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系统梳理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进展。溯源国内学界探索历程，分别从教材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维度，总结阶段性建设成果，剖析新发展理念、资本理论、新质生产力等核心理论创新。阐释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结合路径，反思当前研究存在的学理化阐释不足和理论体系融合不深入等短板。研究表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坚持 “两个结合”，依托实践凝炼标识性概念，深化理论原创与体系建构，推动形成彰显中国特色、融通世界学术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自主知识体系 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论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术界提出的重大课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命题。这一讲话精神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经济学界形成共识、系统性讨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自此，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至于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一讲话的精神进一步激起了经济学界对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讨论。
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学家曾经探讨过与此直接相关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王亚南为代表的学者在围绕“中国经济学”名称合理性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建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谈敏，2000）。1955年，中央宣传部交办了一项任务，请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编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人分头准备，搭建写作班子，进行研究和探讨，历时数十年，但最终没有完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任务。薛暮桥在晚年时曾反思其原因：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可以探索它的发展规律，而且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可供参考。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具备这样好的条件……要有几个（至少我们自己）改革完全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写出一本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薛暮桥，1991）。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也曾展开过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张旭，2000）。当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尚缺乏对这个重大命题给出较为明确答案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已经发展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比较坚实的基础。第一，在经济基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已经走向成熟。历史充分证明，这一经济形态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丰富性、独特性、世界影响和历史意义，必然引起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迫切需要我们在理论上给予科学说明（张宇，2025a）。第二，在思想层面，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丰富的经济思想创新，为建构这种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引和理论基础。第三，在理论层面，有经济学界多年努力的学术成果积累可供利用。
虽然这三个方面的基础已经比较扎实，但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却依然没有给“中国道路”的伟大成就提供一种系统化的解释和科学论证。由于深受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影响，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解释陷入“西方理论+中国案例”的状态，这不仅没有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的主体性，更没有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的重大理论创新。因此，时代的发展呼唤必须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最近十年，经济学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正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和回应时代呼唤的行动。在广泛的讨论中，经济学界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高度的共识，那就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和阐释，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具体地说，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立足于“本土化”，围绕揭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提炼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系统化学说等，以专业化、学理化、体系化的方式，对经济学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进行创新，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总结、提炼和陈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典型事实；第二，提炼出隐含在典型事实之中的规律性命题，并且以逻辑一致性的方式证明之；第三，分析各种规律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刘元春，2023）。对此，要以教材体系建设作为突破口，以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系统；应通过创新“科研—教材—教学”的协同机制，探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系统化路径（荆克迪和龙云涛，2025）；还有学者认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创新（盛斌，2023；陈雨露，2025；顾海良，2025）。
总的来说，最近十年，经济学界在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和探索过程中，围绕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的“中国系列”经济学教材建设、中国经济学相关学科的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相关专题等研究，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阶段性成果。
二、教材建设迈出坚实的步伐
教材是学科体系的具体表现，反映着学科体系的成熟程度。它们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的重要抓手，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广泛传播离不开教材体系的建设。目前来看，教材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性进展有两个：一是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的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二是出版首批“中国系列·经济学”教材。
第一，《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的出版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指引。这部教材由导论和15个章节正文组成。导论阐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丰富内涵、历史地位、鲜明特征和重大意义。正文的15个章节分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支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统筹发展和安全，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阐述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教材坚持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系统阐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的导论用15个“创造性地提出”的用语评价正文15个章节的思想和理论。此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先行先试，探索编写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讲义》，且已经试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二，出版首批“中国系列·经济学”教材，这对于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系列·经济学”是教育部启动的中国经济学教材系列编写工程。2021年11月5日，教育部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知，公布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入选学校及团队，共有13所学校、25个团队入选，编写9种教材。这9种教材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金融学》《中国财政学》《中国区域经济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78年）》。教材建设采用择优遴选、统一编写、试教试用和先编先用的方式推进，旨在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材体系。
按照教育部的学科分类，经济学分为2个一级学科，即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下设6个二级学科，即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世界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下设10个二级学科，即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上述学科之间是什么关系？
有学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所有学科提供根本的理论基础，其他经济学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滋养，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南开大学编写组，2024）。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他经济学科充当的“指导”功能可细化为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指导功能，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问题；二是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经济范畴和原理；三是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经济改革提供建议性的方案（洪银兴，2023）。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原理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呢？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既存在共识，也有不同的理解。这里以首批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南开大学编写组的同名教材（以下分别简称“人大本”和“南开本”）为案例，进行一些简洁的比较和说明。总的来说，这两个版本的教材都阐述了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治理和对外开放等五大领域的基本理论及其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基本的学术共识。有学者认为，这两部教材在结构安排、内容设计、方法运用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黄泰岩，2025；林木西，2025；何爱平，2025）。在此基础上，两本教材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框架和阐述风格，这种差异至少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人大本”的主体内容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主体、宏观经济治理、经济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安排展开。“南开本”则把主体内容拓展到包括现代化经济体系、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和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第二，即使是在相同的领域，二者的处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针对“基本经济制度”，“人大本”用3个章节分别论述之，“南开本”则集中于1个章节处理。“人大本”以“经济发展”的标题，用1个章节来容纳结构转型、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等内容。“南开本”则用5个章节，分别讨论区域经济、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与增长动力转换、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共享发展与增进民生福祉等。
三、学术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中国改革和实践的基本历史方位）、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分析）、市场经济理论（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及其制度框架）、宏观经济治理、经济发展（用新发展理念拓展其理论基础）、对外开放（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核心理论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下述两大方面。
（一）对原来形成的核心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整合和更新
总体来说，这方面取得的成就颇丰。例如，新的政策实践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把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也列入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三项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顾海良，2020）。再如，新的政策实践拓展和补充了宏观经济治理理论，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包括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综合协调等等（张晓晶，2022；张军和邓燕飞，2026）。其中，“五年规划”能清晰体现国家的意志，是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的关键载体（鄢一龙，2025）。
在这里，重点讲述对“资本”的再认识。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体系”建设中，“资本”是一个绕不开的重大问题，涉及这个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基础的底层逻辑。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就会形成各种形态的资本，它们是在市场化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重要文献以不同的方式对资本的作用进行了评价（裴长洪，2023）。在这种市场化资源配置中，资本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充当着自发地引导和组织资源流动的核心角色。然而，资本的扩张也会产生各种问题。由此，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重大命题，即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为响应这一号召，学界立即对“资本”展开了研究，以破解“资本”的定性和应用问题，而绝大多数研究都首先将视野聚焦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上，试图从经典理论中一窥解决之法。实际上，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对资本做出了全面的科学剖析。“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资本一般”体现资本的本质特性（即逐利和自我增殖），但它的实现形式受制于“资本特殊”，即资本运行的具体社会制度环境。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仍然保留着逐利的“资本一般”（正是这种“一般”使资本能够充当引导资源配置的特殊角色），但它的实现形式绝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而是展现出其自身的社会主义特性（张宇，2025b）。进一步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和内在逻辑发生了什么变化？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可以理解为资本的社会属性，具体体现为多种形态的资本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资本的“行为规律”则是对现实经济中各种资本的具体运行和过程的认识（顾海良，2022）。这种观点表达出学者们的一种普遍倾向，即倾向于从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各种资本形态的特性和运行，用“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来理解各种资本形态的并存、互动和作用。
在这种分析逻辑中，学界的研究聚焦于三个深层次的学术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会采取资本运行的形式？虽然学者们的论证结构有差异，但给出的回答却是高度一致的，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必然使公有制经济中的财产采取资本的形式。其中，国有资本虽然也具有追求价值增值的基本动机和目标，但受党和国家的直接领导及其全民所有的根本性质影响，国有资本肩负着执行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任务，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职能，是一种特殊的资本（邱海平，2022）。
第二个问题：各种形态资本的社会属性有什么差异？有学者认为，虽然公有资本的运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追求的是资本的“保值增值”而非“保值增殖”。而且，公有制企业内部不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这是公有资本的本质特征，体现的社会属性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刘凤义，2022）。那么，如何看待私有资本的社会属性呢？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结合在一起并共同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私有资本才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有学者强调，在多种资本形态的互动作用中，公有制资本起着主导作用，就像一种“普照之光”，引导着私有资本发展经济，服务于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胡怀国，2022）。这种“普照之光”究竟是什么机制？它使私人资本的行为和运行发生了什么具体的重大变化？有的学者强调基本经济制度对它的约束，但这是一个还有待明晰化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自然地，生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的资本仍然保持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因而在实践中会带来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例如，收入差距、环境污染、无序扩张、潜在经济风险、等等。这就提出了一个“资本治理”的问题：如何在充分激发各类微观市场主体（企业）的创造性的同时，解决资本逐利倾向所带来的上述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五大原则（刘伟，2022）。也有学者认为，资本治理的关键在于努力构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为此，必须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尤其是完善和重构公共选择的规则与机制，确保普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意愿表达，限制和抵制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权力扩张（胡乐明，2022）。
（二）把“新发展理念”拓展成为核心理论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原创性方面的重大拓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新发展理念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的重大问题做出的崭新阐释，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成果。它重塑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容纳广泛发展议题的崭新框架，是一个关于发展系统的理论体系。
新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学界对其展开了大量的讨论。早期的文献主要聚焦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内在关系、逻辑结构、理论价值和重大意义进行阐释。例如，有学者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指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有机的整体合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的探索，包含着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得失的经验教训的内容，特别是包含着针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跨越这种陷阱必然产生重要的启示，将进一步彰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境界”（顾海良，2017）。
近年来，主流文献则致力于多样化的拓展研究，在逻辑上力求沟通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内在关系，并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等，体现的都是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有研究者强调，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发展，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要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必须秉持新发展理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创新为动力，以协调为尺度，以绿色为底色，以开放为抓手，以共享为宗旨（孙红湘和张静，2018）。也有学者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本方略（刘伟，2018）。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发展经验、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和新提炼。因此，有研究者力图把新发展理念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运用计量方法，评估新发展理念的落实情况。基于新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创新性和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最近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无一例外地都把新发展理念纳入核心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话语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标识性概念是人们把握一门科学的思想脉络、内在逻辑与主要观点的关键路标。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是一种“术语的革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标识性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新见解”。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性概念，提炼标识性概念，推进“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显著标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既然要“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且具有“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的特性，那么，对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用语、筛选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们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 “自主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必须植根于深厚的本土经验、严谨的研究方法和明确的国际视野。这种特色是中国经济实践和经验的反映，而标识性概念则是对这种反映的一种升华。
近年来，学术界对如何认识和提炼标识性概念多有讨论。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必须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事实和经验特征，对这些典型事实和经验特征进行学理化提炼，必须能对整个知识体系起着支撑性、辐射性、贯通性的理论功能，从而把整个知识体系连结为一体。
尽管现有文献都表明我国在目前已经形成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且进行了概念列举，但并没有总结出一个完善的清单。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至少可以把下述概念列举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农村土地承包制、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地方政府竞争、共同富裕、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发展、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新型举国体制、中国式现代化、“一带一路”、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当然，这是一个有待补充和不断完善的清单。
面对这些涉及各个领域的标识性概念，按层级对其进行分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标识性概念是多层级的、多系列的集合，“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围绕这个概念，可以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的次级标识性概念，从而形成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孙正聿，2024）。按照这一逻辑，我们不妨把中国经济学标识性概念区分为“重要的”和“次级的”两类。例如，把共同富裕列为重要标识性概念，而把精准扶贫列为次级标识性概念；把宏观经济治理列为重要标识性概念，把五年规划视为次级标识性概念；把新发展理念列为重要标识性概念，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列为次级标识性概念等等。
中国经济学近年提出的最重要标识性概念是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经济学重要标识性概念的一个典范。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第一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2024年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重点，标志着新时代对生产力本质认识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学界围绕这一崭新概念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把它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标识性概念。
第一，新质生产力概念准确地洞悉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生产力及其新型要素的发展规律，标志着对生产力本质认识的重大突破（盖凯程和韩文龙，2024），是“术语革命基础上对标识性概念的建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境界”（任保平和郭晗，2025）。
第二，新质生产力概念聚焦于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对生产力要素进行创新发展（包括科技赋能的新劳动工具、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对象和具备高知识技能的新型劳动者），并强调在此基础上对生产力要素系统进行质的重塑，实现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周文和许凌云，2023；盖凯程和韩文龙，2024）。其结果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有学者力图用下述公式来表达新质生产力的质态： 新质生产力=（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优化组合（王羽，2024）。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新质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生产函数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张东刚，2024）。
第三，这一概念有很好的弹性解释空间，能与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概念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和辨识度，具备重要标识性概念的典型特性。
五、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
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植根于它的历史土壤和文化环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微观层面来看，传统文化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经济活动；从宏观层面来看，传统文化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形成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王天蛟，202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因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的突出优势，并对所吸取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凸显中国经济学的本土特色。只有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构建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反映中国人民意志、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逄锦聚，2016；周文，2016；赵春玲，2022；陈旭东和程霖，2023）。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底色。它的包容性、和平性和创新性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走向未来的必然逻辑。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辨识精华与糟粕，准确地把握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主流和基本脉络（裴长洪，2024）。注重挖掘中国实践中的中华文明基因，意在为中国人研究自身的经济理论主体性增添一股学术力量，塑造自己的中国问题意识。
关于中华优秀文化和经济思想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学术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不同的论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
第一，拓展假设基础、完善分析方法、扩展理论思考空间。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属性和国家本位特点。借鉴这些思想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使新的理论体系在宏观上，充分继承和发扬“以民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和万邦”等价值理念；在微观上，以“诚信”“重义”“求善”等理念引领理性经济人的分析（王天蛟，2025）。有的学者更具体地指出，“义利观”包含着对人性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关于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融合关系的认知，充分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与文化一体、与伦理同构的鲜明特征。如果我们能充分结合和借鉴这些思想，就可以有效地拓展经济学假设基础的空间，有助于为中国经济学人探索有效地整合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路径、弥补理性人假设的现实局限、实现经济利益与道德规范耦合等问题提供研究参考与思想素材，形成兼具一般普遍性和现实适用性的中国自主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董志勇和沈博，2023）。 还有学者认为，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尊道贵德、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天下主义等“价值基因”，以及负阴抱阳、辨证施治、中和包容、实事求是等思想基因，将有助于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范式”（孙健灵，2025）。
第二，挖掘、补充和拓展现有理论的传统文化底蕴，凸显其中国特色、充实其内容。有学者认为，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分别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故鼎新”发展观、“贵和尚中”世界观、“天人合一”生态观、“协和万邦”外交观、“民为邦本”人民观的传承。因此，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发展理念形成的重要来源，是形成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思想根基”（叶得盛，2021）。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认为这五大理念分别是对传统文化中“革新”思想、“和”“合”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中华民族“爱好和平、重视交流”品格、“公平、平等、正义”思想的传承和弘扬（吴玲和苑承丽，2020）。
再如，有学者认为，《道德经》以“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念，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施政的宏观治理智慧，可以与宏观调控一般原理形成一种对话。我们有效吸收这些思想智慧，可以强化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和方案的“中国特色”。基于这种认识，用《道德经》的治理思想较细致地解读了九大宏观调控理念，即：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幸福；宏观调控要兼顾稳定政策和结构政策；宏观调控要打破二分法，兼顾短期和长期；宏观调控要兼顾规则和相机调控，但要以规则为前提；加强预期管理与提高政策可信度，有利于提升宏观调控效率；政策空间管理有利于提升宏观调控可持续性；宏观调控要重视宏观政策国际协调和大国小国相处之道；“规则化宏观调控+市场机制”是宏微观政策最佳搭配；创新宏观调控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陈彦斌，2023）。
第三，强调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某些概念对话语体系建设具有独特价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含着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核心概念包括经济伦理思想范畴的“义”与“利”、“公”与“私”、“均”与“平”；经济治理思想范畴的“民”与“国”、“轻重”与“无为”、“本”与“末”；金融思想范畴的“子”与“母”、“钱”“银”“铜”“钞”、“贷”“典”“当”等。各经济范畴之间及其内部的“核心概念—下属概念”语义联系，构筑了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语义网络。汲取这些语义网络中的有益成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学术语体系的建设（段博和程霖，2024）。
第四，挖掘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和制度安排。有学者强调国人对经济学本质的理解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强调的是“经世济民”，并史论结合，总结出中国人创造的35种经济学理论、20种经济制度，中国人提出的15种经济命题和经济发展原则，中国人发明创造的35种财政货币理论、制度、原则，中国人提出的6种理想社会与生活标准，中国人发展出来的7种经济学研究方法（林光彬，2026）。也许，其他学者不一定赞同其中的某些总结，但这种努力方向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
实际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基本上只是在注解某些传统经济思想与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有契合关系。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只是零星地借鉴传统经济思想，引章摘句，使理论解释带有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色彩，并没有系统地把这些思想有机地融入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王天蛟，2025）。之所以出现这种学术现象，皆因为传统术语虽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但缺乏标准化、可操作化的现代定义，限制了其在经济学研究对话中的广泛运用。如何将它们转化为符合现代学术用语的理论范畴呢？那就是既要注意继承某些传统经济命题的“抽象意义”和“一般意义”，又要注意扬弃和发展它们的“具体意义”“特殊意义”，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实践要求，推动其内涵创新、形式转化及语境重构，使之与当代经济理论相容（赵春玲，2022）。这是艰巨的任务，需要学者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思想和术语做出创新性的细致研究。
六、启示与展望
什么是成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我们不妨简洁地审视一下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核心，共同构建了一种基础性的理论框架。其中，微观经济学是基础性的核心理论。它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主题，将市场和价格机制视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把竞争机制视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动力。在这一基础上，微观理论体系衍生出货币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等细分学科。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对微观或宏观经济学在某个方面或具体领域的深化和拓展，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层级分明、方法和术语统一的主流经济学知识体系。新古典经济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全球多数国家占据主流地位，占领高校讲坛，渗透到各国政界以及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几乎成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从建构学科体系的分层以及各学科之间的逻辑性方面来说，西方经济学是可供我们参考和学习的。
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一系列阶段性重大进展，但毋庸讳言，要实现奋斗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从整体来看，现有文献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陈述和表达重要标识性概念或思想时，并没有很好地把这个概念或思想所对应的典型事实、制度安排与这些典型事实和制度安排所蕴含的理论命题区别开来，更没有把其中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以命题的形式提炼或陈述出来。常见到“发现了新规律”的表述，但未看到这个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律”的陈述、分析和科学证明。陈述实践中的规律性现象和把这种现象背后的“规律”抽象出来并使之学理化，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一种逻辑自洽的、必然的理论结论。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学理化”的深意。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把这些文献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学理化”。学术研究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是经济学家的学术使命。
何为“学理化”？那就是揭示现象蕴含的原理和规律，将其从实践经验和实践理性升华为符合逻辑证明的学术理论的知识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要求以假设为基础进行因果分析，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结论。这种结论反映的是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客观现象的本质特性。《资本论》给我们树立了“学理化”的榜样。仅以《资本论》第一卷来说，它运用科学的抽象法，提炼出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范畴，形成劳动价值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一步抽象出可变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范畴，构成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理论。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一个命题清晰、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
以表征学科体系建设成果的教材来说，为什么同一种教材让两个或三个团队同时编写呢？这是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编写出成熟型的教科书，尚有难度。其中的难点之一在于理论的学理化尚不充分。即使充分考虑到这类因素，我们仍然可以反思：已出版的中国经济学教材是否达到了“着力建设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体现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原创性教材”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说，与“高水平原创性教材”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至少可以说没有充分集成学术界丰富的研究成果。
什么是“高水平原创性教材”？在笔者眼中，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48）就属于这种教材。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权威性总结，系统地阐述了计划经济运动的制度基础、运行方式和规律，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核心内容。这本教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理论框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理论思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萨缪尔森编写《经济学》教材时，西方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严重过时：微观经济学基本上仍停留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的水平；“宏观经济学”这一概念未进入词典，教材缺乏对“大萧条”带来的一系列宏观问题分析的内容。《经济学》（1948）重构了教材体系的逻辑和基本内容：把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众多创新成果纳入教材，以崭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原来的基本原理；引入宏观经济学，以简明的图形阐述并简化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我们尚处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早期阶段，存在上述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国家新一轮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推进，以及经济学界的持续努力，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必将会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走向“中国范式”的确立，形成成熟的中国特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