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3期
提要：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离不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反思与发展，卢卡奇的辩证法构成了其中一个重要环节。较具代表性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断裂学派”对卢卡奇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将其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要参照。该学派一方面批评青年卢卡奇将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做法，强调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另一方面肯定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基于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对社会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新解释，并提出了以物质变换断裂概念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构建了坚持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性并追求人与自然解放的生态辩证法。生态马克思主义“断裂学派”对卢卡奇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但也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构建生态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与革命实践战略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 辩证法 物质变换断裂 生态辩证法
如何看待生态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相关学术研究长期关注的议题。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或“新流派”，它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新形势，对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等人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作出了重要拓展。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者，本·阿格尔（Ben Agger）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演进的角度提出了“走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因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志向是依据新的社会现实来构建一种根植于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和斋藤幸平（Kohei Saito）为主要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重释唯物辩证法来推进理论建构，逐渐成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力量。他们使用“物质变换断裂”作为核心概念，因而也被称为“断裂学派”（rift school/the school of the metabolic rift）。在他们看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生态危机时代的复兴，就必须批判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如何改造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选取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为切入口，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一、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及其局限
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归结为方法论层面的辩证法，并用总体性范畴概括辩证法的核心原则，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他认为，辩证法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也就是把握历史发展中主客体内在的相互性和统一性。因而，“历史是辩证方法的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存因素”，辩证法在根本上是关涉主体与客体之能动关系的历史辩证法。
卢卡奇对历史辩证法的阐释借用了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想，并将其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联，认为历史是实体，是人类社会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历史也是主体，是人类自己的能动创造。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面对商品形式的普遍化所导致的物化危机，历史的主体只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变成了实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具有这种变化事物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也是无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的革命方法。一旦忽视辩证法的历史本质和主体因素，辩证法就会成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实证科学，成为脱离现实的反革命的抽象教条。
由此，卢卡奇主张把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并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持批评态度，强调“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他看来，自然界中只有客体，没有能动的实践主体，不存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总体性关系，也就缺乏革命性的维度，因而不可能达到辩证法的高度。
从这一特定的历史辩证法出发，卢卡奇还把自然界纳入社会历史视野中加以审视。他指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在卢卡奇看来，历史是人类社会形式不断变化的历史，社会形式发端于实际的经济关系，并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进而控制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历史地生成的。
基于这一观点，卢卡奇论述了人类社会史中自然地位的变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就是自然界限逐步退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出新的自然概念。首先是作为“事件规律的总和”的自然概念，即与过去非理性的自然力量相对的“第二自然”，它以一种无情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与人相对立。这种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现实的直观态度和将自我客体化的物化处境。其次是作为价值的自然概念。它代表着我们“过去是的”且“应该重新成为的那种东西”，象征着对自由的渴望，因而与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相对立。再次是介于自由与必然之间并追求二者相同一的自然概念。它表现出克服物化问题的价值性质，因而意味着“真正的人的存在”。但这种浪漫主义的原则或目标必须通过历史主体的行动，即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实现。
不难看出，卢卡奇提出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实际上是说明自然观的演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或根源，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辩证地理解自然的可能性，“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自然是什么样的存在，而是阐明自然能以何种条件被改变”。他把辩证法限定为历史辩证法的主要用意是反对客观主义的决定论思维，激活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从而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虚假自然性，唤醒无产阶级的主体自觉和革命意识。但这一做法确实存在着割裂自然与历史、否定自然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的嫌疑。
以福斯特为代表的“断裂学派”高度重视卢卡奇及其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并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对其绿色变革潜能展开了批判性评估。他们认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解释是有局限的，因为他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相对独立于甚至先于人类历史的自然界排除在辩证分析之外，从而割裂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性。就此而言，排斥自然辩证法的历史辩证法概念不过是“一种局限于人类、人类世界和人类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主客体辩证法”，必然导向自然—社会二元论的世界观。不仅如此，卢卡奇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做法，也背离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应当是同一门科学的设想，更切断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因为自然界被看作是纯客观的，自然科学也被认为完全是机械论和实证主义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科学”。“断裂学派”则认为，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重要理论基础，卢卡奇及其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偏见，直接遮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科学上的艰辛探索以及20世纪唯物主义生态学的革命性意义，也就限制了基于生态科学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的可能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先回应卢卡奇历史辩证法的问题并试图对其加以生态学改造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他在1962年首次出版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虽然延续了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认为“辩证法只有作为历史的方法才是可能的”，但又试图克服历史辩证法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基础的消解问题，提出了“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的重要关系式，即：“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更重要的是，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93年新版序言中，提出了从历史辩证法走向“生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指出：“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作为‘有联系的整体’的论点，即自然界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普遍相互作用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个以原初的自我规定性呈现出来的系统中，以物质生产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交换只是无数相互作用中的一种，这并没有使过去以人类实践和历史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失效，而是对其加以限定。这种历史辩证法便拓展为‘生态唯物主义’。它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是由地球与人类的基本辩证法所包含和支撑的，后者是一切历史的非历史前提。这就证实了世界构成一个物质统一体的思想。”可见，施密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是对卢卡奇“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命题的进一步反拨，致力于在坚持实践观点的同时捍卫自然界本身的总体性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展现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的理论尝试。
然而，在“断裂学派”看来，施密特虽然承认自然界的辩证运动，即自然界的“自我中介”，但又强调现代社会中“自然中介性”已被“历史中介性”所取代，这仍然是一种社会与自然的二元论。施密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由于缺乏对现实世界变革条件与动力的考察，也无法导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要克服这一局限，有必要重新考察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演变，尤其是发掘其对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的新解释及其所蕴含的辩证实在论观点。
二、卢卡奇论物质变换与辩证实在论
尽管“断裂学派”对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批评，但他们也注意到，卢卡奇本人并没有完全拒绝自然辩证法概念。即使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也委婉地承认，被“独立的旁观者”所感知的“自然的辩证法”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他认为，“自然界的纯客观的运动辩证法”缺乏的是有主体介入的完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理论与实践才成为辩证的。自然的辩证法与社会的辩证法尽管需要从方法论意义上加以区分，但也可以被理解为辩证法结构中的不同层次，这隐含了一种从纯客观辩证法延伸到主客体相同一辩证法的“辩证形式的类型学”。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卢卡奇通过引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重新阐述了关于社会与自然复杂关系的辩证分析方法，表达了一种辩证实在论的理论立场，这为纠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然辩证法倾向、重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了重要资源。
具体而言，在1925—1926年撰写的《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卢卡奇基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更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首先，卢卡奇承认了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他明确指出：“很显然，社会源自自然，且自然规律先于社会（也就是说先于人类而存在）。同样显然的是，如果辩证法不是已经客观地存在，不是在先于社会的自然的发展中已经作为原则而发挥作用，那么辩证法也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则。”由此而言，“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命题并非在本体论意义上否定独立于人存在的自然界，而是强调自然演化中的辩证因素虽然客观存在，但只有经过社会的中介才能被认识和把握。其次，卢卡奇将物质变换看作人类认识自然的物质基础，强调“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认识的发展与此种来源的发展相一致”。再次，卢卡奇说明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性特征。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过程中涌现出的现实运动形式，它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越来越受到社会分工、社会交换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人类看待自然的方式也越来越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进而，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展现出双重规定性：“它既是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而自然独立于人类存在——但同时，在任何时候，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又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规定。”因此，对卢卡奇来说，那种认定自然与社会是完全独立的二元论观点是极为可疑的。斋藤充分肯定了卢卡奇的这一思想创见，并对其进行了生态学阐释：“物质变换过程中社会与自然的历史性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是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见解。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自然生态过程具有根本的统一性（‘唯物主义’），但其现实过程和表象又总是以社会历史为中介并与之协同进化（‘历史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卢卡奇在1960年代写作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以劳动概念为中心，对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辩证形式做了更为细致的论述。
一方面，卢卡奇再次确认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基础。他从总体性视角出发，认为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社会这三种存在类型的交互共生是各种社会存在的基础，它们由于目的性劳动及其发展而来的社会实践的中介，形成了一个由诸多具有社会影响的规定性所构成的整体。在此过程中，“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他是自然发展的产物。随着人的自我实现（当然，这种自我实现也意味着自然限制的退却，但决不意味着自然限制的消失，决不意味着人完全超越了自然限制），他就进入了一种新的、自我创造的存在：社会存在”。也就是说，虽然目的性劳动造就了更复杂的社会存在，但这一新的存在形式仍然与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保持着起源上的联系。劳动过程既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又反映了自然界的基础性作用，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进而，卢卡奇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由自然界的辩证联系所决定的，并构成了人类理解这种客观辩证运动的重要来源。因为人对自然过程的认识意味着对自然界辩证运动的主动介入，它发生在社会存在领域中，是“社会和自然的物质交换的过程，当然对于这一过程来说，对自然辩证法的正确理解是其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卢卡奇尝试借用黑格尔关于同一与非同一的辩证法，在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阐述一种方法论的二元论。他认为，虽然社会产生于自然界并以自然界为自身发展的前提，但这一以人类语言和劳动为中介的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之间发生了质的“飞跃”。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存在“连续性”与“连续性的中断”。进而，卢卡奇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概括为“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the identity of identity and non-identity）。它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嵌入到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之中（“同一性”），但又因其社会活动涌现出了与外部自然根本不同的性质而被区分开来（“非同一性”），这两个方面作为“有差异的统一体”（unity-in-difference）共同存在于现实之中。只有同时承认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和不可通约性，才能把物质现实真正看作一个具有复杂中介的辩证总体。
因此，在“断裂学派”看来，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的理论探索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用历史辩证法排斥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倾向，并基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劳动）概念尝试性地给出了一幅唯物辩证法的多层次图景：“在纯客观的辩证法和纯主观的辩证法这两个抽象领域之间，存在着人类劳动与生产的中介性领域，即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也就是卢卡奇所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虽然卢卡奇后期的辩证法思想仍然不同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后者借助自然科学成果更明确地阐发了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性质，但卢卡奇还是坚持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表达了一种既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世界的自我生成和复杂变动的“辩证实在论”（dialectical realism）。卢卡奇指出：“辩证认识具有一种纯接近性的特征，而且这是由于现实乃是由诸多复合体的无限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这些复合体内在地和外在地处于异质的关系中，它们自己就是异质成分的动态综合。”在此视野下，社会与自然并非绝对二分或绝对同一，因为社会通过物质变换塑造了自然，但自然仍保持着相对的自主性，“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不代表自然的‘终结’，而是社会组织人类与环境物质变换互动的永恒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此理解的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必然承认社会控制自然的限度，并将矛盾分析的中心置于社会生产（物质变换）领域，要求通过社会斗争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从而为激进的生态政治奠定本体论基础。
三、物质变换断裂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卢卡奇的物质变换理论并未得到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生态运动在1960年代末兴起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仍难以对社会与自然之间日益危险的物质变换形式展开批判性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世”时代全球生态危机的凸显，部分左翼理论家试图取消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将二者视为一个关系集合，提出了“自然的生产”和“同一物质变换”等社会建构主义与混合主义观点，淡化了生态危机的真实性与严峻性。对此，“断裂学派”更加强调卢卡奇的物质变换理论对于理解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有助于摆脱自然—社会二元论和混合一元论的困境，构建具有资本主义批判功能的生态危机理论。“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问题的研究方法，为批判性地分析人类世的全球生态危机确立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实在论基础。”具体而言，“断裂学派”对卢卡奇辩证法的生态化改造与发展，在理论进展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从“社会实践”到“自然实践”（natural praxis）。卢卡奇指出，劳动这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也是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关键。但他真正关注的仍是劳动的社会维度，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也是一个社会过程”。为了进一步说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总体性关联及其辩证运动，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考察了唯物辩证法的感性基础，并提出了自然实践的辩证法。他们认为，受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马克思设想了一种根植于人类感性活动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感性丰富性是其本质能力的直接体现，人的感官知觉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反映，也是感性世界自身的现实呈现。“人的感性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形成现象之光。”这意味着，在人的感性活动的积极介入之下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生态整体的内部关系，体现的是自然界自我认识和能动生成的过程。
由此，人类社会实践在根本上依托于自然实践，即“一种更广义的人类实践概念，它包含了人类的整体活动，即感性的生活”。随着自然实践的发展，人的感官知觉也得到理性化的训练与提升。通过更大范围和更多层次地感知世界，人类能够把现实世界看作是其实践的对象化，并认识到只有克服自然的异化才能实现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每一层面都致力于打破那种将客观世界视为与人类分离并支配人类的命定论的束缚，同时批判外部世界的异化以及人类支配外部世界的企图。他的唯物辩证法旨在融合真正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并坚持用实在论观点来看待外部世界——人类以复杂且共同进化的方式与外部世界相联系”。
其二，从“物质变换”到“物质变换断裂”。物质变换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首先被用来考察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过程，并蕴含着自然与社会双重分析维度。基于马克思的思想，卢卡奇的物质变换理论强调社会与自然相互贯通与转变的辩证实在论立场，为分析特定社会中的自然异化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为赋予物质变换概念更加明确的生态维度，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重新挖掘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了包含“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社会物质变换”和“物质变换断裂”概念在内的系统性生态分析框架，把研究重心从物质变换本身的哲学论证转向了物质变换断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根据物质变换断裂理论的基本观点，生物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体现的是“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这在时间上早于人类生命的出现。现实的人通过劳动将自身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劳动也越来越表现为“社会物质变换”，即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与外部自然进行相互作用。人类社会及其生产活动都内在于并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的一般物质变换，但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强制性的利润增长，不断强化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对劳动力的剥削，导致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
在此基础上，福斯特等人从多个层次分析了物质变换断裂及其危机。首先，物质变换断裂直接表现为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和城乡分离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反映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界物质循环的中断。其次，物质变换断裂从物质、空间和时间三方面展开，即：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导致自然界物质能量损耗与补给的失衡，资本的空间扩张加剧区域生态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生产的时间加速激化自然有序演化与资本无序积累的冲突。再次，物质变换断裂具有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在面临环境问题或资源困境时，总是通过技术和市场等手段来维持资本扩张，但这种资本主义的被动转型只会带来物质变换裂痕的转移和加深，进而造成新的累积性问题和更全面的危机形式。最终，矛盾的激化必将导致质的转变，修复物质变换断裂需要的是一场变革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生态革命，创建一种实质性平等且生态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
因此，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是一种生态危机理论，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对其永久依赖的有机生存条件的破坏。”在他看来，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概念并不是尝试解决某个纯哲学问题，而是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解上，发展出一种系统化的生态批判。这种生态批判坚持运用理论抽象的方法把社会与自然从复杂的总体中暂时区分出来，然后通过审视二者物质变换的历史性中介来理解这一总体，致力于深化对特定阶段社会与自然物质变换内在矛盾的剖析，从而提供了一种“最成熟的辩证体系的理论观点”。
其三，从“物化批判”到“生态批判”。青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所针对的现实问题是现代社会的物化状况，而辩证法的革命性任务是克服物化，重新实现历史发展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统一。斋藤借用物化理论来阐述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变换断裂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将物化批判拓展为生态批判。他指出，在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私人性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只能通过价值（即物化的抽象劳动）的中介来加以组织和安排。如此一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被卷入价值之中，被单方面地编排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斋藤阐述了物化运动中“形式”与“物质”的辩证法，分析了价值形式对包括自然在内的物质世界的深刻改造及其消极后果。
一方面，经济关系的物化并不是单纯的认识论颠倒，而是涉及使用价值物质属性的深层变化，甚至带来整个物质世界的重构。“经济形式规定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认识，而且也改变了需求和行为等物质维度，最终影响到贯穿历史过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由资本无限的价值增殖所驱动的，这种将自然置于资本控制下的生产过程带来了以量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合理化。
另一方面，尽管物质的维度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但它始终存在，因为社会形式必定需要其物质承担者，而资本主义形式上平等的价值交换无法应对社会生活与自然世界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全部复杂性。“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消除自然作为资本承载者的非同一性，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也反映出使用价值（财富）与交换价值（价值）关系的历史性错位。资本无限自我增殖的律令必然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的客观界限发生冲突，当资本耗尽“自然的弹性”，就会造成一系列不断扩大的物质变换裂缝。卢卡奇敏锐地看到，物化危机源于世界的彻底合理化所导致的“有普遍‘规律’的统一系统”与“这些规律的内容所依据的具体方面”之间的矛盾，生态危机则产生于资本主义形式法则与物质内容之间的持续张力，其中被物化压抑的物质内容将破坏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物质变换断裂的生态危机就是卢卡奇意义上的‘危机’”。
四、总结性评论
就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辩证法的维度是极为关键的。因为辩证法不仅意味着达成对于世界普遍联系的科学认知，更重要的是揭示现实的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与变革方向，从而提供一种应对生态问题的批判性理论思维和实践方法。“如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要提供一条摆脱生态危机的激进道路，就需要回到辩证法的根基上并对其加以拓展。”正因如此，卢卡奇的辩证法从早期关注社会历史领域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寻求内在超越的革命道路，到后期试图以社会劳动（物质变换）概念为中介来克服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二元对立，重解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原则，从而成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理论对象。
在“断裂学派”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应当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这同时要求重新审视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但该作品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使得自然界和自然科学长期被排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之外。而卢卡奇后来从马克思那里推导出来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又削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否定自然辩证法的主导性传统，并暗示了一种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思想。这有助于超越当前流行的社会一元论的激进生态思潮，构建植根于唯物辩证法的生态批判理论。因此，只有完整地考察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并重估其思想史意义，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复兴。
概括起来，“断裂学派”对卢卡奇辩证法的反思与发展主要包括三个环节。首先，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基于主客体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提出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命题，引发了“断裂学派”关于社会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新讨论。其次，“断裂学派”考察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卢卡奇辩证法的思想发展过程，尤其是《尾巴主义与辩证法》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等作品对物质变换概念的阐释，进而更加明确了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实在论立场，强调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及其有别于自然的涌现特征。再次，通过重解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和重构卢卡奇的辩证法，“断裂学派”描述了自然—社会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并提出了以“物质变换及其断裂”为核心框架、以“价值形式”与“物质世界”矛盾关系为分析线索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他们着重强调的是，在“人类世”的生态危机时代，只有在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对社会与自然做出一种分析性区分，把社会与自然看作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领域，才能摒弃把社会与自然相混合的表象视为既定事实的拜物教式观点，从而正确认识生态危机的客观形势和征服自然的不可能性，并将生态批判的重心置于社会物质变换的历史性形式及其转化重组过程上，进而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形塑的异化的物质变换系统。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断裂学派”把强调人类实践主体地位和社会解放主旨的历史辩证法更新为根植于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性理解并寻求超越人与自然异化的生态辩证法，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但是，他们对卢卡奇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也引申出了有待进一步讨论或解决的问题。
其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根基的“生态本体论”构建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本体论并不限于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解答，而是要把社会—自然当作复杂整体来研究其基本要素与基本过程。与之相对应，生态本体论就不止于简单承认自然界的本原地位，而是要“更为科学地概念化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构型或本质”。不难看出，卢卡奇基本上是以主客体相统一的实践或合目的性劳动为中介来把握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福斯特等人虽然更多地强调了自然界对于社会而言的基础性意义，但也同样坚持从社会历史视角来看待自然界及其现实转变，从而揭示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与制度条件对自然生态的决定性影响。应该说，这既契合现代文明阶段不断凸显的“人类世”特征，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有利于开展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与变革路径的分析。但正如恩格斯反复强调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发展有赖于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无论从概念的科学性还是论证的完备性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都面临着如何界定“生态（学）”意涵的问题，即如何更多地借助现代生态学的科学认知来阐释“人化自然”与“自然化人”所形成的生态（生命）共同体关系，从而提出真正适应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解放图景。
其二是生态辩证法所指向或蕴含的“红绿”变革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照现实的方式是发展批判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这也是卢卡奇要把辩证法内置于历史之中的主要意图。只不过，他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来实现历史的辩证运动和革命性改变，却陷入一种主体性理论的窠臼之中，从而表现出种种乌托邦因素。遗憾的是，“断裂学派”对生态辩证法的阐述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解决辩证法的革命道路问题。正如卢卡奇认为全面的物化最终将带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一样，福斯特等人也认为，生态危机不断加深的客观事实及其所带来的主体异化体验蕴含着“红绿”变革的可能性，物质变换断裂的不合理性终将使人们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即便生态危机在相当程度上为资本增殖提供了新的机遇而不会直接带来资本主义的终结。但相比于卢卡奇在革命组织问题上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只是主张一种宽泛的环境无产阶级或绿色左翼同盟来构建社会生态转型的主体动力，从而弱化了阶级革命叙事的说服力和有效性，甚至有可能走向卢卡奇当年所批判的关于革命的“有机的”发展学说。
因此，从理论的现实变革潜能来看，物质变换断裂理论虽然能够很好地说明资本主义与自然生态之间的根本矛盾，但很难准确表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现实空间与替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变革要求，也就不太容易转化为一种具有明确战略性维度的“红绿”变革方案。而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作为一种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原则，并不满足于揭示现实历史运动的内在矛盾与规律，还要求关注历史运动及其自我否定性变革得以可能的条件。因此，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完整地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意涵与方法论意义，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与动力机制分析，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做出更具现实性且前瞻性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陈艺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