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蕴含的新机遇、新挑战，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国际环境的总体研判上来，既要准确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化趋势，正确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又要精准把握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机遇，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应对能力，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并主动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发展环境；国际形势；辩证思维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用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来谋划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入分析了“十五五”时期的国际环境，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环境的总体研判上来，深刻理解国际环境的变化，准确把握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深入分析国际环境所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做到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从而未雨绸缪、妥善应对，最终化危为机，下好先手棋，取得主动权。
一、正确认识国际环境的新形势
对国际环境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对我们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发展重点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地研判所处的国际形势，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一）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际竞争更趋激烈
进入21世纪后，从2000年至2007年，是全球经济繁荣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数据，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达4.3%，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增速为2.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达到6.6%。这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快速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冷战结束的红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10年至2019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7%，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迷期，呈现出“低增长、低利率、高负债”的特点。IMF预测，2023年至203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将进一步降低为3.1%～3.2%。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低迷，是多种因素和多个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金融危机的短期冲击与长期效应交互影响，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政府、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210%升高到2023年的330%。二是技术进步红利减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2008年至2019年，G7国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2%，约为危机前十年2.3%的一半。三是经济全球化红利减少，全球贸易增速从金融危机前年均7%下降到2012年至2019年的3%，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导致经济全球化减速、全球供应链重构，拖累经济增长。2025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后，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全球众多贸易伙伴大幅加征所谓“对等关税”，美国实际关税水平达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导致全球贸易成本飙升、供应链中断和政策不确定性激增，严重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大大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四是世纪疫情及其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经济雪上加霜，2020年至2022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降至2.5%。疫情掏空了政府财力，进一步推高公共负债。IMF预测，全球公共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将从2024年的93.8%上升至2029年的98.8%，其中，发达经济体由111.2%上升至115.1%。发展中经济体虽然整体负债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但部分国家内外债风险较高。
值得指出的是，全球经济增速换挡不是周期性变化而是趋势性变化，除了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外，还有人口老龄化、国家贸易政策转向、全球性贫富差距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强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遭到破坏等长期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低迷期，意味着全球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需求不足问题将更加突出。美国为了吸引产业回流，带头大幅提高关税，试图以本国市场支撑制造业振兴。在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美国的政策转向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可能导致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我们要把发展的战略基点坚定放在扩大内需上，坚持做好自己的事，但绝不意味着主动放弃国际市场，恰恰相反，我们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外贸易的韧性，更好应对外部挑战，抓住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机遇。
（二）全球发展格局深刻演变，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当前，全球发展格局发生深刻演变，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环境的变化，准确把握其趋势性变化。
第一，全球发展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明显特征。G7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60.3%下降到2023年的42.2%，下降了约18个百分点，其中，美国从27.3%下降到23%。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明显提升，其中，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28%提升至2023年的18.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16年超过了美国。
第二，中美大国博弈日益加剧。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增强，美国陷入了战略焦虑。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认为“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策略已经失效，需通过竞争遏制中国崛起。美对华政策的这一调整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因为执政党轮替而改变。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延续对华竞争基调，称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将2020年至2030年定义为中美博弈的“决定性十年”（Decisive Decade）。该报告强调这一时期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美国要在这一阶段“赢得与中国的竞争”。2018年以来，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认知战等，利用关税、实体清单、“长臂管辖”、出口管制、安全审查等多种手段，打压遏制中国。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主要是单打独斗。拜登政府重视团结盟友对华围堵，为此，搞了不少“小圈子”，如“五眼联盟”（FVEY）、“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并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为了吸引制造业回流，急不可耐地加征“对等关税”，对华实施创纪录的高关税。2025年12月4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强调紧紧围绕经济利益构建外交政策。该战略将美中关系界定为“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关系，其经贸政策也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脱钩断链”转变为主张“在非敏感领域对华开展对等与公平贸易”，以此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这一政策转变说明，美方既要遏制中国发展，又想利用中国的资源与市场发展壮大其制造业，最终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中美大国博弈，本质上是“守成大国”为维护其霸权而对新兴大国的打压遏制。它不会因我们的善意而改变，暂时的缓和也并不是休战，大概率会愈演愈烈。大国博弈不仅影响中美双边关系，而且影响全球格局未来走势。美国极力拉拢第三国“选边站队”，在双边经贸协定中植入“毒丸条款”，组成遏华“小圈子”。这一系列行为推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导致全球贸易格局深刻变化，倒逼各国作出贸易政策调整，冲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影响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走向。
（三）经济全球化深入调整，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加速变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超级全球化”，全球化进入低速化、碎片化、区域化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增速分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统计，2009年至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速为4.6%，仅为2000年至2008年年均增速的1/3左右。全球货物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48.8%下降到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前的43.8%，下降了5个百分点，贸易拉动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相应减弱。多个国际组织预测，未来全球贸易增速将进一步下降，到2030年之前，全球贸易增速仅为3.2%—3.5%。与此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推进，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4年至2024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速为5.9%，高于同期货物出口增速2个多百分点；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额同比增长约9%，远高于货物贸易增速（2.7%），贡献了贸易增长的近60%，全球服务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已上升至26.4%。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到2040年这一比值将达到33%。
第二，一些国家从过去注重效率与成本转向更多关注安全与政治，推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在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提出减少对外过度依赖、“脱钩断链”，欧盟提出“去风险”，经贸政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推动“离岸外包”向“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转变；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呈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本土化等新趋势。2025年12月3日，欧委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共同提交《加强经济安全联合公报》，聚焦六大高风险优先领域，即主张降低对关键商品与服务的战略性依赖、引导安全资本投资欧盟、扶持国防与航天等关键产业、巩固关键技术全球引领地位、保障敏感信息与数据安全、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护。中美贸易战导致双边贸易大幅下降，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19.35%下降到2024年的14.7%和2025年的11.1%。中国大力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一带一路”共建国在我国出口中的比重超过了一半。与此同时，中国对外产业转移步伐加速，中国—东盟（墨西哥）—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格局加速形成，中国与东盟、墨西哥等国的中间品贸易快速发展，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持续巩固。然而，为了确保经济安全，各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等的控制权争夺日益激烈。
第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多边贸易体系为核心的全球经济贸易治理体系，为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规则与制度保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政策明显增加，挑战多边治理体系的权威。尤其是美国无视多边经贸规则采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不仅直接冲击全球贸易与产业链稳定运行，更为严重的是，其直接威胁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美国阻挠WTO上诉机制法官遴选，导致上诉机制的瘫痪。特朗普政府针对不同国家制定税率不同的“对等关税”，直接冲击了WTO的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以WTO为核心的多边经贸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着力达成双边或区域贸易安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数量迅猛增加，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新经贸规则制定的主要平台。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值得密切关注。不少智库和国际组织提出警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80年的经济全球化可能将“终结”。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关于其“何去何从”人们作出了不同的前景展望：有观点认为，未来高新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脱钩”可能加剧；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可能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或“三个体系”。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多种因素，未来场景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大调整大变化则是确定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贡献者，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将会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必须密切观察、深入研究。我们相信，决定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但也不会是一条坦途。随着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相互交织博弈，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持续提高。这既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机遇，也使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任务更加紧迫、更加艰巨。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
（四）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争夺前沿技术制高点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回顾历史，重大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是推动全球格局调整的基础性力量。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几轮产业变革，有的国家抓住一轮产业革命，便迅速崛起；有的国家错失机遇，则被抛在时代后面。
第一，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创新的活跃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推进，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技术、材料科学、深海深空技术等多个领域技术创新十分活跃。特别是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将大大提升创新的效率，对国际分工与竞争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科技是决定国家未来的根本，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美国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确保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关键前沿科技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的目标，强调在关键技术与基础科研上强化投资，以确保其长期竞争力。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总体来看，美国和中国相对领先，处于第一阵营。美国长于 “从0到1” 的原始创新，我国擅长“从1到100”的应用创新。DeepSeek横空出世，彰显了我国在AI领域的实力与潜力。截至2025年4月9日，我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达1576379件，占全球申请量的38.58%，居全球首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国家既要“做好自己的事”，力争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取得主动权，又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确保“技术向善”。科技领域是美国遏华的主战场，其采取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遏制打压对手的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在科技领域搞“小院高墙”、出口管制，试图迟滞我国科技进步的速度；在我国已经实现科技突破的领域，如5G、“新三样”（主要指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等，则通过实体清单、安全审查、反补贴、反规避、加关税等手段，从需求侧压缩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空间。
第三，技术创新将催生发展新动能、开辟竞争新赛道。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并驾齐驱，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国际竞争格局洗牌提供了更多机会，为后发追赶型国家的崛起提供更多可能性。数字技术进步催生了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深刻改变人类生产方式，智能制造将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加速转型为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生产力国际布局变化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
（五）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绿色发展新赛道国际竞争十分激烈
恩格斯指出，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得到大自然的报复。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生活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任务更加紧迫、更加艰巨，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正在成为国际共同行动。1992年5月在巴西里约达成、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1995年起，该公约缔约方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COP）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1997年12月达成、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开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之先河。2015年12月12日达成、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的《巴黎协定》，明确了将全球气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高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规定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发达国家曾经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资金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巴黎协定》的达成十分重要。特朗普政府先后两次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节奏产生不利影响，但不会改变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
第二，生产生活方式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球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将发生深刻变化。以能源结构为例，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统计，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新增473吉瓦，增幅为13.9%，可再生能源总发电能力达3870吉瓦，创下历史新纪录。全球新增发电量的86%来自可再生能源。预计202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将从2022年的29%上升到42%以上。
第三，催生绿色新动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将付出巨大成本，同时也会催生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如果要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那么，2024年至2030年将需新增7.2太瓦可再生能源。除了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投资需求外，储能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等绿色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都须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的难得亮点。
第四，呼唤绿色经贸规则的国际合作。绿色贸易快速发展，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土产业，针对绿色产品采取了不少保护措施，如美国对光伏发电设备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欧盟对自中国进口的新能源汽车征收反补贴税。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只给本土新能源车消费提供补贴，歧视进口产品。欧盟出台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因此，如何协调各国绿色法规，形成既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又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规则，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二、牢牢把握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机遇
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新机遇新挑战并存，把握好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机遇顺势而为，就会事半功倍。因此，要综合研判、准确分析，综合施策、把握机遇。
（一）牢牢把握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国际机遇
全球正处于技术创新活跃期，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为我国推进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历史性机遇。美国新政府科技政策为我国引进高水平科技人才提供了难得机遇。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对科技人才产生挤出效应。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统计，特朗普第一任期有超过4000名华裔科学家回国。特朗普第二任期减少长期基础研究经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暂时冻结所有新的研究拨款，政府计划要求国会削减NSF预算的2/3，削减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计划大规模削减联邦政府教育机构预算、强化签证审查和驱逐，限制绿卡发放，拟终止“出生公民权”。特别是针对我国人才施加更为严苛的留学和合作研究限制。这些都为其他国家从美国引进科技人才提供了机遇，法国政府、欧洲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行动。另外，美西方对我技术打压有促进我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利一面。美西方对我科技战确实会打击我科技龙头企业，影响技术创新，带来的冲击绝不能轻视。但是，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其会增强国产化替代的动力、更好利用国内市场机会。美国不断对中国实施科技“脱钩断链”和打压，增强了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力。以前存在所谓“自研不如引进”“造不如买”的想法，削弱了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调研时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美国科技“断链”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清形势，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重要论述的理解。而且，科技产品断供为国产化替代提供了市场空间。相对于国外成熟的科技产品，国产的新科技产品在投入市场初期，可能存在技术不够成熟、质量不够稳定等不足。进口科技产品断供后，客观上腾出了国内市场空间，国产化替代可以更好利用国内大市场进行持续迭代，不断提高国产科技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根据TechInsights数据，我国半导体自给率2018年为15.9%，在美国加大制裁力度后，2023年提高到23.3%。
（二）牢牢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机遇
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系统的经济社会体系变化，对全球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格局和生活方式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既是一场巨大挑战，也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从机遇角度来看，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将催生绿色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和新需求。过去几十年，我国面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前景，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在太阳能、风能设备、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发展成就。“新三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动能，正是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更为未来赢得绿色低碳国际竞争奠定了雄厚基础。一是把握好新的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机遇。新型太阳能光伏、固态电池、储能技术、氢能源、CCUS甚至核聚变等多种绿色低碳技术都处于研发之中，有的成就突出、突破在即，有的前景看好、应用有待时日。我国要发挥自身的技术创新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和市场优势，紧密跟踪技术前沿，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力争在新一轮绿色低碳技术与产业革命中继续走在前列。二是把握好绿色低碳产品的国际市场机遇。尽管一些国家对我国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品采取了反补贴、反倾销等保护措施，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加速推进低碳化转型，绿色低碳产品市场依然广阔。我国企业要在重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市场，结合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新市场。同时，针对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措施等新形势，加快碳市场、碳统计等基础工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建设零碳产业园等，更好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三是把握好绿色低碳产业国际合作的机遇。越来越多国家将绿色低碳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日益重视其发展。同时，绿色低碳产业安全敏感度低，又占据道义制高点，开展国际合作面临的安全、意识形态等障碍少。我国绿色低碳产业技术领先、成本低、竞争力强，是各国期待的重点合作对象。我国要把握机遇，把绿色低碳产业的技术合作、投资合作、贸易合作等打造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四是把握好制定绿色低碳国际规则、引领绿色低碳国际治理的机遇。绿色低碳领域国际规则尚不完善，处于规则制定的关键时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我国在绿色低碳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新的空间。我国要认真研究，不断增强软实力，在全球绿色低碳国际治理体系中找准定位、发挥作用。
（三）牢牢把握提升我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的机遇
一方面，全球增长格局分化，“东升西降”趋势不变。全球南方、金砖国家等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提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特别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具备更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孤立主义倾向抬头，挑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先后从国际组织、国际协定中退出，对其传统盟友加征关税，损害了其国际信用，动摇了其领导地位，有利于我国扩大“朋友圈”，也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一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世界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要大力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传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改革。我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发展方向，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WTO等多边机制改革，提高多边经贸治理体系的权威性、有效性。在引领与参与国际经贸治理体系时，保持战略定力，多方权衡利弊，坚持各方协商，实现共建共享。三是练好内功，增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既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也需要较强的“软实力”，为此，必须加强能力建设。要加强对全球经贸体系的研究，为提出全球经贸治理改革方案奠定扎实的基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协商能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要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为国际组织输送得力英才。
三、妥善应对国际环境中的风险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危与机的辩证关系。面对一系列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战略定力，提高斗争本领，保持战略信心，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的辩证思想，学会“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妥善应对国际经贸环境中的挑战
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经贸环境中的挑战。一是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低迷，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受到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二是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发生变化，面临“前后夹击”的境况。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来自更低成本发展中经济体的追赶和竞争，产业外移压力增加；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产品和服务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打压与防范。三是塑造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面临多方挑战。我国与多数贸易伙伴长期保持货物贸易顺差。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额超过创纪录的一万亿美元。西方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产能过剩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责任论”等，近期又在炒作“第二次中国冲击”，制造新的“中国威胁论”。在这种形势下，针对我国的贸易壁垒和投资保护措施可能明显增加。
第二，要采取切实措施，塑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环境。一是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市场机遇。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范围。兼顾世界之盼与我国之需，采取措施扩大进口，针对不同国家的关切，有针对性地扩大大宗商品、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的进口。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外资准入，在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领域吸引标志性项目落地。发挥好进博会等平台的作用。二是与世界共享投资机遇。引导中国企业有序“走出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为东道国工业化、就业、税收作出贡献，构建利益融合的跨境产业链。但要坚持“危地不往、险地不去、危业不投”，防范风险，维护好海外利益。三是与世界共享技术合作机遇。中国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技术水平。要加强与发达国家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提升产供链韧性和技术水平，但要防范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外泄。
（二）妥善应对美国对我遏制打压
美国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外部不确定因素。美国力图在“决定性十年”取得大国博弈的决定性胜利，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纠集同伙，对我国遏制打压将变本加厉并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丢掉幻想。要增强斗争精神，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2025年以来，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针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加征关税的无理行为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取得了对美经贸斗争的阶段性胜利，中美贸易战进入暂时的休战期。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无论是斗争还是合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维护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中美博弈，时与势都在中国一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一定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取得这场持久战的最终胜利。
（三）妥善应对国际环境中经济安全风险挑战
国际环境中威胁经济安全的风险上升，处理好开放与安全是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对我国而言，既面临保障资源能源和粮食供给安全、维护金融安全等传统挑战，又面临维护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等新任务。一要正确处理开放与发展的关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二要在开放合作中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防范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风险。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三要综合施策，保障资源、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国际供应安全。加强对海外油田、矿山的投资，增强全球资源控制能力。高度重视“关键矿产资源”，增强战略资源冶炼加工技术和能力。加强大宗商品国际运输通道建设，适当增加重要资源能源的战略储备。增强我国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通过市场机制建立基准价格并影响国际定价规则。总结稀土出口管制的成功经验，增强反制能力，有效震慑外部势力恶意影响我国大宗商品供应安全的行为。四要建立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机制，建立数据分层分级管理机制。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以“管得好”支撑“放得开”，保障数据安全。五要在扩大开放中维护金融安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升跨境金融监管能力，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大进大出”带来的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综上所述，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蕴含的新机遇、新挑战，我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与以往相比，我国产业体系全、综合成本低的优势更加突出，人力资源丰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超大规模本土大市场的优势更加明显。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制度优势越发凸显。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作者：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