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英与大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可以按照各个专业的边界区分精英与大众。阶级意义上的精英与大众是两个社会群体。文学史上曾经出现多种标准的大众。相对大众写作对于生活经验的重视，精英同时还要考虑文学传统、经典作品与独创的意义。文学传统与阶级存在复杂的关系，二者并非逐一对应。精英蔑视大众热衷的娱乐文学，但是，精英的启蒙时常与大众的真实诉求存在差距。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大众的声望持续上涨。大众不同身份的转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文化建构的观念以及大众传媒的高度发展都是大众地位提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精英；大众；文艺大众化；文学专业；娱乐文学
一
通常情况下，“精英”一词相对于“大众”。汉语之中的“精英”来自“菁英”的转义，植物的精华转喻非凡的杰出人才。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的《关键词》指出，英文之中的elite“原初是用来描述被选举出来的人或被正式挑选出来的人”，与elect或者election存在某些重叠。那些人中之龙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负责掌管各个领域的核心事务。精英主义并不掩饰曲高和寡的骄傲，褒义还是贬义视不同的语境而定。精英治国是一个现代兴起的口号，一批打领带的大人物表情坚毅，目光远大，他们的卓越气质与国计民生具有内在联系；另一些精英分子的特征仅仅涉及个人表现，例如理性与冷静，勤于健身，保持书本阅读传统，拒绝吸烟与酗酒的恶习，如此等等。嘲讽式的语境之中，“精英”带有明显的贬义；精英分子意味着远离社会，自以为是，知识、地位或者权力赐予的毋宁是傲慢与愚蠢。相对于精英分子的清晰面容，大众往往是一个雄浑的背景，一个不无抽象却嘹亮宏伟的声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精英分子对于乌合之众或明或暗的鄙视从未止歇，尽管如此，一种舆论愈来愈强盛：大众代表历史的主流。精英不可能甩下大众遗世独立。如果无助于大众事业，精英的深邃思想以及手中的知识又有什么意义？现在，这种观念收缩到一个具体的问题：进入文化生产的历史，精英与大众分别承担什么角色？
人们可能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文化。一种观点将文化视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总和。相对于天造地设的自然，各种人为的生活方式均属文化范畴。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缓慢的积累。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每个历史时期的自然、社会、经济、劳动生产方式相互适应。如同森林之中的一片树叶，个人之于生活方式总和的贡献微不足道。另一种观点按照不同的知识门类划分解释文化，例如语言、宗教、艺术、文学、历史学、哲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所谓的文化生产只能纳入知识形成的学科范畴给予描述。语言学家、艺术家或者物理学家、化学家这些荣誉称谓已经分别加上学科名称的限定。
知识形成的学科同时显示出专业级别的区分。专业造诣精深的核心人物充当精英分子，专业之外的社会成员作为大众的组成部分。对于天文学家说来，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生物学家无不属于大众。学科内部精英分子的意义是，领衔专业的发展速度与方向开拓，他们因为不同凡响的贡献而享有特殊的学术权威与引导者的位置。拗口的专业术语、晦涩的概念、代码与符号、计算公式以及实验室与各种器材犹如隔离大众的巨大帷幕，一个学科只能是少数演员的表演舞台。尽管如此，大众始终是一个重要参数。如果说，众多专业知识陆续沉淀于不同形式的生产线，参预各种产品的制作，那么，大众往往等候在产品的出口，大众的需求、评价与购买的踊跃程度，将间接而长远地影响专业的发展速度与方向。从文学、哲学、历史学这些人文领域的作品，到经济学著作或者法典的编纂；从汽车、电视机、手机等日常用品，到航天飞机、人类基因图谱、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产物，大众的身影从未消失。精英与大众的另一种古老区分模式，存在于体育竞技领域。精英分子具有强大的体能以及体能基础上的技术训练。哪怕大众谙熟足球、篮球或者长跑运动的所有秘密，体能与技术的差距不可弥合，他们仍然只能坐在观众席上摇旗呐喊。尽管如此，大众的兴趣指向，对于诸多体育竞技项目的兴衰具有决定性意义。足球的声望之所以远远高于冰壶运动，游泳拥有的市场之所以远远超过踢毽子，大众的兴趣程度远比各个项目的技术含量更有意义。当然，无论是知识的学科范畴还是体育竞技领域，大众对于精英的专业水准与引导者身份表示充分肯定，双方的落差与张力恰恰构成文化发展的动能。
然而，这一幅理想的理论图景时常失衡，并且产生巨大的裂缝与矛盾。精英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抱怨大众的无知、愚钝，跟不上他们的活跃精神。精英普遍赞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之中的著名论断：文化是“指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文化就是或应该是对完美的探究和追寻，而美与智，或曰美好与光明，就是文化所追寻的完美之主要品格。”由于懒散、盲目或者苦役一般的劳作，大众很少投入阅读、观察或者思考，无法领悟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事实上，文化发展只能仰仗一批伟大的人物，他们才可能支撑如此壮观的事业。另一方面，大众对于精英的批评从未停止：沉溺于各种莫名其妙的玄学，自视甚高，故作风雅，甚至为了保持自己的学术身份与文化资本故弄玄虚，毫无顾忌地浪费纳税人的钱财。精英通常栖身于学院、研究机构，获得学科躯壳的掩护，以至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将社会的真实诉求拒之门外。大众的批判锋芒不仅察觉到学院、研究机构以及学科内部隐藏的后殖民文化遗迹，而且察觉到资本的主宰力量。从争议巨大的历史学著作到化学武器的研发，从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流露出种族歧视的人类学研究，学院、研究机构抛出的文化产品未必是“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这时，问题逐渐开始尖锐起来。人们至少意识到，精英与大众的区分远远超出专业级别所能解释的范围。
如何进入更大的历史视域给予考察？
二
精英与大众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区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耳熟能详的区分是——知识分子与大众。顾名思义，知识分子活跃在知识领域，从事知识的传授与拓展。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区别，不仅因为工作的内容与形式，而且，这些工作赋予了不同的经济条件、生活地位、社会关系，进而带来不同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审美趣味。这时，知识分子与大众分别聚合成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工作能否将大众的诉求视为唯一的前提？一个社会群体能否完美代表另一个社会群体？许多人持怀疑态度。当人们使用“阶级”的概念命名不同的社会群体时，紧张的理论气氛开始弥漫。知识分子通常被赋予“小资产阶级”身份，大众因为身居社会底层而纳入或者接近“无产阶级”范畴。“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复杂的对立与合作关系。长期流行的舆论认为，小资产阶级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摇摆不定，三心二意，无法真正融入无产阶级，想大众之所想，急大众之所急。
这显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状况。彻底的改善方法是，大众绕开知识分子及其栖身的机构，废弃传统的精英/大众模式。大众必须发出自己的洪亮声音，谋求堂堂正正的自我表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语言风格、主题设置、评价体系到传播形式，诸多因素一律按照大众拟定的标准。换言之，大众直接担任文化生产者。目前为止，只有文学大规模投入这种激进的实践。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或者法学并未降低门槛。无论是理论推演还是实验室操作，自然科学仍然维持严格的专业边界。相似于文学的“新民歌运动”或者“素人写作”情况并未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许多时候，“民间科学”——简称“民科”——是一个嘲讽性的称号。相对而言，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各种日常经验以及审美趣味，似乎无师自通，不言而喻，大众没有必要亦步亦趋追随精英的号令。
中国古代文学史很早显示出大众的坚实存在。《诗经》之中的“风”汇聚了各地的民歌，大众首次进行集体的文化亮相，其“采风”或者“观风”，即是作为进入大众的渠道。白居易的“老妪能解”竭力维持大众的文学位置，这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些文学主张的组成部分。古代文人有“真诗只在民间”之叹，文人之作拘泥于格式韵律，甚至为文造情，民间之作直率质朴，恳切清朗，这种风格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追求遥相呼应。换言之，大众作为一种美学制衡反衬出文人之作的雕琢、繁杂乃至晦涩曲折、“错彩镂金”。古代文学史通常认为，诗庄、词媚、曲俗，三者的不同风格无不涉及与大众的距离。作为士大夫言志抒情的文体，诗的主题庄重严肃，显示出慷慨豪迈的家国情怀；相对来说，词的主题逐渐转向世俗大众的滚滚红尘，婉约柔媚，男欢女爱，以至于苏东坡的“豪放派”词风被视为“以诗为词”；散曲或者戏曲幽默诙谐，穿插各种通俗的口语，更为接近大众的日常生活。无论正统的批评家如何评价诗、词、曲的尊卑，人们可以从三种文体的登场顺序察觉，大众的脚步愈来愈靠近。相对于抒情文学，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文学也是如此。如果说，众多历史著作注重叙述江山社稷的演变与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那么，讲史的话本小说不仅以通俗的口语复述这些故事，而且增添了众多日常生活的细节与具体生动的人物性格。这时，历史跨出书本进入大众的意识。
古代流行的诗词时常由青楼女子传唱，她们的演艺是收取报偿的商业行为；宋代之后瓦舍勾栏之中的说书艺人同样收费，文化进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当然，这时的市场规模相对狭小，文化的传播范围只能限定于亲临现场的听众。近代以来的报刊杂志与出版印刷行业极大拓展了市场的边际，购买一份报纸、一册杂志或者一本平装书带回寓所从容品味，消费者数以万计地增加。现代传媒既带来新的传播空间，也带来新的主题与故事。狭邪、黑幕、谴责、言情、侦探、武侠、历史、幽默、鸳鸯蝴蝶、豪门恩怨，这些主题与故事获得大众消费的持续认可。
大众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多数，统计通常在某一个层面上展开。古代文学史已经显现出社会学的大众、美学的大众与商业的大众，尽管三个层面的划分并不自觉。相对而言，阶级的大众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左翼知识分子的命名。众多文章与演说之中，“普罗”大众成为一个响亮的称号：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这时的大众是一个按照阶级谱系划分的政治群体。大众文学表述的是阶级的意识与诉求。当然，由于无产阶级难以接受优质的教育，往往文化水平低下，甚至处于文盲状态，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诉求必须由左翼知识分子代言。从事这一项工作的时候，知识分子必须戒除精英的坏脾气，将小资产阶级意识从灵魂之中驱逐出去，真正把自己的立场转移到无产阶级大众的阵营。否则，他们只能写出虚假的大众——“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句生动的批评来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一篇讲话之中，革命领袖反复告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摆脱阶级劣根性而真正投身于大众。这是阶级意义上的肯定：大众是文化生产的真正主体。
三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大众的丰富生活经验时常成为写作的资本。然而，文学已经很大程度脱离“我手写我口”的初始状态，不再是新闻报道式的实录。通常的文学构成之中，同时还包含文学传统、经典作品的影响以及独创三种因素。三种因素共同显示出文学专业的纵深，往往成为精英关注的主题。
文学传统的内容十分广泛，可能追溯到不同的脉络与层面。地域或者国别作为代码的时候，人们可能遇到“拉美文学传统”或者“英国文学传统”这种表述；按照题材的不同性质，人们也可以概括出“侦探小说传统”或者“武侠小说传统”；各种文类显然是文学传统的另一个源头，譬如诗歌的押韵，小说的故事情节，戏曲的表演程式，如此等等。文学传统并非刚性的规范，而是无形的成规与默契，必要的时候可以弃置不顾。“泥巴”“恶心”“爽快”“稀烂”这些日常口语通常不进入中国古典诗词，然而，至少在某些时候，不可遏制的激情可能撕开“雅训”的紧身衣，写出“不须放屁”这种诗句。对于成熟的作家说来，文学传统始终浮动于生活经验与写作的文本之间，产生隐蔽的引导与修正。
文学传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来自文学史保存的经典作品体系。经典作品体系内容庞杂，形式繁多，既有高雅的文人之作，也有来自民间的通俗文学。尽管这些经典作品体系展示出形形色色的审美趣味、文学主题，但是，它们共同显示出特殊的容量与深度。许多时候，经典作品可以承受文本研究、哲理概括、心理分析与历史索隐等各种解读，或者说，许多作品即是在反复解读之中晋升为经典。经典作品意味着公认的范本。并非每一个作家都可以写出文学经典，但是，每一个作家都要像文学经典那样写作。相对于“我手写我口”的初始状态，经典作品显示出对于生活经验更为深入的发现与更为多维的展现。
文学传统与经典作品均是文学专业训练的基本内容。一个作家不可能生而知之，他们是在文学传统与经典作品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然而，大众并未接受这些训练。这不仅因为不同的个人兴趣与社会分工，同时还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经济条件与文化背景。《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显然是文学经典的拥戴者，这本著作即是他对于诸多经典作品的深入思考。布鲁姆心目中的经典作品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尽管如此，他仍然愿意承认，获得品鉴经典作品的文化环境必须付费——“思考的闲暇必须向社会去购买”。大众具有购买这种闲暇的经济条件吗？
漫步在文学专业之外，大众直接记录自己的生活经验，平铺直叙，不事雕琢，而且时常由集体共同完成，例如民歌以及话本等长篇叙事作品。相对地说，精英追求独创——独自承担文化的原创性作品。现代社会对于个人权益的保障，进一步鼓励了这一点。精英不信任大众乱哄哄的七嘴八舌，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学才能单兵作战。作家与作家之间的竞争仅仅是表面现象，他们的真正对手是文学传统与经典作品。作为审美趣味、表现形式以及原型、母题的引导，文学传统与经典作品层层叠叠地累积起来，构成无形然而强大的磁场。后辈作家力图独树一帜，说出先辈未曾说过的话。然而，他们并非自行其是，闯入一块空地上另起炉灶；新的作品不可能完全绕开文学史的旧辙，而是在旧辙的终点竭力拓展或者延伸。哪怕是破坏文学传统，反抗经典作品，二者仍然在作家心目中始终顽强存在。布鲁姆认为，经典作品给后辈作家带来莫大的焦虑——“影响的焦虑”。当然，精英之为精英的一个特征即是，勇于接受这种焦虑的挑战。布鲁姆认为：“影响的焦虑使庸才沮丧却使经典天才振奋。”
大众更多关注“写什么”，生活经验是首要问题；精英同时还要关注“怎么写”，力图从生活经验背后进一步发现更为深刻的特殊主题。如果平铺直叙、不事雕琢无法最大限度展开生活经验的内涵，形式的改变可能打开另一个隐蔽的内在空间。事实上，“怎么写”的许多问题带有强烈的专业意味。
四
一套文学传统与经典作品对于大众具有哪些意义？怀疑始终存在。某些怀疑来自专业范畴之外的阶级差异——经典作品是由精英遴选出来的。古往今来，经典作品的遴选机制各不相同，但是，经典的推荐与确认通常由精英分子控制。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经典作品的遴选也是如此。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统治阶级的意志渗透精英的文学评判体系。从审美趣味到文学主题，大众时常感到格格不入。
然而，文学传统与经典作品仅仅是某个阶级的文化对应物吗？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想。作为左翼理论家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承认，无法完全按照阶级的标准分割文化财产：
如果我们文化的主要部分，即知识与想象意义上的作品，应该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称为资产阶级文化，那么寻求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并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是非常自然的了。然而“资产阶级文化”是否是有用的术语，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各代人作为其传统文化而接受下来的知识与想象作品往往不是、而且必然不是单单一个阶级的产物。传统文化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从早先几个时代保存下来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从紧接着现在的前一个社会形式所保存下来的东西；因此，举个例子，1600年以前保存下来的文学、哲学及其他作品，不能被视为“资产阶级”作品。此外，即使在一个由某个阶级所支配的社会中，其他阶级的成员显然也有可能对共同的文化作出贡献，而且这些贡献可能不受支配阶级的观念和价值影响，甚至是与支配阶级的观念和价值相对立的。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涉及相似的问题，“霸权”是他论述时使用的著名概念。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概括说：“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与其说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不如说体现在争夺‘霸权’的斗争。”本内特进一步解释说：
以霸权的概念替代统治的概念，并非如一些批评家所言，只是术语的差异。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认知，它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观念。根据统治意识形态的论点，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试图取代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直接制定框架，来约束工人阶级的经验。葛兰西则强调，资产阶级之可以成为霸权阶级、领导阶级，其前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容纳对抗阶级的文化和价值，为它们提供空间。资产阶级霸权的巩固不在于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而在于联系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并且在此一形式的表征中来组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而它的政治属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无论是文化的历史积存还是共时的交织，各种概念范畴以及审美趣味并非阶级标准之下的次级派生物。它们或者超出阶级标准的覆盖范围，或者比这个范围狭小。尽管如此，阶级标准并非无关紧要的透明空气，而是始终产生或显或隐的调节作用。这种文化图景之中，大众与精英的分歧与合作只能显现为两条不规则的曲线相互影响。
五
大众文学表述的是阶级的意识与诉求——相对于这个论断，一个发现令人意外：大众青睐的大部分作品并非展示他们的生活经验。相反，大众似乎更乐于看到另一些阶层或者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武侠侦探，神仙魔怪，穿越、玄幻、科幻、架空是互联网兴起之后诞生的新品种。生活在别处。大众与阶级的许多高调的口号。这些大众趣味获得了市场购买的反复证明。
对于大众说来，文学阅读是一种娱乐。娱乐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忙碌不休的人才知道，娱乐对于身心的重启多么重要。娱乐文学追求轻松与愉悦，晦涩的《尤利西斯》与沉重的卡夫卡无法胜任。当然，娱乐并非无聊的文化泡沫，精神分析学从娱乐的背后窥见，无意识领域翻滚的欲望正在蠢蠢欲动。弗洛伊德的解释是，“白日梦”是欲望的代偿性满足。现实的匮乏诱发了幻想，文学接过这些幻想，按照不同的模式制作出光怪陆离的故事。
五四新文学开启了另一个文学史阶段，许多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于大众充满期待。因此，这个发现引起了强烈的反弹——知识分子将娱乐文学视为不怀好意的麻痹。想象故事之中的神仙或者武侠铲尽天下不平事，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这种期待无形解构了大众拍案而起的反抗意志与充当历史主人公的使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更为明确地认为，大众对于娱乐文学的热衷是商业宣传构造出来的虚假需求，强大的“文化工业”提供了维护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钢筋水泥，大众扮演的是遭受愚弄的傀儡。
然而，这种愤世嫉俗的观念是否带有过多的精英主义意味？另一批后续的文化批评家提出这个问题。大众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没有必要烦劳精英分子指手画脚。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指出，大众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只能听从商业宣传的说教：
我不相信“大众”是“文化傻瓜”，他们并非被动无助的一群，没有辨别力，因此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受文化产业的大资本家任意摆布。我也不同意另一种假设，认为卑俗是不同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惟一共同的地方，因而艺术要引起大家的共鸣，只能诉诸人们所说的“动物本能”。“最大公分母”在数学上也许是个有用的概念，但在大众性问题上，它惟一的价值是暴露出使用者的偏见。
费斯克试图做出一个辩护：大众对于娱乐文学的购买并不能简单视为助阵资本主义经济。他精心区分出两种经济：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金融经济来自商品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流程，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循环体系；相对地说，文化产品形成特殊的文化经济：“这里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事实上，后者恰恰是对于前者的挑战：“这些授权给从属阶级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可以生产对抗性的意义和快感，这些意义和快感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力。”费斯克还对“逃避主义”表示充分的谅解。逃避到神仙或者武侠主持的世界显然是一种幻想，但是，这种状况仍然包括清晰的是非判断——“不仅包括回避或逃离某种东西，也包括逃到另一种愿意接受的东西里去”。
尽管如此，“对抗性的意义和快感”与揭竿而起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文化的批判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期待的是后者。当然，迄今为止，武器的批判正在式微，文化的批判仅仅是保存思想的火种。从事文化的批判时，那些慷慨激昂的教授从未考虑放弃学院里的位置及其待遇，尽管他们完全清楚学院多大程度上依赖市场的供养。无论是否承认，他们始终不愿意放弃精英的身份。从质疑大众到同情大众，他们的词汇、论证、视角、风格无一不是打上精英的徽记。大众能否听到他们的声音？
六
精英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严肃——太严肃了。许多现代主义作品代表了精英式的反抗。怪诞的形式，晦涩的象征，模糊而散乱的故事情节不知所云——“不知所云”被视为拒绝与市侩社会合作的表征。现代主义作品也时常出现放肆的亵渎、反讽与荒诞主义，但是，这种放肆仍然带有严肃的迹象，而不是真正的放浪形骸，不问东西南北，今朝有酒今朝醉。
精英缺乏娱乐精神，看不上嘻嘻哈哈的消遣。韩炳哲转述了一种有趣的解释：娱乐始于18世纪，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作与空闲之分是18世纪之后形成的。因此，“贵族不需要娱乐，因为他们不从事常规工作。贵族们做的事情，如听音乐会或者看剧，‘更像是集体活动而不是娱乐’。不做常规工作意味着：没有空闲时间。没有空闲时间意味着：没有娱乐。根据这一论点，娱乐就可以被定义为人们用来填充业余时间的活动”。精英犹如精神贵族，他们没有必要腾出放松精神的休息时间从事娱乐。精英也不愿意因为娱乐文学的巨大经济收益而给予高度评价。金钱无足轻重，他们重视的是自身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拒绝利润的引诱。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指出：“作为一个术语，‘文化资本’涵盖了个人通过继承或者接受正式教育而得到的有关最重要文化话题的所有知识。文化资本可以包括家传的非正式的学识，某个社会阶级的普通知识，也可以包括官方学校教育以及从不同级别获得的学位、证书、学历和博士学位。但是在这所有的知识积累（或者丧失）、储存或者浪费中，文化货币的秘密在于它的价值只有在与经济通货的对抗中才能得以体现。”总之，快感与金钱都无法打动他们，精英遵循另一套标准。
精英运用这一套标准要求大众的时候，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的责任心如同不合情理的迂腐之见。精英奉劝大众放弃娱乐文学提供的廉价幻想，投身于危险的反抗。除了谴责赤裸裸的暴力，他们热衷于从各种有趣的故事之中分析出隐蔽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压迫，等等。这些负面信息，很可能潜伏在人物设置、遣词造句、想象的轨迹乃至皆大欢喜的故事结局之中。他们的想象之中，只有一场整体性的革命，才能造就崭新的社会与文化。这也是他们对于娱乐文学流露出若干“对抗性的意义和快感”不屑一顾的原因。然而，大众是否接受精英的启蒙与设计？
鲁迅曾经深切地体察到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他的《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小说，身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总是落落寡合，无法弥合与大众的精神距离。鲁迅的《药》犹如一个悲哀的寓言。身陷囹圄的革命先行者被茶馆里的众多茶客视为“疯子”，他只能对这一帮冥顽不化庸众表示“可怜可怜”。革命者牺牲之后，刽子手将浸透鲜血的馒头卖给茶馆主人治疗儿子的肺痨。吸革命者的血显然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隐喻。小说结尾的两个并排的坟墓表明，精英与大众的期待双双落空。无论是理念、语言还是行为方式，精英与大众如何形成交集？这始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鲁迅对于这个问题并不乐观。“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意象，鲁迅并未真正汇入大众的狂欢。
精英启蒙大众，还是大众引导精英？列宁的《怎么办？》认为，工人阶级并未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学说来自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这种“被赋予”的观念曾经影响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分析。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是“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如何进一步分布至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演变为具体的审美趣味，知识分子与大众时常产生微妙的博弈。“被赋予”的观念会不会造就知识分子的导师意识，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向大众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这种姿态进行了不留情面的针砭，强调“工农兵”大众的主导作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谦恭地向“工农兵”大众学习，认可大众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傲慢地炫耀来自书本的知识。即使是文学领域的审美趣味，精英与大众的分歧也不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双方的阶级身份认定之后，审美趣味的选择超出个性与风格的范畴而涉及文化领导权的归宿。雷蒙·威廉斯看来，新型的社会制度不会自动创造出新型的经验与意识，这个任务只有借助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才能完成。
七
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文学领域精英与大众的对立逐渐缓和。大众的声望持续上涨，精英的地盘逐渐缩水，精英主义的姿态愈来愈多地带有负面涵义，二者力量对比的失衡是对立逐渐缓和的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界曾经围绕“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反复讨论，大众进入文化舞台并且占据一个显要位置。四十年代之后的“工农兵方向”与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于“大众化”的实践形成了强大的保证。八十年代的文学曾经出现短暂的精英化倾向，名噪一时的“朦胧诗”与先锋小说，将文学个性视为天经地义的前提，甚至不惜冒犯作为读者的“大众”。大众的困惑或者冷嘲热讽无法阻止文学探索的激情，诗人与作家愿意为“探索者”的桂冠而与大众分道扬镳。然而，九十年代崛起的市场经济，很快打断了精英分子的孤傲。当书籍印数、版税、电影票房与电视收视率成为评价体系之中的首要参数时，文学个性及其冒险的实验迅速被推到可有可无的边缘。网络文学的兴盛证明，文学传统与经典作品设立的标准无法阻挡气势如虹的市场。这时，大众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文学作为商品获得的经济报酬同时证明了大众的认可程度。如果说，无产阶级的大众负有抵抗资本主义市场的使命；那么，消费者的大众显然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大众”的历史性转换意味深长，大众的自我表述从革命变成了购买。大众完成轻盈的转身之际，精英再度陷入失落。鲁迅的《药》表明，革命时代的启蒙者无法融入大众；商业时代到来之后，他们仍然不是引领潮头的风云人物。
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潮流同样赋予大众更大的空间。按照利奥塔的观点，宏大叙事解体之后，形形色色的群体分别按照自己的标准阐述种种自洽的小叙事，文化进入多元主义，甚至显现出碎片化、不确定乃至拼贴与堆砌的特征。如果说，精英因为相对固定的观念或者信念而倾向于宏大叙事，那么，“怎样都行”的后现代主义口号更为适合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众。从科幻小说、表现主义绘画、古典音乐到脱口秀、动漫、街舞，各种作品不再有贵贱的等级之分；更大范围内，审美与生活、高雅与通俗、商业与文化之间的界限逐渐瓦解，“跨越边界、填平鸿沟”是后现代祛除各种人为分割的重要策略。相对于阶级的大众或者消费者大众，后现代登场的毋宁是松弛的大众，充满游戏精神。这时，隐藏于大众内部的反抗精神，更像一闪而过的游击战而不再积蓄为整体性的重大战役。很大程度上，后现代建立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优裕环境之中，大众的精力摆脱了基本生存主题的压迫而追求个性与舒适。然而，当这种优裕环境依赖的全球化生产体系开始遭遇严峻挑战的时候，当所谓的后现代演变为一个文化幻象的时候，松弛的大众会不会随之消散？
“文化研究”提供的认识是，文化的“建构”性质愈来愈清晰，大众对于“建构”的意义愈来愈明显。相对于某种客观事实，“建构”通常形容各种人工产品的来源——来自某些社会群体的构造。这些人工产品既包括善、恶、美、丑这些观念，也包括语言体系、法律体系、贸易体系、宗教体系等更为复杂的内容。如果说，自然科学发现的客观真理不以人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么，认可或者否定建构的人工产品往往依赖一个社会群体的共识。这种社会群体并非“人类”整体，而可能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使用同一个语种的社会成员，或者具有共同信仰的宗教人士。逾越既定的社会群体，共识可能失效甚至被视为谬论。判断科学知识的成立与否通常依据实验室的证明与无懈可击的逻辑推论，赞同者人数的多寡不足为凭；相对地说，赞同者人数显然决定共识的范围及其效力。精英分子寥寥无几，大众具有人数的天然优势。如果文学领域的精英无法说服大众接受他们的观念，共识的争取很快陷入困境。至少在目前，精英对于大众的影响远远不及市场的商品广告。
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是解放大众的物质条件。从近代以来的平装书、报刊杂志到电影院以及电视机，大众出头露面与自我表述的场合愈来愈多。围绕互联网形成的新型传媒体系正在向大众开放另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微博、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今日头条等网站涌现出大量大众记录自己生活的文字与视频作品。大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显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大众正式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登上历史舞台，这种现象正在被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大众的积极性如此之高，以至于传统纸质媒介的编辑、印刷、市场配送体系成为落后于形势的桎梏。抛开精英盘踞的纸质传媒，互联网突如其来地实现了大众展示自己作品的梦想。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之间的理论交锋，一个世纪之后，大众终于破门而出，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尽管如此，精英并未心安理得沉浸于互联网狂欢节。他们之间的许多人意识到，互联网技术与资本的连锁关系将会内在嵌入大众文化生产，譬如流量对于作者与受众的控制，算法形成的同质化信息茧房，生产速度以及产量的追求对于独创与探索的排斥，如此等等。更大范围内，互联网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会不会产生另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文化？事实上，这些问题不仅开始考验精英的胆识与勇气，而且考验他们的理论资源与思想深度。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6年第2期，注释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