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及其边界被认为是由自然决定的，在极端情况下，区域甚至被看作如同生物体般扩展的有机体。然而，这种以自然为中心的理解方式，往往忽视了国家在区域形成与演变中的关键作用。我们所提出的“区域国别”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把区域与国家联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要在区域中理解国家，从国家出发去理解区域，在区域互动中理解国家。这个概念不仅是一个新的学科标签，更是一种再生新知、塑造学术，以期理解世界、服务国家建设的一种重要路径。
当下中国学界、政界热衷于区域国别研究，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汇聚于此，政策聚焦于此，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现状是存在结构性失衡的：欧美区域大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亚非拉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周边区域国家研究较为薄弱，世界其他区域留白的地方过多；学界过于关注陆地区域，而忽视了海洋区域；“全球南方”研究不仅数量少，且质量堪忧；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单一国家或区域叙事，未能从全球互动视角出发，揭示区域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全球意义；等等。总之，与这个学科所设想的理想状态还相差甚远，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极不匹配。
如此，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便凸显出来：如果说“区域国别”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的划分方式，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推进，才能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如何避免沦为传统国际问题研究或国别研究的简单叠加？所谓“中国特色”，究竟体现为研究对象的差异，还是体现为方法、立场与问题意识的转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回到起点——从本质上澄清：区域国别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区域国别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区域国别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它天然具有国家战略属性，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构建民众知外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要理解世界，不能靠抽象理论，更不能靠舆论宣传，必须拥有大量懂得对象国语言、历史、宗教、文化、制度等方面的人才，必须要在各个层面拥有普及世界知识的氛围，如此才能塑造理解他者、包容不同的普遍心灵。就此而言，区域国别研究就是国家认知世界的基础设施。
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主动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如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以及全球文明倡议等。这意味着，它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知识获取，而应在问题意识、研究对象与方法路径上，与国家发展目标形成内在对接：既要提供对不同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的深度认知，也要揭示其历史演变逻辑与现实运行机制，从而为国家决策提供具有前瞻性与解释力的知识支持。从这一意义上看，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面向国家战略的知识支撑系统。它通过整合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资源，构建关于他者世界的系统性认知框架，不仅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对外合作提供认知基础，也在更深层次上塑造国家理解世界、表达自身与参与世界的方式。
区域国别研究意在加强对非西方文明的研究，重新认识世界文明进程，逐步打破长期以来围绕西方文明所形成的认知迷思。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二战”之后，尤其在冷战格局之中，区域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与地缘政治需求，例如围绕苏联、中国与中东展开的研究。这种知识生产机制，在客观上塑造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知识结构，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叙事权与话语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思西方中心论不仅是非西方学界的诉求，在西方学术内部亦逐渐获得开明史学家的回应。比如，全球史早期代表人物斯塔夫里亚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和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的叙事并没有给予非洲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非洲史学者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1922-2009）将大西洋视为一个全球区域进行研究，并围绕贸易、移民以及跨文化接触等主题，撰写了大量著作，促使学者们关注非洲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也为突破封闭的区域划分提供了新的路径。面对当下气候危机与逆全球化趋势，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跨区域的协作与理解。就其根本而言，我们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并不仅是为了认识差异，更是为了在文明交流与互鉴中，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区域国别对三大体系建设意味着什么？
在任何时代，学科的使命都是要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从而提升人类的认知能力。考古学、古典学、区域国别学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三个热门学科，并非偶然，而是各自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之中。考古学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必须证明民族确实存在，而为此，建构其“生命史”至关重要。古典学的发展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古典智慧在过去被视为一切知识的源泉，古典的接受就一直是政治性的。对古典的阐释、传播与接受，虽是智慧的竞技场，但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而始终与权力、认同与文化正统性的建构相互交织。
相较而言，区域国别学的兴起，则更直接地体现了现代国家的全球性关怀。以美国为例，美国在担任全球领导角色的同时，缺乏对其他世界地区的足够知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大力推动美国大学开展区域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以满足国家新的国际参与和雄心壮志的需求。区域研究的制度化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上升，在70年代达到顶峰，并从90年代开始缓慢衰退。在许多决策者眼中，这些学科最初旨在通过提供培训设施和关于世界战略要地的信息来满足政治需求。换言之，设立区域研究的初衷既不是为了挑战社会学或政治学等学科所依据的概念框架，也不指望它们会对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针对西方以外世界各地区的日益增长的学术专长，被越来越多地纳入了包括史学研究在内的更广泛学科领域之中。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一趋势改变了多个学科的面貌，因为许多院系开始系统性地设立以其他世界地区为研究重点的教职岗位。其结果是，全美历史系中主要研究北美或欧洲的教师比例降至约66%，而在研究型大学中这一比例甚至更低。
考古学指向过去之源，回答文明从何而来；古典学指向价值之峰，回答文明何以卓越；区域国别学指向现实之场，回答文明如何共处与演化。它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共同构成理解人类文明的三重框架。考古学是解决人类文明起源标准问题，在中国语境下，考古学不仅关乎学术问题，更关系到文明起源的标准建构与文明叙事的自主性问题，即中国文明如何被定义、中国如何进入世界文明体系、中国在世界文明中所应有的地位。古典学关注的是文明何以伟大的问题，它是后继者的精神家园，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灵感、智慧启迪。每当一个民族遇到危机时，似乎都能在古典传统中获得解决方案。如果说历史学可以解决当下世界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学科，那么，区域国别学则是回答如何理解世界、如何与世界互动的学科。
如果说考古学奠定的是文明的根基，古典学塑造的是文明的灵魂，那么区域国别学则决定了文明的视野与方向。三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从起源、典范到现实世界的完整知识链条，也构成了中国学术体系在新时代走向自主化、体系化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进一步而言，这三大学科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当一个文明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它既需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需要说明“我们曾经达到何种高度”，更需要思考“我们将如何与世界相处并影响世界”。因此，这三者不仅是学术热点，更是时代问题在学术领域的集中体现。
对学者意味着什么？
德国思想家费希特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43页）这一论断揭示了学术研究的根本指向：既不能脱离现实社会，也不能止步于经验层面的积累。因此，学术研究既要扎实推进学科的经验研究，又必须上升到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与系统思考。学术研究应秉持“三重一大”的原则：在开展具体而细致的经验研究时，始终要心中有重大历史问题、重大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这是“三重”；只有围绕这三类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学术成果才可能具有真正的理论高度，才能从个案研究上升为具有解释力的大叙事，进而融入国家叙事，这是“一大”。
当学术研究能够在经验研究与理论概括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时，这种大叙事意识也就会进一步转化为本学科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动力。学术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追求个人绩效或碎片化成果的层面，而应当具有更高层次的整体视野与时代担当。因此，研究者既要立足学术前沿，也要始终保持对国家与时代的关怀。要胸怀国家、胸怀民族、胸怀世界、胸怀时代，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坐标中思考问题。如此，学术研究才能不断拓展格局、提升境界，也才能在更长远的历史进程中走得更远、站得更高。
这就是从个人学术追求逻辑、学科发展逻辑转向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者需要从国家发展与世界变局中提炼问题，将现实世界的问题转化为可研究的学术问题。例如，区域国别研究不再只是对异域知识的描述性积累，而是要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与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学术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更逐渐走向参与世界。这意味着学者既要保持严谨的学术规范，又要具备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政策参考乃至国际话语的能力。这要求学者在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具备更宏观的视野与更长时段的历史意识，避免短期功利主义对学术判断的侵蚀。
应回避的几种倾向
知识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导致欧美拥有更强的知识生产能力与学术话语权，欧美之外的区域都是等待被研究状态，区域知识呈现“中心—边缘”结构，这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在误导大众的认知。这是我们需要自我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
想到了入江昭先生的一段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开始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兴起，历史学家也与文化人类学家、民俗音乐家、比较文学研究者通力合作，“解密”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古文字与传统文明。比如，在奥斯曼土耳其史和中国史研究方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学者做出了一流的成绩，也对土耳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地区研究”并不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人类的历史，其研究框架也并未促成后者的发展。人们仍然从西方中心论的概念——如现代化和帝国主义——出发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在他们的想象中，那里充满异域风情，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特征。唯有全球性的、跨国性的视角才能把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从狭隘的概念中拯救出来。
入江昭想表达的是当今的区域研究在方法上仍然受制于西方知识结构。未来的区域研究要想跳出西方的叙事逻辑，就必须从区域单元走向跨区域互动，不再用诸如现代化等单一概念框架来解释世界；西方不再是中心，而是成为众多知识传统之一；非西方要参与构建世界理解方式，不要只是成为经验提供者、知识原材料供给者，而是要成为理论生产者。未来的区域研究不再是研究世界的不同部分，而是研究世界的不同部分如何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共生的。这就要求我们思考：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呈现出知识的新形态？我们如何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框架？如何更加客观、公平地呈现客体区域？等等。如果我们能回避一下先前区域研究中的一些不良倾向，所存在的一些缺陷，那么我们的区域研究则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1.“陆地中心主义”遮蔽了人类视野。就自然地理而言，海平面以上的陆地仅占地球表面的约29%，但在人类知识体系与历史叙述中，陆地却被赋予了几乎全部的中心地位。传统史学与区域研究往往以大陆为基本单位，以疆域、边界为核心线索，从而忽视了海洋这一更为广阔且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空间。事实上，海洋不仅是连接不同区域的通道，更是塑造贸易网络、人口流动与文明交流的重要场域。以此类推，空间呢？元宇宙呢？陆地、海洋、空间、元宇宙交织在一起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区域观念？除了研究地理、政治区域，还要研究贸易区域、人文宗教区域、技术区域等。
2.“人类中心主义”遮蔽了其他要素对塑造区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更长时段与更广视角来看，区域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类塑造的结果，而是人类与自然、技术与物质、生态与环境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并非否认人的能动性，而是将人类重新置于更为复杂的系统之中加以理解。这要求区域国别研究引入生态视角与跨学科方法，将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结合起来，构建一种多要素互动的区域认知框架。
3.“现实中心主义”指的是我们过于关注现实区域，而忽略了历史区域。把区域当作固定的、客观存在的实体，如“中东”“东南亚”，而地图、政策、学科划分则在不断强化这些边界。结果是忽视区域的历史生成性，忽视边界的模糊性与重叠性。这种区域的历史性有时恰恰是理解现实区域的必然逻辑。因此，如何将世界划分为“区域”，始终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4.“人文中心主义”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深度与解释力。对地球表面的特定区域进行研究，以了解一个部分如何以及为什么与其他部分不同或相似，这也可能涉及到调查该地区的各种特征，包括自然和人文，在其特定的组合中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区域国别不是纯粹人文空间，区域是由气候、地质、地貌、生态、疾病、物种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当然人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决定的作用。例如，对非洲或东南亚的研究，如果缺乏对热带气候、疾病环境、生态系统的基本认识，就难以深入理解其人口分布、经济形态与国家能力的形成逻辑。这就是说，没有自然科学家参与的区域研究是不完整的区域研究。
最后，也是最需要思考的是：现实政策导向往往压倒学术问题意识。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直接挂钩，其服务外交、安全、战略、经贸等需求是自然的、合理的，但学术独立性往往被压缩、压抑。导致研究周期短期化、议题选择功利化等现象，深层历史与文化结构被忽视，难以出现大学者、大著作，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学术不对等现象”。印裔美国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Dipesh Chakrabarty）指出：“欧洲在历史知识中充当一种‘沉默的参照’，这一点以一种极其日常的方式显现出来。至少有两种日常症状，表明非西方、第三世界历史所处的从属地位：第三世界历史学家常常觉得有必要引用欧洲史研究的著作；而欧洲史学家却并不觉得需要做出对等的回应。”（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8.）我们何时可以改变这种学术不对等的局面？我们何时能拥有大量的、优秀的可以打破“沉默的参照”的一流著作？我们何时可以拥有像布罗代尔、爱德华·萨义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杜赞奇、伯纳德·刘易斯、迪佩什·查卡拉巴蒂、巴兹尔·戴维森、欧文·拉铁摩尔等这样杰出的区域研究者？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流学者，那就是陈翰笙（1897—2004）先生。陈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是经济学家、世界史学家、农村问题专家。他与李大钊、胡适、邓演达等人交往密切；他的国际交往甚多，与布哈林、佐尔格、史沫特莱等人是好友，是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界、政界风云人物。蒋介石政权至少三次想暗杀他，回国前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对象，足见其影响力。美国历史学家麦金农所写的《一代传奇陈翰笙：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特别值得一读。该书对我们如何做好区域研究，如何培养具有战略判断力与知识生产能力的区域国别专家，一定会有很大启发。我个人认为陈翰笙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奠基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区域研究之父。原因就在于他以独立身份进行在地化研究，掌握了英语、德语、俄语等语言；融于国际学术潮流，参与国际学术交往，并进入主流社会；无论处于何种境况，都始终胸怀祖国。诚如熊鹰老师在《一代传奇陈翰笙：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一书译后记中所说：“从1924年任教北京大学，到任职中央研究院及太平洋国际学会，直至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陈翰笙的学术生涯恰与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进程同步。虽然麦金农致力于塑造一个博学的学者形象，但其仍然无法割舍陈翰笙作为革命者的一面，在他的笔下陈翰笙的一生跌宕起伏。若将陈翰笙的学术轨迹置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脉络中考察，与陈翰笙丰富的革命经历相伴而生的学术生涯，也始终显示出与当时日趋‘专门化’和‘职业化’的学术潮流相异的特质。”（[美]史蒂芬·麦金农：《一代传奇陈翰笙：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熊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第325页）
陈翰笙奠定了以区域为单位的实证研究范式，将自然条件纳入区域分析框架，相关作品就有《1912-1913年的伦敦大使会议，暨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外交研究》（硕士论文，1921）、《大国瓜分阿尔巴尼亚的阴谋》（博士论文，1924）、《国际新局面》（1927）、《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英文版，1949）、《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959）、《印度莫卧儿王朝》（1979）等。陈翰笙的研究始终与诸如农村问题、殖民结构、区域经济等现实问题紧密相关。这说明区域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其解释现实与服务决策的能力。陈翰笙先生认为，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必须建立在记录事实确凿的文献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缺乏现实物质基础的抽象分析之上。这是陈翰笙在70年代末，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论文和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事实上，他认为过硬的数据汇编和出版最能说明问题，这也是陈翰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学术作品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一以扎实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优良传统，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中似有中断之势，因而在当下予以重申与重建尤显必要。
过往十多年间，在国内外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史学者也在不断反思自身的学科传统与学术训练，重新思考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这种反思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更是对学科自身定位的再界定。我的学术兴趣点是外国史学史，这是一门小众学科。在一些人眼中这只是史学名著介绍，至多再增加一些作者生活时代的背景叙事而已。这种看法显然低估了史学史的学术深度。史学史是一门基础学科，它是文明史、思想史、知识史、学术史等学科的重要内核，不理解历史思维的形成与演变，往往也难以真正把握其他思想领域的发展脉络。“史学史的研究有时会将我们带出其自身领域，进入一个更深邃的思辨境界（Herbert Butterfield,Manon His Past: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 ,p.31.）：人们“试图审视过去、发掘过失、修正传统并重新审视自身在世界中的定位——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史学史领域的一场论战形式，达到了关键阶段。那个 ‘德国出了什么问题？’的命题，实际上已演变为‘德国历史学派出了什么问题？’这一核心问题”（p.27.）。由此可见，重大历史问题、重大理论问题乃至重大现实问题，往往都以史学问题的形式呈现，并在史学史研究中获得回应。区域国别研究亦不例外，它同样需要在史学反思的框架中，深化其理论根基与现实关怀。我们的区域国别学未来一定是更具道德感、正义感的学术研究。我们期待出现更多的陈翰笙们！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酝酿与完成，得益于诸多方面的鼓励与推动，使我最终下定决心，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若干思考结集成册。从最初的构想到框架的设立，尤其是书名的确定，几经斟酌，反复推敲，迟迟未能定夺，最终按照友人指点，效仿前辈起书名的办法，从书中选一篇名权作书名，虽以偏概全，倒也可视作以点带面。责任编辑邱迪极其认真负责，查对原文，指出了不少错误。孙启航、黎月澄、陈子杰、范夏薇、贺昭曌等研究生帮助校对，亦指出不少问题。这都是要特别感谢的！当然，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皆因学力有限、识见未广，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本文为《区域国别学的未来》一书代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