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评论》2026年第2期

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领导建设、推进革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辉煌成就，与全党上下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密不可分——把为民造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把实事求是作为创造政绩的思想方法，把实干奋斗作为实现政绩的根本路径。这样的政绩观，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宝贵历史启示。

为民造福是根本标准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政绩观的价值基石。《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坐标。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阐明正确政绩观的人民立场。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1945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专员联席会议上指出：“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觉悟”，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决定政策。这种“勤务员”意识，正是对“政绩为人民而树”的生动诠释。

政绩为人民而树，体现在为政者关切群众呼声，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并解决问题。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一位农民因雷击死毛驴而发出“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的怨言。毛泽东得知后，没有追究，而是指示有关部门及时调研。调查发现，当年征收20万石公粮，超出民众承受能力，是造成民怨的主因。毛泽东立即督促削减征粮任务，将1942年度征粮减至16万石，并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此事：“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这一事例生动说明，政绩不是征粮数字的增长，而是群众负担的减轻；不是完成任务的报表，而是百姓生活的改善。

政绩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延安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土地问题，通过一系列法规政策保障农民权益。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法律形式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巩固农民的土地权益。1944年12月，边区通过《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推行减租减息政策，规定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25%。土地权利的明晰与租佃关系的规范，使农民负担大大减轻，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边区还积极扶持农业生产，发放农业贷款、推广植棉、兴修水利，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正是这些“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政绩，使党赢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华侨代表陈嘉庚访问延安后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句评价，正是对延安时期共产党为民造福政绩观的最好诠释。

政绩为人民而树，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更体现在政治权利。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多次民主选举，针对文盲率95%左右、地广人稀的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选举方式：识字的选民用选票，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用画圈、投豆等方法；票箱设至自然村，还设流动票箱挨门串户，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投票。这种从实际出发的选举方式，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据统计，边区民众参选率普遍达70%以上。边区还实行“三三制”，政府机关的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使人民真正参与政权管理，政绩的评判权掌握在人民手中。1945年，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率”之问，剖析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回答：“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正是这种“由人民评判政绩”的制度设计，使“政绩为人民而树”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准则。

实事求是是思想方法

真正的政绩，应当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延安时期，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把反对形式主义作为务实之要，把着眼长远作为成事之道，在实践中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政绩。

求真务实是创造政绩的基本前提。延安时期，党开展一系列制度化、组织化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制定符合边区实际的政策提供坚实依据。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严肃指出“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并系统提出开调查会、口头询问、收集方志家谱等具体方法。同年，中央调查研究局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主任。此后，各根据地相继设立调查研究室，各类调查团广泛成立，《解放日报》等报刊也常刊登调查社论与各地实况，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由此形成。

1941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率队深入固临县12个村庄，形成10万余字的《固临调查》报告，真实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为调整征粮政策提供了关键依据。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调查团在米脂县杨家沟查阅地主马维新家近百年的地租账簿，探索封建地主经济运行规律，形成《米脂县杨家沟调查》这一重要文献，为党中央制定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年，习仲勋出任绥德地委书记后，亲自带队到郝家桥村蹲点调查，向劳动英雄刘玉厚请教，在农业生产、土地租佃、移民安置等方面取得宝贵经验，为制定移民方案、推广劳动互助提供重要依据。西北局称赞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毛泽东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基于这些从实践中来、饱含群众智慧的调研成果，党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有效克服了经济困难。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政策建立在对群众实际的深刻把握之上，确保所创政绩是群众认可的实绩。1945年，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正是延安时期务实政绩观的最好注脚。

追求实实在在的政绩，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力戒“面子工程”。政绩的真伪，不在于场面是否热闹、报表是否好看，而在于是否解决实际问题。主观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曾将其比作“泥塑的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久坐不动，十分无用”。1940年，毛泽东前往马列学院作报告，途中遇到邓力群等4人前来迎接，他当即批评这种“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的做派是旧社会的官僚习气，告诫大家“万万不能沾染”。正是这种对形式主义的深刻批判，使延安时期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新政风，成为党反对“形象工程”、追求实干实效的生动写照。

追求实实在在的政绩，还要兼顾当前与长远，既要多办“显功”，也要善做“潜绩”。延安时期，面对经济封锁，党没有“竭泽而渔”，而是遵循经济规律、着眼长远发展。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强调：“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边区政府通过贷款、减税等措施支持民营经济，使边区纺织业从1939年的6家私营工厂增至1943年的50家，延安私营商户从1935年的27家增至1944年的473家。

党高度重视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在文化教育方面，陆续创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大批学校，仅抗大就培养出10余万名军政干部。在宣传动员方面，通过《解放日报》、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阵地，以及遍及乡村的读报组、识字班，使党的政策深入群众。有群众代表说：“听报听惯了，可想听啦，一天不听，晚上回去就睡不着觉。”这种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拉近了党与群众的距离，为根据地的巩固、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注入持久动力。正因如此，毛泽东后来谆谆告诫全党“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那些不显山露水却关乎根本的长期性工作，恰是革命事业最深厚的根基。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

实干奋斗是根本路径

政绩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自觉按规律办事，坚持以实干出政绩。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一定要有“认真实干”的精神，“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延安时期，党正是依靠实干，在艰苦条件下克服生存危机、推动事业发展、赢得人民拥护，用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艰苦奋斗是实干创绩的直观体现。1941年春，为打破经济封锁，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屯田垦荒。战士们没有住房就砍树枝搭草棚，没有粮食就从百里外背粮运盐，从旅长到炊事员都参加开荒。经过两年多奋斗，开荒30余万亩，“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三五九旅的奋斗历程，是延安时期实干精神的缩影。与此同时，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吴满有、赵占魁等劳动英雄，边区广泛开展“吴满有运动”、“赵占魁运动”。《解放日报》多次发文称赞他们“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的劳动态度，是边区建设的栋梁、群众中的旗帜，是崇尚实干、不尚空谈的典范。

实干者必以清廉为本。1937年，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建立廉洁政府。此后，边区陆续公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法规，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强调“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把廉政建设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的刚性约束迅速显现成效：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审处的贪污案件数量从1940年的644起，降至1941年上半年的153起，到1943年，政务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正是这种实干清廉的作风，使党赢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让实干的成果更有分量。

实干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毛泽东高度重视劳动力整合问题，1943年10月即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强调“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同年11月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边区广泛建立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等劳动组织，仅1943年边区组织起来的全劳动力就有8万余人，占全区劳动力的24%。许多地方通过变工互助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正如毛泽东指出：“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正是这种“组织起来”的实干方式，使分散的个体力量汇聚成磅礴伟力，让政绩在集体协作中倍增实效。

严明的纪律为实干创绩提供了保障。1937年10月，延安发生黄克功枪杀刘茜案。黄克功少年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正因为他是多年的共产党员与红军战士，毛泽东指出，“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案件以铁的纪律教育全党，对革命有功并非免罪牌。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接到群众反映，延安县东区二乡乡长高米山、指导员吕维新违反开荒法令强霸荒地。西北局立即派员调查，核实后开除二人党籍，提交法院审理，并开展干部作风大检查。正是通过这种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做法，党确保了各项政绩始终不偏离人民利益的方向。1948年1月，毛泽东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特别强调“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3月，中央又发出补充指示，进一步规范请示报告程序。请示报告等制度的建立，以严格的纪律确保中央决策落实，让实干有方向、政绩有保障。

政绩观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关乎事业兴衰成败。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政绩为人民而树，就要坚持人民立场，让政绩惠及人民生活；追求实实在在的政绩，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兼顾显功与潜绩；以实干出政绩，就要坚持艰苦奋斗，以清廉作风凝聚民心。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认识到正确政绩观源于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成于对规律的深刻把握，显于对事业的实干担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