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题名为《孔子和他的老师们》，并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最终呈现出来，缘于数十年间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与交错促动。如果要说最早的动因，那就可以追溯至1983年。那年秋天，我14岁，刚上初中三年级。我找到一个偶然出现的机会，在一个相对轻松的场合，向教我们班语文课的李卫东（1949-2008）老师请教了一个语文方面的问题：当下的中国作家，哪个更有才华？谁更值得关注？虽然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不着边际，但李卫东老师毕竟是语文老师，他的回答不仅很有分寸，而且措辞也很讲究，他不假思索，马上就告诉我：周克芹算是一棵新星，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影响比较大。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周克芹（1936-1990）这个人，也找到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书。直到现在，我的书架上还有这部书——虽然已经很陈旧了。翻到这部书的版权页，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信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第一版，1983年1月第二版，1983年1月第四次印刷，印数是244001至272000，平装本定价是1.24元，精装本定价是2.10元。我买的是平装本。这部平装书陪伴我的时间，已经超过40年，其间翻阅或把玩的次数自然不少。
2009年春天，我还去周克芹的家乡拜谒过他的墓园，并把当时的一些感触融入了一篇小文章——《欲望与美的辩证法》，这篇文章是否发表过，已经记不清了，但我确乎已把它收进了我的一部随笔集《法学是什么》，并且是作为书中的最末一篇。由此看来，周克芹的作品给我留下的记忆还是比较深刻的。我的“孔子和他的老师们”采用的句式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采用的句式完全一样，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
还有一部书，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翻阅，那就是三联书店1982年6月出版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首印11500册，定价1元，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秀山（1935-2016），他比周克芹年长1岁。他的这部书陪伴我的时间也不短，现在依然在我的书架上。
叶秀山的这部书最初让我着迷的原因是：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西方哲学的专业人士，他谈起西方哲学，通常会从苏格拉底开始说起，然后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往下。但是，叶秀山的这部书主要叙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更多地体现了追根溯源的旨趣：苏格拉底虽然是顶级的思想巨星，可他也不是一座突然降临的飞来峰；苏格拉底也是在一个深厚的哲学背景中应运而生、应时而成的。从内容上看，叶秀山的这部书包含九个部分，分别介绍了苏格拉底之前的一些哲人，譬如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普罗泰哥拉、高尔吉亚，等等。我不识古希腊文，也不研究古希腊哲学，但是，通过这部书，我可以大致了解苏格拉底在思想世界中横空出世的文化背景，这就足够了。
现在，如果我们把叶秀山的这部书看成是一部关于“他山”的“石头记”，如果我们把视野从西方转回中国，特别是转向与苏格拉底的历史地位大致相当的孔子，我们似乎也有必要了解孔子得以生成的思想文化背景。如果写一部《孔子和他的老师们》，以之描绘孔子的老师群像，似乎比叙述“前孔子思想家”能够更加精准地揭示孔子得以生成的思想文化背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没有选择“前孔子哲学研究”或“前孔子思想研究”，而是试图专门聚焦于孔子的老师们以及他们对孔子的影响。尽管如此，叶秀山的这部书为我提供的某些参照，给我做出的某种示范，还是不言而喻的。
在写作《孔子和他的老师们》之初，在为这部书确定叙事节奏、选择语言风格之际，我还想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史彤彪教授。2025年5月9日晚上7点，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图书综合楼719会议室，他当面给我提出建议：如果写一部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的书，那么，在书的正文中，最好不要直接引用中国早期典籍。因为，那些典籍中的文字很难懂，当代读者看起来很费劲，甚至看不太明白，直接影响阅读体验。他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他手上正好拿着的我的三卷本《中国法理学史》，其中就引用了数量众多的经典文献。他的具体建议是，如果要引用经典文献，在正文中最好翻译成活泼的当代汉语，而把经典中的“古代汉语”放到脚注或尾注中去。这样处理之后，正文读起来更轻松。那些想看原文的读者，也不会感到不方便。
我一直记着史彤彪教授的这个建议，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在这部书里开始试行：引用的大部分典籍，譬如《尚书》《左传》《老子》《庄子》之类，在正文中都转换成为尽可能生动、流畅的当代汉语，与当代汉语对应的原文（或全文或节略）则置入每一章的尾注中。通过实践的检验，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经典中的原文本来就很简练，尾注中的文字所采用的字号也更小，所以并不会增加太多的篇幅。当然，也有一些文字相对浅易的经典，譬如《论语》中的一些句子，并不太深奥，也就直接引用了。大体上说，我还是希望在轻松阅读和篇幅控制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兼顾灵动与严谨，同时也适当兼顾一部书需要考虑的其他各个方面，避免顾此失彼或彼此皆失。
创作这部书的最后一个动因，也是最为直接的触动，来自上海政法学院的魏治勋教授。2025年5月18日下午5点，在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他从上海发来信息，直接建议我写一篇文章，主题是孔子的六位老师，他们分别是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项橐、蘧伯玉。魏治勋教授还发来了这几个人的个人简介。收到这几条信息后，我心有所动，随即产生创作的热情。于是，我马上回复他：“孔子的老师”可是一个大题目，一篇文章可能容不下，得写一部书啊。他表示赞同。他还运用“豆包”分析了创作这样一部书的可行性，预测了这部书可能的前景。据说，反馈都是正面的、积极的。经过这样一番不太严格、甚至是很不严格的“论证”，这部书的“选题”就算通过了。
接下来，我很快搜集了一批资料，其中包括孔子的资料，当然也包括孔子的各位老师的资料，一边阅读，一边想象，一边构思。一个多月以后，淹没在历史长河深处的“孔子的老师们”的群像，仿佛“水落石出”，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浮现出来，即使还有若干细节不甚清晰，至少也有一个大致的、立体化的轮廓可供描绘。我觉得可以动笔了。这时已是六月下旬，学校开始放暑假，学生们拖着行李箱陆续离校，校园里变得空空荡荡。我利用这个暑期，在此起彼伏的蝉鸣声里，把魏治勋教授的建议，通过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点一滴的努力，终于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部《孔子和他的老师们》。
在把书稿交付出版之际，我一直在琢磨，如果把它做成插图本，是否可以更加形象地展示孔子与他的老师们的精神风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到哪里去寻找合适的插图呢？在犹豫、徘徊、踌躇的过程中，我不由想到我的《风与草：喻中读尚书》一书，此书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在香港出版过繁体字版，在韩国出版过韩文版。彼时，责任编辑白丽丽女士看到书稿之后，就建议我为之配上插图。几经考虑，我在我的朋友邱竹先生的帮助下，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书刊行的《钦定书经图说》中复制了若干出自光绪年间的那些不知名的江南画师之手的精美插图，成功地把《风与草：喻中读尚书》做成了插图本。
在十五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如果寻找插图的这个“路径”可以“依赖”，那就不妨继续“依赖”相关古籍。为此，我在我的朋友徐佳良博士的帮助下，不仅找到了清代顾沅编、孔继尧绘图的《圣庙祀典图考》（清道光六年吴门赐砚堂顾氏刊本），而且还找到了明清时期绘制的、北平民社1934年4月印行的《孔子圣迹图》（根据版权页，李炳卫是该书的“鉴定者”；至于书中收集的每一幅“圣迹图”的实际绘制人，则难以详考）。我从这两种文献中分别复制了几张比较切题的图片，经过责任编辑张赟洁女士、许心晴女士耐心细致的加工处理，实现了把这部《孔子和他的老师们》做成插图本的心愿。希望这些古雅的、写意性质的插图，有助于再现“孔子和他的老师们”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相互交往的黑白身影。
赞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仲尼何以生？且看诸先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