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张贤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进程与进路[J].理论月刊，2026（5）：9-13.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为其旨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而理论繁荣是引领实践跃迁的先导力量。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文明形态的核心标识，不仅构筑了文明的精神脊梁，更为其提供了深层的认同基石、意义阐释与思想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活水之源，亦是驱动其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正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路径为理论生长提供了肥沃土壤。政治学作为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大成之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宏伟进程中重任在肩。我们应当立足本土实践，发掘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富矿，以学理化的表达拓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智慧结晶。

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进程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其发端时间、历史方位与目标愿景，亦即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这一构建进程的时间锚点与现实坐标：我们究竟始于何时，又正身处何方？立足于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近五十年的发展事实，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维度的基本判断。

第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同步开启的。虽然没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正式提法，但当代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伊始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的开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条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道路。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坚持知识生产中的主体性，其深层次内涵在于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主，在实践上扎根中国大地，在理论上做到破立结合，在体系上实现融会贯通，从而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不可否认，当代中国政治学在学科恢复初期曾出现过借鉴甚至照搬西方理论范式的现象，但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创始人的学界前辈们当初已经清醒意识到并且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立足中国政治实践，在近五十年的学科建设中，“本土化”也早已从理论共识转化为普遍的研究实践。需要指出的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虽然蕴含着“去欧美化”或者“去西方化”的深层诉求，但并不意味着当下中国政治学就是“西方化”的或“欧美化”的，也绝非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闭关自守。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不仅体现为研究对象向中国现实问题的回归，更表现为研究范式的主体性重构，或者说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价值，在于构建了一套能够解释中国治理逻辑的学理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性时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创造性，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学术附属地位的必由之路，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引擎，因为只有扎根中国土壤的政治学，才能在国际对话中输出具有中国底蕴的智慧方案。

第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处于从实践经验总结走向系统学理阐释的关键提升阶段。“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经过近五十年的厚积薄发，中国政治学已经具备了雄厚的知识储备，而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则向学科构建提出了更具原创性的要求。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卓有成就，产生了一系列立足中国场景的制度设计与重大理念，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标识性概念。这些极具原创性的实践图景与理论判断构成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与逻辑原点。“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了极具原创性的实践资源，但不应止步于对个别制度案例的客观描述和经验总结，而应致力于将这些“中国场景”下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升华为具有严密逻辑支撑的学理图谱。这种学理化阐释、学科化表达和体系化构建的本质，是实现从“中国特色”向“普遍意义”的理论跃升。我们不仅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政治“是什么”，更要通过严整的政治学逻辑论证其“为什么有效”。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需要以此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话语的路径依赖，在话语转换中实现主体性的塑造，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特色转化为对世界政治文明的知识贡献。只有如此，中国政治学才能在世界政治学的学术之林中，真正完成从碎片化的经验总结与推介者，向体系化的理论升华与引领者的身份跨越，为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具有深厚学理支撑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三，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从单向借鉴向文明互鉴的范式转换，旨在为全球政治治理贡献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智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在此意义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归宿是从民族主体性走向世界普遍性。长期以来，国际政治学界陷入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轴心的单一解释框架，导致大量非西方国家治理实践的理论缺位与话语贫困。虽然，中国政治学在近五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有价值、有影响的成果，不少学者在国际学术平台上积极发声，介绍中国治理故事，使得中国政治学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也得到了提升。但是，受制于制度之间、文化之间、语言之间的差异，国内学者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难以在国际学术界更加有力地传播。所以，我们不仅要讲述“中国故事”，更要提炼出能够解释人类共同政治难题的“中国概念”。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必须超越简单的经验推介，通过严密的学理化构建，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不仅适用于自身，更具有解决全球治理危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互鉴价值。因此，以自主知识体系打破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叙事，需要构建一种多元共生的全球政治学术共同体。这种构建将使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心，在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进程中，真正确立起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学术声望。

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进路

在厘清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方位与目标愿景后，还需要进一步回答“如何构建”的实践命题。“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一场学术范式的更迭，更是一次深刻的学术转型和理论长征。它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经验复刻，在历史深处挖掘文化根脉，在现实磨砺中提炼概念范畴，在多维交叉中拓展学科边界，并在世界文明的激荡中确立主体价值。基于此，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重点从以下四个维度持续发力。

第一，锻造原创性与标识性概念，在思想史与制度史的交汇中重塑“学术砖瓦”。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其主要标志是实现“术语的革命”，赋予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概念是理论的“砖瓦”，推进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拥有能够解释与概括新现象，并为现实政治发展提供规范性指导的概念。科学研究需要想象力，政治学也不例外，但是政治学的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而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历史为资源、以现实为旨归。没有历史和理论为支撑的概念是空洞的，不能反映与指导现实世界的概念是无意义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因此，构建政治学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既要有新意，也要从思想史和制度史中为概念提供基础，要将概念作为分析视角与分析框架，去回应现实中的大问题，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将在概念的建构与应用中得以实现。从政治学演进的历程中看，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这些概念描述着政治形态、政治价值的基本演变，其创新性或独特性在于它是人们在特定历史阶段对特定经验现象进行总结而来的概念。然而，真正的理论创新绝非只是在既有概念前冠以“新”或“新型”等限定词。以民主研究为例，我们不应仅满足于“形容词”的叠加，而应透视“特定形容词+民主”背后的治理逻辑。通过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制度演进中提炼出既具中国底蕴、又具全球解释力的原创范畴，我们才能使概念真正成为洞察时代大问题的“学术窗口”，在概念的建构与应用中完成自主知识体系的跃迁。

第二，夯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根基，在“两个结合”的引领下实现理论的守正创新。政治学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要在研究基础与理论来源方面转移根基。政治学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扎根的土壤深度。实践证明，试图以西方范式解释中国制度的路径已难以为继，我们必须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三种思想融会贯通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统摄下，实现三大思想资源的深度融合与学理重构：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的灵魂，确立了学科的政治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具体的政治结论，更是根本的方法论指引。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导向，理论创新将沦为“无根的浮萍”，丧失科学的政治方向与严密的逻辑力量。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的政治思维底色与根脉，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政治逻辑的深层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反对简单将传统政治概念与现实政治实践简单对应的“复古主义”，而是主张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智慧以现代话语形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以现代表现形式和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其三，在“开放性的自主”中，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转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素材。西方政治学在实证方法与局部规律研究上仍有其可资借鉴之处，我们必须秉承“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立场，在辩证批判中吸收其有益成果，而非陷入“学术附庸”的迷途。简言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将历史积淀、现实实践与全球视野熔为一炉。只有通过三种思想资源融会贯通的“化合反应”，才能真正破解西方话语霸权，锻造出具有中国气派、能够解释中国道路并对人类政治文明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学理论框架。

第三，推动政治学与相关学科交叉，在边界清晰的基础上释放“集成创新”活力。面对复杂纷纭的时代治理命题，中国的学科加速分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政治学只有打破传统的“学科孤岛”效应，才能在跨界交流与互鉴中永葆学科生命力。马克思曾极具预见性地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知识生产从碎裂走向整合的必然趋势。政治学亦复如此，当下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往往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与跨维度性，单纯的单一学科视角已难以提供全景式的解释。事实上，政治学本身便具有深厚的跨学科基因，从法政治学对制度正义的追问，到政治社会学对权力结构的透视，再到政治心理学对行为动机的挖掘，均展现了学科融合的深厚积淀。特别是近年来廉政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更是政治学与法学、管理学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深入渗透，政治学研究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转向。新技术不仅为政治学提供了计算政治学、实验政治学等新的方法论工具，更重新定义了权力运作、社会动员与公共治理的物理空间与逻辑形态。整合多学科的方法论，已成为增强政治学解释力、预见力与包容性的必然选择。在学科交叉的协同创新中，我们仍然要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其一，坚持“守土有责”的学科主体性。跨学科的前提是明确并夯实政治学的学科边界。我们必须警惕在多学科涌流中出现“去政治化”的倾向，防止政治学被其他学科的技术逻辑所淹没，确保政治学在交叉研究中始终扮演“灵魂学科”的角色。其二，构建“文理融合”的问题导向机制。在夯实社会科学内部诸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交叉的基础上，应以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有价值、有意义的文理交叉路径。通过将科学的严谨性与政治学的规范性深度结合，构建起一套能够精准回应“数字时代治理”等重大命题的集成创新体系。

第四，拓展全球学术交往，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互动中贡献中国方案。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的“万物互联”进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繁荣愈发依赖于高频率、深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政治学作为研究“公器”的学问，其繁荣离不开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激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拓展国际视野不仅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立场，更是一种提升原创能力的战略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国际学术坐标系中找准中国方位，在与全球学术对话交流中坚定学术自主与自信。通过高质量“引进来”世界前沿成果，强化对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动态追踪，我们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全人类共同关注的治理难题，并在对话中展现中国政治学的独特解析力。真正的自主绝非闭门造车的“自说自话”，而是在开放场域中的“主体性表达”。我们应致力于搭建常态化、制度化的学术交流机制，将国际主流研究团队与领军学者“请进来”，在“主场”开展平等的学术协商。这种“请进来”的深度，决定着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广度。“走出去”的深层任务在于，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实践创新和政治制度创新，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概念和理论范畴，从而以严谨的学术语言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将中国方案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理论增量。归根结底，中国政治学的自主建构，本质上是为了在世界政治文明的激荡中，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范式的参照系。通过与国际同行的深度互动，旨在打破长久以来的话语偏见，实现从单向借鉴者到平等对话者、议题引领者的身份转变，为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具有主体性的知识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