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代际与阶级:青年形象的理论坐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8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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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  

内容提要: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青年形象解读有两种话语体系:青年话语和阶级话语。青年话语的前提是青年与老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强调青年的活力、勇敢与创新;阶级话语强调的是各个阶级共同体在经济和权力结构之中的不同位置。事实上,代际的生物关系时常通过社会关系起作用,阶级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要解释。五四新文学以来青年形象在阶级话语之中通常被定位为“小资产阶级”。20世纪50年代之后,青年话语与阶级话语的转换形成各种特殊的文学批评事件。80年代之后,青年话语与阶级话语各种比例的汇合构成复杂的、富有弹性的分析模式。消费社会的出现造就了中产阶级的青年形象。中产阶级与青年话语如何结合是未来的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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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陈独秀为自己主编的《青年杂志》写了一篇发刊词《敬告青年》,开篇即是几句富于抒情意味的告白: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①

《青年杂志》很快就易名为《新青年》——“新”是五四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发刊词这一段话已经隐含了特殊的期待:“青年”与“新”两位一体,他们是历史前沿最富活力的创造群体,承担了社会的真正希望。很大程度上,这些观点构成了当时青年话语的基本主题。由于险恶的文化氛围,陈独秀绕开了政治议题,这一份杂志声称试图改造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②尽管如此,青年与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联系始终存在于视野之内。“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陈述的六个原则针对的是,青年如何自我塑造为民族国家的主人公。

研究表明,18世纪以前,“青春期”的划分尚未明晰。如同“童年”概念一样,“青年”的年龄界定及其固定命名可以追溯至一系列现代观念的运作。“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现代‘青年’概念,大约是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③较之种姓、族群、政党,“青年”之间的彼此认同和内聚力远为薄弱,一个年龄段落的社会群体很少激烈地全面排斥另一些年龄段落的社会群体,所谓的“代沟”仅仅显现为温和的冲突。尽管如此,人们对于青春期的某些特征逐渐形成共识,例如感情骚动、焦虑和混乱、叛逆、心理创伤、恐慌、缺乏足够的责任性、冲击稳固的社会秩序,等等,这些因素同时与阶级、性别、种族混杂在一起产生作用。或许,“青年”的身份概念近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地位群体”。按照韦伯的分析,某个群体的“生活风格”或者“生活方式”对于社会“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④

尽管青春期时常与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但是,许多文化观念仍然倾向于正面肯定青年“生活风格”的象征意义。人们认为,青年是社会变革的先锋,青年的旺盛体能与活力、勇敢、创新遥相呼应。援引青年的“生活风格”比附民族国家的状态、性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流行的意识形态修辞方式。于是,这个相对固定的年龄段落成为一个令人称道的价值单位。梁启超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即是如此。梁启超对于“老大帝国”之称耿耿于怀,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少年中国”:“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在他看来,老年人因循守旧,忧心忡忡,由于年迈体衰因而保守怯懦,丧失了冲击传统秩序的勇气;相反,少年人瞻望未来,勇于破除成规,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进取乃至冒险的豪情,志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梁启超对于这种比附的解释是,“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只不过比附的语义轴心不再纠缠于古老而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而是蓬勃的青春激情。⑤

这种比附隐含的代际关系形成了青年/老人的二元对立,双方互为“他者”。中国古代文化之中,“自古英雄出少年”或者“后生可畏”的主题犹如吉光片羽。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除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立志与悬梁刺股的发愤,多数人三十岁之前的业绩乏善可陈。而立之年是成熟的标志。儒家的文化秩序之中,“老人”拥有特殊的权威。老马识途,“老朽”并非谦称而是包含了显而易见的矜持甚至威严。青年不得不将“老人”视为模仿的偶像,“少年老成”之说是对这种模仿的褒奖。因此,“老人”已经隐含了阶序与辈分的优越感,追溯起来,这种优越感很大一部分源于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古典诗词之中的“青年”与“老年”时常形成奇特的张力。“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年轻之际的长吁短叹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年老的时候,感慨韶华易逝,人生如梦,甚至“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只有少数英雄才可能享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对于大多数士大夫说来,“老夫聊发少年狂”也罢,“一事能狂便少年”也罢,青春年少仅仅是一段惆怅的忆念,犹如镜花水月。从“人书俱老”到“庾信文章老更成”,老成、老到、老辣甚至形成某种以“老”为轴心的美学范畴。⑥

许多古代戏曲或者小说钟爱的主人公是那些赴京赶考的书生。他们多半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训之下为人处世,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很少显示出强悍的乃至带有野性的激进风格。《红楼梦》的贾宝玉终于拒绝了正统的子曰诗云、仕途经济,但是,他的叛逆隐藏于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习气和卿卿我我的形式之中,并非梁启超期待的那种气宇轩昂的形象。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对于暮气沉沉同时又等级森严的老人文化相当反感:“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⑦显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社会只能寄望于那些破旧立新、敢做敢为的青年。因此,毛泽东对于“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文弱书生相当不屑。1917年,毛泽东曾经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孔武有力的体魄与发扬踔厉的精神相互呼应——这也是毛泽东倡导体育的意图:“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在他心目中,只有那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青年才能承担反叛的重任。⑧换言之,毛泽东的真正兴趣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体育运动,他毋宁是借助体育召唤青年的某种强健人格——这种强健人格是古代传统文化所匮乏的。

五四新文学的确造就了一个崭新的舞台。尽管各种局部的文学异动此起彼伏,但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清晰地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段落。青年不仅开始担任历史的主角,而且接过了文学的旗帜。从鲁迅《狂人日记》的愤懑、《伤逝》的悲凉、《在酒楼上》的沉郁到郭沫若《女神》之中呼号咆哮的抒情形象,从郁达夫感伤式的倾诉到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人的“问题小说”;更大范围内,从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巴金的《家》《春》《秋》到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一批神情各异的青年形象出现在文学地平线上。不论这些青年形象寄身于哪一种情节、意象与思想观念,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摆脱了古典范畴。摆脱古典范畴的一个标志是抛开温柔敦厚的“中庸”,青春的一切表现——从激进、热烈、坦诚、愤慨到幼稚、失落、感伤、颓废——无不显现于前台,一览无余。

尽管如此,接踵而来的文化场域之中,文学与青年话语的互动很快出现了危机,阶级话语的介入意味了另一种视域的出现。这带来了新的历史剧目。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痛陈老人文化的“陈腐朽败”,并且向青年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可以从陈独秀相近时期的另一篇论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之中发现,陈独秀所谓的“陈腐朽败”很大一部分寄生于传统的家族观念:“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这种观念甚至扩展为宗法社会的政治、道德以及社会制度。他激进地主张冲破家族的桎梏,维护每一个体的权利:“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⑨

启蒙主义的个性解放赢得了普遍的响应。围绕《新青年》杂志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声援。然而,青年/老人的对立结构很快遭到质疑。如果说,青年话语依赖的历史单位是“代”,那么,正像卡尔·曼海姆反复指出的那样,“代这种社会学现象最终基于生死的生物结构”。对于社会历史说来,“任何生物的节奏都要通过社会性的事件这一中介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对这种重要的形成性因素不加考察,一切事物都直接从生命因素中产生,那么在代问题中原有的丰富潜力就会在问题被解决之时丢失殆尽”。至少在当时,阶级话语构成了最为有力的质疑——曼海姆比较过二者的特征:“阶级位置以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权力的社会结构为基础,代位置的基础则是人类存在的生物节奏——生命的存在与死亡、寿命和年龄增长。”⑩生物意义上“代”如何转换成社会革命的动力?阶级话语对于社会关系的解释填充了生物节奏无法证明的巨大空白。这深刻地改变了青年形象的解读。例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曾经回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显然,这一批慷慨激昂的青年不再仅仅谋求个人解放;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加入了社会解放运动。毛泽东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了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11)毛泽东反复号召知识青年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否则将一事无成。工农大众才是反帝反封建的真正主力军,是否投身于工农大众是青年是否愿意革命的试金石。如果说,“青年”以某个年龄段落为标志,那么,“工农大众”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经济地位为衡量尺度。青年与工农大众的结合平台必须转换为阶级地位的相互认可——二者之间乃是阶级的政治联盟,青年必须从个人的解放走向阶级的解放。

在1920年代开启的革命语境中,青年话语与阶级话语出现了持续的复杂纠缠。二者相互合作,同时又相互竞争。青年话语的分析模式注重年龄的优先性,强调“世代”(The Generation)是历史学的最重要概念,甚至认为青年本身即是一个“阶级”;(12)尽管如此,阶级的视野仍然在20世纪初的气氛之中占据了前台。自由恋爱曾经是个性解放的一个主题分支:一批觉悟的青年冲出家族编织的牢笼,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的人生伴侣。传统文化从未允许爱情成为私人事务。婚姻是家庭组织与家族繁衍的形式保证,个人的爱情权利可能对家族权威构成巨大的威胁与挑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自由恋爱之间的激烈冲突是家族与个人的对抗,“父与子”两代人的战争代表了两种势力的角逐。古往今来,文学曾经从各个方位接近爱情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带动的新型气氛之中,许多作家意识到另一种观念的临近。尽管如此,文学的突围屡屡受挫。周作人对于“《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嗤之以鼻。(13)如果说,《聊斋》那些赶考书生的“洞房花烛夜”很大程度依赖于“金榜题名”的功名,那么,《玉梨魂》的主人公仍然缺乏冲破封建礼教的勇气。巴金的《家》似乎流露出希望:鸣凤之死终于唤醒了觉民、觉慧兄弟——他们终于意识到“我是青年”,并且决心以青年的身份争取自己的幸福,然而,鲁迅的《伤逝》早就残酷地证明,单纯的青年身份无济于事。《伤逝》的子君曾经以相似的句式声称:“我是我自己的”,可是,即使逃离传统文化的监控,在爱的名义之下组建自己的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压力仍然迅速摧毁了可怜的两人世界,“子君”不得不自动返回父亲的威权之下。郁达夫《沉沦》宽容地允许主人公栖身海外,但性的苦闷并未因为无拘无束的社会环境而得到解除。许多人指出《沉沦》的结尾生硬牵强:主人公没有理由轻率地将性的失败归咎于国家的积贫积弱。尽管如此,这种观点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自由恋爱并非仅仅取决于两情相悦,相宜的社会文化条件才能保证自由恋爱修成正果。不久之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风行一时。也许,这个笨拙的文学公式表明了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规律:只有摧枯拉朽的“革命”才能为自由恋爱提供恰当的意识形态;相反,置身于因循守旧的文化环境,任何自由精神——无论是恋爱还是别的什么——都将迅速夭折。换言之,作为个性解放的一个剧目,自由恋爱必须纳入这个时期的历史剧本:阶级政治形成的社会革命。这种历史剧本试图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启蒙意义上的个性解放。

放弃青年/老人的二元对立而代之以阶级对立的观念,文学史津津乐道的著名例子是鲁迅的思想转变——从进化论转向了阶级论。涉及这个话题的时候,鲁迅《三闲集-序言》之中的几句话得到了反复的引证:“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14)摒弃进化论带来的理论转折是,“青年”一词丧失了启蒙主义的神奇光环,“少年强则国强”这种隐喻结构急剧衰退,“阶级”作为新兴的术语挟带另一套术语大规模进驻理论领域。

迈克尔·布雷克指出了青年考察隐含的两种倾向:“代际分析和结构分析。第一种分析关注的是代与代之间价值观的延续或中断,而第二种分析关注的则是青年与社会阶级、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15)进化论显然强调老人与青年的差异以及代际递进,并且突出青年构成了跨越历史的主要进步元素。鲁迅如何摆脱进化论的成见从而转向了阶级观念?瞿秋白的阐释举足轻重。撰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时候,他力图清晰地描述鲁迅思想的两个不同阶段。瞿秋白认为,“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瞿秋白并未否认,鲁迅的尼采主义、个性主义属于“一般的智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然而,由于“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新文化内部出现了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时,鲁迅“更清楚的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瞿秋白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正是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和反虚伪的精神是鲁迅作为“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战斗精神的基本特征。(16)

在许多人看来,鲁迅的转变象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认识转型。

尽管瞿秋白勾勒了鲁迅的思想肖像,再现一个阶级论者自我完成的演变路线,但是,鲁迅从这一幅理论图景领取的阶级身份是“小资产阶级”。认识转型的完成并不能证明认识主体理所当然地晋升为最为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尽管知识分子加青年是革命之中一个醒目的方阵,但是,鲁迅与他所谈论的青年均以小资产阶级的身份从事种种活动。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定位。“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的前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能实现反对剥削制度的理想,从而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显而易见,瞿秋白所说的“先进阶级”指的是工农大众和无产阶级。从青年/老人的进化论预设转入阶级视野,“青年”这个概念必须纳入阶级图谱搜索坐标,重新定位,并且与各种阶级关系——例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彼此协调、磨合。如何设想新的政治图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不仅阐述了诸多社会群体的政治位置,并且对“知识分子”“青年”“民众”这些社会身份的阶级标识进行了明确的理论阐述。毛泽东肯定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同时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知识分子、青年与民众的结合亦即小资产阶级投身于无产阶级阵营: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7)

这是一份权威的政治鉴定。但是,后续的各种理论表述之中,知识分子与青年的特征评价很快与小资产阶级概念缠绕在一起。许多时候,种种“小资产阶级习气”被视为难以祛除的文化顽症,许多革命的中坚分子仍然不知不觉地染上这种瘟疫。例如,瞿秋白不仅高度肯定鲁迅阶级意识的形成,同时一度担任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然而,他在临终之前写下的《多余的话》之中坦然承认,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被完全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18)

《多余的话》之中,瞿秋白的自我分析几乎涉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切基本特征:热衷于文艺,文人式的感伤、软弱、动摇不定,一知半解的政治兴趣,“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如此等等。此外,多病衰弱的身体很大程度地磨损了他的革命意志。总之,小资产阶级病毒可能潜入革命肌体内部的各个器官,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作为革命信念的坚定捍卫者,毛泽东时常对小资产阶级进行严厉谴责。在他看来,只有沸腾的群众运动才能消毒这些污泥浊水。脱离工农大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不知不觉地滑向敌对阵营。因此,肯定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先锋意义之后,他的话锋一转:

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19)

某个时期,当瞿秋白被作为“叛徒”加以讨伐的时候,这一段话被印在《讨瞿战报》的首页。(20)显而易见,这一段话隐含了对于小资产阶级政治前途的强烈担忧。我想指出进化论转向阶级论之后一个深刻的理论转换:青年话语逐渐黯淡,甚至犹如某种残存的遗迹隐没于阶级话语背后。文学批评亦然。通常的文学想象之中,知识分子、青年与小资产阶级仿佛是交汇重叠的形象,三者彼此证明。对于杨沫的《青春之歌》,“青春”与成熟的转换决非生物意义的年龄增长,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人们无法将“知识”的因素从小资产阶级形象之中剥离出去,同时,多数人们熟悉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人物标准的年龄配备为青年。无论是革命激情、冒险风格、公平的追求、正义感还是天真、幼稚、感伤、软弱与动摇,这些特征均为三者共享。当然,理论的转换完成之后,青年话语与阶级话语存在某些微妙的分量差异:“青年”语境之中的冒险、盲动、狂热、幼稚通常比“小资产阶级”语境之中的贬义缓和一些。

20世纪50年代之后,阶级图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规模血与火的阶级冲突停止了,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有趣的是,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表现与他们的前辈仿佛如出一辙。如果说,青年不再面临“失业和失学的威胁”,那么,如何阐述他们的革命激情?所谓的“青春”活力与“小资产阶级作风”形成镜像关系之后,悲剧出现了。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构成了文学史的一个著名事件。小说发表之后引起的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介入以及出人意料的评价、王蒙长达二十年的政治厄运……这些情节可以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著作找到详略不等的描述和分析。我重提这篇小说的意图是阐明一个相对独特的观点:如果说,青年话语是王蒙写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设定的语境,那么,当解读这一篇小说的语境转入阶级话语之后,王蒙已经无法绕开可怕的理论陷阱。

正如王蒙的《青春万岁》迷醉于“青春”主题,《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中心词仍然是“年轻人”——当时,“年轻人”是王蒙心目中真正的主人公。林震与刘世吾的冲突是青年与老人两种精神状态的矛盾——虽然刘世吾的生理年龄处于中年范畴,但是,他的内心早已老气横秋。林震精力旺盛,对于工作和生活充满了好奇、憧憬和执拗的追求,刘世吾对于各种不良现象见惯不惊,若无其事,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官僚主义毋宁是这种暮气与不思进取的表征。多年以后,王蒙曾经不无遗憾地提到:“我对于小说中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的心灵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21)尽管如此,在当时社会文化气氛中,小说对于官僚主义的批判才是点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索。

新兴的革命政权体系存在官僚主义吗?疑问很快出现,批评家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真实性”表示异议。李希凡在《文汇报》发表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人瞩目。他的质问是,革命政党的组织之中怎么可能“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这种状况的改变只能依靠“一个匹马单枪的‘青年英雄战士’的闯入,才能和这个官僚集体进行奋战”吗?这时,阶级话语扑灭了王蒙心目中的青春主题,青年的过剩激情在阶级谱系的解读之中显示出危险的内涵。李希凡提出的结论是:这种文学构思毋宁说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偏激和梦想”,“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22)某种程度上,这个结论并非臆断——青年的特征与小资产阶级特征高度相似,只不过政治评价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革命政权建立之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质愈来愈微弱,“右翼”意味愈来愈明显,与危险的资产阶级阵营仅仅一步之遥了。在这个意义上,王蒙的“右派”桂冠乃是这种话语转换的必然产物。

也许,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肯定与官僚主义是否存在的评估有关——1960年代,他甚至试图以远为激烈的革命形式铲除官僚主义体系。尽管如此,恢复青年话语抵抗官僚主义的主题已经到了二十年后。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称谓,放弃阶级话语形成的政治论述框架,这是恢复的前提。柯云路的《新星》与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均在1980年代名噪一时。《新星》中的李向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政治家,他闯入一个传统势力盘根错节的县城,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向当地权贵形成的官僚集团发起挑战;《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工人,他的活动范围是一个逐渐陷入困境的钢厂。由于另一个年轻人解净的激励,他从自发的扶危济困转向新型的企业管理,并且大胆地向那些按部就班同时又碌碌无为的领导层发出了挑战。他们之间的身份存在很大差距,但是,青春激情构成了深刻的共性:思想新颖、活力、敢做敢为、激情与冲动。总之,青年话语又回来了。

当然,这时的青年话语拥有远为复杂的内容。青年对阶级话语的许多命题深感怀疑,同时又无法重建一个公认的价值体系。尽管如此,他们从未完全停止自己的思想探索,即使大部分时间只能跋涉在文化荒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诗人曾经激愤地喊出“我—不—相—信”!那个年代的某些作品显示,青年的思想探索分别进入了哲学、宗教,还有讳莫如深的爱情领域,例如靳凡的《公开的情书》,或者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23)由于贫瘠的知识储备,这些思想探索仅仅游弋于狭窄的领域,然而,他们的兴趣不是引经据典的学术,而是力图解释身边的生活——生活的锤炼很大程度地滤掉了他们身上幼稚的书生意气。李向南大刀阔斧的改革显现了娴熟的政治手腕;刘思佳那种草莽英雄的感召力溯源于当时的社会氛围:大量塑料语言堆砌的官样文章丧失了人们的信任,那些一本正经的口号甚至不如一个耀眼性格更富魅力。解净的身份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一脉相承,但是,她不再复述《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的警句,而是混迹于众多底层司机之间,从抽烟、喝酒、骂娘开始,从而与他们息息相通。青年共同体的维持依赖多种复杂元素:真诚、知识、经济利益、能力与才干,包括某些江湖习气,例如慷慨与义气,甚至漂亮的服饰装扮。毋庸讳言,性吸引是青年共同体内部的特殊能量,尽管这种能量有时与集体主义动员形式背道而驰。相对地说,阶级话语沿用的那些范畴——例如工人阶级、觉悟、阶级感情、阶级出身等——基本丧失了效力。

青年话语与阶级话语的纠缠造就了另一个领域的舆论波动——知识青年是这个领域的主人公。许多人对于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耳熟能详:“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心目中的青年负有阶级的使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60年代后期,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奔赴乡村定居,这是阻断小资产阶级成员再生产的一个重大措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助于将知识青年从小资产阶级知识体系的控制之下抢夺回来。“下乡”与“回乡”两种身份的知识青年大约三千万人参与了这一场社会运动。

考察当年的文学回应可以再度发现阶级话语与青年话语产生的复杂交替。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环境之中,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并未正式发表而仅仅流传于知识青年内部。如果说,小说再现的日常细节无法绕开当时严厉的文化禁忌,抒情诗语言的跳跃节奏似乎更易于流行。70年代初期,长诗《决裂—前进》和《生活三部曲》以传抄的方式风行一时。《决裂—前进》的诗句展开了一个对话结构:一个归来的知识青年与老友围绕“扎根”乡村分别陈述各自的青春理想。很大程度上,两种人生规划隐喻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扎根”乡村的意义是“永远革命”,“彻底埋葬旧世界”;逃避乡村的城市生活是充当一个寄生虫,醉生梦死,及时行乐。两种相持不下的结论必将导致两个人的最终“决裂”。人生的意义以及各种励志观点是青年话语的传统剧目,只不过这一切必须由阶级话语重组。《生活三部曲》保持了相似的高亢风格,但是,豪迈诗句的间隙开始流露忧伤、凄凉和迷惘的情调,阶级的壮丽图景中悄悄地潜入了某种个人的心绪,例如惜别、伤感、乡愁、孤独、茫然,等等。这些症候可以视为青春期的波动,也可以视为小资产阶级文化的隐蔽回潮。这种状况表明,知识青年并未从内心真正与乡村融为一体。至少在当时,所谓的“再教育”仅仅是繁重的农活,“扎根”的豪情并未彻底淹没一个忧愁的灵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对那些初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予某种优待——他们的动摇、幻灭、伤感乃至怯懦与自私无不获得宽容的谅解。然而,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不再纵容小资产阶级感情泛滥。一旦文学脱离阶级话语的设定的标准,作家将遭受阶级话语的诅咒和追究。一首所谓的“知青之歌”竟然将下乡插队形容为“在偏僻的异乡”“沉重地修理地球”,作者迅速被逮捕,几乎处以极刑。(24)文学与知识青年的结合不得游离“扎根”主题,青春话语对于阶级话语的干扰罪不容赦。当然,这种惩罚只能维持噤若寒蝉的表象。70年代期间,流传于知识青年之间的各种“地下文学”多半是青春话语的变种。由于前途迷茫,消沉的感伤暗流涌动。事实上,80年代之后的“知青文学”方才开始从内心接受和认可农民。这时,多数知识青年已经返回城市定居,内心的接受和认可更像是当年插队经验的精神反刍。

阶级话语盛极一时之际,青年话语的种种描述几乎完全泯灭。压抑的解除已经是80年代的事情。然而,青年话语的恢复并非肃清阶级话语。事实上,纵向的代际关系与横向的阶级关系以各种比例汇合,构成复杂的、富有弹性的分析模式。

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纯真抒情到《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莫须有事件》《风息浪止》《名医梁有志传奇》《一嚏千娇》的尖刻反讽,王蒙的语言风格发生了巨变。个人智慧和杰出的语言天赋之外,历经沧桑积累的各种经验同时是这种语言风格的注释。作为美学意识的一个重要症候,反讽修辞的大面积涌现喻示了8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解放的欢欣仅仅短暂地制造出明亮和乐观,反讽的漫延隐含了瘆人的凉意。言在此而意在彼,二者之间相互颠覆。赞颂或者恭维背后令人尴尬的潜台词尖利地一蜇,反讽是一种冷嘲。相对于据理力争乃至愤慨、抗议,反讽的表面温度业已消退。对手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争辩,或者,对手如此愚蠢以至于不屑争辩,反讽不知不觉地开始现身。然而,当刘索拉、徐星、王朔、王小波、李洱这些作家的名字积聚在反讽美学之下的时候,人们还是不得不考虑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作家为什么不再迷恋青春期的纯真抒情而投向了反讽——尽管他们并没有王蒙式的遭遇?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25)——风者,讽也。但是,由于传统的“诗教”,古典诗词之中的“讽”相对温和,只有少数文人敢于肆无忌惮地放浪形骸、出言不逊,例如竹林七贤。对于大部分古代士大夫说来,效忠朝廷的基本观念决定了内心深处的热忱。相对地说,反讽可以更多地追溯至现代主义文化:垮掉的一代、嬉皮士、黑色幽默、波希米亚、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如此等等。现代主义的反讽显然包含了不驯的叛逆,但是,这种叛逆曾经被形容为“小资产阶级”的狂乱。(26)的确,人们无法从中发现无产阶级的意志和雄心,霍尔等人分析了这种叛逆内部青年话语与阶级话语的复杂混合:

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率先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性的“父辈”文化提出了异议。他们的这种脱离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脱离。他们将自己的攻击目标主要指向那些再生产支配性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机制——家庭、教育、媒体、婚姻和性别分工等。这些机制就是制造“依附”、内化思想认同的机器。(27)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问世形成了一阵奇异的文学冲击,许多人察觉到小说中的特殊气息。仓促之间,批评家笼统地将这种冲击形容为“现代主义”的真正登陆。不久之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加盟,反讽的美学意识逐渐明朗。反讽的阴冷显示出拒人千里的表情,一系列传统价值观念遭到了无声的瓦解。如果说,刘索拉与徐星很快退隐,那么,后续登场的王小波再度显示出对于反讽的神往。从《时代三部曲》到《思维的乐趣》《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的反讽得心应手。他不再重复“伤痕文学”式的感伤和倾诉衷肠而热衷于冷嘲的姿态。王小波兴高采烈地叙述主人公“王二”如何在60年代压抑的气氛之中制造性狂欢,这种故事的怪异性质业已流露出强烈的反讽意味。当然,即使刘索拉、徐星、王小波的主人公包括了底层的厨师、工人,他们的反讽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趣味。相对地说,王朔将反讽的抛洒范围扩大到普通大众。他的擅长是调集“京味”的语言制造反讽修辞。按照王蒙的概括,王朔制造反讽的语言策略是“躲避崇高”——他的叙述出其不意地抽掉“崇高”的立足基座使之头重脚轻。无论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还是电影《甲方乙方》、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王朔时常制造大字眼、大口号与日常语境之间的不协调,二者的古怪搭配诱使那些一本正经的语义滑稽地扑空。这种尖利的谐趣形成了反讽:

没活你也不忙,有活你就马上开始忙,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有掀裤腿给人看了吧!

——《顽主》

……同志们啊,这是灵与肉的奉献呵!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使全国人民人人充满尊严、充满骄傲,那么就即使我们受到万人唾骂、千夫所指、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是值得的,也可以笑慰平生。

——《你不是一个俗人》

这些反讽的锋芒无不指向了虚伪。打击虚伪几乎是青年话语的周期性主题。某些伦理道德与社会制度进入僵化与衰朽状态的时候,虚伪通常成为重要特征。众多卫道士装腔作势地谴责了众人的堕落之后,后续的故事往往是隐在幕后从事自己反对的勾当。因此,青年的反抗时常从揭露卫道士的虚伪开始。如果说,王蒙或者王小波、王朔的反讽围绕的是革命名义之下的“伪崇高”,那么,另一批小说的反讽开始向日常现实的纵深延伸。从洪峰的《瀚海》《奔丧》、李洱的《寻物启事》《午后的诗学》、陈建功的《鬈毛》到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导师与父亲集中地充当了反讽的对象。虚伪的权威在反讽的嘲弄之下几乎体无完肤。

反讽的风格如此犀利,以至于这种修辞迅速地成为一个特殊的语言部落。然而,当反讽从青年话语转入阶级话语之后,人们感到了意外的贫乏。虚伪的揭露并非虚伪土壤的铲除,反讽止于讥刺而缺乏持续的批判。许多时候,谴责虚伪的仅仅是常识和快感,反讽的尖利多半依赖某种个人的生存姿态:不甘平庸、正直与豪爽、波希米亚气质、蔑视世俗的成功标准、复述“年轻时不是左派没良心,年老时还是左派没脑子”,另一些叛逆迅速地滑向“反社会”,例如逃离家庭、放纵性与毒品,等等。反讽不惮于将矛头对准叙述主体,自我挖苦——叙述主体并不愿意承担正面价值的化身。反讽可能让父辈颜面尽失,但是,反讽者不愿意也无法提供继任的导师和父亲。哲学意义上的反讽指向了形而上学,指向了固定的成规,并且不断地提出另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单纯的反讽修辞仅仅在遣词造句之间显露语言的利刃而无法实现更为激进的意图。换言之,反讽修辞的狭窄视域无法承担改善社会图景的义务;语言的攻击快感消散之后,迷惘的内心无法与改造社会、历史、世界的观念相遇:

如果人们不愿意表露出过于强烈的攻击性,那么,反讽是一个适中的形式。反讽首先意味了疏离和不合作。挣脱了历史气氛的迷惑之后,反讽时刻找得到撬开这个世界的裂缝。这个世界不再迷人,不再发出强大的召唤。进入后抒情时代,反讽表示的是一批过来人的失意。遥远的苍穹不再传来激动人心的神谕,世间已经看不见令人景仰的巨人,总之,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纵声歌唱。后现代主义气息四处弥漫,皈依或者忠诚变得如此陌生。怎样都行,一切都无所谓,又有什么必要洒出一腔热血英勇献身?(28)

反讽显示的独异生存姿态显示了小资产阶级文化的渊源,人们至少可以从冷嘲热讽背后发现一个异于芸芸众生的主体。尽管如此,反讽的犀利锋芒并未在青年话语内部持续扩张,相反,真正的故事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时,那种躁动的、激情的、不无天真的小资产阶级形象开始转向四平八稳的中产阶级。

20世纪80年代,一批后来被冠名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引起了大范围的关注,例如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许多批评家认为,这些小说不加掩饰地展示了日常现实的粗粝、琐碎、无聊,的确“一地鸡毛”。当“现实主义”被解释为高大的英雄从容地驾驭历史时,写作这些小人物的家长里短获得了“新写实主义”之称。如果说,80年代同台竞技的“先锋文学”与“寻根文学”无不显现出某种高蹈的文化追求,那么,“新写实主义”令人唏嘘的主题是,物质生活的强大压力与小人物的无奈。当时或许没有多少人料到,财富、市场、消费形成的意识形态会在文学内部持续膨胀,直至开始深刻地修正青年话语。

对于文学说来,反讽的转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动向。不长的时间里,反讽的阴冷迅速地被兴致勃勃的“无厘头”所替代——据说周星驰是这种修辞的创始人。相对于反讽,“无厘头”的哄堂大笑很大程度地与社会现实脱钩了。周星驰的鬼脸与夸张的戏谑仅仅是单纯的逗乐,一种轻松的、缺乏内涵的喜剧开始广泛流行。哈哈一笑的娱乐或者放松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精神保健操。社会历史的不公、失衡以及满腔热忱的改造逐渐收缩为一个遥远的话题,娱乐消除精神紧张,有助于再造一个稳定的主体维持既有的秩序。如同电子游戏、明星八卦或者各种花边趣闻,喜剧——乃至文学整体——不就是召唤快乐与忘却烦恼吗?这种观点在青年话语之中如此盛行,以至于“寓教于乐”几乎成为一个迂腐的教条。我曾经在分析《大话西游》时指出:

《大话西游》的叙述主体、故事的主人公以及观众已经融为一体。周星驰跳出来卖力地耍了个把戏,周围笑成一片,这时不存在高下贵贱之分。人们用笑声解读主人公的辛酸和尴尬,同时表示多方面的相互认同。换言之,这种笑声制造的是共同体的气氛,讽寓或者批判收敛了锋芒。隐没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放声大笑,陶然忘机,这时,社会结构或者意识形态、善或者恶、左翼或者右翼——诸如此类描述历史状况的概念均被暂时屏蔽。(29)

显然,这种喜剧仅仅是浮动于生活边缘的文化泡沫,不再如同传统文学那般内在地嵌入社会历史,试图改变什么、批判什么或者倡导什么。内在地嵌入社会历史的仅仅是财富,即使作家也这么认为,例如郭敬明。尽管许多批评家对于郭敬明不屑一顾,但是,这个作家的小说发行量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号召力。郭敬明众多拥戴者的年龄表明,他的文学表述在青年话语内部占有特殊的份额——据说,对于郭敬明剽窃行为的斥责仍然无法动摇“粉丝”们铁一般的崇拜。郭敬明说了些什么?这是《小时代》的开始:

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与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北京早就被甩出去两百米的距离了,更不要说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

拎着Marc Jacobs包包的年轻白领从地铁站嘈杂的人群里用力地挤出来,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飞快地冲上台阶,捂着鼻子从衣衫褴褛的乞丐身边翻着白眼跑过去。

写字楼的走廊里,坐着排成长队的面试的人群,每隔十分钟就会有一个年轻人从房间里出来,把手上的简历扔进垃圾桶。

星巴克里无数东方的面孔匆忙地拿起外带的咖啡袋子推开玻璃门扬长而去。一些人一边讲着电话,一边从纸袋里拿出咖啡匆忙喝掉;而另一些人小心地拎着袋子,坐上在路边等待的黑色轿车,赶往老板的办公室。与之相对的是坐在里面的悠闲的西方面孔,眯着眼睛看着“Shanghai Daily”,或者拿着手机大声地笑着:“What about your holiday?”

这是郭敬明描述的时代肖像。许多作家不惮于使用“时代”一词作为作品的标题,例如《启蒙时代》《黄金时代》。郭敬明赋予上述时代肖像的定语是“小”,这显示了他对于这个时代的想象方式。《小时代》围绕林萧、顾里、南湘、唐宛如四个年轻的女性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恋爱。她们分别与各自的恋爱对象编织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情愫暗生与移情别恋抛出了一个又一个小悬念。尽管如此,这张关系网络并未持续扩张,继而延展到各个层面的社会纵深;各种卿卿我我犹如若干年轻人自行组织的穿梭游戏,直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火灾销毁一切。或许,与社会历史脱钩的爱情循环即是“小时代”的涵义之一。郭敬明竭力为他的主人公营造一个塞满名牌商品的上海:包、服饰、化妆品、香水、手机以及各种日常用品,这些logo仿佛是步入上流社会的标志。郭敬明的logo癖好遭到了许多批评家的尖刻嘲笑。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这种癖好或许恰恰是某种匮乏的想象性补偿。也许,文学始终包含了想象性补偿的成分。而我关注的是,《小时代》构思出来的想象性补偿不仅远离陈独秀、鲁迅、茅盾,同时与王蒙乃至刘索拉、徐星、王小波形同陌路。

当然,郭敬明的名牌与上流社会仅仅是某种“白日梦”,许多人清晰地意识到这种“白日梦”的虚幻,例如杜拉拉。《杜拉拉升职记》由李可的同名小说分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与电影,女主人公杜拉拉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她凭借个人才能应聘进入外企,历经各种职场磨练,终于志得意满,从一个普通的销售助理晋升经理。杜拉拉的栖身之地是一个与郭敬明的描述迥然相异的上海。她不得不节衣缩食,兢兢业业地为父亲的手术费和小户型的寓所积攒每一个铜板。杜拉拉的成功可以视为众多白领丽人的范本:勤勉、诚恳、忍辱负重、察言观色,精心平衡各个上司的势力,和悦地迎合所有的客户,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妒嫉的同事之间,总之,规矩、经验与尽职尽责是杜拉拉循序渐进的主要原因。相对于那些激情洋溢的革命斗士或者玩世不恭的嬉皮士,一个标准版本的中产阶级形象顺利诞生。对于杜拉拉说来,小资产阶级文化的残留物只剩下喝咖啡、健身房锻炼与商业英语,叛逆的种子已经窒息。阉割这些年轻人个性的不仅是沉重的物质负担,同时包含关于物质的意识形态。杜拉拉显然接受了外企设置的文化秩序,她的理想是进入这种文化秩序谋求一席之地。可以想象,杜拉拉的愿景是更高的管理职位,更为丰厚的收入,一个体面的家庭,这些因素有助于杜拉拉有朝一日融洽地步入郭敬明所描述的上海。这个意义上,《杜拉拉升职记》与《小时代》属于同一个序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杜拉拉一样成功,只不过失败逐渐与反抗丧失了联系——据说那些不得不跌出中产阶级阵营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称之为“佛系青年”的部落,他们“风轻云淡”的人生姿态毋宁说显明了失意的无奈。

自从诞生之日开始,青年话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拒绝平庸。续写青年话语的时候,阶级话语展开的宏大叙事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投身工农大众缔造历史的阶级壮举,以真正的战士形象摆脱庸人与市侩习气。“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终于获得了实现的正当形式。激情以及力比多正在年轻的躯体内部持续积累,但是,二者不再贮存于“青春期叛逆”的条目之下,而是转换为社会革命的能量。这种宏大叙事包含了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系列青年形象积累的历史期待。然而,反讽制造了一个美学破裂,另一条历史脉络愈来愈明显。杜拉拉的温顺形象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安分守己和循规蹈矩,按照亨利·列斐伏尔的评价,“消极”的中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形式、价值和文化创造。(30)对于列斐伏尔这种左翼思想家说来,中产阶级及其市场、商品、消费制造的文化空间很难赢得其好感。那么,中产阶级文化如何构思青年话语的另一章?这是一个待续的理论故事。

①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1,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②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46页。

③孟登迎:《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一书总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4页。

④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15、117页。

⑤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全集》2,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9页。

⑥蒋寅:《作为诗美概念的“老”》,《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⑦毛泽东:《吴玉章寿辰祝词》,《毛泽东文集》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⑧《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6、65页。

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

⑩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76页。

(11)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6页。

(12)格雷姆·默多克、罗宾·麦克奎恩:《阶级意识与世代意识》,约翰·克拉克、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布莱恩·罗伯茨:《亚文化群体、文化群和阶级》,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等译,第85、328页。

(13)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5卷1号,1918年。

(14)《鲁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5)迈克尔·布雷克:《青年文化比较:青年文化社会学及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30—31页。

(16)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0—88页。

(17)(19)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2,第641、641—642页。

(18)瞿秋白:《多余的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页。

(20)参见沈巍:《〈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论文集”2008年卷。

(21)王蒙:《〈冬雨〉后记》,《读书》1980年7期。

(22)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汇报》1957年2月9日。

(23)另一些批评家注意到了80年代初期的“潘晓讨论”,参见杨庆祥:《“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24)杨健:《1966-1976的地下文学》,第七章“知青文学”与第五章“‘知青歌曲’的泛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25)《毛诗序》,《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1。

(26)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0—62页。

(27)约翰·克拉克、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布莱恩·罗伯茨:《亚文化群体、文化群和阶级》,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等译,第152页。

(28)南帆:《无名的能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48页。

(29)南帆:《五种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30)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3,叶齐茂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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