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世纪初期，东亚复古思潮泛起，在日本连续发现了多部中土佚书，它们的出现，引发了一场跨国的朱子学与反朱子学论争。提倡复古的一派坚持认为这些仅存于日本的中华经籍保留有未经宋儒“妄删”的经典文本；另一方则坚持认为这些佚书不过是“经程朱去取”“充栋束阁”而已，价值有限。在当时的日本与朝鲜外交中，“佚书”这一东亚的古老话题，成为双方争夺外交和学术话语权的武器。此后一个世纪，围绕佚书的争论从日本、朝鲜绵延至中国，并在清中期汉学、宋学之争的背景下，再度成为东亚三国的热点话题。
作 者：潘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25年第6期，第127-141页
海外所藏的中华“佚书逸典”，一直是历代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无论是“徐福赍典日本说”，还是“箕子携书朝鲜说”，都引发了前人大量的讨论与想象。在古老的“徐福赍典日本”传说中，秦代徐福携上古三代坟典东渡，因此大量中土之书幸运地未经秦火，保存在日本，于是如北宋的司马光、欧阳修，明代的丰坊，清代的阮元、龚自珍等众多学者都将目光投向日本，但直到清代乾嘉时期，随着《论语义疏》《古文孝经孔传》等书的回归，存于日本的佚书才真正被国内学者所了解。
对于清代中期佚书回归的历史背景和细节，目前学界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以往更为重视发掘这些佚书本身的文献价值，及其传入中国后的学术影响，而忽视了它们在日本的早期发现与传播的过程。实际上，这些佚书并非出土文物般被偶然发现，而是在长期受忽视、冷落后，于1730-1750短短二十年间被有心人寻访、整理并阐释，最终成为日本学者口中“诸夏之所逸”“独岿然乎吾邦”的珍贵秘籍。而当这些新发现的佚书被日本学者介绍给朝鲜外交使团时，本来颇为关注“徐福赍典说”的朝鲜使节却突然态度大变，开始质疑这些佚书的价值，甚至这一争论还蔓延到了19世纪的中国。这些佚书在日本究竟是怎样被发现的？为什么会长时间被日本学界所忽视？又如何形成日朝外交上的争论焦点，最终成为当时东亚学术的热点话题？本文考察佚书在日本的发现、传播与论争，并观察在18-19世纪东亚学术的巨大变革中，佚书话题如何因缘际会成为一个跨国的热门学术问题，并由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走向共通与和解。
一、从文化到外交：18世纪东亚的佚书论争
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对海外佚书的关注始于五代宋初。“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与日本、高丽都有密切交流的吴越国，就多次遣使访求天台宗逸典。朝鲜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和北宋建隆二年（961）曾两次遣使来华奉上佛典、《别序孝经》等中土佚书。由于建隆二年高丽遣僧人来华献佛典时，曾明言其国对佚书“禁不令传”，“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此后，海外存佚书以及“禁不令传”的传闻便流传开来。北宋初年日本僧人奝然、寂照访华，又带来了郑注《孝经》一卷，《孝经新义》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这些失而复得的佚籍引起了宋人的关注和想象，特别是日本遗存“百篇《尚书》”的传闻，司马光在那篇著名的《和君倚日本刀歌》（一说作者为欧阳修）中又将这一传说进行了二次演绎，整合了朝鲜献典时的传闻和日本流传的徐福传说，创造了“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和“令严不许传中国”的新叙事。不过当时的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知比较模糊，在传播中有时又演变成了“高丽有《书》百篇”，甚至元祐六年（1091）宋朝向高丽求佚书，在罗列的128种佚书中，第一部便是“百篇《尚书》”，此后朝鲜进献了《京氏周易占》等书，但并无所谓“百篇《尚书》”。一直到元代中统二年（1261）高丽太子王禃来访，在宴会上姚枢还问道：“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王禃则回复：“与中国书不殊。”这是朝鲜方面有关佚书问题最早的明确答复，但并未平息中国学界对海外存“三代佚书”的猜想，至明代，其说再次大兴。明中叶后，由于复古之风渐起，有关佚书的传闻又与“改经”的思潮相联系。嘉靖时期，学者丰坊撰《古书世学》，将历代流传的日本徐福说和朝鲜箕子说融合，编造了正统六年（1441）朝鲜使臣妫文卿、日本使臣徐睿献贡，其曾祖丰庆由此获得海外佚书的故事。此说虽荒诞不经，但因为海外存全经的传说深入人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怀疑，直到黄宗羲、顾炎武才论证其非。
早期海外佚书的传闻，虽然也曾被丰坊等有心人利用，但大体仍止于文化传说层面。18世纪初期，随着东亚的复古意识和经学本位意识兴起，在中国和日本都形成了反朱子学的思潮，在中国有汉学与宋学的学术理念之争，日本则出现了质疑批判朱子学说的古学派。就在这一时期，日本本土突然出现了多部中土久佚书，但与早期“徐福赍典日本”传说不同，这些佚书一出现便引发了一场跨国的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论争。
17世纪初期，朝鲜与日本恢复邦交，并开始派出通信使。在朝鲜使者访问日本期间，佚书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外交话题。庆长十二年（1607）朝鲜通信使第一次到日本，就寄信与足利学校的庠主闲室元佶：“昔秦徐巿（即徐福）载上古坟典来于此，想其书犹留到今，愿一见之”，后者回信答道：“徐巿所传来经籍，藏在秘府，不许纵观。”否决了朝鲜使者的请求。朝鲜使者不满其答复，又转向当时幕府负责外交事务的景彻玄苏，后者则答曰：“全经在于徐巿庙，皆蝌蚪书也。退计三百年间，徐庙为兵火所烧，基在纪伊州熊野山。”
这两个前后矛盾的说法，未能打消朝鲜使者的疑问。十几年后，在宽永元年（1624）通信使第三次访日时，朝鲜使者又向景彻玄苏的弟子规伯玄方发问，结果玄方却推翻了此前老师的回答：“日本素无文献，未之闻也。其时设或有，日本好战，翻覆甚数，兵火之惨甚于秦火，岂能保有至今耶？”此后，正德元年（1711）第八次、享保四年（1719）第九次、宝历十四年（1764）第十一次的朝鲜通信使团都问了相同的佚书问题，日方的回答却几乎每次都不同。
表1 历次日方对佚书问题的回应
历观日方的六次回复，都颇为模糊矛盾，显示对于本国佚书的问题，彼时的日本学界并未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时常前后矛盾。比如第八次访日时，通信使询问新井白石：“或传熊野山徐福庙，有蝌蚪书古文，厄于火而不传云，此言信否？”这一“厄于火而不传”的说法本是第一次通信使访日时，日方景彻玄苏所介绍，结果新井白石却很坚决地斥之为“俗人诬说”，又称“本邦出云州，有大神庙，俗谓之大社，社中有竹简漆书者数百庄，即《古文尚书》。”颇为肯定地说日本藏有《古文尚书》，但更多的时候日方则以“烧毁”或“不得不出之理”等理由来模糊回应。
在此前通信使研究中，学者往往将日朝双方关于诗文、书籍的讨论视为一种文化竞争关系，归因于朝鲜使团抱有的“维护自家尊严和进行文化比赛的心理”，或将其视为对“中华文化正统的争夺”。这两种观点，却无法解释双方在佚书问题上的表现。首先，在保存佚书方面，朝鲜是明显占劣势的一方，也自始至终未提及任何本国所存的佚书文献，若是抱有“比赛的心理”，朝鲜通信使怎会主动讨论自己劣势的一面？又如何争夺“中华文化正统”？其次，东亚的佚书传说，日本有徐福传说，朝鲜则有箕子传说，这两者在当时人看来不分轩轾，甚至很多时候是混淆的，双方也未特意提及本国传说，如何进行文化竞争？特别是日本方面在面对朝鲜使节的疑问时，曾明确答复，“日本素无文献，未之闻也”，已显示日方无意在佚书问题上与朝鲜直接竞争，否则不至于前后矛盾如此。
其实，如果不先入为主，仔细考察相关文献，可知在很长时间内，日本学者对本国所藏佚书的情况确实并不了解，这一点亦可从林罗山、新井白石的私人文集中找到证据。如林罗山曾在编修《本朝编年录》时留下对佚书问题的思考：
世传徐福赍来经书，皆孔氏之全书也。福之来日本，在烧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想科斗篆籀，韦漆竹牒，时人知者鲜矣。其后世世兵燹，纷乱失坠，未闻其传。呜呼惜哉!读书好古之人，于是乎未尝泪之不下也。
虽然林罗山相信所谓“徐福赍来经书”的历史传闻，但对当时日本是否还存有“全经”并不抱希望，认为“其后世世兵燹，纷乱失坠”。所以在18世纪早期，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至少在讨论佚书话题时并未抱着“文化比赛的心理”。在双方交流时，谈及佚书更像是一种常规的独属于东亚的古老外交话题，如同朝鲜燕行使来访中国时，往往也会被中国学者问及朝鲜所存佚书一样。
查看当时双方记录的文献，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相比于朝鲜使者热衷议论古老的佚书话题，日本学者往往更乐于炫耀获取的海外新刊书籍：“中华经籍、古今诗编等，每年华船载到吾邦，天然庆幸可知矣。”18世纪早期的日本非常缺乏朱子学书籍，即使是其时有名的朱子学者，亦疲于四方收集朱子书。比如儒者野中兼山“因求朱书于四方，遂岁遣人于长崎，购得舶来书”，朱子学者谷时中“百方千端，访求其书”，“求之平安，若浪华，若长崎”。与这种对舶来书籍的渴求相比，当时的日本学者对本国的文献反而并不十分看重，以中世后日本最重要的藏书之地足利学校为例，其创始甚早，一直便以汉籍收藏宏富著称，连中国学者都知道日本有“下野文库”（即足利学校）“为聚书之渊薮”，虽不乏日本学者前往访问，如承应年间（1652-1655）的林罗山、林守胜、人见竹洞，宝永年间（1704-1711）的贝原益轩等人，但他们却并未注意到其中古书的价值。其他的藏书机构也同样如此，如在中世就以藏书闻名的金泽文库，同样因僧人缺乏保管，导致古书散佚严重。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学界对本国藏有多少佚书并不清楚，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回应通信使时，日方的说法总是充满矛盾。
但是到了通信使第十次访日时，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以往都是朝鲜使者先行挑起佚书话题，这次却由日本一方主动提及。据通信使渊好凯的《槎余》，在双方笔谈时，日本儒者安子帛主动提出：
我邦虽蕞尔，尚有可观者，请试言之。如《十三经注疏》善本、《孔子家语》善本、《古文孝经》孔安国注、皇侃《论语义疏》、《东观汉记》、《孝经钩命决》等书，皆赵宋以前海舶所载来者也，闻中华今则亡矣。虽不才如仆者，亦朝习夕诵，所从事于斯，以此为幸耳。
面对这一略显突兀的炫耀，书记李凤焕反击道：“《十三经注疏》以下诸书，鄙邦亦皆有之。而此等书既经程朱去取，则不过充栋束阁，以时参考而已。”
日本学者提到的六种“可观”书中，《十三经注疏》《孔子家语》是因为版本的精善，还有四种则是当时的中土佚书。其中《古文孝经孔传》《论语义疏》两种久佚，乾隆时期从日本回流中国，并一同被收入《四库全书》中，而后两者则比较复杂。《东观汉记》在北宋就已亡佚，元祐六年（1091）宋哲宗向高丽求佚书时，该书就在目录中。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曾在中国“多处营求”，得两种写本，此书在日本传至平安时代，曾著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但此后亦亡。《孝经钩命决》或佚于唐代，虽见载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但据藤原赖长《宇槐记抄》，其于仁平元年（1151）向宋商人求书时，所求书目中即有此书，可知稍晚后在日本也佚失了。此处日本学者所举的几部书都是中土所佚，不过《孝经钩命决》《东观汉记》在日本同样已散佚，只是亡佚时代晚于中国，可知安子帛所据仅是早期本国的书目。
另一方面，朝方的回复也耐人寻味。李凤焕并未追问这些珍本佚书的具体情况，而是辩称它们早已经过二程、朱熹等宋儒的取舍，不过是“充栋束阁，以时参考而已”，价值有限。但朝鲜使者仓促地应对，很快被日方发现漏洞。当时参与讨论的日本学者渊好凯，就曾敏锐地指出：“程朱岂读《东观汉记》为去取乎？彼所见亦唯宋以后书，故不知古注，不足为证也，可笑。”《东观汉记》虽成书于东汉，但至北宋已佚，而《孝经钩命决》《论语义疏》等书更是早已在中土亡佚，并不为宋儒所见，也就更不能为之“去取”了。可见当时的日本学者对于这些书在中国存佚的历史已有较为深入的认识，所以很容易就发现了朝鲜使者的逻辑漏洞。
此次交锋，还有一处值得注意，参与笔谈的日本学者并非林罗山、新井白石等知名大儒，安子帛与渊好凯在当时日本学界声名不显，但对中国佚书的了解竟然远超前辈，颇值得注意。而在此次交锋过后，当1764年第十一次朝鲜通信使访日时，朝鲜使者又先后被中村兰林、宫濑维翰、石金宣明等多位日本学者问及佚书问题，与此前日方对于佚书话题的冷淡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儒者中村兰林与朝鲜曹命采交流时就询问：
汉唐以来，典籍浩瀚，中华之既亡者，我邦多存之。若孔安国《孝经传》、梁皇侃《论语疏》、唐魏征《群书治要》、宋江少虞《皇朝类苑》，不一而足。贵邦亦传此等之典籍乎？谨问之。
除了此前安子帛提到的《古文孝经孔传》《论语义疏》以外，此次日方又提到两部“中华既亡”的书籍《群书治要》《皇朝类苑》。可以发现，此时日本学者对佚书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尚书》百篇”等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扩展至更广泛的书籍领域，对中国本土书籍的存亡情况也有了精细掌握。比如《群书治要》《皇朝类苑》的初版均刊行于元和年间（1615-1624），在序文中只言书籍本身的历史、教化作用，无一字提及在中土的存佚，表明彼时日本学界对该书在中国的存佚情况并不了解。而到了天明六年（1786）重印的《群书治要》卷首《考例》中，则已称该书“而宋明诸儒无一言及者，则其亡失已久”，可知此时日本学界对这些佚书的价值已有深刻认识，其程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为惊人的。
从享保四年（1719）朝鲜通信使第九次访日，到1748年第十次访日短短三十年间，日本学界对古书存佚的认知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据文献记载，这些佚书从被发现，到被整理、传播，其实有一个明晰的过程。在第十一次通信使访日期间，朝鲜使者南玉曾问：“贵邦信富于书，所有奇书目，可得闻乎？”有关这一问题，过去日方往往以毁于战火等说法搪塞之，但此时日本学者石金宣明却坦然答道：“彼中国所无间有焉。经则宋版七经、《孟子》及《古文孝经》类，传注则皇侃《义疏》、《孟子直解》等。若此彼邦今则靡有云。其他子史传奇悉存矣。”在此前的交流中，由于日本学者时常炫耀从中国舶来书籍的便利，所以南玉又问道：“海舶所送乎？近送之乎？”石金宣明答曰：
不然。海舶来书率万历、嘉靖刻也。其中毛晋所藏《十三经》《十七史》……，如此等，庆长以来送之。仆所答宋板者，中古以来藏天朝秘库，亦有藏郡国学校者。字洋[详]明楷，大异明本。
在此段对话中，石金宣明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些佚书乃中古以来就藏于日本“秘库”或“郡国学校”中的逸典，而它们与明末以来商船舶载来的明代嘉靖（1522-1566）、万历刻本全然不同。在《韩馆应酬录》中，石金宣明还于其后加了一段按语：“宋板经、子多出足利乡学校”。所谓“郡国学校”即指足利学校，而所谓“秘库”，在之后宫濑维翰与元重举的对谈中也提及：“宁乐（即南都）吾先王旧都，有三大库，库中多唐来珍籍，若杜预《左传释例》，中土不闻传之，盖存库中云。”宁乐即古奈良，所谓“三大库”即保藏日本历代天皇文物的正仓院，有《杜家立成》等佚书。
综上可知，在与朝鲜使者的谈话中，日本学者已明言，这些佚书是中古以来就藏于足利学校及奈良皇家文库中的逸典，并且指出了它们与明末以来从中国舶来书籍的不同，即多为宋代以前就传入日本，未被宋以后的学者关注，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除此以外，日方还提到这些佚书被从“秘库”或“郡国学校”发掘出来后，很快就被学者校刊，并公布于学界：“若皇侃《论语义疏》、孔安国注《古文孝经》、王肃《孔子家语注》，是等既刊行，……好古学士崇尚之。”
我们将以上提到的书籍的整理和刊行时间胪列如下：
表2 整理刊行信息一览
从上表可知，这些书籍都整理、刊行于1720-1750年间，而这正好是第九次（1719）到十次（1748）朝鲜通信使访日中间，这就解释了为何在1748年以后，日本一方对佚书的认识会有如此大的进步。是因为这些佚书被发现后，很快就被学界整理出版，以致不仅是学界宿儒，即使是普通的地方儒者如安子帛、渊好凯等亦能对佚书的来历，以及在中国的存佚情况有所了解，从而于外交场占据上风。
二、蘐园学派与佚书的发现
从1719年到1748年，不过三十年间，日本学界如何从对佚书的冷淡，到突然产生兴趣，持续投入精力进行佚书的整理事业？要知道在18世纪之前，日本学者对佚书的认识与中国、朝鲜并无不同，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虚无缥缈的徐福传说，即使到了18世纪初期，当时的大儒伊藤仁斋、林罗山，以及稍后的新井白石等人，仍然停留在“纪伊州熊野山徐巿庙”等徐福传说的认识上，更不用说了解哪些书籍是中土已佚而日本独存了。
审视这一时期日本刊行的几种佚书，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发现和参与校勘佚书的学者，均出自荻生徂徕的蘐园学派，如太宰春台、山井鼎、根本逊志均是荻生徂徕的门人，冈白驹亦属于蘐园学派。其二，这些佚书的发现多与地处日本关东的足利学校有着密切联系，再深入考察，其实它们的出现最早都可以追溯至享保年间（1716-1735）荻生徂徕门人山井鼎、太宰春台、根本逊志等在关东足利学校的访书活动。
17世纪后期，日本本土兴起复古思潮，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人先后登场，虽然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宋儒解经存在很大的弊病，希望通过对经典原典和早期注疏的重新解读，纠正宋儒的“误读”。在古学派中，蘐园学派的复古色彩最浓，其门下聚集了大量年轻学者。据太宰春台所言，当时徂徕门下的学生多有“好古癖”，如安藤焕图、山县孝儒、山井鼎、根本逊志都以此著称，众人中又推山井鼎为白眉，他们的“好古癖”集中体现在享保年间的两次访古之旅上。
享保二年（1717）九月，“好古癖”大发的太宰春台、安藤焕图、山井鼎三人到镰仓、金泽一带远足，探访古墓、古寺，其中山井鼎身体最弱，但“凡所经名区，莫不推寻搜索，最寻古墓”，“路遇一刍荛、一农圃，必问有古墓否，而后敢行”。此行三人访问了以藏书闻名的金泽文库，结果发现因久无人来访，掌管典籍的僧人又不晓其价值，导致库中古书“残缺略尽”“为虫鼠所害”，三人见状颇为感慨。后来他们又从荻生徂徕处获知下野国的足利学校亦藏有大量古书。于是，山井鼎和根本逊志于享保五年（1720）前后，前往访书。在那里，山井鼎发现了《周易》《尚书》《诗经》等典籍的众多古写本、宋元刻本，并与当时通行的汲古阁本作对校，著录异文，历时三年完成了《七经孟子考文》一书。后来将军德川吉宗又命荻生徂徕之弟荻生观补遗，全书刊行于享保十六年（1731）。同行的根本逊志也利用足利学校所藏写本进行校勘，于宽延三年（1750）刊行了《论语义疏》。此后，太宰春台也利用足利学校所藏《古文孝经孔传》，参校众本，于享保十七年（1732）校订刊行了《古文孝经孔传》，又于宽保二年（1742）出版了《增注孔子家语》。
值得注意的是，在校勘整理时，山井鼎、太宰春台、根本逊志及其师荻生徂徕，并不只着眼于这些佚书的文献价值，而是重在阐明其反朱子学的学术价值。太宰春台在《重刻古文孝经》序文云：
夫古书之亡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颇多。……今去其世七百有余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于我日本，岂不异哉？……夫自朱氏之学行，而《孝经》久废于世，纯常慨焉。幸孔壁《古文孝经》并与安国之传，存于我日本者，宁不知珍而宝之哉？
太宰春台在序文中实际强调了两点：一是这些佚书为中夏所亡，而日本所藏为天壤间仅存者；二是“夫自朱氏之学行，而《孝经》久废于世”，强调这些书原出自孔壁，且为汉人旧注，未经宋人删改变乱。前者强调其文献价值，后者则着眼于学术价值。无独有偶，在《增注孔子家语》序文中，太宰春台又再次阐明：
自赵宋时伊洛之道兴，而其徒皆不信《家语》。至若《孝经》，仲尼经纶之本业，而朱熹敢妄删之，何有于《家语》哉？尔后是书虽存，而读者不复孔氏书视之，使其与诸子为伍，盖王注本隐于宋末，而后儒不得见之。……我日本博士家所传王注全本，今行于海内，凡学者得见之，岂非幸欤？
太宰春台认为宋儒好改经典，连《孝经》也“敢妄删之”，何况《孔子家语》？遂导致后儒不以孔氏书视之，任意删改。当时徂徕一派的学者所作序文，均沿袭了这一叙事。徂徕之弟荻生观在为《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所作序中亦云：“逮校定于宋儒手，一就于锓，区区绳愆纠谬，以为圣规之切。”指出经籍经过宋儒校定刊刻后，虽讹谬被改定，但也因此失去了文本原貌，而日本所藏的古写本为“唐以前物”，乃是未经宋儒改定的古本，最具学术价值。后来荻生徂徕为《七经孟子考文》所作序讲得更为直白：
宋而后人喜新说，而古注疏束之高阁，鲜能读焉者，是阿其所好，沿流忘源。……夫以诸夏圣人之邦，世奉教之弗衰，学士之众何限，而乃致斯泯泯者，岂非人不体仲尼之心，信而好古之义熄焉邪？……又获七经、《孟子》古本，及《论语》皇疏较之，其经注颇有异同，而古时跋署可征，亦唐以前王、段、吉备诸氏所赍来，存于此而亡于彼也。……又幸诸夏之所逸，而独岿然乎吾邦，灵祇所卫，千载若新，以授之生，而宠锡海内也。
在程朱的新注产生后，原本能够代表圣人之意的汉唐古注被“喜新说”的后人“束之高阁”，于是“信而好古之义熄”，以致在中国亡佚，而日本则保存了唐代以前由朝鲜王仁、段扬尔及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等带回的古注疏，且有跋署可证，这些书多宋儒所未见，是可以超越程朱、直承圣人真意的文本资源。
这一套自圆其说的叙事建构对于古学派十分重要，因为在与朱子学者的论争中，古学派固然可以针锋相对地提出一套对经典的新阐述，但作为偏居海外一隅的日本，终究缺乏一套足以与朱子学相抗衡，更为可信、有效的学说体系，而现在这些独存于日本，“诸夏之所逸”的珍稀异书，是难得的独立于宋儒之外、直承汉唐的学术资源。正如日本学者向朝鲜人强调的，“如朱子博览，亦不见皇本然”，博览如朱子，也不得见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更何况对日本抱有文化优越感的朝鲜人呢？所以佚书的文献价值固然重要，但真正引起古学派投入极大热情进行整理和阐释的，还是因为这些佚书具有独特的反朱子学的学术价值。
徂徕门人通过持续地整理阐释，让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人关于佚书的观点广泛传播，引起了当时日本政界、学界的普遍关注。据狩野直喜的考察，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本人颇为重视《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曾云“五百年来，古注本绝迹，朱子以来皆不曾见此古注本”，于享保十七年（1732）下令将《考文补遗》传之于“皇都市中”，又让“国朝书法第一”的广泽滕慎题签，由商船传入中国。日本学界也认为对这些佚书的发掘能够为日本带来文化优势，服部南郭为《论语集解义疏》所作序文云：
皇侃《论语义疏》，即亦海外后世盖无传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与世代永久，于是可知也。……此举也，余惟非独海以内行既弘矣，即传之海外，而俾知吾邦厚固有关文明，则伯修之勤，有功于国华哉!
与此前的消极应对不同，不仅要积极发掘阐释，还要“传之海外”“有功于国华”，展现出了颇为积极的心态。此后，这股好古的风气更是从古学派传至整个学界，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出现大量好古的“好事之徒”，“以得搢绅旧家古社的藏书相夸尚”，“从来与蠹鱼为伍，不受重视的败卷残帙从各处出现”。当时以此著称的有藤（原）贞干、木村世肃、吉田篁墩、市野迷庵、狩谷棭斋等一大批学者，这股好古的风气最早便可追溯至享保年间徂徕弟子的访书活动。
三、朝鲜使者眼中的佚书
与日方的积极相比，朝鲜一方在对待佚书问题上，经历了先热后冷的过程。李氏朝鲜立国后便以朱子学为学术正宗，特别是明朝灭亡后，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人认为“世界中独守先王章德之具者，一隅三韩耳”，加之长期以来具有的文化优势，在与日本进行外交时，常持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一文化自信，源于其所讲习的乃是“先王文物之盛”的“方册”，而这些“方册”可以承继从尧舜到程朱的道统：“先王文物之盛，具在方册，我朝鲜讲而行之。所尊者尧舜、文武、孔孟、程朱，所讲者《诗》《书》《四子》《小学》《近思》。……苟有执左道而务末技者，皆斥而远之。”
这种文化优越心理，使得长期以来朝鲜学界对日本的性理学颇为轻视。在复古思潮兴起后，日本学者虽曾数次尝试与朝鲜使者进行学术讨论，但无一例外都遭到朝鲜一方嗤笑。第九次朝鲜通信使访日期间，伊藤仁斋之子伊藤梅宇曾将父亲的《童子问》赠与朝鲜使节，对方读后认为“多悖于经旨，不足观耳”，对于仁斋在《语孟字义》《论语古义》中有关程朱的攻讦，则强调不值一哂，“绝海蛮儿，坐于愚昧，侮毁前贤至此，良足良怜。”到第十一次通信使访日时，朝方更直斥古学派的著作“一触鄙眼，可恶可恶”，“背圣贤正论，陷异端淫辞，坏人心术，胶人见闻者多矣。”
不过，从双方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争论虽然激烈，但很少针对具体的学术问题展开。
正如日本学者夫马进所指出的，朝鲜一方并不对日本人抛出的具体学术问题进行讨论，而只是悬空诋呵，直斥仁斋、徂徕的学说“坏人心术”“不足观耳”。日方对于这种论辩形式也颇为不满，宫濑维翰便说李命启、南玉等人“彼尸祝程朱，过于孔子，必以吾言为记诵俗儒，于圣人之道河汉也。圆凿方枘，不敢与校之”，“动以格物穷理戒余，余既厌腐语”。
不过，在日本的佚书被发掘、刊行后，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上节所述，在古代东亚，佚书逸典虽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话题，但多数时候只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说，而当传说终成现实后，这一稀有的学术文化资源，在外交上就被当成了一种武器。因为对于朱子学、古学派学说的孰是孰非，朝鲜使者固可不屑争辩，但面对日本人口中“诸夏之所逸”“独岿然乎吾邦”的佚书，却无法完全漠视。这一点也被日本学者拿来在外交场合做文章，有意与古老的徐福传说相联系：
龙门（宫濑维翰）曰：六一《日本刀歌》称“逸书百篇今犹存”，即公等所知也。先秦典籍，徐福所赍，竹简漆书，独存弊邦神库中，吾白石源公（新井白石）与辛卯三信使既论之，今不具列也。
上文已述，彼时日本发现并整理的佚书，实际主要是汉魏六朝之书，并不包括所谓“先秦典籍”“竹简漆书”，至于新井白石所述也只是传闻，其实自己在私下里也有所怀疑。而在这里，宫濑维翰却故意将新发现的佚书与徐福传说相联系，以掌控话语权。不过当时的日本学界，对佚书的学术价值也确实有了一定的认识，在与朝鲜交流时，也不乏认真的讨论，如奥田元继曾对朝鲜使者举出《论语义疏》与朱子之本在虚词使用上的异同：
皇侃义疏《论语》通篇用“也”“矣”“焉”等字，多于朱子之本。其他文字较异，如“贫而乐”作“贫而乐道”，“久而敬之”作“久而人敬之”之类。……如朱子博览，亦不见皇本然。
而朝鲜人由于未能目睹实物，也只能被迫回应：“朱子，孔子之后一人圣脉，岂有所不识乎？……公之言妄矣。”掌握了秘籍的日本一方，终于在讨论中占据了上风，甚至最后还不忘揶揄道：“公等想心醉濂洛之学，不贵此等之书。”而朝鲜一方的答复也不出日方的预料：“纵有此等注解，无益正心诚意术，弊邦所不取也。”
虽然朝鲜使者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学者表示“不贵此等之书”，但私下里其实并未放弃获取佚书的机会。当时日本幕府对朝鲜通信使驻地管理甚严，通信使很难自由在外访书，但朝鲜使者还是想尽办法获取佚书。第十一次朝鲜通信使在江户期间，南玉先是问石金宣明：“贵邦信富于书，所有奇书目，可得闻乎？”在被拒绝后，经过大阪时，又向奥田元继表示，“大阪书肆欲得见奇书异种”，奥田则答复，“唯恨门禁甚严，无再念”。但朝鲜人仍不放弃，经过赤间关时，又请求日本儒者泷鹤台，表示如有“足利学校之古经，纪州山君之著述”，“愿得一览”，但后者以“古经未刊行，《考文》亦多卷帙，仆不携来”为由拒绝。可见，虽然每每都以“无益正心诚意术，弊邦所不取也”为借口，但对于日本学者口中的“奇书”，朝鲜人终究难以忘怀。
18世纪中期，日本学者与朝鲜使者围绕佚书的数次争论，固然有传统的文化竞争和外交上的策略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背后学术话语权之争。在18世纪以前，信奉朱子学的日本人还在通过中国、朝鲜舶来的朱子学论著努力学习，并未留意到本土所存佚书的价值，而到了18世纪30年代前后，东亚兴起的复古思潮逐渐显现其威力。这股思潮最早产生于17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明代晚期产生了回归原典、提倡汉学的风气，进入清代后，又孕育了考据学派。而这一思潮在日本则是产生了反对朱子学的古学派，在此影响下重新发现了藏于足利学校等地的本土佚书资源，并将其标举为“诸夏之所逸”“朱子以来皆不曾见”的经典著作，不断刊行宣扬，终于在18世纪后期，于当时东亚学术中心的中国亦引起不小反响。
四、清代汉宋之争视域下的佚书问题
雍正十年（1732）前后，德川吉宗命人将《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传入中国，但这次传播并未产生实际影响，一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朝学者翟灏才辗转获得享保刻本《考文补遗》，阅读后方知日本尚存有《论语义疏》等佚书，与杭世骏等人“相与东望太息”，“逡巡十年，众友互相传说”。后来一些从事中日书籍贸易的江浙商人将《古文孝经孔传》《论语义疏》携归中国，相较于朝鲜使者对佚书的冷淡，正值考据学兴盛期的清朝学界对这些佚书抱有浓厚的兴趣，两部书很快就被收入《四库全书》，此后又经数次翻刻，在清朝学界引起不小反响。随后，这些书籍在中国被大量翻刻的消息又传回日本，天保八年（1837）津藩有造馆刊刻《论语集解》时，督学石川之褧称：“皇《疏》旧钞亦出于足利，坊刻既久，流传海外，会有乾隆购书之举，皆取入秘库，又翻刻布世，学者莫不崇奉”，“或有笃信之士，若阮元、鲍廷博者，翻雕以资稽古之业焉，则不唯发我学之菁华而已。”受此鼓励，日本学界致力于编刊更多的佚书和学术著作，大学头林述斋于宽政十一年至文化七年间（1799-1810），主持编印了《佚存丛书》一百一十余卷，收录中土久佚书籍十七种，包括《五行大义》《文馆词林》等，这套丛书传入中国后，阮元选取其中的七种书收入其编刻的《宛委别藏》，鲍廷博又收入《知不足斋丛书》。
有清一代，学者们都对日本佚书抱有很大的兴趣，但当时的日本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中日学界的直接交流很少，佚书的获取难度也颇大。龚自珍曾提及当时有清朝学者好“谈遗佚”“年年东望日本使”，后来还写了一篇书简《与番舶求日本佚书书》，以“中朝一士”的名义托商船带往日本，向当地学者访求佚书，声称“愿以家藏三代钟彝吉金之打本”作为交换，但事实证明这一方法并不成功。当时一些中国学者便向来华的朝鲜使者打探。乾隆五十五年（1790）朝鲜燕行使徐浩修在北京访问彭元瑞，彭氏作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对《四库全书》中收入佚书的过程自然清楚，对海外佚书信息也相当敏锐。谈话中提及朝鲜书籍《海东秘史》《东国声诗》，又问徐：“古文真本，惟贵国有之云，果然否耶？”与通信使在日本时一样，徐浩修对这一话题也颇为冷淡：“此齐东好怪之言，荒唐正如日本《尚书》尔。”道光二年（1822）朝鲜燕行使权复仁拜访龚自珍时，对日本佚书很感兴趣的龚氏问：“日本有秦火前古经，贵国得见否？”权复仁回称日本“文字肤浅鄙俚，古经之有无，推而可知”，也回避了这一问题。
当时往来于中日的朝鲜使者，对于两国的学术现状了解最为透彻，对日本佚书也有一定的认识，但面对清人的询问时，却刻意避开话题。彼时清朝考据学风正盛，这使得朝鲜使者在与清朝学者交往时，常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嘉庆六年（1801）柳得恭燕行时，在北京四处购买朱子书的善本而不得，后拜访纪昀，纪氏答云，“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又派人送给他《朱子语类》一帙，柳得恭认为这说明“程朱之书不讲，似已久矣，中国学术之如此，良可叹也。”后来他又拜访学者陈鳣，陈氏向其展示所著《论语古训》，该书是参考了汉唐石经、皇侃《义疏》、高丽《集解》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而纂成的，陈氏以“阅未见之书”为世间一乐，对该书亦颇为得意。但柳得恭却认为：“仲鱼示其所述《论语古训》十卷，悉引异本，以至于高丽本及日本之足利本、山井鼎《七经考异》，博则博矣，或有未安处。”
对于清儒这种热衷远搜异本，孜孜于名物训诂的治学方式，朝鲜学者普遍不以为然。于道光二年（1822）燕行的金善臣曾痛诋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方以智《物理小识》所作的考证无用，以为是“愚公枉费推移力”，斥翁方纲为俗儒，讥其“教人多少枉功夫”。他又写诗“阎因好事张千语，惠又多能出二篇”，讽刺阎若璩和惠栋在考证《古文尚书》真伪上的“好事”。道光六年（1826）燕行的洪锡谟有诗嘲讽清朝学术风气：“污隆世道觇文风，稗史奇书竞斗功。一夕诗话皆付劂，明朝即遍市街中。”对稗官小说的盛行于世颇不以为然，又说清朝学界充斥着“文章家”“考证家”“翰墨家”“金石家”之流，“是诚世道之忧也”。七年（1827）朝鲜燕行使副使申在植出使北京期间，与清朝学者叶志诜、李璋煜、汪喜孙、王筠等人多次聚会，席间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申在植认为，汉学家的训诂、考据只是“费许多辞气”，在朱子学者看来，读书要从诚意正心下功夫，“苟无践履之实”，“则虽多识前言往行，该恰宇内，何所用哉？”而清人李璋煜、汪喜孙等则不满其抹杀汉儒之功绩，认为“舍训诂而谈义理，恐近禅学耳。”
让朝鲜人更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清人对日本佚书的重视。在申在植与汪喜孙等人聚会期间，众人谈及日本佚书的话题。汪喜孙问：“日本有皇侃《论语疏》，中国所无，贵邦有此书否？”同席的李璋煜亦称：“闻日本近甚好学，刊书颇多云矣。”申在植则轻蔑地回答：“日本隔海，通信亦罕，不可详知，而年前适有使介之往来，盖闻其不甚高明矣。”然而申在植不知道的是，他面前的几位清人都是好“谈遗佚”的，对日本佚书非常熟悉。李璋煜、汪喜孙都曾设法托人在朝鲜购入日本书籍，还曾建议王引之将新刊印的著作“交吴门书市与日本书舫，易《群经治要》诸书”。他们的友人刘喜海于四年后，还汇辑了一部颇具规模的《日本所刊书目》。
汪喜孙、李璋煜对日本佚书的看重并非偶然，当时的汉学家治学范围普遍比较广泛，包括宋学家不大关心的先秦诸子、天文历算、边疆舆地等领域都有所涉及，陈澧就曾批评宋儒治书的偏狭：
宋诸贤求圣人之道于遗经，其心之精、力之大，真度超古人矣。然多取其高者、精者以为说，其所遗者正不少也。除诸经之外，《大戴礼》《周书》《国语》及秦汉诸子书所记古人言行，在孔子之前者，乃周公之遗教也，在孔子之后者，乃孔子之遗教也。
这种对待典籍的态度，与日本太宰春台所言“尔后是书虽存，而读者不复孔氏书视之”的理念颇近。又比如与申在植争论的学者汪喜孙其实并不反对朱子学，但不满朱子学者对书籍的偏狭认知，以为“安有读程子、朱子之书，可束书不观者？”这句话几乎是在反驳朝鲜学者认为无关性理的佚书可以“充栋束阁”的偏见。我们发现，在对待书籍的问题上，清代汉学家与日本古学派的观念其实颇为相近，并且都将这些书籍的散佚归因于宋儒，王鸣盛就认为：
近日从彼土传入中国者，有孔安国《古文孝经传》、皇侃《论语义疏》，皆中国所无。而彼土又有王、段、吉备诸氏所得唐、宋古本……。然则日本尚文，胜于他国，奝然所献，因赵宋人不好古，仍致亡佚。
其观点与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基本一致。面对这种学术风气，难怪朝鲜使者要竭力避免讨论佚书的话题。
朝鲜学界的保守态度，直接影响了其对最新学术信息的获取。文化八年（1811）朝鲜第十二次通信使访日，接待通信使的已是尊奉考据学的松崎慊堂，以及主持刊行了《佚存丛书》的林述斋。在席间，松崎慊堂和李显相有一段对话。熟知朝鲜内情的松崎慊堂有意问朝鲜学界所尊为何学，李显相立刻回应“皆以考亭为主”“元无异端之间其间矣”，将朱子学之外的学问斥之为异端，随后松崎慊堂举出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几位清初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李显相则委婉地表示“此我国无主张者”。当时的朝鲜学界固执地认为：“朱子之道如日中天，是孔子后一人，反是者皆魍魉之远影。”唯朱子之学才是学术正统，连汉唐笺注，都不过“只是记问而已”，《论语义疏》《古文孝经孔传》更是应“充栋束阁”。至于“无端”质疑《古文尚书》真伪的阎若璩、精研考据的翁方纲、钻研“杂学”的方以智，乃至日本的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人，则更是“魍魉之远影”。
余 论
文化八年（1811）朝鲜第十二次通信使访日时，日本学者草场佩川曾赠予朝鲜制述官李显相几部日本人的汉学著作，包括《晋唐总录》《杏花园诗钞》《蔫录》等。道光七年（1827）李显相之子李凤宁随贺冬使访华，不过，这次他并未跟随申在植与李璋煜、汪喜孙等人会面，而是私下里将其父亲出使日本时带回的几部著作《晋唐总录》《蔫录》展示给叶志诜、李璋煜、汪喜孙等几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众人读后非常赞赏。他们当时在聚会中谈论了什么，并没有留下文献记载，不过后来李璋煜赠有一诗与李凤宁（《赠李周经》）：
百篇佚书日本留，谈经尚有西条侯。君之先世充此使，足利秘笈装轻舟。况是苗裔出箕子，《鸿范》实为王道始。煌煌大传济南生，是真精凿非糠粃。郑高密与董江都，醰醰理窟为醇儒。可惜孔传出东晋，支离破碎无完肤。……始治此学阎百诗，西河痛诋成冤词。梅氏之书恐讹托，要识作者真肝脾。
从这首诗可知，李凤宁曾告知众人自己父亲出使日本的情况，并且讨论了日本所藏《尚书》的传说，以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甚至还说曾携回大量“足利秘笈”。后来众人还讨论了历代《尚书》的注释问题，以及清儒的辨伪。
值得注意的是，与作为此次燕行使副使的申在植不同，李凤宁不仅将日本人的汉学著作带到中国，还向几位清朝学者介绍了朝鲜所藏的日本文献，并且告知日本人所注《孝经》“深得经义”。在他的介绍下，对日本汉学颇感兴趣的李璋煜、叶志诜后来还分别写信给朝鲜友人金命喜、金正喜，托对方抄寄《晋唐总录》《蔫录》《杏花园抄诗集》等书。
作为朝鲜来华使团的一员，李凤宁的态度颇值得玩味。这可能由于两个原因，其一在于他的特殊身份。此次朝鲜来华的正使是洪羲俊，副使为申在植，而李凤宁并无官方身份，是作为官员子弟来华观光的。其二在于场合，以上李凤宁与清儒的交流并未留下公开的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对此次交流有所认识，完全是通过清儒一方留下的书信与诗作。这种非官方文献所呈现的私人立场，可能代表了朝鲜学者在文网下最真实的态度，表明其对“佚书”“朱子学”等问题的认知，并不如他们在正式场合中表现的那样保守。夫马进就曾注意到在1764年朝鲜第十一次通信使访日时，有日本学者抱怨朝鲜通信使“动以格物穷理戒余”时，一位朝鲜“汉学通事”李彦瑱曾回应：“国法外宋儒而说经者重绳之，不敢言说此等事，请论文章。”李彦瑱出身寒微，当时朝鲜人对他的评价是好“奇书”：“但嗜书，忘寝食，抄写疾如飞电，顷刻得十许叶，亦无讹漏，故多抄本秘书”，“每借人奇书，袖而归，不待还家，辄于路上展视。”他自称好奇书，羡慕齐明帝建武中时姚方兴于大航头买到佚书《尚书·舜典》的事迹。即便是这样一位嗜奇书的年轻学者，在通信使文献及其别集《松穆馆文集》中也未留下任何在日本寻访书籍的记录，可见彼时文网之厉。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清朝考据学对朝鲜的影响，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正祖两朝，特别是正祖朝（1776-1800），通过《四库全书总目》《通志堂经解》等的输入，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成海应、尹行恁、丁若镛、李圭景等朝鲜实学派学者开始在著作中引用和讨论清代汉学家的论点。虽然彼时仍兼采汉宋，但考据学已渐成气候。当时尊崇朱子学的金迈淳曾忧心忡忡道：“近日学者，动称汉儒”，“于斯时也，太宰氏之书，逾海而来，其声气之感欤？”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引入国外学术著作的滞后问题，比如《通志堂经解》于元禄八年（1695）就已传入日本，而朝鲜虽然几乎年年有燕行使来华，却对其始终“漠然不知”，李德懋在《入燕记》中痛心疾首道：“此书刊行已百年，而东方人漠然不知，每年使臣冠盖络绎，……东人之孤陋类如是。”在这一背景下，部分与日本颇有渊源的实学派学者开始关注日本刊行的佚书，如河宇凤观察到的，实学派集大成者丁若镛从1810年以后，便展示出了对日本学术的兴趣，他虽从未去过日本，但通过通信使的纪行，以及传入朝鲜的《论语义疏》《论语古训外传》等书，对日本的学术新变有一定的认知。丁氏虽对太宰春台多有微词，但与18世纪初通信使的不屑一顾不同，对日本的整体学术评价甚高：“日本近者，名儒辈出，……大抵日本本因百济得见书籍，始甚蒙昧，一自直通江浙之后，中国佳书，无不购去，且无科举之累，今其文学远超吾邦，愧甚耳。”认为日本学者的文学水平已凌驾于本国之上，并归因于日本从中国进口书籍的便利与无科举之弊。
李圭景也是一位对日本佚书感兴趣的朝鲜学者，其祖父李德懋与1764年访日的通信使副使书记元重举有姻亲关系，又与正使书记成大中为好友，从两人处获得不少日本的见闻。李德懋更多关心的是日本的“艺文”，曾与柳得恭、朴齐家等人合编《日东诗选》，在所编《蜻蛉国志·艺文》中，他注意到中国书籍的进口对日本文化的改变，“近者江南之籍，辐凑于长碕[崎]，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而相比于祖父，李圭景对日本的学术论著和佚书更为关注，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曾大量引用《蔫录》《和汉三才图会》等书，对日本史料非常熟悉。他又引述阮元对《七经孟子考文》的称许，并称：“世传日本有先秦古书云者，盖缘徐巿而传疑也。山井之所撰，虽非先秦古书，然其在唐以前之本，则足可证今本之疑误矣。”
与李圭景同时代的另一位实学派代表人物金正喜也在北京燕行时，发现了日本佚书的价值。金正喜早年在朴齐家家中，接触到朴氏燕行时携归的清儒著作，产生浓厚兴趣。嘉庆十五年（1810）他来华时曾到阮元宅邸拜访，在交谈中，阮氏向他展示了自己在杭州小嫏嬛仙馆翻刻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又给他看了《五行大义》等佚书，并指示精妙所在。后来金正喜拜访翁方纲时，翁氏也屡次谈及日僧奝然携来《郑注孝经》等佚书事，让他印象深刻（“苏米斋中老，斤斤说奝然”）。阮元和翁方纲都是当时的学界巨擘，又是金正喜最崇敬的清朝学人，与他们的谈话给了金正喜很大的影响，他曾有诗回忆这段过往：
七经与《孟子》，《考文》析缕细。昔见阮父子，啧啧叹精诣。随月楼中本，翻雕行之世。（余入中国，谒阮芸台先生，盛称《七经孟子考文》，以扬州随月读书楼本板刻通行。）
正因为此，金正喜回国后颇为留心日本佚书，他虽怀疑《古文孝经孔传》为伪书，但仍从字体等方面对其他佚书进行考证，认为日本所存的《古文尚书》“与齐梁二金石字体相同，又似新罗真兴王碑字，是必于王仁时所得去者，至今千有余年，藏弃无恙，此实天下之所无也。”对于其他如《论语义疏》《五行大义》等佚书，更是认为“皆中国之已佚，尚存于彼，何其异也”，与前辈学者的傲慢不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佚书的价值都给予了肯定。在他的影响下，一些朝鲜学者开始留意日本所藏佚书。
从“充栋束阁”到“片羽亦珍奇”，这一前后变化，看似只是朝鲜学界对佚书价值的认知调整，实则是18-19世纪复古思潮席卷东亚的深刻投射。在这股思潮影响下，曾努力向朝鲜学习朱子学的日本，开始与固守朱子学的“老师”争夺话语权，清朝内部则出现了汉学、宋学之争，而这些佚书的集中出现恰逢这一学术巨变，成为当时东亚三国的热点话题。这场18-19世纪围绕佚书周边的质疑、认同、争论，生动地展现了在复古思潮影响下，清朝学界如何积极接受海外学术资源的一面；再现了日本学界如何通过挖掘本土学术资源，利用古老文化传说，积极融入东亚文化学术脉络的一面；同时也是朝鲜学界经过这场论争，重新思考朱子学的立场，处理与考据学、实学的关系，并最终消解对立的一面。东亚的佚书发现与论争，为我们观察东亚学术的互动与演进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