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峰，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论辩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议题，关学积极介入这场论争，给出了多元的理论回应。冯从吾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原则，主张超越门户，会通朱、王，将关学从注重主敬穷理、穷经践礼的朱子学取向，转移到对朱、王之争这一时代显题的回应上，奠定了明清之际关学的学术走向。李二曲继承冯从吾的学术遗产，强调宗本阳明、兼摄朱子，凸显以体认良知本体为主的学术取向。王建常则力主尊奉朱子、辩难阳明，赓续关中朱子学的学脉。关学不重考据训诂，固守朱子、阳明的学术藩篱，导致它未能融入和引领明清之际回归原始儒学的学术潮流。
关键词：明清之际；朱王之争；关学；朱子学；阳明学
关学是在与不同时期学术流派的融通交流中形成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理学学派。明清时期的关学，其学术主旨没有拘守在气论、礼学等传统关学的标识性范畴上，而是动态地发生着变化。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论辩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议题，此时，关学的思想重心也表现为对朱、王之争的回应。王昌伟、吕妙芬等的研究力证了这一点。然以往学界的研究多侧重于就关学论关学，致使关学如何与主流学术思潮互动的问题尚未引起学界充分的关注和研究。这不仅无法完整把握明清之际关中学者在主流学术思潮形成、建构中的立场、作用和地位，也不能深入理解明清之际学术演进和基本格局。基于此，以明清之际“关中三先生”——冯从吾、李二曲和王建常为突破口，能显豁关学对朱、王之争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弥补当前学界研究之不足。
一、超越门户：冯从吾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冯从吾不仅“集关学之大成”（《关学编》，第69页），更与邹元标并称“南邹北冯”（《冯从吾集》，第678页），亦与高攀龙声气相投、领袖士林。身处朱、王之争愈演愈烈的明清之际，站在思想前沿的冯从吾自然无法置身其外。他从“本体”与“工夫”这对学术范畴入手，以融会二者的方式来积极回应这一时代显题。我们知道，本体与工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命题，但真正引起学界热议且其意义得到充分彰显则要到王阳明。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合一性思维”（朱承，第65页），强调本体与工夫的一体，即“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王阳明全集》，第1167页），这句话蕴含的意思是由工夫达至本体、即本体以做工夫，工夫与本体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缺少任何一面都无法整全地呈现阳明的思想宗旨。阳明之后，学者皆能谈本体、说工夫，但都是片面而深刻地发展了其中一维。他们均背离阳明的为学宗旨，因此出现重本体而轻实修或重工夫而轻实悟的一偏之弊。作为富有洞见的学者，冯从吾对此亦有深刻的体认，他说：
若论功夫不合本体，则泛然用功，必失之支离缠绕;论本体而不用功夫，则悬空谭体，必失之捷径猖狂，其于圣学终隔燕、越矣。（《冯从吾集》，第288页）
这就是说，若只做工夫，不上达本体，则难逃支离；反之，若只论本体，不做工夫，则流于猖狂。若将视野扩大至整个明清之际，则冯氏此论并非一家之言，它所代表的应当是当时儒者较为普遍的看法。冯从吾并未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追根溯源，将本体与工夫分离的缘由归结于“近世学术多歧，议论不一，起于本体功夫辨之不甚清楚”（同上）。既然病因已经清楚，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因病施药，也即要明确何谓本体、何谓工夫，并对两者之关系进行厘清。就本体来讲，冯从吾明确指出：
良知是本体。（同上，第252页）
自昔大儒讲学宗旨虽多端，总之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功夫。（同上，第213页）
以理为本还是以心为本，是朱子、阳明哲学的基本分歧所在。上引两段引文所要表明的正是冯从吾以心、良知为本的学术取向，这无疑与阳明的学术宗旨贴近，而与朱子以天理为本根的旨趣不类。这就是说，冯从吾在本体上看重的是阳明一系的主张。他在回答友人之问时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
王文成之学，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处在“致良知”三字,直指圣学真脉，且大撤晚宋以来学术支离之障。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于立言也,往往抛却自家心性,而以考索闻见为学，……自良知之说行,而人始知“个个人心有仲尼”,不专在著述多寡。（《冯从吾集》，第304页）
冯从吾认为，阳明提揭心性、表彰良知，是有见于朱子后学舍弃心性、专以训诂闻见之学为务所导致的学脉杂乱、学术支离而提出的救世良方，此举有助于扫清支离、破除泥文之弊，有功于世道人心。可见，冯从吾对阳明的肯定，是注意到了阳明心学在凸显个体道德理性、抉发主体道德力量方面的积极性。由此，他十分自觉地承续阳明，将心、良知确立为本体。而在工夫上，冯从吾指出：
学问功夫又总之归于一敬。……敬者众善之根。（同上，第213页）
“主敬”云者,不过以功夫合本体耳。（同上，第214页）
我们知道，朱子将“主敬”作为第一义的工夫，而阳明则对“主敬”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有“诚意”工夫则不需要再做“主敬”工夫，否则就是画蛇添足。在朱、王之间，冯从吾力赞朱子所倡导的“主敬”工夫，他对“主敬”的表述与朱子的“‘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13页）近乎一致，这是将“主敬”作为圣学的总括性、根基性工夫。可见，冯从吾以心、良知为本体，而以“主敬”为工夫，这是其学术纲领。冯从吾还以“识得本体，然后可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后可复本体”（《冯从吾集》，第252页）来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即只有兼顾本体与工夫，才能纠治朱子、阳明执此失彼的弊病。进而言之，也就是有朱子的“主敬”之实功，阳明所主之心体始得平实圆满；有阳明所主之心体作提领，朱子之“主敬”工夫才能切近精明。显而易见，冯从吾这一纲领具有兼取、融会朱子与阳明的特质，强调的是超越门户之争，持平、融会两家之长，试图在本体、工夫合一的框架内整合朱子与阳明，以纠治学界“舍本体而只论工夫”“略工夫而专论本体”的两偏之弊，破除朱、王对立的学术僵局。可见，冯从吾对朱、王之争的回应模式，与那种以朱、王其中一家为主而兼采另一家的做法有明显区别，故而清儒柏景伟称其学乃“统程、朱、陆、王而一之”（《关学编》，第69页），刘学智则更为具体地指出“冯从吾对朱、王之学的调和主要着眼于本体与工夫的合一上，在这种‘合一’的框架下，朱子、阳明之学被重新整合为一，而无所偏重”（刘学智，第351页）。这些评断诚为确论，把握到了冯从吾一贯的不分门别户、不插标树羽的学术特质。对此，我们不仅可从冯从吾自述的“孔孟而后，诸儒各有得失，不能尽同，是在学者去短集长，毋令瑕瑜相掩”（《冯从吾集》，第304页）中得到证明，更可从他所作的《七十自寿》诗中进一步印证，他说：
谁哉我之师，人心有仲尼。考亭严主敬，姚江致良知。惺惺葆此念，勿复惑多岐。（《冯从吾集》，第533页）
此乃冯从吾去世前一年所作。诗中所表露的兼取朱、王，无所偏重，足可视为其对朱、王之争的晚年定论。要之，作为使关学晦而复显的重要推手，冯从吾不以地域自限，将关学主旨从偏重穷经践礼、主敬穷理转移到回应时代显题——朱、王之争上，奠定了明清之际关学的学术基调和走向。
二、立足阳明：李二曲的回应
明清之际接踵冯从吾而起的关中学者是李二曲，他以“冯先生之说得弟说而流行无弊”（《李颙集》，第576页）、“冯先生功臣”（同上）自许，自觉地继承冯从吾的问题意识，以回应朱、王之争为核心关切。我们先来看他对朱子、阳明学术关系的理解和定位：
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故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同上，第130页）
在二曲看来，朱子学与阳明学绝非对立互斥、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为依存、相互成就的有机学术整体。二曲这一见地，从学术良性发展的角度讲，远远超出了那种依傍门户、“非朱即王”的偏狭之见。但这绝不意味着二曲与冯从吾一样平衡朱、王。换言之，二曲只是在形式上秉承了冯从吾的会通思路，但在朱、王的主次关系上，他又与冯从吾分道扬镳，走的是立足阳明、兼摄朱子的学术路径。而就如何来落实这一方案，二曲同样是从本体、工夫这对范畴展开的。他说，“识得本体，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算本体”（同上，第136页），这与冯从吾对本体、工夫关系的界定并无不同，皆强调不能离开本体去说工夫，也不能脱离工夫去谈本体，本体的呈现与工夫的落实乃一体两面的关系。不仅如此，二曲与冯从吾在对本体与工夫的具体指向上也保持着高度一致。在本体上，二曲指出：
若夫良知之说，虽与程朱少异，然得此提唱，人始知契大原、敦大本。……今既悟良知为学问头脑、自身主人，则学问思辨，多闻多见，莫非良知之用。（同上）
阳明将“良知”作为心之本体，认为其具有先天性、内在性和遍在性，并将其作为学问的头脑、是非的标准和立身的准则。二曲所述与阳明并无二致，也肯定“良知”作为大本、大原的地位和价值。不仅如此，他对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也推赞有加，他说：
象山虽云“单传直指”，然于本体犹引而不发。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李颙集》，第59页）
在二曲看来，阳明提揭“致良知”最大的功效在于使工夫变得有主脑且简易可行，凭此学者可以洞彻本体，普罗大众也皆有入道之门。二曲这一评价相当程度上抓住了阳明学的优长所在，因为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正是有见于朱子学的“逐外”和“支离”之弊，意在用内在性的良知来收摄朱子学所强调的外在性的天理，用合内外的“致良知”来消除朱子学居敬、穷理工夫所导致的支离之病。也正是基于此，二曲在明清之际朱子学地位日益崛起之时，不随时好而转移，始终服膺阳明的“致良知”教，主张“‘致良知’以明本体”（同上，第506页）。
在工夫的指向上，李二曲极为赞赏朱子的“主敬穷理”工夫，他的理由是：
自孔子以“博文约礼”之训，上接虞廷“精一”之传，千载而下，渊源相承，确守弗变；惟朱子为得其宗，生平自励励人，一以“居敬穷理”为主。“穷理”即孔门之“博文”，“居敬”即孔门之“约礼”。内外本末，一齐俱到，此正学也。（同上，第128页）
二曲采取尊朱即是尊孔的比附方法，将朱子的“主敬穷理”溯源至原始儒学，认为朱子的“主敬穷理”与孔门的“博文约礼”一脉相承，皆具有涵括内外、贯穿本末的工夫特质。这一齐整完备的工夫体系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就是对孔门教法的亵渎。他首先对“主敬”工夫高度赞美：“‘敬’之一字，彻上彻下的工夫，千圣心传，总不外此”（同上，第56页），还认为“成始成终，不外一‘敬’”（同上，第39页）。二曲的这些论述充满朱子学的意蕴，与朱子对“主敬”彻上彻下、彻始彻终、统领一切、贯穿本末的定位毫无二致。当然，若仅限于此，他与冯从吾也就毫无差异，李二曲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并非单纯强调“主敬”，而是对朱子“穷理”一翼工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说：
穷理而不居敬，则闻见虽多，而究无以成性存存，便是俗学；居敬而不穷理，则空疏无用，而究不足以经世宰物，便是腐儒。（同上，第128页）
二曲着重强调“主敬”和“穷理”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关系。只有“穷理”，而没有“主敬”的夹持，学问将流于与心性无涉的闻见之学。反之，若只有“主敬”，而没有“穷理”的助力，则学问将成为与经世致用无关的空疏之学。二曲这一论断无疑是朱子思想的重申和翻版，显豁出对朱子工夫的认可与推崇。明确了本体与工夫的指谓后，二曲对两者的关系给予清晰的界定：
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同上，第130页）
至此，二曲已经将其回应朱、王之争的方案显豁出来，那就是以阳明的“良知”为本体，以朱子的“主敬穷理”为工夫，如此才能内外兼修，祛双弊之端，收双赢之效。必须明确的是，这一方案绝非对朱子和阳明的等同视之。相反，他是以阳明为本、为主，以朱子为末、为辅，主从、先后之意极为明白，他说：
识得“良知”，则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否则，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存甚？养甚？谁省？谁察？（《李颙集》，第504页）
在这段话中，二曲明确表示只有先体认“良知”本体，“主敬穷理”“存养省察”等工夫才有着落，否则就会陷入无头脑、无主体的困境，这就颇有纳朱归王的取向。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二曲所面对的清初学术现状已是举世訾诋阳明、讳谈本体，故而他以身任道、有的放矢，着意突出对阳明良知本体的重视和强调。也正因为此，二曲不仅被清儒赵兆熙、李元春等认定为阳明学者，亦被近现代学者梁启超、钱穆等视为王学一脉。更为重要的是，李二曲对朱子学的态度亦与那些王学同道们相异，他对朱子学既非简单的否定，也非表面的推崇，而是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和回护，故牛兆濂评价道：“二曲极力推重朱子，非专主王学者可比。”（《牛兆濂集》，第68页）这种定位应当说是切合二曲的学术面貌的。简言之，二曲的这种立足阳明“良知”本体，兼取朱子“主敬穷理”工夫，且偏重在体认良知，挺立道德本心的回应方案，与冯从吾超越门户而持平朱、王的主张相较，其学术偏重则要明确得多，明显的王学色彩正是冯从吾与李二曲的重要区别所在。
三、王建常的尊朱辟王
明清之际，“名儒钜公，要多不脱姚江之藩篱”（《贺瑞麟集》，第24页），关中地区亦不例外，“二曲、沣川以陆、王之余派煽惑陕右，致令吾乡学者不知程朱的传”（《萝谷文集》，第4页），这种概括虽然多少有夸张的成分，但也映衬出明清之际关中地区阳明学鼎盛、朱子学势弱的学术态势。而“势弱”绝不能理解为朱子学的中绝，因为仍有“与二曲东西并峙”（钱穆，第428页）的朱子学者王建常在艰难支撑。王建常笃信朱子，毕生以阐明、弘扬朱子学为务，有“笃守程朱，不为所惑，真吾道之干城”（张秉直，第12-13页）之美誉，以至于他的尊奉朱子之功甚至被认为超越同时期的朱子学者陆陇其、张履祥。而在面对时代问题朱、王之争时，他没有像冯从吾、李二曲那样从本体、工夫入手来提出解决朱、王之争的方案，而是着意从朱、王之争的典据《大学》入手，以依经立言的方式来显豁其“常爱子朱子语”（《王建常集》，第263页）而批评“（阳明）每每牵合穿凿”（同上，第319页）的尊朱辟王的学术主张。这较之冯、李二人的方案，则有了更坚实的经典支撑。必须指出的是，王建常此举与明清之际以考辨经典真伪为指向的返归原典主张相差甚远，因为他并不留意经典的真伪，也不用考据学的方法，而是依然秉持关学“义理经学”的传统去推阐经典。我们知道，朱子、阳明在《大学》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古本与改本、“亲民”与“新民”、“格物”和“诚意”以及“主敬”工夫是否必要等方面。下面我们就围绕王建常在这些争议点上的立场来展现其对朱、王之争的回应。初步而言，在《大学》文本上，朱子认可程颐所言的《大学》文本有缺简错乱的主张，通过移经补传，更定新的《大学》文本，是谓今本《大学》。而阳明则认为古本《大学》完整无缺，当依从古本为是。在后世大体形成尊朱子者主今本、信阳明者奉古本的对立局面。作为朱子学的忠实拥护者，王建常在其《大学直解》中，虽然没有直言其在《大学》文本上的立场，但其依章诠解所采纳的《大学》文本正是今本《大学》，这就以不辩自明的方式宣告了宗本朱子的学术立场。进而言之，王建常没有在文本上过于纠缠，而是将其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义理的解读上，这恰恰是其落实关学“义理经学”学术理念的直接反映。
在朱、王之争聚焦的“新民”还是“亲民”这一问题上，王建常指出：
“亲”字当作“新”字，是鼓舞作兴的意思；民，是天下的人，天下之人，也都有这个明德，但被习俗染坏了。我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鼓舞作兴，使他革去那旧染之污，而亦有以明其明德。譬如衣服垢了，洗得重新一般，这才是有用之学。所以说大学之道在新民。（同上，第148页）
朱子改“亲民”为“新民”的依据在于《大学》传文中“《康诰》曰”一段所言皆为“新民”，按照经、传相符的原则，经文当中的“亲民”也必须为“新民”才能在逻辑上自洽。阳明则从原始儒学先养后教、养教并举的角度出发，认为“新民”说是有“教”无“养”，不如“亲民”说更符合原始儒家本旨。平心而论，朱、王的差异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所致，也即士人与君主视角的差异。（参见丁为祥，第81页）王建常不仅认可朱子的“新民”说，也赞同朱子的诠解，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和推阐，尤其是用例证的方法使朱子之意更加通俗易懂。
朱、王之争的另一焦点是“格物”与“诚意”何者为《大学》第一义工夫，对此，王建常的态度也十分清晰，他说：
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段工夫，最为紧要。若少此一节，则诚意、正心、修齐、治平都做不得了。岂可阙而不备？（《王建常集》，第170页）
阳明不信程朱之说，而以为善去恶为格物，这是他入门便差了。（同上，第361页）
众所周知，朱子视“格物”为《大学》的第一义工夫，精心结撰“格致”传文，由此构筑即物穷理的哲学体系。而阳明则认为朱子以“穷理”释“格物”，致使工夫无头脑，出现逐外、支离之弊。因此，应该把“诚意”置于“格物”之前，来扭转“格物”的面向，同时规范“格物”的内容，使其向意识领域内转进。如此朱、王的工夫进路就表现出先格物后诚意和以诚意摄格物的差异。王建常所言透露出三个关键信息：一是他同样把“格物”作为《大学》最为紧要、最为突出的工夫；二是他把“格致”置于“诚意”之前；三是他为朱子的“穷理”说辩护，反对阳明以意识领域内的“为善去恶”来解释格物。合而观之，王建常在朱、王之间采取的尊朱立场便一目了然。至于最后一点“主敬”对于《大学》的必要性上，朱子的主张是极为明确和坚定的，他将“主敬”作为《大学》不可或缺的工夫来看待，指向的是对意识领域的省察警醒，是对善恶并存的知觉之心的警觉和约束，赋予了“敬”以根基性和贯穿性的地位和价值。阳明则力主有“诚意”则无须“主敬”工夫，对其加以排斥和否定。两者截然不同的立场也使“主敬”成为他们思想分歧的核心焦点。王建常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相当明确，他说：“‘敬’字是一部《大学》底骨子”（同上，第279页）。王建常无疑是对朱子主张的重申和强化，但没有逾越朱子的理论矩矱，而意在将“主敬”在《大学》中的地位更加明确和清晰地表达出来，显示出对“主敬”工夫的极端重视和强调。
我们可从他的自述中进一步印证：
予自志于学后，梦中常见二程子、晦翁朱子，其问答大约不外一个“敬”字。一夕，朱子亟语常曰：“养之，养之。”其示我深切矣。（同上，第246页）
王建常对“主敬”工夫的推崇已深契梦境，充分体现了他对朱子“主敬”思想的信从与痴迷。
质言之，从王建常对朱、王之争所涉的《大学》核心争议的回应来看，其尊朱辟王的取向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取向不仅对关学意义重大，“二百年来秦士大夫知有程、朱、薛、胡之学，皆建常笃守之功”（《贺瑞麟集》，第173页），同时也融入和呼应了清初复兴朱子学的潮流，助推朱子学在清初的地位抬升。
四、结语
“关中三先生”开列出的这三种回应方案，在表征出注重工夫实践、反对空谈良知这一共性的学术取向的同时，亦在关学不事训诂、不拘门户、尚实斥虚等学派传统的影响下，展现出独特的面向。首先，有学者曾指出，清代经史考证之学乃从程朱、陆王两派义理争辩中逐渐演变而来，当朱、王之争达至“斥姚江者无一字不加排诋，攻紫阳者无一语不生讪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415页）的白热化境地，学者们开始转向考证训诂，试图以此为自身主张寻求可靠依据，这一路径自然催生了考据学的兴起，而清代中期乾嘉汉学的风靡便是这一说法的最好注脚。揆诸“关中三先生”，他们没有像毛奇龄、胡渭等那样将朱、王之争从义理维度引入考据学的领域，开辟出取证于经书的方案，从而成为清代考据学兴起的先导。我们可从牛兆濂引以自豪的“汉学之害，秦中当日尚无此”（《牛兆濂集》，第72页）来加以反证。换而言之，关中学者在清代考据学形成中的参与度、贡献度是极低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中缘由有二：一方面，源于关学一贯的重义理而轻训诂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关中地区相对匮乏的经济条件与文献资源，难以支撑起从事考据学所需的物质资料。其次，“关中三先生”没有像陆陇其、熊赐履等采取将阳明学打入异端的偏激形式来辟王以尊朱。冯从吾、李二曲自不待多言，即使不宗阳明的王建常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的影响，未能全然跳出阳明之思想藩篱，如他强调“心为一身之主”（《王建常集》，第230页）、“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同上）等，有“把程朱的主敬论和陆王心学融合为一体”（刘学智，第440页）的倾向。这就映照出“关中三先生”并没有那么严苛的门户之见，而是有着开放兼容的学派风格。杨国荣曾指出：“从理学（宋明新儒学）回归原始儒学，便成为明清之际普遍的时代要求。”（杨国荣，第365页）此言不虚，我们可从当时学者们回应朱、王之争的路径来加以证实。在明清之际，学界出现了孰能决断朱、王两派是非的“最高法庭”的焦虑（参见王汎森，序，第3页），不少学者将原始儒学视为“最高法庭”，如朱舜水就说：“来问朱、王之异，不当决于后人之臆断，寒暖之向背，即当以孔子断之。”（《朱舜水集》，第84页）反观“关中三先生”的回应方案，他们仍然是在朱子学与阳明学构成的二元学术框架内思考，未能跳出这一既定范式展开探索，因而未能开创出新的学术方向。以上是“关中三先生”相较于其他地区学者所主张方案的主要差异，明清之际的关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和局限性，未能开一代风气之先，以致没能左右后世学风的转变以及学术流派的形成，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关学的演进与发展。
虽如此，却绝不能因此便否定关中学者回应方案的价值与意义：第一，将解决朱、王之争的方案尽可能抉发出来，进一步丰富了回应朱、王之争的方案谱系；第二，以敦本尚实、重视践履的学术品格助推阳明学摆脱空谈玄虚的阴影，同时也通过对阳明学的吸收，更新朱子学的学术形态，使清初朱子学成为“一种以程朱为主以陆王为辅的具有折中特性的理学”（林国标，第259页）；第三，他们的回应方案虽有保守性和局限性，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也使关学始终保持着纯粹的理学面貌，从而有“独以醇正称于天下”（《李颙集》，第379页）的赞誉。要之，“关中三先生”对朱、王之争的回应，既反映了关中学者的学术旨趣，也为我们审视地域学派与主流学术思潮的互动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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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朱承，2023年：《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及其旨趣》，载《哲学研究》第10期。
[22]《朱舜水集》，1981年，朱谦之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23]《朱子全书》，2002年，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