具，特朗普执政后标榜所谓“退出外交”和“交易外交”，损害了现有全球治理规则的严肃性、权威性。同时，少数西方大国还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单边制裁措施，肆意将本国利益和法律凌驾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多边规则之上，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虽然上合组织关注的核心区域是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但其成立和发展都离不开特殊的国际环境，甚至与全球形势与战略格局的变化直接相关。上合组织越来越关注全球问题，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成员增多，多边合作的议题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也是区域的发展与稳定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在2018年青岛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包括“全球治理观”在内的新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合作原则，为“上海精神”注入更多时代内涵。上合组织的发展壮大，在西方习惯的陈旧治理规范的认知框架中，被解构为要挑战既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把中、俄在地区层面的合作视作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对此要采取极端的遏制手段，导致出现阵营对抗的现实危险。中国领导人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观，与新的安全观、合作观、发展观、文明观形成良好互动，有助于消除区域机制协调性不足的问题，也是对西方惯性思维的最好回应。

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的背景下，随着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日益升级，一些全球性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到忽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增多，上合组织有针对性地发出呼声。2022年9月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强调：“成员国在当前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或相同，重申坚持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多边主义，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文化文明多样性为基础，在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下通过各国间平等互利合作，构建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

在2024年7月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要为消除“四大赤字”贡献上海合作组织力量，发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公正不要霸权的新时代强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阿斯塔纳宣言》强调，“上合组织应在推动巩固全面和平、安全与稳定，构建民主、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此，成员国通过《上合组织关于各国团结共促世界公正、和睦、发展的倡议》 ”，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提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对话，深化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和互利经济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并建议国际社会共同参与。

国际力量格局变化中的上合组织

今天世界所处的国际大变局，对于中、俄、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是它们发挥后发国家集团优势的良机。第一，这种“变”体现在中、俄、印等国所扮演国际角色的调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它们注定要和西方的传统强国一较高低，要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利。第二，这种“变”体现在国际竞争在更广泛的领域和空间展开，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争端和博弈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世界性危机时都难以独善其身。第三，这种“变”体现在科技进步重构世界经济版图，从互联网到大数据，从信息化到自动化，高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给国际经济关系带来新的变量。第四，这种“变”体现在国际体系的新旧更替，包括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包括冷战后才重建的世界贸易体系。第五，这种“变”体现在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国家体制和发展道路有了更多的选择。西方模式“独领风骚”、美国一家独大受到“多样化”“多极化”的强烈冲击，世界的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际格局进入了新一轮的剧烈调整阶段，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新旧矛盾交织发酵。新冠疫情过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实现期待中的强劲复苏，反而面临新一轮衰退的现实威胁。二是地缘政治对抗升级。美国主导了针对俄罗斯的围堵，同时不放弃打压中国，导致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三是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沟通和协调作用被消解，意味着全球经贸往来的不规范、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四是技术壁垒更趋严重。美国针对竞争对手不断加强技术封锁，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五是国际安全风险增大。随着美欧对乌克兰危机的介入加深，俄罗斯对抗西方的态势已经形成。六是全球治理的制度构建严重滞后，国际合作遭遇困境，多边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全球变局当中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在全球治理机构趋于“隐身”的情况下，地区合作就显得更加重要，也必须承担起更多的治理责任。由于各种多边合作进程以及各国的外交政策也都在调整当中，相应的区域组织需要在目标上、功能上做出适当的改变，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全球和地区的大国试图主导多边议程，掌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中等强国”的数量增多，在地区事务中更加活跃，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各种区域机制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要避免出现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的情况。

国际变局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成员国希望借助地区合作成为更加强大的国际力量，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现实为此创造了可能；地区行为体联合自强的主观意愿在提升，利益基础在扩大；传统霸权国家内部的问题增多，对外干预能力下降，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成员国承受的国际压力增大，变量增多，各方对多极化进程中自身的角色定位也有不同的理解，在地区内部甚至形成了某种竞争、对抗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另外，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在当前形势下难以维系，自由贸易安排受到“关税战”的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也使仅靠经济互补关系充实地区治理机制的物质基础更为松动，要开展有效的区域合作，不得不寻找新的合作方式与实践路径。

合作理念创新与上合组织发展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激发创新理论和完善现有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剧烈的转型、激化的冲突、国家间关系的深刻调整等都会激发理论上的思考和创新。每当世界陷入一场波及甚广的战乱或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都会迫使人们思考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新的倡议就会被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都是典型的例子。即使遭遇的问题和挑战非常复杂、严峻，人类也会在频繁“试错”的过程中，尝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参考，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离不开理念的先行。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国际重大会议中提到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关注。从“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到“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再到携手共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新的外交理念通过一个频繁出现的话语表述体现出来，表现出中国不仅对周边外交特别重视，而且要推动地区合作达到一个新水平，努力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目标携手前行。在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上合组织又是一个先行者，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出了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随着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上合组织的功能定位也出现明显变化，开始更多关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问题，要推动形成一个全新的治理方式，重塑传统的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有效的治理既是多层次的，也是多领域的。上合组织一方面准备在地区以及双边层面，通过与更多的国家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来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兼顾不同领域合作的横向扩展，体现自己独特的协调功能，同时照顾到不同治理层次的垂直沟通。要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就要改变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功利主义思维，屏蔽那些不利于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狭隘做法和杂音。“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确保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实现有序、繁荣发展，有效应对治理赤字。全球治理的目标必须通过国际组织的管理功能“足够强大”才能实现，时代赋予了上合组织新的历史使命。

上合组织有可能成为新的地区治理体系的最重要支撑，因为它能够不断创新合作理念，根据地区实际调整自己的合作目标，同时还和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推动涉及各个领域的合作；成员国在地区问题上能够充分沟通，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相互支持，合作的层次越来越丰富，具备深度参与完善地区治理体系的条件。但在完成一系列扩员以后，面对复杂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其在治理层面面临的挑战增多，合作实践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需要就一些各方都感兴趣的优先领域形成长远的合作规划，同时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推动比较灵活的“小多边”或双边合作，为广泛的地区合作创造条件。

上合组织参与完善地区乃至全球治理，在功能设计上要有所调整和准备：首先是要增强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尊重彼此的制度和文化差异；其次是要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稳定关系，利用具有战略性质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提升地区国家间合作的水平；最后是要确定公认的规则和制度框架，形成各种推动多边合作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打造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深耕成员国民间友好的土壤，形成各个重点方向的多边合作机制和伙伴关系网络，丰富合作的内涵，为构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地区治理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多边合作能否真正造福各国人民，能否真正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繁荣。

结语

中国提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张，并且以此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其不仅是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最核心原则，也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心声，符合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代表了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上合组织的灵魂是“上海精神”，其基本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一脉相承，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和平性、时代性、开放性以及继承性，强调建立伙伴关系和实现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以追求和平为核心价值，当前的全球治理，则应该以服务于发展为主要目标。要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塑造开放型世界经济；重视数字赋能与创新驱动，带动世界经济提质增效，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浪潮；构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

上合组织已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横跨欧亚的超大区域组织，是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倡导者。在区域治理方面，上合组织通过凝聚共识，坚持开放的原则，与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不同于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制型秩序，上合组织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合作型秩序的形成。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发展，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构建发展共同体，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中国在2024年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后，又启动“可持续发展年”，有助于更好地在地区层面落实新的全球治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