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Health是一种基于西方经验的实证科学形成的现代观念。19世纪的西学东渐，满怀宗教热情的新教传教士尝试用西学为传播福音扫清障碍，近代解剖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知识借由双语字典、西学译著、新式报刊等媒介传入中土，给清末国人的健康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传统视身心一体(即身健则心安)的健康观念逐渐被身、心二分(即生理健全和心理正常)的健康认知取代，并走向规范化和政治化。这种围绕个体生命关怀展开的成体系的知识解释，促成了“人”在晚清中国的“发现”，包括“健康”在内的“人”的品格满足了强种保族以挽救家国危亡的时代需求，使得“健康”这一内在于人的价值外显，成为具有民族主义意蕴的话语工具。
关键词：健康/ 晚清/ 西学/ 观念/ 话语
作者简介：韦芳蕾，199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中国科技史杂志》(京)2025年第3期 第528-539页
“健康”观念中国古已有之，《尚书·洪范》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1]其中“康宁”位于“五福”之列。传统健康观念深受儒家修身养性学说和古典中医整体理念与辨证论治思路的影响，强调身心合一，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成为健康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就知识来源而言，西文Health涉及近代西学的诸多方面，包括解剖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卫生学等等。从研究现状看，医疗史和卫生史的研究提示，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变革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密不可分，却尚未就健康观念本身作一历史耙梳[2-6]。另有一些学者从教育史、传播史、社会文化史等角度，阐发近代“健康”概念的大众化过程及新式“健康”观念之于现代国民国家建构的影响，但未论及清末相关情形[7-9]。
近代中国形成的“健康”认知，表现出亦西亦中、亦新亦旧的特点。其间涉及西学在华传播和接受的问题，同时与中国人从本土经验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解和再生产也不无关系。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健康”置于晚清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近代“健康”知识与认知的传入和本土因应的过程，管窥中国人世界观的革命性变化与历史影响。
1 古典“健康”及其源流
“健康”乃汉字古典词，由“健”“康”二字联合构成。
“健”，许慎《说文解字》释：“健，伉也。”([10]，页629)《东汉观记》“丁琳传”载：“琳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11]班固《汉书》言：“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师古曰：伉，强也)。”[12]可知“健”与“伉”同义，意为身体刚健、强健。
“康”，《说文解字》解：“康，穅或省。”([10]，页557)即认为“康”是“穅”的或体，省去禾部。清段玉裁释：“穅之言空也。空其中以含米也。凡康宁、康乐皆本义空中之引伸。今字分别，乃以本义从禾，引伸义不从禾。”[13]把“康”作康宁、康乐解并非段氏独创，先秦辞书《尔雅·释诂》载：“康，乐也，安也。”[14]关于“康”的语用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15]大意是：百姓多劳苦，也该稍稍得到安乐了。可见，“康”在古典语境中有心灵安康、康乐之意。
由上所述，汉语“健康”由趋向于身体健康的“健”和偏重于心灵安乐的“康”组合而成，这便构成了西方Health概念在近代中国植入的本土语境。
据笔者目力所及，“健”“康”联合使用的最早表述为“康健”。南朝齐梁僧人宝唱在为集善寺慧绪尼作传时写道：“此叚出寺，方为永别，年老无复能入苐理。时体中甚康健，出寺月余便云病，乃无有异于恒，少日而卒也。”[16]类似含义的“康健”，在随后历朝历代的典籍中亦常见到。比如，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记录日常保健之法：“凡人自觉十日巳上康健，即须灸三数穴以泄风气。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17]北宋沈括所撰《梦溪笔谈》载：“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18]元代医家罗天益著《卫生宝鉴》清楚地记载某张氏的身体状况：“癸丑春，槀城令张君年三十有余。身体丰肥，精神康健，饮食倍于常人……昔君康健，饮啖如常，血气周流循其天度，十二臓之相使各守，所司神气冲和，身体太平……”([19]，页42)“健康”用例较晚，明代始见“健康”一词的零星记载。罗青霄纂修万历年间的《漳州府志》言：“几翁来漳，予率官属耆老郊迓。翁举止健康，耳目聪明，无异少壮。”[20]这里的“健康”有身体无恙、行动方便之意。清代的文献中亦能偶见“健康”一词，如《光绪荣河县志》载明李嵩明宇郭公暨元配牛孺人合葬墓表，其上记道：“是时公六旬，健康善饭，灯下犹能作细子。”[21]
在传统语境中，“健康”通常被理解为身体好、精神佳，基本都是在与身体有关的场域中使用的。不过，古典“健康”除了意指物质性身体的良好状态之外，也用于表达依附于身体又有别于身体的精神状态，比如“卢芳，远邑人……现年七十，尚健康，光灿邑诸生”[22]，其中的“健康”既可理解为身体无恙，也有精神矍铄之意，说明古人的“健康”观念隐含身、心之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之精神健康与今之所谓心理健康有别，前者一般指得益于身体无恙而外显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后者则指心理活动的各方面(知情意)处于正常状态。
即便如此，从中古时期直至光绪年间，古典“健康”(“康健”)一词在传统身、心一元观念的框架下，主要还是用来笼统的描述个体的身体状况，具有身、心界线模糊、关系暧昧的特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认知强调个人的感受，往往与身子有恙相对，追求一种“无病”的状态，大体上停留在生命存续的基础层面，呈现出重身轻心(甚至是忽视心灵关照)的特点。在专业士人那里，“健康”(“康健”)归属中医范畴，倾向于通过对人体表象的观察和感知来把握整体状态，这很可能直接影响了与他们密切往来的一般民众的心理和日常实践。在这方面，元代医家罗天益的医案可谓是其中的代表。在罗氏的观念中，经验性的知识如饮食正常、气血充足、脏腑运行有序等是“健康”的重要表征([19]，页42)。此外，从文本语境和使用场景上看，不论是医家撰述，或是正史记载，亦或是普通叙事，“健康”(“康健”)通常指向一般性的事实叙述和对个体的生命关怀，总体上处在官方和精英的视域之外。
2 Health入华与译名表述
英语世界形成的Health概念，即从身、心二元对待出发建构的两种“健康”观念(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通过来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和深受西学濡染的中国士人的译介，逐渐解构了至晚清仍然十分流行的基于身、心一元观念而形成的“健康”认知①。
2.1 早期英华辞书中的Health
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扩大传教士的活动权限以前，传教士主要在东南亚、华南及东南地区的华人下层群体中开展活动[23]。他们在与普通中国人的密切联系和日常交往中，逐渐习得有关“健康”概念的多种通俗表达。寓华传教士编纂的一系列英华辞书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西语Health一词，早见于182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英华字典》，但尚未获得汉文对译词，只是作为短语的成分。短语injure health被译为“坏身”，而在to take means to preserve health义项之下，被译为“摄生”[24]。这里的Health一词可理解为名词，意指身体、生命。这种解释并未揭示出Health的现代意涵，却也和中国古人在与身体、生命相关的语境中使用“健康”十分投契。
1844年卫三畏(S.Well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在继承《英华字典》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仍藉由短语injure(health)对Health进行解释并沿用了“坏身”的说法，而将Healthy译为“爽快、耳安、精神”[25]，有心情舒畅、精神愉悦之意。这样，Health的内涵就由身体层面进入了精神层面。
最早达成英汉对译的是1847年麦都思(W.H.Medhurst)的《英华字典》卷一。在此，Health被译为“平安、安宁、无恙”([26]，p.666)。与Health相比，Healthy译词更为丰富，其所指范围更大。在卫三畏译案的基础上，麦都思将Healthy译为“壮盛、康健、身体平安、清爽、爽快、满面春风”([26]，p.666)，成为后继的英华字典将Health译成“康健”的滥觞。显然，到了麦都思那里，对Healthy的厘定进一步整合了中国本土经验知识，指向身体的“壮盛、康健、身体平安”和指向精神的“清爽、爽快、满面春风”被置于同一词条之下，其背后关涉的问题引人瞩目，即在华西人有意识的使译词的表达更加符合西方身、心二元的健康理念。
在华西人关于与西方Health概念对应的汉语词汇的择定和使用集中反映在罗存德(W.Lobscheid)于1867年出版的《英华字典》中。该辞书对于Health一词列举出丰富的释义：康宁，平安，安宁，壮健，康健，自然，无恙，无病无痛；to drink one's health，俾杯酒贺人，以杯酒贺人([31]，p.946)。同时，对于Healthy所举的用例也更加详尽：壮，壮健，康健，康宁，壮盛，强健，精神爽利，清爽，爽快，身体平安，身壮力健([31]，p.946)。罗存德对Health的描述主要还是围绕身体的状态和感受展开，即便Healthy的释义对精神方面有所关照，也未能突破中国传统的认知和观念，这应该跟罗氏本人的经历与见识密切相关。学界已有的研究表明，罗存德在其所编辞典问世前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长期在香港及附近地区从事传教和文化出版活动[32]。在此期间，合信的“医学五种”相继在广州和香港印行，罗存德首次把“壮健”“无恙”“无病”收录进Health条目之中，可能是受到了合信的影响②。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化较为准确的把握，让罗存德得以接触和记录中国人关于“健康”概念的多种表述，并借助它们来理解Health一词。
在早期英汉双语词典中，Health与“精神”的对译较为晚出。1876年睦礼逊(W.T.Morrison)的《字语汇解》将to injure the health译作“伤精神”，但未作进一步说明[33]。直到1908年，在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中，Health在wholesome or soundness of body or of mind(身体的健康或心理的健全)基础上被译作“安宁、康健、健全、无病”[34]。至此，“康健”才完整呈现出含括身、心健康的近代意涵。
总之，西语Health及相关词汇很早就出现在英汉字典中，它在1822年初进入中国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获得了诸多译名，其大致轨迹为：从“摄生”到“康健”。遗憾的是，未有迹象表明“康健”在这一众译词中脱颖而出成为Health的固定译名，也尚未看到“健康”这一译法；同时，囿于辞书的特性和编纂体例，也让人难以从其简略的表述中看清与Health对译语汇的近代意蕴。诚然，双语字典的编纂者在中外语言沟通和文化往还方面是举重若轻的中介人，但其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观察和理解中国人普遍的心态与认知及达成基本的日常交流，故而Health概念在他们的解释中明显被打上了中国古典“健康”的印记。
2.2 西学著述中的“健康”
在中古英语中，Health就有“身体健康”之意。18世纪末、19世纪初，基于近代科学实验和观察推断形成的Health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认知。在这方面，苏格兰杰出的医学教育家威廉·卡伦(W.Gullen，1710-1790)是重要的推动者。卡伦不仅擅长化学、生理学、药物学、病理学和医学实践的教学，他的作品还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在《医学体系》(Institutions of Medicine)一书中，卡伦认为医学(“预防和治愈疾病的技艺”)仰赖三大支柱，其中之一便是“生理学”，又把“生理学”解释为“研究生命和健康”的学问([35]，页15)。这样，“健康”就成为生理学研究的旨趣。除此之外，解剖学亦被当时的医士视作“理解健康和患病的身体的功能”的必要知识([35]，页15)。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更是明确指出实验构成生理学的基础：生理学关系疾病与健康，它的任务是弄清楚身体如何运作，而只有实验才能了解(其中原理)[36]。
早期英华词典对于近代“健康”概念的阐释有其限度。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西式“健康”在跨语际的传播过程中需要以某种范畴的知识作为依托，新教传教士和中国士人有关近代知识的撰述为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提供了重要信息。
如前所述，英文Health在入华之后的较长时间里面临着诸多译名混用、并存的情形。由此，近代“健康”概念在中国的传入，不能仅以“健康”一词和概念的出现及初步使用为唯一依据，它在兴起之初，也由与其相近的词汇和概念加以表达。
近代“健康”意义上的“壮健”，早见于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全体新论》。在“第七论肌肉功用”中，合信指出肉辅骨节以运用，“赖血脉以养”，且“受脑气筋驱使”，只有与其他组织协调运作才能正常发挥功用。“壮健”之人，肉及相关器官功能正常；若肉坏或脑体、脑气筋失常，则有抽搐、瘫痪之患([37]，页13-14)。此言“壮健”之义有二：一指肌肉无损，功用正常；一指肉与骨、血脉、脑气筋协调运作，缺一不可。
近代“健康”意义的“无恙”(“无病”)，亦早见于合信的《全体新论》。其“全身骨体论”言及骨骼的特性、构造和作用：“人身众骨，二百四十。部位层次，奥妙精微。大小方圆，靡不合用。实为众体之基，而血肉筋络所附赖者。骨节无恙之时，伸缩自如。”([37]，页3)在“目系”篇中，合氏又用“无病”代指眼睛视觉功能正常：“无病之人，以指按侧其睛，则视物亦乱”([37]，页27)。
“健康”意义上的“爽快”用例，则早见于美国公理会传教医师博恒理(Porter，Henry Dwight，1846-1916)所撰中文医书《省身指掌》。该书于1877-1883年在《小孩月报》上连载，多以“爽快”代称人身无病、舒坦畅快的状态：
人的身子爽快无病，口永不干……
人身爽快，牙的力量足胜嚼物之任，核所生的津液足够润物用的。[38]
人身爽快的时候，那红血饼最多。患病的时候，白血饼比寻常较多……[39]
以上，博氏详陈健康状态下人体的各种表征。这里的“爽快”指身体健康，各组织、系统功能正常，按规律运行或各项指标在规定范围之内。
“康健”初见于1876年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口译、赵元益笔述的《儒门医学·卷上》。其“论养生之理”载：“人苟能知各事之有害而谨慎之，则身体康健，一生无疾。不第一家之人受其益，即众人亦因此而得益也。”[40]此后，“康健”一词用例增多。如1892年，羊城博济医局出版尹端模笔述的《儿科撮要》；1893年，《月报》连载的《保养幼婴康健论》。
“康健”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近代“健康”的意涵得以展现。尹端模毕业于北洋医学堂，而后在广州博济医院行医，是首位独立创办西医报刊和翻译西医书籍的中国医生[41]。《儿科撮要》系其所译和参中西的儿科类医学著作。全书共两卷，卷一总引之“论审病”介绍如何从小儿的睡眠、皮肤、呼吸、体态、面色、粪便、脉搏、体温等若干情形中，查验、判断小儿的健康状况，比如：
全然无病之婴应睡几久?日夜二十四点钟内至少应睡十八点。
康健之儿其脉之至数几何?按每分钟计之，由九十至一百四十。
康健之小儿其平常热度几何?出世后二十四点钟，约一百度四(法伦表)。四十八点中后，九十八度六(法伦表)。此后在九十八度至九十九度五之间。[42]
这表明近代医学为婴幼儿设立了一套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之上的健康标准。若检查结果合乎上述若干指标，可视为“健康”；反之，则为虚弱或生病。
《保养幼婴康健论》译自英国哈贞女所著的一部科普性著作，署名郭女史。该书系从西国“小儿科之几位名医所著之医书中采摘之要语而成”，旨在向为人父母介绍科学的育婴知识，降低婴儿死亡率，促进幼婴健康延寿[43]。依笔者目力所及，该书也是较早把“康健”写入书名的西学译著。
这一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1891年《格致汇编》第六卷刊载英国医士爱凡司职的《延年益寿论》③。该书是汉语文本中较早对近代“健康”概念作出界定的保健学著作。第三章“论何饮食用何重数能致延年”中写道：“人身最健旺时，百体全善，各行职司，无差无惰，彼此关切，相配相助。”[44]此处，“百体”即人体各个器官组织，而“健旺”被明确定义为身体各器官组织全备无缺，功能健全，协调运作，相辅相成。
实际上，当时承载“健康”概念的西方科学知识并不限于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卫生学一类，这一时期，近代心理学相关的知识亦随着西学东渐输入中国。《论人之灵性》是较早冠以“灵性”之名而与近代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撰述④。这篇文章于1876年正式刊印在《格致汇编》中，可视作近代“心理健康”概念引入中国的重要节点。此文把“灵性”的活动、发用称为性情，并将性情分为“才智之性情”和“恃血气之性情”，在这两种性情之下又细分若干性情，继而具体论述各种性情的作用[45]。从中可以看到，“灵性”正常情况下所具备的各种能力，比如知觉性情可以让个体恰当接收、提取信息，思念性情可以帮助人们总结事物的规律，镇定性情让人遇事不慌，忍耐性情令人不畏艰难等。这些心理知识在今人看来仍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可见，早在光绪初年，西方心理知识的引介便为近代中国的“健康”概念注入了又一层新意。
中国近代“心理”一词的出现以及心理健康的构筑，主要受日制“心理学”的影响。甲午之后，国人师法东洋，与“心理”有关的知识和观念自日本流播于中国。1902年，熟识日文、饱读日文书籍的杜亚泉在其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刊物——《普通学报》(原名《亚泉杂志》)上发表《心理学略述》一文，上载：“心理学者，论灵魂之状态者也……狂夫、醉汉、罪犯、痴癫有疾病之灵魂，如身体之受疾病也……灵魂之状态固非确凿可知乎。”[46]此处，“心理”是“灵魂之状态”，“有疾病之灵魂”即不健康的心理，心识有欠缺，心之“知觉、情感、意志”就不能正常发动、作用。这一时期不可忽略的是，1908年，肄业于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的沈王桢在《医药学报》上发表的《身体与精神之关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沈氏将“精神”定义为“最高尚之心的作用”，包括感觉(Empfindung)、表象(Vorsterung)和观念(Idee)，并指出“精神”是“心理学上一代名词”([48]，页140)。亦即说，“精神”和“心理”实为一物。关于人身，他把“人”视作“统一心理作用与生理作用之主体(Das Subjekt)”，认为人身若“有生理作用而无心理作用”，只是“一物质之器械的作用而已，不得谓之身体”([48]，页142)。在此基础上，沈氏列举了若干种方法，以保全“身体之建康”和“精神之怡安”([48]，页143)。这意味着，20世纪初，“健康”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已经获得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意涵。
除了含义的更新，日本对中国“健康”概念的影响还表现在用语的变化，即使用“健康”一词替代先前更为强势的“康健”来表述近代的“健康”概念⑤。丁福保的撰著明显体现了这一变化。1903年，他在《丁福保生理卫生学讲义》中把卫生学解释为“研究保卫人体之生理而增进其康健之学问”[49]。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他随后出版的著述中。1906年3月，其为初等小学堂学生编写的《蒙学卫生教科书》亦把“康健”写入卫生学的定义当中：“研究人体康健之规则者，曰卫生学。”[50]随着日语学习的深入，这种情况在丁氏1911年发表的《学校健康之保护》一文中发生了转变。除题目使用“健康”一词外，“健康”在文中亦是随处可见，比如，“卫生云者，悉去其妨害健康之事，保护其躯体之健康，使之自然发育而达于完全强壮之目的也”([51]，页1-4)。
西学译著的出现，昭示着传统“健康”意涵在晚清中国的变动。在甲午以前的中文语境中，中式“康健”在各个器官完好、功能正常意义上已经部分地获得了近代概念所应具备的意涵，并且这是中国士人主动使用“康健”表述近代“健康”概念的结果。光绪初年，近代的心理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但尚未与“康健”发生直接关联。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对“康健”一词的使用并未出现根本的变化，仍旧是在传统的惯性下用“康健”笼统的表达身心的良好状态。至于完整含括生理健全和心理正常内涵的近代“健康”概念的出现，则要等到甲午以后日制“健康”语用和观念的大举入华。
3 清末“健康”话语的构筑
不论是中国古典的“健康”观念，亦或是晚清入华的近代科学视域中的“健康”概念，大体上都是以个体正常的身体状况和良好的生活质量为旨归，中医的诊断、西医的疗治，仅仅是认识和实现“健康”的手段，这种情形并未持续很久便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被打破了。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群治改良”的言论和“新民”的塑造，率先把“健康”带入了公共视野，使其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热议范畴和变革对象。
社会进化论构成了清末变革的一大思想动力，也为此间倡导国民健康提供了理论基础。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阐述其“群学”思想。他依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认为“民力”“民智”“民德”是“国之强弱贫富治乱”的“征验”([54]，页374-381)。依其所述，中国要想摆脱“贫与弱”的困局，必须“统于三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一国富强之基”不失为恰适的途径([54]，页383-384)。1897年，刘桢麟发表《富强始于卫生论》，把“强体”放在“强民”“治国”的首位。其言：“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今且骎骎乎进于道矣。然治已病不如治未病，为他人医不如人人自医。”[55]
1904年，《汉口日报》载文《广布卫生书籍以强种类说》，随后上海《东方杂志》(1904)、重庆《广益丛报》(1905)、成都《四川学报》(1905)相继转载。该文将“健康”视为“强身”“强家”乃至“强国”之基，主张把“国民身体之健全与否”纳入国家行政的考量之中。
今天下竞言强国矣，而不知种类积弱，则不能强其身，即不能强其家，又安能以强其国?故普鲁士之中央行政也，以卫生与教育、宗教列为一省；日本之订正法制也，以卫生与地方警保编为六局。彼皆重视乎此者，以国民身体之健全与否，与国家实有直接之关系。[56]
这一时期，将“健康”置于国家、民族变革以自强图存这一时代主题之下加以阐发最完备者，当数梁启超。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的多篇撰述均涉及“健康”议题的讨论。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之《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分析变法失败的原因：“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57]，页5)把国民缺乏责任意识归因于其“愚陋、怯弱、涣散、混浊”。他进而在社会进化论的框架下论说“新民之道”，认为变“愚陋”要开民智，变“怯弱”要强民力，变“涣散”“混浊”则要兴民德，以期中国“屹然强立”，“左右世界”，及“战胜天演”([57]，页6)。
同年，在《禁早婚议》中，梁启超力陈早婚对于民力的消极影响：“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弱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报。夫民族所以能立于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58]，页686)他将国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视作民族强弱的重要标识，指出中国民数众多而民力弱小，突出表现在国人普遍体质羸弱，由此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社会的陋习——早婚。
1903年，《新民丛报》刊梁启超《新民说》系列之《论尚武》一文。此前近半个世纪中国在军事、政治、外交上的节节失利，让梁启超认识到强大的武力是维系国家和文明的重要凭恃。而就国民层面而言，仅仅开智识“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还须有“尚武之国民”和“铁血之主义”([59]，页709)。若以此为标准，彼时国人的身心素质是难以让人满意的。
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59]，页710)
梁启超认为时人罹患文弱、柔懦之病已久，“筋弛力脆”，病入膏肓，不能御敌，个中原因在于国民普遍缺乏尚武之身体和尚武之精神，“武力脆弱，民气懦怯”，并将缘由归为“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和“习俗之濡染”四端。由此告诫同胞若“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在20世纪的竞争当中，将不“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59]，页710-712)。
1907-1908年，东京《云南》先后刊布虹山撰《国民健康主义》绪论和第一编，更是将“健康”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明确指出国民健康和国家盛衰的关系。第一编共六节，依次论述国民健康与国家、种族能力、人口增减、年寿的关系及“健康持续之本源”和“健康缺乏之原因”。是文绪论基于国民“同赴健康之域”符合“适者生存之道”的基本判断，把“健康主义”视为“强国强种之本源”和“强国强种之元素”：
所谓政法、军事、教育、实业者岂非欲附丽于吾民之身心，以望其实行者乎?果尔，假吾民无健康之精神，强壮之体魄，微不能负此责任，即强而为之。欲其欣欣然活动愉快，遭如何之逆境、如何之失意而犹迈往直前、奋斗不懈，以幸免天演之淘汰也，不亦戛戛乎?其难哉甚矣!强国强种之问题结局于国民健康之问题也。[60]
总之，在“变法”“强种”“保国”的时代主题下，“健康”概念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味，甚至有了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蕴。
4 结语
在今人的认识中，“健康”与“卫生”密不可分，故有必要对“健康”与“卫生”的关系作一辨析。1911年，《中西医学报》“论说”栏载丁福保《学校健康之保护》一文，该文把“健康”界定为躯体“自然发育而达于完全强壮”之状态，而“欲求健康，必讲求卫生法”，达到“保护各器官之作用”，并“全其天然之生理”，及“去其妨害健康之事”([51]，页1-4)。此一论说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涵。其一，“卫生”是增进“健康”的手段和方法，“健康”则是人通过“卫生”等方式所要达成的目的。其二，“健康”导向积极的行动，“卫生”多指消极的行为。换言之，“卫生”旨在卫护生命，避免罹患疾病，而“健康”则在“卫生”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一种良好的身体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健康”在晚清士人的论述中常常与传统意义的“养生”“卫生”等词混杂使用。比如，梁启超在论述早婚之弊时同时使用“害于健康”和“害于养生”两种表述，这里的“养生”指颐养生命([58]，页684、689)；方擎的《论体格检查之必要》亦云：“东西各国所由立体格检查之制綦严，而其意且为群众卫生计也。”[61]此处的“卫生”有卫护生命、保养身体之意，皆给人以含混之感，映现出20世纪初中国人对于中式“健康”的经验认知。这说明在整体的语言环境中，“健康”无法完全摆脱与传统的关联而成为一个纯粹的现代观念。
西式Health的本土化和近代健康观念的形成并非遵循线性的发展脉络，实为一众概念在古今演绎与中外涵化历程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古典“健康”一词，包含身体无恙和精神矍铄之意，表明古人的健康观念中已有身、心区隔，这为Health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植入提供了本土语境。不过，这种身、心界限模糊的观念有别于近代严格界别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概念，主要还是建立在感受或经验基础上的对于个体身体状况的基本把握，并且往往指向一般性的事实叙述和对个体的生命关怀，总体上处在官方和精英的视域之外。19世纪，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关于“健康”的观念和语用在入华传教士修撰的英华辞典中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19世纪中后期，以近代西方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等科学知识为依托，中式“康健”在各个器官完好、功能正常意义上部分地获得了近代概念所应具备的意涵。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完成了近代化转型的“健康”概念，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使得中文语境中的近代“健康”概念日渐定着于“健康”一词之上。中国式的“健康”概念在士人精英广泛论述时弊的言论中，进入公众视野，指向国民改造和社会变革的方向，并与“变法”“强种”“保国”等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和民族主义色彩。可以说，近代“健康”观念在晚清中国的落地，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调适和主体确立问题。本土“健康”观念和西方的Health概念合流，其中包含普通民众对于传统的体认和承继，也是士人精英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理念乃至制度的在地化诠释与探索。
注释：
①除前述示例外，早期《申报》中也出现“健康”一词，或被用作泉水名，称“健康泉”(参见[27])；或被用作戏剧名，如《正本健康记》(参见[28])；或被用作代指某信善之人，称“健康氏”(参见[29])；或被用作食物名，如开胃健康饼(参见[30])。尚未看到明显证据表明这些用例已经脱离“健康”的传统意涵。
②合信在其《全体新论》(1851)、《西医略论》(1857)、《妇婴新说》(1857)、《内科新说》(1858)等译著中，多次使用“壮健”“无恙”“无病”等词指代“健康”。
③从现有的版本来看，书中未标明译者姓名。但从“披阅跋语”：“前译《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二书已明格致养生之大旨，今译延年益寿论以补前书之所未及。”可知，译者曾翻译《化学卫生论》和《居宅卫生论》，由此推测译者为傅兰雅。
④据聂长顺等考证，“灵性学”曾用作“心理学”的译名([47]，页287-303)。
⑤近代意义上的“健康”一词首先出现于日本。据史有为考察，在日本文献中，“健康”作为形容词的书证早见于1862年，而作为名词的书证在1866-1870年间便可见到([52]，页513-514)。这一情况也反映在在甲午之前的一些与日本有关的著述当中。比如1880年，日本御典医松本顺为英国海得兰所著《儒门医学》作序时就用了“健康”一词：“凡百疾之所由生及防之治之之方，缕举而细说，要在令人养神气，壮身体……又非资质健康，身体强壮，则不能焉。”([5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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