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符号都蕴含着一定的政治权力，因为符号决定了社会能够关注什么、讨论什么以及采取何种行动。拉扎拉托从非意指符号的角度切入资本主义主体性再生产的“符号学治理术”，认为非意指符号不仅是引导大众的治理工具和社会运行的叙事结构，而且通过主体性生产过程制造了新的奴役关系。为了抵抗这种治理术，他主张对符号化逻辑本身进行反思与解构，从而摆脱符号逻辑对主体的支配，寻求一种去符号化的自由状态。但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完全“非符号化”的“生存美学”式的抵抗策略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如何形成新的符号表现形式。同时，拉扎拉托的分析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缺乏清晰的政治行动方案。
［关键词］非意指符号；主体生产；治理术；批判
任何关注主体解放的理论都会涉及权力的运行逻辑，特别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权力已经从传统的直接压迫逐渐转向更为隐蔽和微观的层面。诚如福柯所说，微观权力的运行方式，“不靠权利，而靠技术；不靠法律，而靠正常化；不靠惩罚，而靠控制，而且其涉及的范围及采用的形式都超出了国家及其机构。数百年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正是在这样的“规训社会”里，“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改变了政治的形态，因为权力转向通过制定规则、设定体系和技术手段，使个体在“做什么”上迎合权力的要求，同时也在“怎么做”的层面上被深度控制，从而实现权力对个体的全方位支配。当然，福柯更多地将这种权力看成一种真理、科学体系或知识，“试图再现权力和知识在每一时代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权力如何产生真理效应，或者相反，真理游戏如何把某种实践或某种话语变成权力的一种关键因素”。不过，虽然福柯看到了权力与话语生产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并将“经济和舆论”视为“治理将要掌控的两大现实元素”，但是意大利学者莫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认为，在《知识考古学》之后，福柯基本没有深入讨论话语的生产问题，直到晚年，对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探讨，才使得话语生产再次成为其重要议题。在福柯那里，治理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关注人类生命的再生产条件，包括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的生物学调节，它是一种以生物学方式达到政治性目的的治理形态；另一种则是对公众及舆论的引导和塑造，这是通过影响思想和社会认知来实现的。“治理行为从其物种的生物学根源延伸到由‘公众’构建的表层。在这一过程中，从物种到公众的转变揭示出一个全新的现实领域，也因此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用以影响被治理者的行为和观念，从而改变他们的言行。”但是从文本来看，福柯只是完成了前一种生命政治的任务。所以，拉扎拉托认为现在需要完成后一种理论建构，他将其称为“符号学治理术”（semiotic governmentality），并且将福柯所谓的通过语言、图像、叙事等符号形式实施的权力，拓展为经济体系等“非意指符号”权力形式，认为后者不仅支撑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而且在无形之中调节着社会个体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因此，它更是资本主义得以维持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合法性的支撑性叙事。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治理术的运作是如何建立在一条由专家、学者和记者构成的“意义生产装配线”之上的呢？“符号学治理术”如何被用于掩盖社会矛盾的根源，将复杂的社会冲突简化为技术性、渐进性的问题，从而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呢？人们又应该如何抵抗“符号学治理术”背后的权力生产机制呢？对此，笔者以拉扎拉托对权力运作的分析为例，尝试回答这些事关资本主义生存与人类解放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剖析拉扎拉托“符号学治理术”的理论缺陷，以更为合理的方式重释符号生产的权力运行，特别是考察符号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治理形态的本质性把握，从而更明确地对当代意大利左翼理论所提出的权力运行与抵抗策略作出合理的理论回应。
一、非意指符号与资本主义的主体性生产
话语符号之所以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带有权力色彩，是因为它控制着社会能关注哪些事、讨论哪些话题以及最终作出什么选择，即一个社会中的主导性的言说、表征和意义总是构成了一种“格栅”（grid），“格栅”并不单纯地描述社会现实，而是通过控制人们的话语和意义表达，塑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思维，并过滤掉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内容，从而达到限制个体行动想象空间的目的。显然，“格栅”是社会权力的体现，维持“格栅”是调节现有秩序的重要工具。“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一切、人们所做的一切、所能想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都要经过这个陈述和意义的格栅，它构成了解释和表达世界的范围。”对此，拉扎拉托以就业与失业问题为例作了说明。他认为，随着“就业危机”不断地被社会主流观点所凸显，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其复杂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探讨的兴趣，“就业”与“就业危机”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用语”或“共识性的短语”。换句话说，人们不再认真思考就业问题的本质，而是直接将其作为一种“必须解决的危机”予以接受。如果“就业”单方面地被视为“正确的问题”，那么它的解决方案自然也就被简化了。例如，为了提高就业率，必须减少对企业的征税；为了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必须降低社会保障水平。这些说法表面上看来是十分合理的，但实际上它们都基于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即“减少企业负担”或“降低社会保障水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关于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有确凿的证据而得到支持，而是因为它们被反复强调，逐渐成为一种被人们“默认的真理”。因此，“关于就业和失业的口号构成了某种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核心点，权力的叙事和话语正是从这一核心点出发。统治者的话语和知识的可能性也由此而生”。在话语符号生产中，专家、学者和记者通过创造语言符号，为大众设定了思考的基本框架。这种对话题的定义权最终形成了对话语体系的垄断性控制。
（一）非意指符号成为引导大众的治理术
一般来说，话语符号分为意指符号（signifying signs）与非意指符号（asignifying signs）。前者指那些直接具有明确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以所指和能指的方式传递意义，比如一些政治家常用的话语和法律语言。虽然拉扎拉托承认传统意义上的意指符号权力依然是资本主义重要的治理技术，但是，他更想强调的是一种被称为非意指符号的新的治理技术，因为这一技术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实现了“机器奴役”的目的。所谓非意指符号即那些没有明确意义或不通过传统符号学结构传递意义的符号，它们可能更多地涉及情感、语境、权力关系或其他难以明确言说的内容，譬如社会关系。乐曲最能说明这一点，乐曲的某些旋律或节奏可能没有明确的意义，却能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今天，影响主体的非意指符号系统是“在市场的非话语性实践与一个可以归结为专家、学者和记者集合体的语句集合的交汇处构成的。一切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都由这三者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和语句‘格栅’（如就业、增长、市场、竞争等）进行解释”。显然，非意指符号不再关注符号的意义如何被理解，而是关注符号如何直接作用于个体活动本身，如器官、感知系统、智力活动等，并将这些个体活动与机器、程序和符号直接连接起来，从而绕过传统意义上以人为中心的“再现”过程。换句话说，符号不再是让人理解，而是直接加入操纵人的活动的过程。如果说意指符号的运行机制是学者和研究者负责生产知识，专家将其转化为行动或政策建议，而媒体则通过通俗化传播，使这些知识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那么，非意指符号也会形成公共话语，如拉扎拉托就认为，在现代传播中，记者的权力占据主导地位，学者和专家被迫适应媒体规则，而受众则被动地接受对符号的固定化解释。这种传播过程形成了一种新的“符号体制”，通过符号的重复性、专家的解读和受众的服从，构建了一种类似宗教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的控制机制。这种机制的本质是“运用‘灵魂治理’的符号技术来引导公众”。显然，借助非意指符号强调的治理技术更多的是通过隐喻、象征、数据、图像，特别是各类与经济运行相关的无形的体系等符号形式，并且构建一系列社会发展指标，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某种社会规范或意识形态。譬如，现代社会中关于“成功”的叙事可以被视为一种“灵魂治理”的符号技术。在这种叙事中，媒体、广告、教育体系和社交平台共同塑造了关于“成功”的理想图景，如通过年薪高低定义能力的大小与是否成功，将拥有豪华别墅和高档汽车作为成功人士的标志，并通过个案性的从贫困到富裕的励志故事，进一步将“成功”定义为一种可以被量化、可以被模仿的状态等。
（二）非意指符号成为社会运行的叙事结构
一方面，社会权力通过技术化的方式并以经济发展的名义维持社会运行的秩序；另一方面，它们通过隐性叙事构建社会意义，从而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当然，这里的叙事并非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达确定的含义，而是通过一种结构化、技术化的规则和操作，形成社会运行的基础框架或者说是强制结构。譬如，上文所说的失业这样的社会现象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和话语体系，从而深刻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借助数字、统计、数据等符号化手段，利用这些被视为“客观”的工具，为其叙事提供权威性和合法性。然而，这种叙事本质上并非单纯的事实呈现，而是一种对现实的塑造和模拟。按照拉扎拉托的看法，“失业既被解释和叙述为必须通过就业来治愈的社会身体的疾病，又被解释和叙述为必须不断谈论的社会安全事件”。一方面，失业被描述为一种“社会身体的疾病”，需要通过就业来治愈。也就是说，这种叙事将失业问题医疗化，暗示社会必须通过经济手段、政策方式以及个人努力来化解失业难题，以恢复所谓的“正常”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失业又被塑造成一种需要被持续讨论和关注的安全事件。通过不断地发布失业率、统计数据和经济调查数据，失业便转化为一种公共话语的中心议题，通过失业者本人的言论参与，形成一种围绕失业的持续性讨论。这种叙事将失业这一问题转化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事件，并通过不断地叙述、讨论和展示，形成一种由失业者、专家、政治家和市场等多方角色共同参与的“表演”。然而，这种“剧场化”的叙事往往掩盖了失业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使其成为一种反复上演的表象，符号化技术的核心目的是服务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在这里，有关失业的叙事内化了经济体系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将劳动分工、就业政策的差别待遇以及就业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不连续性”全部掩盖起来。失业的叙事功能维持着这些社会差异，并且利用这一社会差异去制造人们对失业产生的恐惧，这样一来，人们才能为有效应对当前的失业现象而全力以赴。“共同的参照系旨在将差异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一个共同的目标”，正是经济体系性的符号表演完成了对人们心灵的管理，进一步为经济秩序的合法性提供有效辩护。
（三）非意指符号通过主体性生产过程制造奴役
个体并不是话语符号的起点，而是话语符号的产物。从经济体系与主体的形塑关系来看，“‘商业’集合体延伸、结合并以其他集合体，如福利国家的国家和跨国家集体机构、大众媒体系统、文化机构、教育系统、金融、消费等为前提，这些集合体通过将主体化（屈从）和去主体化（奴役）推向极致而发挥作用”。譬如，当我们观看各种视频时，我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在主动选择某个账号或内容，但实际上，这种选择往往受到影像或视频的编排规则、平台需要获得的利益以及社会各种规则的深刻影响。在观看过程中，我们不仅在接收信息，而且在无意识中被塑造成某种特定的观众类型，甚至被纳入受资本积累目的驱动的注意力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我们的注意力、时间和情感投入成为这些视频装置的一部分，而这些投入又被进一步用来推动广告、市场和文化传播的循环，以便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其中，个体被塑造成“消费者”，这是主体化过程；但他们又被解构为电视经济和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数据点”或“注意力资源”，这又是去主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这种主体形塑的机制不仅塑造了个体的某些身份，完成了主体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个体的独立性，达到了对个体的人的去主体化目的，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零件”。“失业者、工人、电视观众、储蓄者等等，不仅受到个体化的‘牧领’技术（福柯语）的支配，还受到真正的主体化与去主体化机器的支配。在资本主义之下，主体化与去主体化的过程与任何其他工业商品的生产一样，具有同样的机械性。”因此，个体作为资本主义话语的产物，其被奴役不是由于某种指令性的话语强制而形成的，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内在机制的“非意指符号”力量实现的，这种奴役是一种机器性的奴役。
二、抵抗“符号学治理术”与非符号化的存在方式的重构
那么，如何抵抗“符号学治理术”对主体的机器奴役呢？按照拉扎拉托的分析，对主体的奴役并非通过剥削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实现，而是通过符号体系的中介作用，将主体嵌入一种隐形的支配网络中，进而将主体的自由意志转化为符号逻辑的附庸。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当前意大利自治主义的普遍看法，就是将奴役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转入文化、话语等层面。正是基于这种转化，意大利左翼学者在面对这种“符号学治理术”对主体的奴役时，他们所选择的抵抗路径显然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阐释的“解放路径”不同。因为“符号学治理术”的核心并不在于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奴役的本质维度，而在于捕捉符号如何通过治理技术深度渗透到主体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和情感结构之中。因此，拉扎拉托的基本理念是，要抵抗“符号学治理术”，不能简单地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是需要转向对符号化逻辑本身的反思与解构，从而摆脱符号化逻辑对主体的奴役，重新发现一种非符号化的自由存在状态。
（一）主体并非完全符号化的，更多的是依靠存在性确认自身
拉扎拉托认为，符号和语言是资本主义控制主体的重要工具，但主体性并不完全依赖符号系统，相反，主体性还包含一种非符号化的存在维度，这就是说，在符号系统中存在着“非符号”的“剩余物”。这种维度超越了语言和符号的框架，涉及情感、直觉和存在本身——“主体性的变异并非主要表现为话语性；它并不主要涉及知识、信息或文化，因为它作用于主体性核心的非话语性、非知识性和非文化性层面。主体性的变异从根本上是一种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存在性确认和理解。”这里的“存在性确认”直接作用于个体的情感和直觉层面，使其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存在性确认”过程中，主体性发生了变异，但这种变异并不是通过符号化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非符号化的存在体验实现的。这种从存在论角度理解主体变异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主体性的视角。依照这种看法，主体性是符号化和语言化的结果，因此要理解主体性如何被资本主义所控制，如何实现解放，就需要超越符号和语言的框架，转而关注主体性中那些非话语性的、存在性的维度。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拉扎拉托批判了三种主体理论：第一种是结构主义的主体理论。“结构主义或许已经死亡，但语言——这一结构主义范式的基础——在这些理论中依然存活得很好。为了理解新的‘语言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后退一步，回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加塔利、德勒兹和福柯提出的对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批判。”因为结构主义认为，主体性是语言或符号系统的产物。然而，拉扎拉托批判这种观点的做法过于简单了，他忽略了语言之外的多种因素对主体性生成的作用。“主体性的生产涉及一些与语言表现完全不同的东西：行为学、幻想维度、经济、美学和物理符号学系统、存在领域以及非物质宇宙，而所有这些都无法被简化为语言的符号学。”第二种是精神分析和现象学的主体理论。它们过于狭隘地将主体性归结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制或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而忽略了技术和社会机器的作用。拉扎拉托指出，主体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生成过程，其中“非人类的”和“机械的”因素，如技术、媒体、社会机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心理或社会的产物，而是深刻地嵌入技术和社会机器的运作之中。第三种是传统社会学的主体理论。它们通常以个体或集体为中心来分析主体性，然而，尽管“主体性的生成确实是一个‘集体’过程，但这种集体性既超越了个体，例如机械、经济、社会和技术系统的超个人维度，又先于个体，例如情感和强度系统中的前言语强度”。基于此，主体性不再是单一符号系统形成的结果，而是一个由技术、经济、情感和存在多重力量共同塑造的动态过程。这种理解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技术和“符号学治理术”控制主体，也为探索新的主体性生成路径提供了可能性。
（二）主体性可以通过“生存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来实现
我们知道，加塔利的“美学范式”（aesthetic paradigm）提供了一种通过艺术和创造性实践来生成主体性的路径，而福柯的“生存美学”则关注个体如何通过对自身生活方式的重新设计，从而以一种对现实权力“异轨”的方式实现主体的自主性。拉扎拉托直接挪用了福柯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主体性的生产不是单纯依赖认知、语言或信息等传统的方法，而是通过政治、伦理和美学的实践，通过创造新的感性领域和个体化过程来实现存在方式的变革。这种观点挑战了传统的主体性构建方式：它并非遵循封闭的、静态的方式，而是通过开放的、多样化的、非单一的路径，“并通过创造‘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的‘他性’而实现”。拉扎拉托在这里呼吁人们打破资本主义对主体性的控制，创造出一种新的主体性形式。即使当前的资本主义通过社会屈从（social subjection）和机器化奴役（machinic enslavement）加强了对主体性的控制，但“生存美学”从抽象的主体存在方式变革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突破资本主义社会主体性控制的可能性方案。在这一方案中，美学实践指的是主体性的生成需要通过艺术、感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来实现，并“将主体性的生产作为一种新型政治行动和组织方式的核心实践与关注点”。尤其是在当代资本主义语境中，拉扎拉托认为传统的主体性生产方式如无产阶级的主体化已经失效，“生存美学”则为新的政治主体化提供了可能性。因为通过美学实践，个体可以重新定义自我，创造新的感性领域和存在方式，从而摆脱资本主义对主体性的规训。那么，“生存美学”的具体实现路径到底是如何展开的呢？拉扎拉托认为：“只有当主体性的变异，即一种新生存方式的结晶（加塔利语），获得一致性时，人们才能尝试与经济、语言、技术、社会以及传播流动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个体在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主体性形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在于，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对主体性的奴役，它将人定义为“劳动者”“消费者”或“债务人”等角色，也要求个体重新定位自己与经济、语言、技术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人们要在行动中拒绝被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所定义、编织和控制。更为重要的是，个体要创造新的感性领域和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对自己和世界的全新理解。
（三）反对“债务人主体性”的斗争是抵抗“符号学治理术”的核心策略
“符号学治理术”的具体化体现为资本主义通过债务机制完成了非意指符号的控制，塑造了一种特定的主体性，所以，拉扎拉托将债务问题作为其理论的重要领域之一加以讨论。在他看来，“对个体的控制如果仅停留在‘话语性’、意识形态或‘道德’层面，就会显得不够彻底。真正的控制还涉及一种在分子层面和前个体层面运作的主体性形式，即机器化奴役，这种形式不涉及意识、表征或主体”。或者说，主体性被削弱甚至完全消解，个体的行为从“行动”（action）转变为“反应”（reaction），正像面对自动取款机的用户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作为人的“个体”，而是一个被机器体系激活的“分体”那样，他们的行为被技术系统所规范化和功能化，成为社会技术装置中的一个齿轮或组件。当然，这种“被奴役”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操作流程中，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这是对现实存在方式的准确描述。如今，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遭受奴役的主要方式之一正是债务，这是一种非意指符号机制，它将债务转化为一种内化的责任感，使个体承担资本主义危机的后果，拉扎拉托因此反对那种将债务作为道德义务的叙事。与“生存美学”诉求一致，他也拒绝将时间完全投入偿还债务中，因为“它剥夺了他们的未来，也就是作为决策、选择和可能性的时间”。这意味着，抵抗债务这种“符号学治理术”，其首要任务是重新夺回时间，拒绝资本主义对时间的控制。“主体性的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目标，而创造力是抵抗这种生产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将时间用于创造性的活动，才能突破债务经济的束缚，让人重新获得对未来的掌控权，进而探索个体和社会的新的可能性。
三、“非自主”的符号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性
按照拉扎拉托的看法，“符号学治理术”这一新型的权力实践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性生产的控制，现实的运行方式则是以非意指的符号如货币、信用等经济学符号体系将主体性的生产推向了“债务主体”。因此，他号召人们采取“生存美学”的方式，占有时间并以“非符号化”的方式存在，从而摆脱资本主义的新型奴役。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而且在这个链条中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解，比如，从货币、信用等非意指符号的角度出发的论述，能否像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论述的经济维度那样切中资本主义运行的本质维度？主体是仅仅在这种经济范畴的控制之下，还是受到更深层原因的影响？这些问题其实是西方左翼学者的思想普遍存在的缺陷，他们虽然谈论经济生活，但是不谈论这种经济生活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具体来看，拉扎拉托对“符号学治理术”的分析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本体论层面看，符号是人的存在论基础，完全“非符号化”的主张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问题不在于符号，而在于如何形成新的符号表现形式
倡导非符号化形式的目的是摆脱资本主义对主体的符号化控制。例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人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受货币、信用等非意指符号的支配。然而，资本主义的符号化控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嵌入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符号结构中。货币不仅是一种经济工具，它还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承载着信任、价值和社会关系。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试图摆脱货币的符号化控制，实际上仍然需要用一个新的符号系统来取而代之，而不是彻底消除符号系统本身。更何况，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抵抗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符号系统，例如通过语言、图像或行为来表达反抗的立场和目标，甚至是阐释“非符号化”这个概念本身也需要符号系统。这就表明，符号虽然是控制的工具，但也是抵抗的工具，而完全的非符号化是无法提供任何替代性社会秩序和意义框架的，在实践中显然也是不可行的。此外，符号体系也根本无法被消除或摆脱，因为符号具有延异性，其意义总是依赖与其他符号的关系，而非独立存在。所以，即使我们试图摧毁某个符号系统，也会不可避免地创造出新的符号系统来代替它，以满足意义和生存的根本需要。哪怕我们试图以沉默或无语言的方式来表达“非符号化”，这种行为也会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从而成为新的符号形式，即沉默也是一种“符号”。所以，当面对货币、信用等价值形式的符号系统的时候，马克思主张的社会革命不是要拒斥所有的“符号”，而是只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体系这一类被古典经济学家自然化了的符号形式，因为这些经济范畴的“符号”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呈现，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这种形式上，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里的“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无疑，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摆脱了物与物的关系的束缚，显然也就摆脱了拉扎拉托所说的债务等“非意指符号”体系，并重建了新的、适应其生产方式的符号体系，“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还是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二）从认识论层面看，“符号学治理术”分析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仅停留于符号生产的维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符号学治理术”并非自主产生的社会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伸。虽然拉扎拉托认为“非意指符号”奴役人的方式与意识形态之类的“意指符号”不同，但其实这里的“非意指符号”指的是货币、金融体系的抽象形式，依然和“意指符号”一样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惜的是，他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认为货币及其衍生的信用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自我运行的体系，而非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关系的社会现象。“非意指符号”的观点意图掩盖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即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本质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通过对劳动力的剥削攫取剩余价值，而这种剥削关系并非孤立存在，它有其存在论前提，“要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要使工人作为非所有者进行劳动，不是出卖商品，而是出卖对他自身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即要使他按照劳动能力能够出卖的唯一方式来出卖劳动能力本身”。然而，拉扎拉托的“非意指符号”的分析在解释资本主义运行逻辑时，显然忽视了资本与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关系，反而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描述为符号层面对主体奴役的过程，结果夸大了符号学的作用，自然也就把“符号学治理术”抬高到资本主义主流治理方式的地位。实质上，“非意指符号”只是资本积累对劳动控制的一种延伸和表现形式。虽然它不仅通过技术手段和符号操作控制劳动力，推动物质生产，而且对劳动者的主体性进行奴役，但其并没有直接促使劳动者屈从于资本的逻辑和权力结构。这种“符号学治理术”的控制方式不仅强化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存在，而且将劳动者的抗争表面化为对话语符号的争夺，从而模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使劳动者难以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正因为如此，拉扎拉托只是将人理解为债务人，而没有看到债务人更是一种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阶级人”。当他赋予债务人以自我否定债务的潜能时，恰好忘记了个体根本不可能通过主体观念变革来完成对“阶级人”所处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的现实革命。也就是说，拉扎拉托没有意识到，处于“符号学治理术”现实境遇中的主体抵抗和挑战的应当是话语权力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结构，表面的话语符号的斗争始终只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而不能完全取代后者。所以，今天西方左翼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债务人”的转变时，不应该只基于债务人本身的观念，以“从债务中撤离”这种口号式的抵抗来取代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力和阶级意识，因为这种做法不仅转移了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而且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权力结构。
（三）从实践论层面看，拉扎拉托以个体心灵的“拒绝”方式去抵抗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这种主体抵抗缺乏明晰的政治行动方案
拉扎拉托试图在知识话语生产的视角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为何能够延续下去，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遭受奴役的机制。拉扎拉托认为，当下至少存在以下三种主体性生产方式：一是通过艺术、创作和感知的变革的美学实践；二是通过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伦理实践；三是通过集体行动和社会变革的政治实践。这里应特别注意的实践方式是拉扎拉托所说的“集体行动”，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这里的“集体行动”的政治实践并不是依赖无产阶级主体组织或领导的行动。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控制机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包括意义、符号、技术和感知等所有领域。因此，反抗的行动也必须是多样化和异质性的，其成员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个体和群体，他们通过各种实践方式联合起来，而不是统一于某种单一的身份或目标。所以，他一开始就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形式。他所谓的新的感知、新的社会空间和“另一种生活”的创造也不是朝向对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克服。显然，这种关于反抗策略和集体行动的看法存在明显的缺陷。由于他并不主张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去主体化”的符号学的批判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他所说的实践只是以无政府主义的个体抵抗路径来改变这种“去主体化”现象。这种抽象化的视角使得“符号学治理术”的批判难以直接指导人们进行具体的反抗实践。所以，即使他谈论集体行动，也更多是倾向于抽象的个体层面的联合，这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存在本质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无产阶级的联合“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而在当今现实境遇下，拉扎拉托的思想观点乃至西方左翼理论都未曾回答“如何重新建构集体性或共同体以推动社会变革”这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元问题”。这些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学者如果仍然忽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元问题，不能自觉地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那么他们的理论在铲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上就始终无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