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结构深度转型与技术系统高度嵌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心理学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公共决策与社会治理。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的持续暴露、公共危机情境中群体行为的不可预测性、算法与平台治理引发的心理操控与信任危机，使得系统理解个体心理机制与群体行为规律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强烈。然而，与这一需求的集中涌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心理学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与政策制定体系中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由此，学术界出现了将问题主要归因于心理学工程化能力不足，并据此提出工程化转向的方案。那么，强调心理学的工科属性，推进心理学的工程化建设是否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反思心理学工科属性

工科的关键特点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原理、数学方法与工程经验，系统研究工程活动的共性规律，它关注的对象是人工物。而心理学的知识并非基于严格的数学方法，其与社会制度和文化息息相关。要强调心理学的工程化，需要思考的是，心理学的核心研究能否脱离社会制度和文化并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心理学是否有可以实现工程化转化的知识体系。综合目前我国最新学科分类目录不难发现，工科主要涉及物质、能量和信息，关涉的领域主要有力学、材料、能源、计算机、土木、化工、交通、航天等。尽管其中许多领域与心理学有一些关联，但都不构成心理学知识的核心部分。在现有学科目录中，心理学兼具教育学和理学的学科属性，在学理上说得通。但要把心理学某个核心部分置于工科的属性中，应与现有工科的哪部分建立紧密联系，还缺乏系统论证。

心理学具有社会文化属性。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除了立足于服务中国，还必须从社会文化等诸多视角来讨论心理的差异性，而非仅考虑共同的一面。只有这样，心理学才能摆脱当前难以回应国家需求的困境。而强调工科属性，则主要从还原论和机械论的层面来考虑技术和生产的问题，这可能会让心理学与关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回应中国发展现阶段的社会心理问题这一目标越来越远。进一步讲，将心理学在服务国家层面的边缘地位简单归因于学科属性选择，难以充分解释其在学术体系与评价制度中的艰难处境。学科在学术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并非由其是否具备某种单一学科属性所决定，而是深受科研评价制度等诸多因素的系统性约束。因此，与其讨论心理学是否应整体转向工程化，不如首先回到社会问题本身的性质，重新审视心理学在问题治理结构中的功能定位。

回到心理学的初心，问题导向始终构成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取向，心理学的最终发展路径取决于心理学基于自身的本体论预设、方法论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形态在回应社会需求过程中所发展出的更新人类科学观念且维护学科同一性的不懈努力，而非脱离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预设去讨论其学科属性。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强调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大背景下，简单地将心理学边缘化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工程化能力不足，实则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知识生产的结构性问题。心理学在中国语境中的问题界定、理论构建与方法选择，长期处于知识移植的张力之中；其研究方法、理论构念乃至问题表述，持续带有西方认识论支配的印记，进而削弱了其对本土心理现象的解释充分性与学术主体性。因此，所谓“工程化转向”的讨论，若不同时兼顾学科的文化土壤和国家需求，则很容易把问题从“知识—需求”错配简化为“能力—产出”不足，最终导致学科在国家治理链条中继续被动适配，而非形成可被制度稳定调用的解释框架与规范标准。

构建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问题导向

罗良和林崇德在《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26年第1期）中提出的实施路径，为本文所关切的制度错配提供了一个“知识体系—制度体系”的知识转化方案，即在以国际心理学通用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同时，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重点突破学科前沿问题为切口，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遵循实现研究方法现代化；同时，通过高质量心理学期刊矩阵与高水平咨政服务平台实现成果的规范化传播与政策转化。由此，心理学获得主导性地位的关键不在于承揽工程交付，而在于在治理链条中构建可被制度采纳的证据、标准与规范。因为国家层面对心理学的需求，并非以技术系统的构建为直接目标，而是以复杂社会问题的治理为核心取向。这类问题往往缺乏明确的技术终点，其挑战不在于是否能够建构出技术系统，而在于如何界定问题边界、识别关键风险并在不确定情境中作出合理的决策。一旦确认心理学在国家需求中的核心功能是解释与规范，而非系统控制，就必须认识到，要求心理学承担完整工程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功能错配。工程系统强调稳定性、可扩展性与技术控制，而心理学知识以不确定性与情境依赖为基本特征，将二者强行整合，不仅难以提升心理学的现实影响力，反而可能放大伦理与治理风险。

在以工程交付为核心目标的科研项目体系中，心理学往往处于非主导位置，这一现象常被解读为学科能力不足。然而，从功能匹配的角度看，这恰恰是学科定位不当的必然结果。当项目主要依据系统集成责任与技术指标时，一个以解释、规范与风险评估为核心功能的学科必然难以成为技术意义上的领导角色。因此，心理学应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抓手，通过学术资源与咨政平台、研究方法现代化与文化资源转化，完成从解释性知识累积到制度化知识供给的变革。一旦心理学的发展路径被界定为问题导向，其制度配套便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评价体系若持续以工程成果为中心，将系统性低估心理学在问题治理中的关键贡献，从而迫使学科偏离其核心功能。更进一步地说，评价体系的问题不只在于“是否偏好工程成果”，还在于其评价标准往往内嵌外源性的科学观与学科进步尺度。历史表明，当学科进步的评价体系仍以西方标准为参照时，本土化容易退化为研究内容的在地改写，而难以触及学科元理论与知识结构的深层变革，以至于呈现为一种学术自我殖民。因此，问题导向心理学的制度配套，应当把评价改革明确为一项面向知识主权的文化实践：其核心是形成能够识别心理学贡献的本土评价语言与政策采纳尺度，把学科价值锚定在对中国社会中人的理解能力与对本土实践问题的解释—干预效度上，而非仅以外部体系所偏好的指标化产出作为唯一正当性来源。

综上所述，中国心理学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非学科属性选择错误，而是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尚未获得与其功能相匹配的制度位置。国家重大需求在本质上是问题导向，这一问题结构促使心理学形成以解释、评估与规范为核心的功能定位，并由此排除了整体工程化作为可持续路径的可能性。只有当研究的评价与传播机制围绕本土社会的真实问题结构运转时，心理学才可能摆脱对外源标准的依附，形成相对自主的学科体系。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