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摘要：柳兆薰日记较为系统详实地记录了自咸丰九年（1859）至光绪十五年（1889）间历年完纳赋税钱粮的过程、数额及其完纳方式。江南地主完粮，原来一直是前往县城或乡镇粮局交纳，耗时耗力，相当烦苦，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完纳本色，装粮运粮，掮粮进仓，尤为辛苦。同治克复后，柳兆薰完粮，先改为折色上交银钱，后改为局书上门收取银钱，税粮负担可能有所增加，但交粮的劳苦程度应当大为减轻。为了按时完纳钱粮赋税，柳兆薰还需遵照官府的要求，事先厘清田亩，履行换单、推收手续，上报田亩实数，每年先期清理版串，确认完粮实数。完粮时还需妥善处理与钱粮局书的关系。柳兆薰完粮，大多数年份均在七成以上，则每年地租收入约五分之一交纳了田赋。较之其父辈时代的嘉、道年间，经过同治初年的减赋，吴江等地田赋征收的烈度实际并未减轻。

关键词：柳兆薰；晚清江南；完纳赋税钱粮

直到晚清时期，江南仍是地主制生产形态的典型地区，地主拥有土地，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地租收入，交纳赋税之后，仰事俯育发家致富，地主收租交税是地主制生产形态下最为恒常的必备事项。学界对于清代中后期江南租栈的研究相当丰硕，但租栈收租量绝大部分只是定额应收量，而非实际租入量。也许受材料不足的限制，单个地主如何收租纳税、租额如何、税率如何、实际收租量多少、租税量占产量的比重多少，似乎一直不甚清晰。有幸的是，吴江地主柳树芳、柳兆薰父子的日记，如今还尚存人寰，庋藏在苏州博物馆。柳兆薰日记，始自咸丰九年二月二十日，止于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记载交纳钱粮（当地人称完粮，本文从此说）始于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其中有的年度基本缺载，如同治元年（1863）、二年两年因柳兆薰避居上海未有完粮记载，同治三年度只记官府要求业户到清粮局上报田亩数而并无完粮记载，有的年度较为简疏，如咸丰九年、十年、十一年太平军占领吴江前后期间，所载未能呈现全貌，但其余年份大体齐备，较之其父柳树芳所记更加翔实具体，堪称弥足珍贵［1］。日记详细而清晰地展示出清代中晚期乡村地主收租交税的实态，有望填补江南地主制生产形态下租税研究的缺环。

一、历年完粮成数

按照清廷及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清代初年起，赋税钱粮征收实行自封投柜法，即业户持了县衙颁发的易知由单前往粮局投柜完纳。江苏布政司在同治六年重申规定：“征收上下忙条银，应仿照漕粮式样，按户添造条银由单，于未开征之先，发给粮户，持单赴柜完纳。并将漕忙由单，一律注明某户田数若干，应完何项科则银若干，倘一户而有数等科则，即注明某科则若干，某科则若干，并将银钱价一一开列，加注洋照市价，钱洋并纳，听从民便字样。”［2］（P669）但如此规定，究竟如何自封投柜，仍含糊不清，既有研究也殊少探究。

依据柳兆薰日记，吴江收粮，在县城设有总局，业户运粮上交。咸丰九年柳兆薰两次亲自掮米登场，极为苦累。同治五年八月，吴江知县沈锡良实施清粮，征粮改顺庄为版图法，县城仍设总局，各乡镇设立分局，规定“钱粮由业户亲完，立时掣串，差甲只准催追，不准经收”［3］（P4）。柳兆薰在九月上旬到总局完上忙银［1］（P427），又与人一起前往芦墟、同里、黎里分局完粮。同年冬漕开征时又从同里局分出北舍局，柳家一带均归北舍局，完粮后收取版串或收条。柳兆薰完粮从此只在芦墟、北舍和黎里三个乡镇的分局完粮，较之其父完粮须到县城，劳苦程度应该稍为减轻。同治十年漕粮征收，最初试图改为在城设柜，后来又拟在乡镇设柜，专主大户，经过数月权衡，仍旧回到原点，一切不变。有关光绪元年征粮地点，柳兆薰最初记载北舍局归并芦墟局，但从实际征收来看，仍是黎里、芦墟、北舍三局，完粮方式或者由柳兆薰前往镇上粮局上交，或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自光绪二年起，上忙银都是局书前往柳宅收取。光绪三年起，下忙及漕银也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银钱。江南地主完粮，原来一直是前往县城或乡镇粮局交纳，耗时耗力，相当烦苦，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均是完纳本色粮食，装粮运粮，掮粮进仓，尤为辛苦。同治克复后，柳兆薰完粮，先改为折色上交银钱，后改为局书上门收取银钱，税粮负担可能有所增加，但就交粮的劳苦程度而言，应该大为减轻。

现据日记所记，列表统计柳兆薰历年完粮成数如次。

表1　柳兆薰历年完粮数额统计表

表1自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四年间完粮数据较为齐全的13个年度，如果按光绪十二年“洋价一千O廿文”的比例换算［1］（P1770），每年平均完粮928元多，其中超过洋银1000元的有七个年度，大多是完粮在七成以上者，接近1000元的有一个年度，其余五个年度大约在七八百元之间，而均是完粮七成左右者。柳兆薰家之租米收入，据其日记统计，同、光年间每年约在4700元至5000银元之谱（参见另文）。若如此估算出入不大，则柳兆薰每年的地租收入大约将近五分之一交纳了田赋。较之其父辈时代的嘉庆、道光年间，经过同治初年的减赋，吴江等地田赋征收的烈度实际并未减轻。

晚清江南赋税钱粮征收，经办书吏借以牟取好处名目繁多，令人发指。同治七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曾颁布告示：“而且正供之外，尚可勒索串票脚费。小民之脂膏有限，书差之欲壑无穷，种种弊端，殊难枚举。”［4］（P435）上述历年完粮的实际成数，反映出赋税征收度，或业户的纳税上限，是在七成以上至八成左右。围绕赋税征收的额度，征税的书吏和完粮的业户长期博弈，反复计较。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芦墟局书朱云山来，“阳为追银，实则以照会与乙兄”，朱此行的意图，还是经局书张森甫指点而破的［1］（P610）。十月二十九日，朱云山又来，“此吏最狡猾，又嬲完银四两四钱有零，余存一两，局中算差内扣，颇费烦言始允”［1］（P616）。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舍、黎里两局王漱泉、陆少甫来，奉县谕修改章程，“粮上每石加钱百文，洋水每元短十文，要倒找，软嬲不已”，柳兆薰承诺十分之四，另外送洋4元给北舍，1元给梨局，“感情而去”。柳家账房诸人认为柳兆薰过于软懦，柳兆薰却觉得“此辈太阿在手，难与之顶争计论”［1］（P1704）。

在钱粮问题上，业户和局书双方都很清楚，官府必须收到多少成数，而业户只能交纳多少钱粮。清代江南地主完粮，长期来存在互相乖张的两种情形。一是经过清初奏销案的打击、雍正年间的大规模清查积欠钱粮和乾隆年间的再次清查积欠钱粮，缙绅大户基本形成共识，交代后人以完纳钱粮为第一要务；另一却是绅宦大户包揽拖欠钱粮极为严重，清查积欠始终效果不彰。柳家完粮，并无资格或势力包揽小户以规避负担，长期来只能按章交税，及时完粮。太平天国兵燹后，吴江在乡镇设柜征收钱粮，同治十年起，柳兆薰家完粮，不再像其父辈那样需到县城交纳本色粮食，而是前往北舍、芦墟、黎里三处分局交纳折色钱银，光绪二年起更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银钱。每年完粮，双方心中有数，锱铢必较，在书吏一侧，自然是提前通知，早早催收，每次尽量收取，挤牙膏式征收，该收取者绝不放弃，多多益善，而在作为业户的柳兆薰一侧，时间上必定在收租之后，能延则延，数量上能少则少，分次结算，既不少交，也绝不多交，应付性质非常明显。如同治八年完上忙银，十月初四日柳兆薰舟至北舍局，完银22户，总书顾小云在局，“尚有请益之言，以再加四两许之，渠欲壑尚未盈也”［1］（P611）。同年完漕银，在芦墟局完粮已完足八成数，听说局书朱云山“尚有后言”，柳兆薰“只好听渠犬吠而已”，大约并未理睬。两日后到北舍，完粮已七成八，局书沈云卿拉去仁和楼饮茶，“再商请益，嬲不已，权许之”。次日再去北舍，“又完五户，八折已足”，方才了结［1］（P626-627）。

同治十三年度全年完粮情形尤具例证意义。八月十六日，北舍局书唐云斋持由单来，知上忙已开征［1］（P936）。从九月初一日到十月二十四日，柳兆薰先后到北舍局三次，第一次完四成五，第三次才完七成四，与之结题，到芦墟局三次，第一次完粮四成二，第二次完粮达七成，第三次完粮后达七成五，与之结题，到黎里局一次，达七成四［1］（P939-950）。下忙及漕银征收更加曲折。十月二十四日，局书张森甫来说“新任催科颇烈切”［1］（P950）。十一月二十二日，北舍、芦墟两局书送来新漕单，柳兆薰得知完漕标准。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光绪元年七月初三日，柳兆薰在北舍和芦墟两局完粮均为好几次。在北舍局，第一次，局书庞榜花来，柳兆薰完粮大约四成五；第二次柳兆薰前往，完粮达七成三五；第三次，局差沈子香来，柳兆薰完至七成八［1］（P961）；第四次，局书唐云斋之侄逸仙来，“又嬲完洋八枚，尚退有后言，不肯吉题”［1］（P973）；第五次，新换局书唐逸仙同庞榜花来，“复请益，又嬲完十元，已八折外足，与之吉题而去”［1］（P977）；第六次唐云斋来，“完数已足八成外，只好拒之不出手”［1］（P982）；第七次唐云斋又来，“嬲完四枚，已八一足外矣”［1］（P990-991）；第八次，唐云斋“又来嬲借贰枚，知近日又欲征追漕米，新令尹之政如此”［1］（P997）！在芦墟局，第一次，柳兆薰前往，完粮四成七，当日洋银价下跌，柳兆薰多费3400文，有点心疼；第二次，柳兆薰前往，完粮七成四；第三次，柳兆薰前往，为蔡进之完漕二户，自己名下完一户，六斗有零［1］（P960）；第四次，局书张森甫来，柳兆薰完新漕至七成八，“与之吉题，未识有后言否”［1］（P969）；第五次，张森甫又来，“又嬲四元而去，已八折足外矣”［1］（P986）。黎里局只有一次，局书王秋海来，柳兆薰付银七成八五，与之“与之吉题，已七八五折矣”［1］（P958）。柳兆薰完粮历时如此之长，次数如此之频，较之其父辈时有很大不同，业户与书吏之间的反复计较，此前殊少闻知。柳兆薰完粮，从不肯一次性交清，而书吏收税，也必定非达到一定成数则绝不肯放弃，柳兆薰历年完粮过程，形象地呈现出晚清江南地主完粮的实际面貌。

二、完粮定额标准

柳兆薰上述历年完粮，咸丰九年交的是本色米粮。当年定额如何，未见记载。实际完粮时，柳兆薰以将近1石9斗毛米交1石正米，“尚嫌不足”，以毛米340石方完正米179石。柳兆薰认为是苛征，较之邻县震泽，“我邑虎苛加甚，且受抑折之累，我辈未知何日能得出头”［1］（P64）？咸丰十一年下忙银及漕粮，吴江县令告示：“赋每一斗四升正，耗一升四合，要白米，价六千，银正三百三十，耗七十。”［1］（P189）耗粮收至百分之十，折价每石钱6千文，大大超出市价。开征时听说芦局“赋上有加无已，其横暴视胥吏凶十倍”，柳兆薰深叹“田之为累，恐无穷也，奈何”［1］（P200）！后来受太平天国战事影响，可能未曾付诸实施。同治四年，清廷克复江南后，吴江县衙告示：“每石四千五百文，银减三，每两二千四百文。漕折色，先给印，收复抚串，除恩减旧额四成外，又灾免四成。”［1］（P384）漕粮每石折收4500文，银每两折合2400文。同治五年，由于苏州府城有力乡绅的努力，漕粮减征得以落实，新漕八成征收折色银两钱文，每石减收300文，每石收耗米3斗，脚费钱52文，实收42文，娄河河工银每亩20文［1］（P440）。大约与上年相同。同治六年，漕粮九成折收银钱，每石3252文，另外附收娄河河工银每亩10文［1］（P496）。同治七年，漕粮九成五折收银钱，连脚费每石征收3052文［1］（P554）。此后基本上一律改为折色征收。

历年征收漕粮，大体如下：同治八年漕粮全额折征，折价年内每石3900文，年外则涨至4400文［1］（P621）。九年，柳兆薰从丹徒回家，见当地县令告示，每石田粮征收4156文，但未知苏州如何征收［1］（P700）。十年，“新漕知一应照旧”［1］（P763-764），到底多少并不清楚，但由次年价格每石3600文“较去年仅减乙百文，河工积谷照旧”可以推知，大约3500文。十一年，新漕价格每石3600文，较去年仅减100文，河工积谷照旧［1］（P807-817）。十二年，新漕每石价格3852文，“洋作八十”［1］（P885）。“洋作八十”当指洋银每元合银两八钱算。十三年，新漕价格每石3452文［1］（P954）。光绪元年，新漕加价每石100文，共计3552文，洋银价格合每元1135文，柳兆薰认为“殊非年令所宜”［1］（P1027）。二年，新漕粮每石3652文，照去年加100文。柳兆薰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完粮，当日洋价每元减十文，因此亏赔钱1630文［1］（P1100-1101）。三年，新漕每石折价4052文，银减200文算［1］（P1172）。六年，新漕每石折价每石3252文，其中连脚费、海塘费152文［1］（P1315-1318）。七年，新漕每石折收每石3352文，照旧加100文［1］（P1396）。八年，新漕每石实际折价3452文，照旧加海塘费100文［1］（P1477）。九年，新漕每石折价3300文，较去年仅减100文，此价“与时价大不符”［1］（P1549）。十年，新漕每石折价3252文，较去年仅短100文［1］（P1634）。十一年，新漕每石折价3452文，较去冬加200文，柳兆薰认为此折价“尚非暴政可恶”［1］（P1703）。十二年，新漕每石折价3652文，洋银每元折价1020文［1］（P1769-1770）。十三年，新漕每石折价3252文［1］（P1842）。为明晰起见，谨将柳兆薰日记所记征收漕粮数据列表2。

表2 晚清吴江县漕粮征收定额表

清代官府征收漕粮，正赋之外加收耗羡银两，耗银日益增多，业户难以承受。迨至雍正七年（1729），江苏巡抚尹继善厘定，五米十银之外，每石收运费6分，折收制钱54文。乾隆年间，吴江县遵照规定，“每石止收费五十二文，内挑夫工食四文，余四十八文，一半给发旗丁，一半留给本县，为修理仓廒及纸张盘缠等用”［5］（P24）。后来官府征粮时，通常采用加大斛斗、设定陋例和淋尖等手法，额外多征，大体上业户以一石五斗至二石之粮完正米一石。嘉、道年间，柳兆薰之父柳树芳完粮，嘉庆十八年（1813）以一石四斗多完正粮一石，道光初至道光十七八年，大约以一石六七斗交一石正粮，道光十九年（1839）以一石八斗交正米一石，驯至道光末期，整整以二石之数交正米一石，不到30年，粮户钱粮负担实际增加了半倍以上（参见另文）。如前所述，咸丰九年，吴江粮局的斛斗比上年大三升，柳兆薰第一批完粮，以将近一石九斗毛米交一石正米，“尚嫌不足”，以毛米340石方完正米179石［1］（P62）。

官府征收钱粮苛重，民间不堪重负，导致人心思乱，纷纷抵制。清代江南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一带，盛行乡绅包揽漕粮陋习，所谓“包漕”，地方生监因而“吃漕饭”，即乡绅包征当地漕粮，而生员、监生以官府超额征收漕粮为要挟从中分肥，若不能满足地方绅监欲求，往往酿成“闹漕”事件［6］（P267）。所谓“闹漕”，即业户拒绝交纳漕粮。道、咸以来，此类现象极为突出［7］（P63）［8］（P570，576）。冯桂芬说：“州县敛怨于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逞。大水以来，数郡之间，毁衙署，辱官长者比比，此非一朝夕之故矣。”［8］（P570）咸丰元年，苏州府吴江、震泽二县“佃户齐心不还租，官无如之何，粮户大半不纳赋，官仍无之何”，松江府青浦县聚众拒捕殴官，南汇县仓寓为民所烧，华县亭钱漕家丁下乡之船被乡民烧成灰烬，次年上海县又有拆毁公廨之事［8］（P576）。咸丰三年冬，官吏浮收暴敛，业户不支，多以田单投送绅富，冀望摆脱粮赋之累，酿成乡民陆孝忠等抗租事件［9］（P545）。咸丰九年，发生了古吴老农控诉在朝军机大臣大学士苏州人彭蕴章包揽钱粮的匿名呈本事件，直接惊动了朝廷。柳兆薰闻知后，评论道：“其中苦陈漕弊，乡绅送串吃灾，小民大受勒追之害，字字切实，可当长沙上策。然此事小民终难沾惠，州县官硬逼乡绅完清，势必然矣。”［1］（P18）

同治克复后，吴江地方大体上将漕粮折合银钱征收。其时江南市场上通行的是外国银元，俗称“洋银”“洋钱”，折征粮价就有两重比价，一是钱两、银元与铜钱之间的比价，二是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比价。官府通常通过以远高于市价的比价多收赋税钱粮。银钱如何折算，清代地方政府有所规定。同治八年，江苏布政司针对当时各地普遍柜收高于市价，专门强调：“如钱粮一项，概收洋银，原按市价长落，不许短作洋价，高抬银价。”［10］（P205）但此规例，纯属具文，从实际来看，从未切实落实，柳兆薰日记相当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治五年，柳兆薰收租每石折价每石二元四角五分［1］（P435），而当年吴江官府的征漕标准高达每石4200文；同治八年市上米价每石合英洋二元五角［1］（P618），而官府定价每石交3900文；同治九年柳兆薰收租每石以“一元八角本洋”折收［1］（P690），而苏州邻府镇江官府告示每石田粮征收4156文［1］（P700），吴江定价当不相上下；同治十年柳兆薰收租每石一元七角二分，而吴江官府规定每石交钱3500文；光绪六年柳兆薰收租折价每石一元五角［1］（P1313），而官府定价3200文；光绪七年柳兆薰收租限内折价每石一元七角，“于市价尚松”［1］（P1392），而吴江官府定价每石3300文；光绪十二年，柳兆薰收租每石二元二角，较市价略低一角［1］（P1766），而吴江官府定价每石3600文；光绪十三年，柳兆薰出售的冬米价格是每石二元二角，收取的租米是每石一元九角五分［1］（P1827，1838），而当年吴江官府设定的征漕标准是每石3200文。如此折价，若以光绪十二年洋银市价每元1020文计算［1］（P1770），米粮市价每石二元一角计算，则征收2148文即可购备漕粮一石。然而表2表明，自同治六年至光绪十三年18年间吴江漕粮折价较为稳定时期，官府平均每年以3450文的标准征收一石漕粮，额外征收程度在60%以上，换言之，业户的漕粮负担实际上是定额的160%以上。这还是洋银与铜钱比价没有上下浮动下的情形，如果遇到开征时洋银缩水，则业户实际负担更重。同治十三年，完漕时，洋价低作40文，柳兆薰多费3400文，“殊觉迟延浪掷”［1］（P955）。光绪二年完漕时，当日洋价每元减十文，因此而亏赔钱1630文［1］（P1100-1101）。

诚然，同治、光绪年间吴江的漕粮征收也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官府定额较为恒定，未见大起大落，反映出官府征粮烈度并不如人所说日益加大；二是若与太平天国战争前嘉、道年间柳兆薰的父辈相比，业户因为交的是折色银钱，实际负担也不是如人所想象的日益增加，恰恰相反，有所回落。其时吴江乡绅包揽漕粮情形仍然严重存在，但柳兆薰这样身份的人还轮不上，而且对此也心怀愤恨。“吃漕饭”现象能够长期存在，表明每年的漕粮征收标准是由官府和地方缙绅协商制定的。从柳兆薰日记来看，有关完粮的信息，柳兆薰每年都是从粮局书吏或家中账友那里传来的，开征之前从不与闻，而获知相关信息后，有时不免大发牢骚，愤愤不平，柳家如何完粮、完粮几成，粮局书吏居于主动一方，柳兆薰完粮过程中也很少见其“包揽”了某户钱粮（柳兆薰日记所记每年完粮几户的户，概指承种柳家田地之佃户）。同治克复朝廷减征江南赋税后，不少缙绅大户完粮并不积极，人称“大户如潘曾玮、冯桂芬等，仍抗租不完，故州县亦不得不略与沾润，以资弥补耳”［11］（P1093）。柳兆薰日记所载表明，柳兆薰与他的父亲柳树芳一样，每年完粮相当及时，殊少拖欠，也从未参与过赋税钱粮的议定事务，或许像柳兆薰这样仅有捐监低级功名的地主，还无缘参与征收钱粮之类大事的讨论，很难包揽细小弱户的钱粮。

三、其他相关步骤

为了按时完纳钱粮赋税，作为拥有田亩较多的大地主，柳兆薰还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并且需要处理好与局书人等关系。

（一） 上报田亩实数

清前期，业户均持有执业田单，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人户或死或徙，大量田地荒废，土地册籍佚失舛错，整理土地册籍，厘清田亩实数，是赋税征收的前提，官府为此颁令，通告各地。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柳兆薰早饭后细查田单，一圩归一圩，“庶查核尚易”。此田单，即业户持有的执业田单。二十九日下午，与朗相查对所报田数［1］（P296）。八月二十八日，听人说，报田催数甚紧，“其式不要丘号，只要单数亩角，佃户另开承种某圩”，每亩交钱50文，“随册同缴，不能稍缓”。柳兆薰家之田账另抄一过，所幸底账已录，头绪尚清，“然已周折之至”。是日又接总局洪、叶二局书来信，也为催报田数，转述县令查田之意甚紧［1］（P301）。初四日，至同里，知县令“报数不算清粮，不过敛钱需索”。九月初五日，到县城清粮局报数，总书顾小云“眈眈之状更盛于前”，如其所欲，每亩给66文，“尚嫌田数不齐，勒令十五之前一例缴清”，柳兆薰“含忍允之而退”［1］（P303）。二十一日，柳兆薰又至清粮局，以田数及洋银数面缴顾小云，“此番如其所欲，面目一变，与之委蛇而出”［1］（P306）。柳家田产广袤，册籍繁夥，整理工作量较大，好在上一代柳树芳录有置产底簿，“一目了然”“眉目极清”［1］（P293-294），查核起来并不繁难。四年五月初六日，柳兆薰以田单底数嘱朗老、包老抄录副本，俟各圩圩单检定后立办粮户，然后赴吴江城倒单。但最初如何“倒单”，并无一定章程。二十一日，总书顾小云来催倒单，略问其如何章程，不尽可行，姑且以已理清之田单当面付之，约田890余亩，约月初去办理［1］（P349）。闰五月初三日，柳兆薰点齐田单，此次共14结，约田1200余亩，“以后已直落者五百余亩尚未理齐，未直落者乙百五十余亩，均须细查来历，迟送局中矣”。初四日，到县城，即至南门顾局，以单649张付之，检点毕，不肯多立户，改并颇多，新单未齐，先收225张，其余俟明日。初五日，再至顾局，单尚未齐，户头又多更换，嘱其抄账存根，最可恶者，“惠下王局将大嫂处所分之户尽列于余处，混杂不清”。正好乙溪兄来，又等其面交顾小云，即同沈慎甫至王局，会其当手钱梅波，即命更正填注，尚不至十分留难。以前所结缺单15张，面托顾小云代存，不再顿候［1］（P351）。二十六日，理清欲缴田单及补填之户，均已登账。二十八日，以田单241张、补给42张、细账一篇、簿一本，令梦书赴局交总书顾小云［1］（P355）。如此算来，其时柳兆薰家有田产2740余亩。经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摧残，柳兆薰家不但人口无损，田产也无损失，较之其他家族堪称异数。此后，官府仍不时要求查核田亩，厘定荒熟程度，以便及时起科征税。同治六年九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通饬：各乡现办荒熟田册，应该严督图正，“将应造荒熟各册，按田核实查注，不准丝毫含混，倘有承造不实，以熟作荒，一经县委查出，立提该图正解省严办，乡董有协查之责，是否扶同弊混，并提讯究，毋任玩违”［2］（P647）。柳兆薰则始终对所有田产登录明晰，心中有数。

（二） 查清田亩，履行换单、推收手续

柳兆薰将获得县府颁发的执业田单作为田产所有权凭证，即为“倒单”。此类事项与上报田数实际上同时进行。同治六年九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沿用前制，制定《办赋章程》，规定：“一、苏松常镇太五府州，除崇明循旧办理外，余应一律改归版图，赶造坵领户、户领坵二册，与每年所造实征册互相核对，则造串征粮确有根据，庶不致有花分诡寄之弊。二、嗣后凡买卖田产者，成契交价后，勒限一个月，即行检齐单契，具禀推收，写明某户弃卖某图某圩田地若干，现归某户管业，由县批令该管书检呈户领坵、坵领户各册，签注原户之下，于何年月日推归某户呈纳字样，由内署加戳备记押令当时照例税契，并于各册内分别更正，增除日久，增除过多，随时换造清册，每年造串即照现业的户办粮。如不遵办，买主即照例将契置产价罚半充公。推收一户，发一推粮印票给弃主收执。除应缴正税外，应需经书纸笔零费，亦属万不可少，应酌定每契价银一百两，缴公费银五钱，钱一百千缴公费钱五百文。三、凡圩图内有同姓异名田亩，如实系一户，概行并归的户承粮，不许多立户名，其有原立堂名某记某书屋等字样，均须注明的户某人，如一户而有数图田地者，各归各图，并归的户版串。”［2］（P667-668）遵照官府规定，柳兆薰凡有田产买卖出入，每笔均及时倒单，办理手续。早在同治五年五月十五日，柳兆薰即录查倒单、未来账及各局粮银误算账，拟到县城查办［1］（P424）。九月初七日，又同沈慎甫到同里，“所托税契、倒单均收到，罗罗清楚之至”，夜间查户头田数［1］（P427）。六年四月初六日，同乙溪兄、沈吟泉至南门顾局，得知补遗单已截数人家完过粮而旧单未倒者一概作废，即以遗单补给，照田给户，“此事在官场大清楚，而民间仍不便，可见吏胥狡计”。又至县城大东门善后局寻局书何又泉，何不在，“以单推收属其当手任心梅注册标记，查对失单，一一无误，惟付给尚无日期，新单不能再倒，推收可做”［1］（P462）。初七日，至各局看失单数，知均慎送未发，“大约此番皆不能理”。晚至何局收单一张而了事［1］（P463）。六月二十二日，沈吟泉来，“以恭下局失单、新单四张送交即去”［1］（P473）。十月十三日，到同里陈家牌楼内寻何又泉，以误填“画”字一亩由单退还销册，“渠已听命，缺单仍未理齐”。十四日，与沈吟泉至各局略做推收，约何又泉而不来，失单、倒单均未收到［1］（P489）。七年十月初三日，“复寻何局书，良久始见，以推收账重户面托渠查扣收推，领单三张，酬之而返”［1］（P549）。十年十月十六日，入城，到顾家，“查对局簿，收取大富新代分单两张”。十七日，至王少云局内做推收，复以欠单面交殷啸春赶办［1］（P757）。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同子祥至各局做推收，何局在城隍庙沿河金如家，当手殷松卿；王局在小东门小木桥面晤少雪；顾局在南门，以账交杨意香；唐局在南城门口第一家，唐云斋以事羁苏，其当手杨又卿不在，以账并洋两元交其婿宋家港人陈霞卿，“价未谈定，尚有搭桥，未识能应手否也。惟信上李稚云、顾仁卿手，在宣理桥吴荣江家，至其宅中，其人已赴梨局，不及办矣”［1］（P812）。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早饭后誊录推收账［1］（P873）。二十六日，以陈翼亭所托陶姓过户账付洋一元给何局当手殷松卿讫［1］（P876）。二十八日，至王局小桥头做钱子芳推收，每亩一角，因顾少云下乡，由曹玉麒经手，“即命渠查册开账，付洋而出”［1］（P877）。十三年九月初六日，与陈翼亭等人同至金小春处，以欠单交其子柏卿手。出来，至顾局、王局分户推收，均做清，每亩一角。复至何又泉局，其伙顾子风查各家推收田户数，也每亩一角，重誊清账，付洋讫。

光绪元年九月十一日，至县城金柏卿家，以欠单并洋五元面付。后赴何局查公户推收，“知未收者一分五厘，翼亭与之约，竟立陈廷瑞户，冬间见由单，付洋二元，此事讫清已三年矣。知局中私推收，公费未通，不肯做，至顾局亦然”［1］（P1012）。光绪二年九月初五日，到县城，入何局，付单两张，“开账分倒并做推收”，经庞榜花手，谈定每亩一角，倒新单每张200文，“分户甚多，亦一一立清花户，付洋交讫，惟方单钱俟见单再算”［1］（P1087）。三年四月二十日，以东轸分倒之单七张面缴，每张200文，钱即算讫，“从此凌姓、陈姓分倒之田均清楚矣”［1］（P1132）。九月初七日，饭后与侄辈同至杨稚斋处，芾卿侄以税契相托，回至金柏卿处，以欠单交之。与芾卿侄赶办各局推收，惟顾局无人在家，“走三回，竟仍不见其人，可恨也”［1］（P1159）！二十日，至顾局推收，“面交又亭漕内做讫，难民告示面托金柏卿”［1］（P1161）。四年十月十六日，至县城金柏卿处，以租欠单面交。十八日，至北舍，寻屠少江，“以金姓上忙银代完算偿，并告以粮数尚未收过”［1］（P1249）。六年三月十二日，同陈翼翁到北舍局，“寻何局先生庞榜花，做子珪圩公局开溇推收，今日已于邑尊处具禀报销，付费四元，搭桥过去。顾局新卿翼亭托倒南役圩单一张，其费未给”［1］（1268）。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同陈翼亭“至何局做推收，取新单，顾子丰当手，尚直落。子规立公户，为朱松生担误，即托具禀饬承，不夹帖，遵谕也”［1］（P1305）。二十二日，又随陈翼翁“赴粮局寻顾星卿，收新单”［1］（P1306）。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县城去理推收账，查明单券，钱子方托补给大胜圩五分，遗失单殊无端倪可寻，只好缓办。二十九日，上午核查单契账，该倒还钱子方大胜五分之单已寻出可办［1］（P1387）。十月初一日，同陈翼亭至各局做推收兼倒单，“何局当手顾子丰、殷松卿，似尚切实可托；王局少云人亦不浮，付单、倒单似亦可靠；惟顾局又亭气习不佳，一派油滑，虽接单记推收，恐不能划一如所约也，姑与一洋，后算”［1］（P1388）。

倒单推收钱粮，如何立户，关涉业佃以及官府三方利益，必不可少。同治克复后，柳家田产逐年似稍有增加，过割推收之事常有。柳兆薰上述繁杂倒单过程，主要为自家田产奔走，间也为友人邻里之产帮忙，既按规定付费用，又需与局书维持较为稳妥的关系，每年所付心力着实不少。

（三） 清理版串，确认完粮实数

清理田亩履行倒单手续是一次性的，但每年或每次完粮之先，均需整理甘户册及纳粮串票，确认应完或已完未完户数钱粮数。同治四年十月初三日，沈慎甫父子从县城寄来实户册，并说办漕章程一应未定，柳兆薰以欠单面缴委托其办理［1］（P378）。二十一日，柳兆薰带了梦书一起到县城，到南门见孟青，“以租由甘户册示之，始知无册不能用印，不书佃户，不对租繇，又不能用印，言之再四，以已书办粮总数，补一行取租总数，不再填佃户，通情下埭用印。其未有甘户册者，照取租一一书明，以办粮清数填登簿面”。回到北门钱子云处，取甘户册盖面。办理完粮书面手续，柳兆薰“思及租事歉收，粮事日狠，辗转不成寐”［1］（P381）。二十五日，租由及甘户册均齐全，即拟去用印［1］（P382）。十一月二十八日，嘱朗亭抄录完粮户底册。五年正月三十日，午前沈慎甫来，以版串见寄，不及一半，户数差误颇难核准，柳兆薰嘱朗相细算［1］（P397）。二月初十日，接沈慎甫来条，知版串将齐，等其十五日左右回县城面交。十八日，沈慎甫来交版串［1］（P400）。三月二十三日，终日在局查账对户，差误者更正，“下午始以账交周寿云付截”。二十五日，又与慎甫至总上，“串已截齐，与周万算账收讫”［1］（P405）。九月初六日，完银后，再至局中算账截串［1］（P427）。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柳兆薰即“到北厍局理版串，一例清讫”［1］（P452）。七年二月初一日，沈吟泉自北舍来，以板串14户交代。八月十一日，同沈吟泉到北舍局理粮串20户［1］（P510，541）。九月二十三日，开船至北舍理银串［1］（P547）。光绪元年九月二十日，复至局中取版串三结［1］（P1014）。光绪二年正月十四日，到北舍局，以进之粮银串四户托交，余钱547文俟面付。十五日，陈翼翁来，以何局新单五张面缴［1］（P1038）。以后基本上逐年清厘纳粮版串，未曾停歇。

（四） 处理与局书关系

有关清代钱粮征收，相关记载及既有研究往往以“自封投柜”一笔带过，具体情形无法知晓。柳兆薰日记，既逐次记录完粮情形，尤其于粮局书吏活动情形翔实细腻，栩栩如生地反映出粮局书吏及其与业户计较赋税钱粮的丰富面相。

柳兆薰记载，同治七年二月初一日，沈吟泉自北舍来，“据云色目尚有词说，只好听其出题来相机酌办，不可不留心，总以有下台为是”。闰四月初三日，舟至芦墟，“到局会顾色目，截串一事，其情可恶，而语言婉甚，彼此搭桥，似断仍连而始出来”。五月二十日，“适顾色目来，欲于银上预有所商，拒之，软语久之，始以契四张托渠投税，略另润之而去，此等人绝之太甚，亦非吾辈所宜也”。七月十五日，“顾色目持由单来，余未之见，账房相好婉谢之，渠竟换局同川、北厍”。八年二月初六日，知顾小云今日来过。十月初四日，舟至北舍局完银，“适顾色目小云在局，尚有请益之言，以再加四两许之，渠欲壑尚未盈也”［1］（P510，524，530，538，569，611）。此处“顾色目”，即粮局总书顾小云，柳兆薰在光绪六年时称其为册房［1］（P1014），最初柳兆薰动以“色目”称之，十分形象，但似有讨嫌之意。

柳兆薰完粮，既要应付总局局书，更要应酬北舍、芦墟、黎里三局局书，这些局书在柳兆薰笔下纷纷登场。总书除了上述顾小云外，同治四年至八年是王麟书，同治六年至十年是金小春。柳兆薰完粮三局的书吏，北舍局为沈云卿、顾小云、唐云斋、殷松亭、钱朗亭、顾又亭、庞榜花（柜书）、唐逸仙（唐云斋之侄）、王云卿（王湘帆之子）、周云槎、王漱泉、何书卿（又作胡世卿），芦墟局为顾小云、张森甫（又作张升甫）、朱云山、钱梅波、周云槎、朱静轩、王秋亭、顾稻香（顾小云之弟）、张友蘩，黎里局为徐朗亭、李实甫、毛丽江、顾春堂、顾仁卿、陆少甫、王秋海等。其中沈云卿的任期是同治七年至九年三个年头，唐云斋是同治十年至光绪元年六个年头，张森甫自同治十年至光绪十五年至少长达19个年头，王漱泉自光绪元年至十五年至少16个年头，顾子丰自光绪十年至十五年至少六个年头。这些局书，征收柳兆薰家钱粮时，常年各局一人，有些年份多达三四人。关于钱粮吏书，清代定制，藩司衙门五六十人，府衙20多人，县衙10多人。清代中后期，江苏藩司衙门各房书吏，按分房或分课，其下再分科设置，每科以县为范围承管，相当细密，基本上一县一缺，就全省范围而言，其人数远超定额至数十倍［12］。依据柳兆薰日记上述记载，在县级衙门吴江县，仅钱粮书吏就是定额的数十倍，而且如张森甫、王漱泉等人，十数年甚至近20年间踞守某局，征收赋税钱粮，令典有关吏满转业的规定完全未曾落到实处。

这些局书，其基本职能自然是从业户处征取赋税钱粮。书吏为征收到足额钱粮，柳兆薰为不承担超出定额的钱粮，双方几乎每年都锱铢必较，反复博弈。同治七年六月初二日，局书金小春与沈云卿前来，“为银粮事要商”，柳兆薰婉绝其要求［1］（P532）。初七日，局书“朱云山特持串来嬲，不得已应酬之，言明以后不截，搭桥过去”，柳兆薰以为，“缘此等人绝之太甚，断非所宜，委蛇久之而去”［1］（P533）。八年五月初八日，北舍局书沈云卿“以县印帖预撮条银来商”，柳兆薰“坚辞之”，却让本家另外两房去应酬［1］（P584）。所谓“预撮条银”，是指预先征收赋税钱粮，理论上说为定制和地方规制所不允许，但实际操作一直存在。书吏向柳家预撮钱粮，自道光二十年起屡屡见诸《柳树芳日记》。到柳兆薰这一代，至迟自同治八年起，预撮钱粮成为书吏惯用伎俩，借以谋取好处。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局书沈云卿同沈吟泉来，“嬲之不已，再借十元，言明银上扣算而去。此等处，严拒非所宜，应酬之，终防失脚，殊非万全处”［1］（P592）。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北舍局钱朗亭来，“又嬲借十五元去，决定不算公事，后要扣”［1］（P844）。五月三十日，黎里局顾仁卿来，“又嬲借四枚而去，因有推收事欲办，且初次过来，故应之”［1］（P851）。

光绪三年五月初九日，北舍局书王云卿来，“又情借洋六元，连前四元，共十数，搭桥银上扣算而去”。六月二十二日，北舍局书王云卿来，“银上又恳告借十五枚，连前十元，言定开截时算”。七月十八日，芦墟局书张森甫来“情商十枚，云上银上扣，允之而去，此种应酬，实万难却之不顾也”［1］（P1136，1144，1149）。四年六月初四日，王漱泉来，“又借付洋八元，虽浪掷，然亦难即形却却”。二十日，张森甫来，“又嬲借洋十五元而去，言定五元送，十元银上扣”［1］（P1218，1222）。六年五月初九日，北舍局书派遣王漱泉来，“又借洋五元，云银扣”。十一月初七日，王漱泉来，“粮上预掇卅元，约头期扣讫”［1］（P1280，1315）。七年六月十五日，芦墟局书朱静轩又来，“苦求告借六元而去，且云决计银上扣，此辈亦难十分坚拒也”。九月二十九日，王漱泉来找讫，照旧计4千117文，“许以《四书贯注讲义》，姚凤生新刻《学堂字样》相交易，甚便宜渠所得焉”［1］（P1362，1387）。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北舍，赴局友胡世卿会酌。二十八日，“王漱老来，书卿一会，弱冠之数已全付矣”。三月初八日，王云卿来，“又借洋十二元，以偿渠代顾局书领串垫款，将计就计过去。总之，余去岁付仁卿钱太松之咎，后要留心，此辈万难与之顶真也”。二十七日，两局书来，王漱泉又借洋25元，还“搭桥五元”；张森甫“又借洋十五元叫讫，言明均不截串”。五月初七日，王漱泉来，“又嬲借五枚而去”。七月初一日，王漱泉来，“预借洋十五元而去，完时扣算”。十月十四日，王漱泉来，“新漕上情借廿元……此事虽应酬，终非稳着，然势有难却也”［1］（P1422，1424，1428-1429，1436，1446，1469）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王漱泉来，“照旧不出串，付洋卅数，与之叫讫，会钱上扣洋三元而去”。四月十四日，张森甫来，“又借不串洋十五元，叫讫而去”。二十六日，王漱泉来，“胡书卿出票，又商借卅数始去，无厌之求，万难却却”。五月二十七日，张森甫来，“告借十元，云银上扣，此种田园应酬万难却却”。十月十二日，王漱泉来，“复告借卅元，冬漕扣。此种搭题，恐终有渡不下处”［1］（P1506，1510，1514，1519，1544）。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王漱泉来，“无串三十元面给，内扣胡书卿三会上钱三元”。五月初九日，“王漱老来，又立据借洋廿五元，言明银上扣，有例不能不应酬也”。六月三十日，北舍局王漱泉来，柳兆薰获悉上忙银已开征。“知上忙已开征，嬲借洋三十元，约七月二十前照头吉再算”［1］（P1579，1589，1604）。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北舍局漱老来，所许老例三十枚，穿早二十余天，面付讫，会三洋不扣，串两吉亦收清，大有后言，搭桥过去，许以夏间再商，似尚吃情”。初四日，张森甫来，“即付老例十五元，略谈而去，似尚直落，少支节语”。四月初八日，“北舍局黄漱老来，又通情请益不出串洋十元，又照老例票借洋廿五元，言明粮扣，如所望而去”。二十三日，张森甫来，“又借洋十五元，言明十元银扣，五元不出串奉送，如愿而去”［1］（P1790，1791，1797，1800）。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北厍柜黄漱泉来……又商借不出串洋老例三十元，内会三洋不扣，翻算外加，殊太取巧，不可为例，又去岁增加十元，亦重情应酬之，一笑叫讫而去”。四月二十四日，“北舍局黄漱老来，老例票借洋廿五元，迟减不得，如数付之，据书八月中扣银归”。六月初六日，张森甫来，“循例又借十五元，言明十元银扣，五元送，不出串”。十六日，王漱泉来，“银上又预借洋廿元而去”。九月二十九日，王漱泉来，“新漕上又嬲借洋三十元，立收票而去”［1］（P1861，1874，1881，1883，1903）。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芦墟局柜张友蘩来，“姑付借老例十五之数，先送十元，后商”。三月初八日，王漱泉来“嬲借不出串洋卅元，照旧先付，又十元搭桥未付而去，然终有后言也”。四月二十五日，王漱泉来，“十元不付，与之叫讫，约廿九日来，再通情票借廿五之数而去”。二十九日，王漱泉来，“票借洋廿五元，决定银时扣，与之叫讫”。五月二十七日，张森甫来“告借洋十元，言明下半年银上扣算”［1］（P1933，1935，1944，1945，1951）。

预撮银两之后，书吏自然还会生出别样名目觅取好处。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北舍局书张森甫主持会酌，柳兆薰命子祥代往，交上会餐费用，但内心很不情愿，“此种出钱，最可恶，而势不能不应酬，田粮之累，此其肇端”［1］（P1756）。

至迟自光绪三年起，北舍、芦墟两局书吏基本上每年会向柳兆薰预撮银两，其中尤以张森甫和王漱泉二人最为恒常，每年上、下忙均会向柳兆薰预撮银钱，形成老例，其数大体上在30元和15元。只要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柳兆薰一般总会满足其所求。柳兆薰称局书预撮银钱为“嬲借”，作为业户“万难却却”，显示出有些无奈。但称王漱泉后来屡屡改称“漱老”，说明其人并不令人讨嫌。张森甫和王漱泉等书吏预撮钱粮均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且每年在征收新粮时总是先行扣除，说明书吏向业户征收钱粮还有所节制，额外索取不多，较之柳兆薰父辈时代完纳本色粮食时受尽额外苛索，或许实际负担还有所减轻，这也说明柳兆薰在完粮方面的待遇较之弱小业户应该稍为优越。

四、结语

柳兆薰日记较为系统翔实地记录了自咸丰九年至光绪十五年间其历年完纳赋税钱粮的过程、数额及其完纳方式。依据柳兆薰日记所载，晚清吴江地方收粮，原先在县城设有总局，业户运粮上交。咸丰九年柳兆薰两次亲自掮米登场，极为苦累。同治五年起，县城仍设总局，各乡镇设立分局，规定“钱粮由业户亲完，立时掣印，差甲只准催追，不准经收”。同年，柳兆薰先到总局完上忙银， 后又前往芦墟、同里、黎里分局完粮。自后，柳兆薰完粮只在芦墟、北舍和黎里三个乡镇的分局完粮，较之其父柳树芳完粮须到县城，劳苦程度稍为减轻。自光绪二年起，上忙银都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光绪三年起，下忙及漕银也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银钱。江南地主完粮，原来一直是前往县城或乡镇粮局交纳，耗时耗力，相当烦苦，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均是完纳本色粮食，装粮运粮，掮粮进仓，尤为辛苦。同治克复后，柳兆薰完粮，先改为折色上交银钱，后改为局书上门收取银钱，税粮负担可能有所增加，但就交粮的劳苦程度而言，应该大为减轻。

经过太平天国战争的兵燹，为了按时完纳钱粮赋税，柳兆薰还需遵照官府的要求，事先厘清田亩，履行换单、推收手续，上报田亩实数。每年完税，也需先期清理版串，确认完粮实数。清理田亩履行倒单手续是一次性的，但每年或每次完粮之先，均需整理甘户册及纳粮串票，确认应完或已完未完户数钱粮数，如此逐年清厘纳粮版串，未曾停歇。

尤其饶有意味的是，柳兆薰完粮，既要应付总局局书，更要应酬北舍、芦墟、黎里三局局书。柳兆薰日记，既逐次记录完粮情形，于粮局书吏活动情形翔实细腻，栩栩如生地反映出粮局书吏及其与业户计较赋税钱粮的丰富面相。书吏为征收到足额钱粮，柳兆薰为不承担超出定额的钱粮，双方几乎每年都锱铢必较，反复博弈。至迟自光绪三年起，北舍、芦墟两局书吏基本上每年会向柳兆薰预撮银两，只要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柳兆薰一般总会满足其所求。书吏预撮钱粮均固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且每年在征收新粮时总是先行扣除，说明书吏向业户征收钱粮还有所节制，额外索取不多，较之柳兆薰父辈时代完纳本色粮食时受尽额外苛索，或许实际负担还有所减轻，说明柳兆薰在完粮方面的待遇较之弱小业户稍为优越。

柳兆薰完粮，大多数年分均在七成以上，同治、光绪年间每年约在4700至5000银元之谱，每年地租收入的大约将近五分之一交纳了田赋。较之其父辈时代的嘉庆、道光年间，经过同治初年的减赋，吴江等地田赋征收的烈度实际并未减轻。清代官府征收漕粮，正赋之外加收耗羡银两，耗银日益增多，业户难以承受。同治克复后，吴江地方大体上将漕粮折合银钱征收。其时江南市场上通行的是外国银元，俗称“洋银”“洋钱”，折征粮价就有两重比价。官府通常通过以远高于市价的比价，多收赋税钱粮。自同治六年至光绪十三年18年间吴江漕粮折价较为稳定时期，官府平均每年以3450文的标准征收一石漕粮，额外征收程度在60%以上，换言之，业户的漕粮负担实际上是定额的160%。诚然，同治、光绪年间吴江的漕粮征收也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官府定额较为恒定，未见大起大落，反映出官府征粮烈度并不如人所说日益加大。二是若与太平天国战争前嘉道年间柳兆薰的父辈相比，业户因为交的是折色银钱，实际负担也不是如人所想象的日益增加，恰恰相反，稍有所回落。

柳兆薰家，每年如何完粮、完粮几成，粮局书吏居于主动，完粮过程中很少见柳兆薰“包揽”了某户钱粮。同治克复朝廷减征江南赋税后，不少缙绅大户完粮并不积极，柳兆薰日记所载表明，柳兆薰与他的父亲树芳一样，每年完粮相当及时，殊少拖欠，也从未参与过赋税钱粮的议定事务，或许像柳兆薰这样仅有捐监低级功名的地主，还无缘参与征收钱粮之类大事的讨论，很难包揽细小弱户的钱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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