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以“全球南方”为整体概念的国际政治经济协调性活动或集体意见表达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显著现象。在“全球南方”概念下，中国和印度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早在万隆会议时期，中印两国就在推动南方国家团结、发展中世界合作的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印两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大国，都非常重视并强调在“全球南方”框架下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合作。但与万隆会议时期中印两国在立场和主张上的高度近似形成对照的是，当今中印两国在强调“全球南方”重要性的同时，在南方合作的路径选择、协作领域以及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改革等方面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而且，由于双方存在认知差异，中印在“全球南方”下的互动呈现出“对抗性”叙事逻辑。本文试图对中印两国的“全球南方”认知与诉求进行历史比较，进而从双方对“全球南方”概念下主体、客体及关系方面的认知差异角度着手，分析两国当前在全球性事务中出现合作困境的根源，进而对这一现象的出现提供一种解释并做出趋势性判断。

关键词：全球南方/ 中印关系/ 认知差异/ 全球秩序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印关系；张展毓，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

原文出处：《印度洋经济体研究》(昆明)2025年第4期 第1-25页

标题注释：本研究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非现代文明建设”(2023YZD041)资助。

引言

世界正在见证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曾被西方世界视为客体的“全球南方”国家，正以群体性觉醒与崛起的力量重构西方中心主义国际秩序。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国家面对美西方对俄实施制裁的要求采取了集体“不追随”态度，突显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主体性的自觉追求，让世界看到了百年变局下，现有国际格局的塑造力量之中越来越强的非西方元素。“全球南方”这一历史性蜕变的根源可追溯至二战后“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从万隆会议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不结盟运动重塑国际关系伦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印携手推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在冷战时期并没有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行为准则，却为发展国家间关系确定了不可挑战的道义基础。这一道义制高点的确定，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有能力建构超越霸权逻辑的国际秩序新范式。

然而数十年之后，面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战略机遇，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的中印两国却陷入了“结构性合作基础”与“认知性对抗现实”的困局。这种矛盾不仅折射出新兴大国关系互动的复杂性，更暴露出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理论规训：中印之间仍在用“大国竞争”“霸权挑战”等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彼此在“全球南方”下的互动，这使得两国难以达成南方大国应有的合作。本文试图突破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从认知视角切入，通过对比中印两国“全球南方”下主体认知、客体认知与关系认知，寻找导致中印两国全球合作难以达成的认知差异。

一、中印全球南方的历史实践

(一)从1950到1960年代：中印共同推动第三世界团结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众多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枷锁，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与印度作为新兴独立国家，超越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创新外交原则、创设多边机制等外交实践，塑造了双边关系并推动了亚非拉地区团结合作。

二战结束后，作为成功实现民族解放的亚洲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与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互动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国家间互动典范。1950年4月，在尼赫鲁的积极推动下，印度政府打破意识形态对立观念的束缚，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随后，为解决殖民时期遗留问题并推进两国关系，中印于1953年12月31日以西藏问题为切入点在北京举行谈判。谈判伊始，周恩来提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1954年写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签署的正式文件。同年6月，中国与印度、缅甸先后签订《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三国总理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明确表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印的一系列外交实践，特别是两国在万隆会议的配合，体现了新独立国家在推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进程中的主体性努力。不仅为被殖民国家处理殖民时期的遗留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而且为不结盟运动和“南南合作”奠定了理论支撑与规范性基础，并继续影响中印两国及广大新民族国家。1955年，新独立国家为推动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共同抵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②召开万隆会议。会议期间中印两国实现默契配合。印度积极发挥“桥梁”作用③，力排众议说服菲律宾、土耳其等对华疑虑国家接受中国参会，帮助中国排除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挑拨与干扰，为中国的顺利参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印度的配合下，中国代表团以“求同存异”的柔性外交策略淡化意识形态对立，强调亚非国家共同的历史遭遇与发展目标，将议程聚焦于反殖民斗争与经济合作，迅速扭转了会场氛围。在双方的紧密配合下，中国代表团与印度代表团携手促成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诞生。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从双边规范发展为多边准则。万隆会议是在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亚非国家自觉、自主寻求合作与发展的实践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中印两国超越意识形态藩篱而开展务实合作，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自觉、自主制定国际关系准则的先例，成为“南南合作”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实践之一。双方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小范围的双边关系升华为亚非国家普遍遵循的多边交往准则，证明了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并不是国际合作的根本性障碍。其次，亚非国家以集体力量成功开辟出独立于美苏冷战体系的“第三条道路”——拒绝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摒弃武力对抗的思维。与会国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将十项原则固化为制度成果，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完全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协商对话打破霸权秩序的结构性束缚，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民主化、多极化的方向演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从双边规范发展为多边准则，为亚非国家的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50—60年代，中印两国外交实践与合作为战后新兴民族解放国家提供了“非对抗性外交”的范式，打破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立国家间关系叙事，增强了第三世界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可以多样化的基调。尽管中印关系在1962年后陷入低谷，然而两国早期的外交成果留下了一条历史经验：“全球南方”国家的凝聚力不仅源于“反对什么”，更在于“共同建设什么”。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求同存异方针，从“万隆精神”到《77国联合宣言》，中印以平等协商替代阵营对抗、以发展权优先替代意识形态输出的外交遗产，为当代南南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处理提供了历史镜鉴。

(二)1965年至今的中印“全球南方”实践

1.1965年至冷战结束

随着美苏争霸的加剧，南方国家的发展空间日益受制于两极格局。传统的南北关系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局限性，如经济援助与政治条件挂钩、贸易关系不平等以及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机制等。在国际体系压力与自身发展诉求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在两极格局下，南方国家无法依靠依附式发展和选边站队获取发展机会，进而形成了争取更多平等自主权、国际话语权等权益的集体意识。

这一时期，中印在南方群体下的合作受两国关系影响出现停滞，但两国在发展同南方国家关系方面的努力并未停止。1965年至1991年，印度在“全球南方”事务中表现出明显的“道义原则的连贯性”和“低成本投入”的特征。1965年后，印度在战略层面延续了“第三世界领袖”身份认知，但这一认知并未得到印度综合国力的支撑，在冷战体系压力和国内问题的影响下，印度在1965-1991年不得不选择淡化其“南方领袖”身份之责，转而聚焦应对其面临的长期、尖锐的复合型安全挑战。这一阶段，印度在南方问题下的自我认知在理念上表现出较强的“领导者”和“道义者”的连贯性，始终强调不结盟运动原则和“潘查希拉”精神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印度也积极开展了“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ITEC)和“英联邦非洲国家特别援助计划”(SCAAP)等技术援助项目，但其对南方国家的援助投入与中国相比始终规模较小，大多集中于人力资源培训和技术知识交流等方面。而且，印度南南互动和对外援助也呈现出地缘层次侧重：非洲国家因其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一直以来是印度南南合作的优先地区之一。同时，南亚邻国作为印度势力范围，印度也希望通过“南南合作”下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巩固自身在该区域的影响力。④因此，这种战略设计本质上是通过假借“南南合作”的有限投入维系其道义形象，同时巩固其区域主导权。

相较于印度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当时的中国顺应了南方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争取更多发展自主性的迫切需求，先后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与“四项原则”，并提出对中国“南南合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第三世界”理论。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与印度“道义感召的有限投入”不同，中国援助规模持续扩大，涉及基础设施、医疗、农业、工业等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多元化，形成了无偿援助、优惠贷款、多边捐款等形式；战略定位清晰稳定，中国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不断强调第三世界的团结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独立的重要性。总之，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密切互动不是两级体系压力的被迫反应，而是中国对发展与南方国家关系一以贯之的坚持。这种高强度、重实质的合作模式，有效回应了南方国家争取发展自主权的时代诉求。在这一时期，中印双方虽然存在重大甚至原则性的分歧，但在推动深化南方合作的原则性立场方面一直比较接近，双方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开展的外交活动也并没有将对方看成竞争对手。甚至在很多情境下，双方还乐于通过强调两国在全球性事务上立场相似而对冲两国在地区和双边关系上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2.新世纪以来中印“全球南方”互动差异

冷战结束后，现代化需要与全球化浪潮的叠加，加速了中印两国“南南合作”的选择差异化。一方面，为实现国内稳定与发展，印度虽试图向美西方国家靠拢以获取现实利益，但又不愿放弃在第三世界中的“道德领袖”形象。因此，在将主要外交资源向大国关系倾斜的同时，印度对“全球南方”问题采取了“选择性参与”与“工具化利用”的态度。既通过与美国在核协议、恐怖主义、经贸合作等方面以突破性举措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又借助“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印非峰会”等平台对南方国家进行技术转移、项目援助等有限投入，维持其在南方国家中“道德领袖”形象记忆，“南南合作”逐渐成为印度对冲与西方阵营过度接近的政治风险的工具。因此，这一时期的印度虽然逐渐放开与南方国家合作，但由于缺乏显著的驱动要素导致与南方国家的互动从内容到范围上都没有进行更深程度的拓展，其“南南合作”实践仍以项目合作形式开展，并未形成系统性、制度化的发展议程。同时，也体现出印度既渴望维持其在“全球南方”的地位，又不愿牺牲与西方阵营的战略协同利益。这种认知与利益的错位，导致印度的“南南合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徘徊于象征性领导与实质性投入的夹缝之间。

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互动，通过制度搭建实现“南南合作”的范式突破。在合作制度化方面，中国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中首创“高官会议+部长级会议”机制，推动“南南合作”从项目合作向制度化的迈进，为南方国家间合作扩展了常设性的制度化空间。在发展中国家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为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规则中的话语权持续发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不仅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下的话语权，还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积累了经验。在安全合作领域，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SCO)，探索出“发展型安全”新路径，通过将发展与安全相结合，为地区合作与治理提供新逻辑。相较于印度“工具化”导向的“南南合作”路径，中国将“南南合作”置于国际体系变革的框架内，既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又顺应了国际体系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兼具系统性与持续性的互动模式。中印的“南南合作”差异不仅体现在合作机制的深度与广度上，更折射出两国对“全球南方”的不同认知：印度将“南南合作”定位为大国地位建构的辅助工具，中国则将其视为实现国家间合作持续化与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重要支点。印度的“南方观”带有浓厚的主体定位需求，而中国则体现出强烈的体系建构意图，这种认知与路径选择的差异性为两国后来“全球南方”概念下“对抗性叙事”的形成埋下伏笔。

新时代以来，中国和印度与南方国家关系发展都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2013年以来，印度以主导三方合作的形式为主，在“德里进程”下召开系列会议，积极推动与传统援助国和国际组织关于“南南合作”议题的三方合作进展。2014-2015年，印度与美英达成三方合作关系。2017年，印度与联合国成立印度与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同年，印日出台“亚非增长走廊”(AAGC)计划。2019年11月，莫迪提出“印太海洋倡议”(IPOI)；2020年3月重启中断四年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2021年，重启“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2023年5月，举行停滞八年的“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峰会”(FIPIC)；2023年9月，印度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等国家发起“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⑤；2024年，印度排除中国举办了第三次“全球南方国家之声”。这一时期，印度积极开展三方合作是基于多重诉求形成的逻辑自洽。其中，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是内生性诉求，借重域外力量实现印度对地区事务的主导以及推进地区互联互通是外在驱动力，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特殊考量，而提升援助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渴望则进一步激发了印度对三方合作的期待。⑥同一时期，中国在经济上坚持发展优先，通过惠及150多个沿线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形成；完善全球南方合作体制机制，搭建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双多边区域性国际组织合作平台，实现合作机制的体系化和制度化；⑦丰富“全球南方”发展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论铺垫下，中国又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在新时代下，对“全球南方”议程的推动不是止步于书面的承诺。从新冠疫情时期的全球抗疫公共产品提供到促成“沙伊和解”，体现了中国解决国际体系和平、发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方面的积极努力与主动作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全球三大倡议”，是中国对“共存”的更高理解——“异”而“同生”。近两个世纪，广大发展中国家困于“现代西方既是其帝国主义敌人，也是其发展模范”的窘境。⑧中国通过“全球南方”理念与实践，打破了南方国家面对发达国家“要么追随，要么拒绝”的思想桎梏。

回顾中印全球南方关系发展，不难看出两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拥有一定基础性共识且具有成功合作的历史案例，从历史实践角度来讲具备合作基础。立足当下，两国都处于现代化关键期，需打破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失衡，且中国作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印度现代化进程有着强大的赋能作用。但事实上，中印建交初期就南方议题所形成的互动氛围和协作精神并没有在新世纪得以继承。21世纪以来，印度在国际舞台的行为模式日渐呈现出“大国化”倾向。作为与中国同属“全球南方”阵营、共享殖民历史记忆且经济互补性显著的新兴大国，中印两国本可以在全球治理改革、气候谈判、数字规则制定等战略领域形成协同效应。但是，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强化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地位，以中印边界问题为核心全面升级对华竞争。同时，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设置贸易壁垒，更通过签证限制、媒体污名化等手段阻碍两国人文交流渠道。印度不仅在中印双边关系中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且将两国“全球南方”互动视为对冲中国的政治工具，双方在反殖斗争中形成的共同记忆逐渐消失于大国权力博弈思维所催生的竞争叙事之中。

二、中印全球南方的认知差异

中印“全球南方”下互动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了由合作转向竞争的态势。学界对此现象具有以下几类归因：一是中印国内政治议程需要；二是第三方因素和体系压力；三是中国和印度对外战略目标的不同定位；四是中印结构性矛盾；五是中印认知错位。这几类研究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范式，借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理论，虽未形成统一定论，但较为全面地解释了中印为何在“全球南方”下难以达成合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然而，这些研究忽视了以下问题。首先，在方法论层面多数成果采用短期博弈模型，将中印动态竞合互动简化为具体议题的回合制较量，导致研究视角静态化；其次，解释框架过度依赖地缘安全等结构性矛盾，忽视两国南南认知的路径依赖效应；再次，对两国认知的研究存在维度压缩，未能在时空维度区分两国认知差异：中国将“全球南方”置于国际体系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下，而印度则将其框定为大国地位跃升的战术工具，这种价值排序的根本差异导致双方合作预期持续错位。因此，本文将从“全球南方”下中印对主体、客体和关系认知三个方面出发，解构两国“全球南方”认知在时空维度和价值排序层面的差异。⑨研究发现，中国将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视为国际格局变化的必然规律，在这一宏大命题下中国进行自我认知与定位，形成共生性南南关系观。印度则在“有声有色的大国”追求中建构工具理性导向的“全球南方”认知，将“南南合作”转化为服务大国地位的政治工具。这种认知层级的结构性错位，构成理解两国“全球南方”下复杂张力的关键因素。

(一)“全球南方”下的中国认知

中国对“全球南方”的主体和客体认知以对“全球南方”的整体认知为基础，超越了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衍生的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将“全球南方”的主体能动性置于更为宏大的时空维度进行考察。一方面，当前很多国家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认为“全球南方”及与南方群体的互动主要是对“霸权”的争夺；另一方面，中国认为当下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只是世界体系发展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持续存在正是对这一趋势的验证。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全球南方”认知方面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权力竞争维度。“全球南方”是个别新兴国家对霸权和既有国际体系发起挑战的工具性存在，即将“全球南方”下的南北互动转化为零和博弈和权力转移；二是发展结构维度。“全球南方”的再次兴起是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形成的“中心-边缘”的结构性暴力的回应；三是地缘战略维度。延续冷战思维，认为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是独立于大国竞争之外的“中间地带”，争取这类国家的目的是服务其国家战略。⑩这些认知仍囿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单一叙事逻辑，依旧共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基因。在此逻辑下所强调的大国竞争、权力的“主体—客体”二分认识论、“大三角”权力博弈想象、“修昔底德陷阱”宿命论预设等说辞，无外乎是霸权中心主义对反霸权实践的规训，(11)是对非西方世界的认知垄断。

中国学界和政界早已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藩篱，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看待“全球南方”，认为世界政治变革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全球南方”的认识本质上是对世界政治变革与发展的历史规律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宗教共同体和王朝……就像‘民族’在当代的地位一样，这两个文化体系在它们全盛时期，也都被人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参考架构。”(12)每种治理形态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类社会早期是通过伦理秩序得以维系；罗马帝国开始则通过教会治理帝国；近代以来则通过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全方位体系塑造。(13)所以，殖民时代孕育的西方中心主义秩序，不过是世界政治发展长河中的阶段性存在，而非古已有之，更非万世不易。因此，将“全球南方”纳入更加宏大的时空维度有其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还可以通过实践得以证明。与西方传统同盟体系所遵循的机制化建设路径不同，不结盟运动与77国集团等南方国家合作平台却以“三无架构”(不设总部，无常设机构，无成文章程)的方式存续至今。这种组织形式虽违背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组织效能与制度化的正相关假设，但其持续六十余年的生命力及其与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南南合作”平台的协同效应，恰恰印证了“全球南方”国家反霸权主义国际秩序的逻辑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由于重点关注权力关系和制度逻辑无法完美解释这种现象，而这种“解释力危机”根源则是西方无法超越自身历史经验的认知局限，无法理解“全球南方”政治能动性觉醒背后的历史意义，(14)必然会被历史淘汰。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5)在这一进程中，南方国家主体性的生长是西方中心主义淘汰的加速剂。面对迫切的现代化需要，南方国家必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基于对“全球南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始终自觉将南方身份认同内嵌于“全球南方”进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揭示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辩证统一性，强调“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6)这一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赓续发展。1984年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17)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国家解放与发展进程与“全球南方”解放与发展进程深度耦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打破西方封锁与制裁，到改革开放时期构建“南南合作”新范式，直至新时代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与“三大全球倡议”，中国始终坚持“出身南方、心系南方、扎根南方，始终与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18)不论是历史遭遇、政治诉求还是发展任务，中国坚持以推动南方进程为锚点，通过跨越时间的政治坚持和超越空间的实践证明，持续性与南方国家密切联系，是“全球南方”的天然同盟军。

中国在“全球南方”下对印度的认知具有稳定性，对中印关系的认知与中国对“全球南方”整体关系认知具有统一性。早在2015年，中国已将中印两国定位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最大新兴经济体和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19)。此后，中国领导人依旧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印度“发展中大国”“文明古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的身份。(20)尽管两国双边关系持续存在复杂因素，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将印度视为南方国家重要成员的基本认知。中国对印度的长期稳定定位，暗含着中国希望印度优先考虑“全球南方”团结和共同发展目标的意愿。中国对整个“全球南方”发展要务以及对全球治理改革的期望，同样也经常适用于印度。所以，中国在“全球南方”下对中印关系认知与中国对“全球南方”整体关系认知具有统一性。2023年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21)这四点主张涵盖了“全球南方”概念的政治和经济属性两个维度：所谓的“全球南方”，是基于政治和经济分化而形成的……这些国家经济上没有完成国内现代化，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自主但没有与北方国家建立地缘政治的国际联盟。(22)区别于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联盟式”和“集团式”看法，中国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实现了三种突破，即超越意识形态，强调合作与发展；超越地缘政治思维，强调最大公约数的共同诉求；超越现代化道路的唯西方论，强调多元共生。这种基于发展中国家集体身份和发展需求的认知，决定了中国在处理“全球南方”内部关系时始终秉持非差异性关系原则——既不寻求构建排他性阵营，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中心-边缘”等级秩序，而是通过共同发展实现共建共享。具体到“全球南方”下中印关系，作为“全球南方”体系中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将双边互动纳入统一的关系认知架构。但中印作为“全球南方”中的重要国家，对人类有着共同的责任，“(中印)要利用现有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23)总体而言，中国在“全球南方”语境下对印度的认识，具有很强的系统观、全局观和发展观性质，与印度在“全球南方”语境下对待中国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照。

(二)“全球南方”下的印度认知

相较于中国基于“全球南方”历史规律必然性所产生的认知，印度以主体性认知为原点，以地缘政治思维刻画中国“威胁性他者”形象为镜像参照，运用西方话语逻辑建构与南方国家间非对称性关系以实现“全球南方”政治工具化，进而服务于自身的“大国梦”战略目标。

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始终是印度对外战略中几乎所有认知的出发点，包括其对“全球南方”的心态在内。早在1949年，尼赫鲁就曾在印度制宪会议上明确印度之于亚洲的重要性，即因为“环境、地理、历史等众多因素”，(印度)是“不可避免的”，在“整个亚非区域，印度是各种力量和趋势的交点，也是东西方的交点。不论是考虑中东、亚洲、东南亚等任何区域，你都必须将印度考虑在内，印度也都参与其中。”(24)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再造”对外政策的雄心比追求尊重和繁荣小得多，(25)“追求大国地位”的目标在“天命”的影响之下被赋予更具积极性、主动性和扩张性的战略内涵，因而印度对“全球南方”下的主体性认知更具进取性。首先，印度认为依据已有的经济成就，应该摆脱“平衡大国”的角色束缚，塑造“领导型大国”身份(26)。但现有国际体系自动赋予新兴大国与其力量相匹配的地位机制的缺失(27)令印度不满；其次，从印度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记忆和道德形象来看，印度作为“领导型大国”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自诩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28)，在“全球南方”议程设置和利益代表两个层面为自身实现双重赋权；再次，塑造“西南大国”的形象。不同于中国“挑战现有体系”，印度是一个非西方国家，而不是反西方国家(29)，与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有着一致的战略协作需求。印度与南方国家同处现代化进程中，存有对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的基本共识。因此，印度更有能力也更适合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桥梁，成为南北方关系的战略支点。由此不难看出，从尼赫鲁“有声有色的国家”阐述到莫迪“领导型大国”与“全球南方代言人”，这种执念于大国追求的“命运感”一直伴随着印度，(30)同时也构成了印度“全球南方”下主体性认知的逻辑起点。

在主体性认知的基础上，印度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南方”下中国作为“他者”的竞争性和威胁性，这种对华认知源于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日渐复杂化以及印度具有强烈曼陀罗意识的地缘政治传统。1950年以前，印度国内对于是否较早承认新中国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以尼赫鲁和前驻华大使潘尼迦为代表，认为承认中国是对“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承认”，“不承认这一现实，远东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解决”(31)。遂从1949年底开始，中印两国在双方领导人的积极互动下展开了“蜜月”般的外交互动。但同时，印度在单边主义影响下于1957至1958年有意挑起领土争端，并于1962年边界冲突挫败后，转向苏联和美国寻求援助。这一行为不仅造成了印度“不结盟领袖”的合法性危机，而且彻底催化出印度对华的负面认知，以至于核武器化也归因于中国这个“头号潜在敌人”的存在。(32)目前，莫迪政府仍旧认为中国对其国家安全和全球目标构成了严重威胁。(33)1962年边界战争给印度留下挥之不去的“耻辱历史记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增加了印度的地区安全危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三大倡议”被认为是中国借助“全球南方”之话题对印度势力范围的破坏、“全球南方”影响力的消解和大国战略的围堵。总之，中国在印度邻国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都让印度紧张不安。(34)但另一方面，印度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赋能。在国际层面又需要借力中国的“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争取现有国际体系下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影响力。(35)总之，在“全球南方”倡议下，印度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呈现出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竞争(Competi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的“四C”并存特征。然而，随着中美博弈的全面展开和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印度对华认知更加倾向对抗和竞争。

印度认为从情感价值和现实价值考量，其理应成为世界大国。但由于中国对印度的阻碍，如在地区的战略围堵、联合国入常的否定等行为，使印度没有获得与之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中美战略竞争和“全球南方”群体性诉求让印度看到了实现“大国梦”的战略机遇：通过塑造“全球南方代言人”身份，印度既能在国际权力重构中对冲中美俄等大国，又能通过集体身份绑定增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议价能力。由此，“全球南方”理所当然地被印度视为服务其战略的工具。在尼赫鲁时期，虽然强调亚非团结的“不结盟”运动受到了后来一些印度学者和政治家的批评，但“不结盟”和“多向结盟”都是表面说辞，(36)底色依旧是印度为实现大国地位所需要的战略自主。(37)莫迪时期，印度重新燃起对“全球南方”的兴趣，但这一转变并不是试图重现印度自命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的20世纪50、60年代。事实上，这只是印度与一系列区域和全球组织日益密切接触的一个特征。(38)印度要想提升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就需要“从尽可能多的关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39)“全球南方”是其目前获利的主要场域。首先，“全球南方”是印度对华竞争的重要平台，可以看作是印度与中国争夺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40)其次，依托“全球南方”，印度将自身利益通过身份捆绑实现体量和权重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平衡西方大国对印度战略自主诉求的损耗，又能对金融、贸易等领域的非西方秩序塑造提供筹码。(41)不论是尼赫鲁时期的“不结盟”还是莫迪时期的“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其本质都是将南方国家诉求转化为印度提升国际能见度的政治资本，用工具理性逻辑实现自我地位提升。

整体来看，中国对“全球南方”事务的认知框架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时间纵深上，将“全球南方”置于世界体系演进的历史连续性中加以考察，将当前南方觉醒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演进的必然结果。这种认知范式突破了地缘政治的空间决定论与权力政治的静态分析模式，在世界政治发展与“全球南方”演变的历史规律中确立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根本属性——从反殖民斗争的参与者到现代化路径的创新者，最终成长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推动力量。在空间维度上，中国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等规范实践与理念传播，将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与国际角色定位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宏观脉络的同时，打破了地缘政治逻辑下多边合作所具有的越来越强烈的排他性。这种认知逻辑强调了南方国家作为集体实现共同发展的必要性，也证明了中国在“全球南方”框架下的角色定位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历史统一。

印度的“全球南方”叙事则更具有矛盾性。印度作为“全球南方”的主要国家既坚持对帝国殖民遗产的继承，又强调与南方国家的共同反殖民记忆，既无法释怀1962年边界战争的挫败感，又不得不寻求同中国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层面的合作。这种矛盾认知使得印度常陷于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的撕裂之中，导致印度将“全球南方”异化为服务“大国梦”的政治工具而非自身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时间轴上，殖民历史的主体性觉醒被异化为服务“大国命运论”的工具；在空间维度，“南南合作”的集体诉求被解构为权力投射的载体，形成了以自身主体性认知为原点，以服务印度发展和战略需求为目标塑造与其他南方国家关系的认知逻辑。在国内政治场域建构“中国威胁”认知框架，将边境争端历史创伤与经济发展落差相结合，制造持续的民族主义动员话题；在国际体系层面扮演“西南国家”角色，在“印太战略”与“全球南方”之间实施精准对冲，以此增加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权重。在南方国家中，鼓吹“中国威胁论”和“债务陷阱”论，通过拉踩的方式塑造自身“代言人”形象。这种认知模式实质是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心态，折射出印度在“全球南方”中主客体及关系认知价值排序中的自我优先性和短期战略收益优先性的特征。当这种工具化的主张遭遇“全球南方”主体性觉醒的历史潮流时，印度的“全球南方”认知困境再次突显——既无法真正摆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思维窠臼，又难以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南南合作”新范式。

(三)中印“全球南方”认知差异下的诉求矛盾与互动困境

作为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和印度互动的影响早已超越传统双边关系范畴，成为影响“全球南方”的结构性变量。但由于两国对于“全球南方”的认知差异造成双方诉求难以通约，决策逻辑各有偏好，并通过实践层面的制度竞争、叙事博弈和利益协调等多个维度制造出系统性合作困境，最终导致两国在“全球南方”框架下有效合作持续受阻。

中国和印度在认知差异基础上的“全球南方”诉求同样存在着巨大矛盾。首先，中印“全球南方”核心矛盾是战略目标的分歧。对于“全球南方”根本性诉求，中国希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共同推动现有国际体系改革，强调集体性和反霸权。希望通过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南方”发展进程相联系，以整体外部环境改善来营造良好的自身发展空间，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印度的诉求更多聚焦于利用“全球南方”提升自主性和实现“大国梦”，带有更强的工具性和自我中心色彩。印度既希望通过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积极参与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但同时又担心自身在“全球南方”中被中国力量“绑架”，导致自身影响力遭到稀释。这种矛盾心态使得印度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态度更加谨慎甚至自相矛盾，并在实践中转化为对中国系列倡议的竞争与对抗。其次，双方对彼此在“全球南方”下的角色期冀。印度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希望其摆脱对华战略警惕与疑虑，推动两国在“全球南方”议题下形成更加广泛的合作，共同承担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责任。印度认为中国在改革国际体系方面具有一定“修正主义色彩”，中国是其实现大国地位的主要竞争者和威胁者，印度应该借助“全球南方”空间积极发挥自身影响力，防止中国在重要地区或“全球南方”空间下形成“合作垄断”。这种根本性的互不信任和角色认知错位，使双方难以对彼此的行为形成合理解读，导致合作难以开展。

由于认知差异下两国“全球南方”诉求不同，中印对彼此“全球南方”相关实践的解读逻辑也不尽相同，进一步增加了中印“全球南方”下的合作难度。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D.克拉斯纳认为，所有政治社会场域均存在两种基础性的行为逻辑——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与约翰·奥尔森(Johan Olsen)所界定的预期结果逻辑与适当性逻辑。(42)这两种逻辑并非绝对互斥，其相对权重随着制度环境变迁呈现动态调整。简言之，学界主流观念认为，影响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变量是实力对比。但在中印关系中，两国状态并不是由实力直接决定，而是通过认知这一变量的传导。对于印度来讲，其更加看重战略自主，坚持“不结盟”等身份定位，强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符合自我定位的“西南国家”和“全球南方代言人”等角色。这些规范性和身份性的考量优先于纯粹经济利益计算，其反复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不包含反西方议程就是明显的例证，虽然上海合作组织本身也多次强调其安全合作机制不针对第三方。但是，印度反复重申这一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仍然颇为令人瞩目。事实上，近年来印度也降低了对上海合作组织活动的参与频次和规模。相较而言，中国在分析印度行为时则更加侧重预期后果逻辑。以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制为例，中国学者大多认为印度此行为是中国崛起背景下其对华地缘政治竞争或战略制衡。这种倾向于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力量平衡等角度解读印度行为，评估印度影响的决策逻辑一定程度上缺少从印度自身所坚持的角色和规范去理解其“正当性”，忽视了印度对外行为的某种“自洽”。当然，这种忽视也的确能够解释为何中印在经贸和人文领域合作的不断扩大无法平衡或化解两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认知差异下的诉求和分析逻辑的不同，在实践层面的结果则是中印“全球南方”合作受阻。从冲突的输赢到合作的双赢，基本涵盖了国家间关系双方的行为预期。(43)随着印度综合国力提升和中美竞争常态化，中印认知和分析逻辑的差异渐次在边界、经贸、人文等不同领域强化并突显，导致中印在“全球南方”下本该合作的领域被迫转向协调、竞争甚至冲突。例如，中印对金砖国家扩员方面的争议。早在接纳南非为金砖成员时，印度方面就已对中国支持南非加入表示不满。印度认为中国通过这一举措实现了其在金砖国家组织内部建立稳定的交叉控制网络的目标，打破了印度在“IBSA”中的领先地位。中国将发展中国家代表集中起来对抗西方政治经济秩序的方式印度并不同意。印度希望金砖国家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处于“战略经济地位”，金砖国家应更多关注全球经济和治理问题，而非政治问题。(44)

历经近20年的发展，金砖国家成员间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逐渐深化。但印度对扩员的态度至今仍有延续。2023年，金砖迎来历史最大规模扩员。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扩员标准、扩员程序、金砖国家战略定位的再争议。此次扩员中国是主要推动者，其立场根植于金砖国家应该作为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和加速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的宏大认知，希望金砖吸纳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增加“全球南方”政治与经济分量，对抗单极霸权，拓展“南南合作”平台。为此，中国借2017年和2022年两次轮值主席之机积极推动金砖扩员事宜。相比之下，印度对金砖扩员态度更加审慎和保守。随着中国在金砖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大，印度不仅认为中国主张的扩员行为是“尝试垄断全球南方合作的制度空间”，而且还“将金砖国家置于与西方和美国建立的全球秩序对立的立场”。(45)因此，印度应该“借鉴中国的战略策略，利用金砖国家来限制中国霸权”。(46)不同的是，印度希望金砖国家更加侧重经济、气候、反恐、联合国改革(入常)等具体议题，弱化金砖概念的国际格局价值，避免使其过度政治化和增加对抗色彩，更不应被视为“(南北间)分裂力量”。(47)

尽管中印最终就扩员议题达成妥协，但金砖扩员争议折射出中印两国在“全球南方”认知差异下，围绕“全球南方”战略定位与制度构建的深层博弈。基于诉求差异，双方呈现出不同的“全球南方”构想。中国致力于推动金砖机制成为“全球南方”历史进程的重要一环，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基础上成为“集体反霸”、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载体；印度则从维护自身影响力、保持战略自主以及避免被卷入反西方阵营的认知出发，主张金砖国家应聚焦具体发展议题，避免政治对抗。这种政策逻辑既包含防范金砖机制成为特定国家(中国)地缘政治工具的现实考量，也隐含着将国际制度工具化以巩固其在某一群体中的领导力的战略意图，这种诉求差异源于两国对“全球南方”和金砖国家机制的认知差异。印度对华政策始终存在“遏制”思维，其扩员立场实质上希望印度能够构成对“全球南方”或金砖机制战略方向的预防性约束——通过设置扩员门槛、稀释中国影响力以及降低决策效率等手段，既避免被纳入反西方阵营，又维护自身在南方国家议程设置中的权力比重。尽管双方最终在组织扩容层面达成妥协，然而在扩员进程、标准和金砖组织战略定位上的分歧仍会影响两国合作，两国间规范性权力竞争将持续存在。

中印之间由认知差异和诉求矛盾引发的合作困境并非仅限于制度建构这一方面，而是广泛弥散于多个具有合作需求或合作潜力的领域。比如，在话语建构维度，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重要实践，符合其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联系、构建“南南合作”新范式的认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被中国认为能够为合作国家乃至整个区域带来发展机遇。印度基于其对主权原则的强调以及对华战略意图的疑虑，始终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一改早期无意投资汉班托塔港口的态度，在中国参与该项目后陆续投资科伦坡港和亭可马里港口，放大“远望5号”事件，造势“债务陷阱”“主权威胁”“军事风险”“战略围堵”等舆论，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泛安全化，设置合作障碍并激化认知差异。这深刻反映了中国发展优先和集体叙事的认知与印度地缘思维和威胁感知的认知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事实上，中印“全球南方”合作难以达成并非意味着两国在“全球南方”下的互动一定表现为冲突和对抗。从认知层面来讲，随着印度综合国力增长，中印核心问题经由印度对中国的安全焦虑逐步转变为中国是否承认印度是一个世界大国，拥有和中国一样至少是近似的国际影响力。(48)印度这一核心诉求贯穿中印关系各领域。在印度看来，抛开边界这一结构性问题，中国对印度这一核心诉求的回应制约着中印在“全球南方”下互动状态是合作与竞争，还是协调与冲突。但中国认为印度是否为世界大国与中国是否给予承认无关，也与中印基于现实需要发展双边经济、文化乃至安全对话与合作无关。(49)因此，金砖机制、印度洋秩序、非洲秩序、贸易与投资这些本该具有良好合作的领域，也难以形成以合作或以协调为主调的互动模式。

三、“全球南方”下印度认知原因分析及中印差异下的合作努力

中国和印度同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双方在经济上有较高的互补性，在“全球南方”下具有争取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共同诉求，两国理应在“全球南方”下形成有效合作。但事实却是中印就“全球南方”议题下的制度建构、叙事合作方面的实践日益受阻。从行为体层面来看，这种现象不仅源于中印对预期结果逻辑与适当性逻辑的选择，更深植于中印双方对“全球南方”下的主体、客体和关系认知以及认知的价值排序存在根本性对立。这种认知及价值排序的对立受两国战略文化、历史实践影响的同时，更是由两国的核心议程所决定。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性属性来看，中国和印度同属“全球南方”，具有诸多的共同利益。但从发展的阶段性结果来看，印度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远落后于中国。因此，莫迪政府的核心任务是要完成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整合，推动印度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莫迪政府将印度教民族主义打造为凝聚国内共识的意识形态工具。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及外溢，印度对外愈加执着于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被迫回应。可以说，印度将“大国”的主体性认知作为“全球南方”整体认知的原点的这一行为，在政治逻辑上是与印度国家发展方向和整体国家利益需求相一致的。

核心任务与大国目标的追求影响了印度对华政策的计算与选择。事实上，印度对内的大国形象宣传与其真实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匹配。在“全球南方”视域下，这种认知错位具体表现为印度主体大国认知与对华合作收益的冲突。当一国外部行为和内部认知产生冲突时，国家可以通过改变行为、改变认知、强化对抗性叙事三种方式进行缓解。(50)就印度而言，改变对华行为和认知意味着印度要承认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地位，承认自身对中国经济赋能的诉求，接受中国所倡导的“全球南方”的行为规范与价值理念。这种“妥协”需要当下莫迪政府付出政权合法性与政策合理性等高昂的成本。因此，印度借助中美互为对方战略重点的时代契机，放大双方在“全球南方”下的矛盾，进行对抗性叙事互动。例如，在参与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的同时，又炒作“一带一路债务陷阱论”和“中国威胁论”。如此，既能利用中国求稳的心态，以投机主义行事方式实现对华合作收益，也能维持其对内对外虚假的“大国形象”。在此认知下的选择，能够帮助印度以最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

在差异性认知和成本计算的影响下，印度对华“全球南方”政策呈现双重特征。一是投机主义路径依赖特征。印度决策层基于对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的系统性研判，形成了“全球南方”下对华政策投机主义倾向并认为中国对外战略资源投放以“应对美国竞争压力”为优先项，对次要方向的南亚次大陆的战略诉求主要聚焦于维持现状稳定。基于对华“成本—收益”决策模型的判断，印度认为中国在面临体系竞争压力对战略资源分配的约束情况下，印度如果利用中国南亚方向求稳的心态，采用机会主义行为模式，能够帮助自己在中印非对称博弈中谋求收益最大化。二是通过身份政治参与国际体系“位置竞争”。印度通过多重话语叙事策略，在国内国外双空间下进行主体和客体的认知建构。面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国际层面中美博弈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现状，印度依靠身份适当性路径选择，通过塑造“中印关系受害者”“全球南方代言人”“西南国家”等主体形象，回应国内情绪，强化对华对抗，增加自身在南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群体中的“砝码重量”。这种基于认知的策略选择对中国的“全球南方”政策形成制约。双边合作层面，中国对印善意释放机制收效甚微。中国既难以通过利益让渡换取合作空间，也面临有限威慑边际效应递减困境；实力互动层面，中国难以通过实力优势改变印度对华认知。而且，若对印度进行全面打压或可导致整体战略环境阶段性恶化。

尽管中印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认知差异导致两国“全球南方”下合作难成，然而作为“全球南方”重要国家，双方在国际体系演进、国际格局调整进程中，站在“全球南方”的整体利益角度，仍然亟须超越认知矛盾，承担起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责任。为此，中方应在“全球南方”下在对印心态再认识和具体操作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在对印态度方面。首先，中国要放弃改变印度对华认知的努力，避免陷入自证陷阱。认知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双边关系中，国家间的同质性偏好和理性行为逻辑特性会减弱，双方文化、身份、历史记忆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重要性会在国家认知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凸显。这就导致国家认知的形成涉及深层文化与哲学观念的文明基因、关键历史实践和固化认知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实结构和两国当下核心议程的实践三大方面。文明基因构成了中印两国认知深层次结构，但其并非静止不变。中印间重大历史事件和高频互动模式在不断修正文明基因的同时，重新塑造或者固化国家叙事，使两国逐渐形成对自我和他者定位与互动的路径依赖。新旧认知又通过现实互动将两国认知聚焦于具体领域，两国经由文明基因和关键历史所塑造的认知差异得到体现。同时，也反过来验证强化或者否定挑战既有认知。在这一过程中，认知的形成既有结构性影响因素也有非结构性影响因素，且时间和空间对认知形成的刻印更加难以磨灭。因此，中国在“全球南方”下与印合作困境的解决，不应从改变印度对华认知这一路径解决。

其次，划清中印与中国与“全球南方”两大关系。印度对“全球南方”工具性考量必定导致其会将“全球南方”异化为对冲中国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将“全球南方”议题置于中印关系之中进行考虑。具体而言，印度的工具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会将中印双边矛盾(如边界问题、地区主导争议等)进行“矛盾转移与议题嫁接”，将双边问题系统性植入“全球南方”议程之中。然而，“全球南方”既是殖民时代以来依附性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当前国际体系结构性权力转移的历时性载体。中国在处理中印关系和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时，应将中印关系与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明确划分，避免印度在“全球南方”问题下放大中印关系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在尊重“全球南方”历时性与历时性特征的基础上，坚持“整体优先”原则，通过强化“中非合作论坛”“金砖+”等“全球南方”合作网络机制，优化“全球南方”规范框架等方式，化解印度利用中印负面关系对“全球南方”议程的破坏，进而防止中印双边关系的部分矛盾被印操作为“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的零和博弈议题，以确保“全球南方”下国家间合作不被印度战术性操作所劫持。

在具体操作层面。一是临时相济。即中印双方在“全球南方”议题下推动分领域、短时间的合作。如在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粮食供应等低政治敏感、外溢影响大、制度约束弱的领域进行合作。通过这种议题切割，短期评估的合作模式，渐进积累双方战略互信；二是拉打结合。在“全球南方”发展部分影响外溢较高的议题积极拉拢印度共同参与，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对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部分产业促成双方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利益捆绑，但对稀土出口、数字服务等产业实施精准制裁。在边界与西藏问题中明确边界管控和战略威慑红线，对印度利用边界、西藏等问题的投机主义进行反制。在国际层面，运用多边机制对印度近年来越来越挑战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克什米尔人权与民主问题等表达关切。通过“以打促拉，以拉限打”的政策，实现开放迎接合作，坚决回应挑衅；三是破立并举。破除印度是中国南亚战略核心，是“印太战略”枢纽的思维定式；破除南亚是印度“势力范围”的考量，深化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合作；破除印度对华“威胁性他者”的标签，通过舆论反击、实践证实、重塑话语等方式表达中国是“全球南方”天然盟友的事实。总之，中国需以“持久”思维应对印度“短视”行为，通过以上十二字方针，在加速推动“全球南方”进程中，将印度在“全球南方”下对华对抗性政策转化为其自身发展的“自损自耗”行为。

结语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与印度曾在20世纪中叶携手开创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典范。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万隆会议的默契配合，两国以非对抗性外交实践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不同美苏的国家间互动范式，奠定了“南南合作”的基石。然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印在“全球南方”框架下的互动逐渐从合作转向竞争，折射出深层次的认知错位与战略诉求矛盾。

本文通过对比两国在“全球南方”下的自我、他者定位及关系认知差异，揭示双方从历史合作转向现实博弈的原因。认为中国将“全球南方”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强调集体身份建构与共同发展诉求；印度则将其定位为大国地位跃升的战略跳板，凸显个体利益优先与工具理性思维。这种认知分野既源于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历时性差异，也映射出东方文明古国对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不同哲学思辨。实践中，中印“全球南方”的认知差异导致两国在制度建构、叙事博弈与利益协调中陷入合作困局，金砖扩员争议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制等案例，印证了认知差异对合作可行性的消解效应。

当前，“全球南方”正面临百年变局下的关键期。愈演愈烈的全球关税战、贸易战、气候危机的复合性挑战以及数字革命的颠覆性影响，客观上要求中印超越认知藩篱，在制度建构、实践创新、文明对话等层面实现对合作困境的突破。这既是对万隆精神的时代赓续，更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作为“全球南方”主要国家，中印两国在重塑国际体系、重构发展合作模式、重建文明对话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因此，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同盟军”，需要明确中印关系与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界线，采取“临时相济、拉打结合、破立并举”的对策，以破解“全球南方”下中印合作困境。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ziliao_674904/historytoday_674971/200306/t20030628_9284595.shtml，访问时间：2025年3月12日。

②“万隆会议提升中国外交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gffgg1eeb77f29929471b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kgz/bwyc/202407/t20240704_5762710.shtml，访问时间：2025年3月12日。

③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④Alessandra Testoni,"The Indian Model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Broa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ttp://gffgg9b96958b12e14d9a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he-journal/12-asia-maior-special-issue-2018/chapters-asia-maior-special-issue-2018/the-indian-model-of-south-south-cooperation-broade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a-historical-perspective.html.访问时间：2025年4月14日。

⑤郑海琦：《印度“全球南方”政策定位、实践路径及其限度》，《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4期，第59-60页。

⑥相关论述参见孙艳晓：《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进程、动因与挑战》，《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有关RIS相关报道参见：http://gffgg6d99859d35ee44f5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bout-us/abouts-ris，访问时间：2025年3月11日。

⑦褚晓琳、王磊：《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1期，第64-66页。

⑧黄宗智：《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学术月刊》2020年7期，第93-104页。

⑨本文中的“认知”仅指：(1)中印对“全球南方”作为实体的功能及定位的构想；(2)各自在“全球南方”框架下的定位及作用(自我/主体认知)；(3)“全球南方”下对对方存在及实践的看法(他者认知、关系认知)；(4)中印对“全球南方”下实践方式和影响的解读。本文不采用具体的认知理论探究路径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全球南方”本身仍具有模糊性。在定义方面，已有研究并未形成一个明确且统一的定义，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范畴。现阶段各国对这一概念理解各有不同，处于争鸣状态。理解差异成因较多，涉及战略文化、国际地位、国家实力、历史实践、多边及双边关系等方面。因此，很难用单一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其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核心假设、第一性选择和分析层次的不同，对“认知”这一抽象性概念在国家间互动中所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现实主义流派将物质性因素(实力/结构)作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第一性因素，认知仅是作为解释国家对物质压力的反映。建构主义流派将观念作为第一性因素，通过互动形成共同文化、身份、利益。自由主义流派则更具综合性，强调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同时，也强调民主价值观念、人权规范等观念因素。认知理论的研究路径对于物质、观念何为第一性的强调更为弱化，甚至不预设两者的第一性，更加关注行为体如何处理和理解自身以及自身之外的信息。但不论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如何定义认知和如何理解认知的作用，对于认知这一因素会影响行为体行为与观念这一基本论点是具有较高认可度的。因此，从认知角度分析中印“全球南方”下合作困难成因具有理论与逻辑上的可行性。

⑩相关论述参见：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 John Ikenberry,"Three Worlds:The West,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No.1,2024,pp.121-138; Stephen D.Krasner,"Transform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What the Third World Wants and Wh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1,1981,pp.119-148; Samir Amin,"The New Imperialist Structure," Monthly Review,Vol.71,No.3,2019; Samir Amin,"Globaliz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 http://gffggd6ac49c3a908498a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lobalisation-and-its-alternative，访问时间：2025年3月14日；[埃及]萨米尔·阿明：《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沈雁南、彭姝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话、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贾庆国、赵可金、宋伟等：《世界政治中的竞争与变革》，《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第8-12页；殷之光：《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主权平等的第三世界历史经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43-55页。

(1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13)贾庆国、赵可金、宋伟等：《世界政治中的竞争与变革》，第8-12页。

(14)殷之光：《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主权平等的第三世界历史经验》，第43-55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16)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页，[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年，第48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18)谢春涛：《为“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http://gffggbac36dcce979441c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rld/xwwyxct/xctll/202412/t20241226_165719.shtml，访问时间：2025年3月14日。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1505/t201505159868514.shtml，访问时间：2025年4月11日。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jbzhd/202503/t20250307_11570443.shtml；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yxw/202410/t20241024_11515096.s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2日。

(21)《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jbzhd/202307/t20230726_11117824.shtml，访问时间：2025年3月15日。

(22)赵可金：《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23第6期，第10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282页。

(24)Shantanu Chakrabarti,"Global South Rhetoric in India's Policy Projec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8,No.8,2017,p.1912.

(25)[澳]伊恩·霍尔：《莫迪政府与印度对外政策的“再造”》，孙西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24年，第122页。

(26)Narendra Modi Quoted in T.V.Paul,The Unfinished Quest:India's Search for Major Power Status from Nehru to Mod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4,p.6; Rishi Iyengar,"Modi's Messenger to the World," Foreign Policy,April 5,2024.

(27)赵干城：《印度大国地位与大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28)"'We Are the 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PM Narendra Modi Highlights India's Role at ET World Leaders Forum," The Economic Times,September 2,2024.

(29)US Department of State,"Secretary Antony J.Blinken,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nnalena Baerbock,and Indian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perma.cc/VAW4-GQG3,访问时间：2025年3月21日。

(30)关于“命运感”表述参见：Ayres,A.：Our Time Has Come:How India is Making its Place in the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18.

(31)《印度人民院辩论集(卷3)》，1950年，第1699页。转引自马加力：《中印外交关系70年》，http://gffgg6d81537dec604242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j/PDF/ciss_cn/upload/docs/2020-01-03/doc_9641578036669.pdf，访问时间：2025年3月17日。

(32)Burns,J.F."India Sets 3 Nuclear Blasts,Defying a Worldwide Ban; Tests Bring a Sharp Outcry," New York Times,May 12,1998.

(33)"Thin Ice in the Himalayas:Handling the India-China Border Dispute,Raja Mohan," http://gffgg287c905655274dce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sia/south-asia/india-china/334-thin-ice-himalayas-handling-india-china-border-dispute.访问时间：2025年3月19日；"For Biden and Modi,Interests Prevail Over Ideology," Foreign Policy,June 21,2023.

(34)"Winning Friends and Buying Influence:How China is Encircling India," Times of India,July 30,2021; Stuti Bhatnagar,"Modi's Diplomatic Triumphs Haven't Solved India's Enduring Challenges," World Politics Review,February 21,2024; Murali Krishnan,"India-China Border Dispute:Can the Peace Last?," Deutsche Welle,November 6,2024.

(35)Sushant Singh,"Modi's China Bind," Foreign Policy,July 16,2024.

(36)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et al.eds.,Shaping the Emerging World:India and the Multilateral Order,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3,p.148.

(37)相关论述的中文文献包括：陶亮：《不结盟还是结盟：印度外交转型问题刍议》，《南亚研究》2024年第3期；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李亮：《印度大国结盟战略：信誉缺失、三重背离及成因》，《南亚研究》2023第2期；林承节：《印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拉吉夫·甘地执政到曼莫汉·辛格政府的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英文文献包括：Kumar Rajan,"India's Multilateral Foreign Policy Strategy:Phases of its Evolution," The Round Table,2022; Deepa M.Ollapally,"In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Accommodation and Adjustment,"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2,No.1,2018; K.Bajpai,"Narendra Modi's Pakistan and China Policy:Assertive Bilateral Diplomacy,Active Coalition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3,No.1,2017.

(38)C.Raja Mohan,"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http://gffgg616d7c75b8e944cc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apers/continuity-and-change-in-indian-foreign-policy/，访问时间：2025年3月17日。

(39)Subrahmanyam Jaishankar(ed.),The India Way: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Gurugram: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dia,2020.

(40)C Raja Mohan,"India Rethinks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http://gffgg616d7c75b8e944cc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apers/india-re-thinks-the-non-aligned-movement/; C Raja Mohan,"India's G-20 Presidency:Championing the Global South," Indian Express,December 6,2022.

(41)Dani Rodrik,"Middle Powers Will Make a Multipolar World," Project Syndicate,November 11,2024.

(42)关于适当性逻辑和预期结果逻辑的叙述，详见：Krasner,Stephen D.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作者认为，当规范框架高度明晰而替代性行动路径的后果难以预判时，行为主体(尤以执政者为甚)的政治决策将显著受制于角色规约的适当性逻辑；反之，若行为体陷入角色多重性冲突或面临制度真空，但不同策略的收益矩阵相对明确时，预期结果逻辑将占据主导地位。

(43)叶海林：《不对称需求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1期，第9-14页。

(44)Jagannath Panda,"India's Call on BRICS:Aligning with China Without a Deal," Issue & Policy Briefs,March 9,2012,http://gffgg3e818695ebeb4baf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ublication/indias-call-brics-aligning-china-without-deal/，访问时间：2025年4月14日。

(45)"Arvind Mohan,"India-China Rivalry and its Long Shadow Over the BRICS," http://gffgg2915afd058ef4784sqw6xccv6bvkf6xu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4/11/02/india-china-rivalry-and-its-long-shadow-over-the-brics/，访问时间：2025年7月22日。

(46)"Arvind Mohan,"India-China Rivalry and its Long Shadow Over the BRICS,"访问时间：2025年7月22日。

(47)Ibid.

(48)叶海林：《不对称需求对中印关系的影响》，第9页。

(49)同上，第10页。

(50)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