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轩，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丁娜，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摘要：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根本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投资于人”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本文追溯“投资于人”的历史背景、深入阐释其理论内涵，解析“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互动机理，并进一步探索两者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与支持政策，为新时代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投资于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体系转型；中等收入陷阱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动力结构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从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导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支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标志着“投资于人”不再只是社会政策或分配政策的附属，而是被正式纳入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宏观发展框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关键支撑。因此，系统阐释“投资于物”“投资于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坚实的理论价值。

二、历史背景：从“物本”到“人本”

（一）工业化初期的“投资于物”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资本严重短缺与基础设施薄弱的双重挑战。这一阶段的核心发展战略，是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厂房、机器、道路等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推动工业化快速推进，即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带动GDP增长。这一发展模式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推动中国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攀升，也伴随产生了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区域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为后续发展模式转型埋下伏笔。

（二）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质量红利”

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红利正在由依赖劳动力规模扩张的“数量型红利”，加快转向以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为核心的“质量型红利”。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经济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以物质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为中心的“物本”发展模式，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人的能力、健康和发展潜力的“人本”发展模式。教育与卫生体系的制度化改革，推动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为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奠定了基础。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制度边界，也从以生存保障为主的“救助与兜底型”，拓展为聚焦能力培育、风险防范与需求释放的“发展与赋能型”，更加注重增强个体和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

与此同时，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持续加剧，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不断显现，单纯依靠扩大物质投资和劳动投入已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统筹纳入发展全局加以系统谋划，强调通过改善人的发展条件和提升人口整体素质来夯实现代化根基。“投资于人”由此从过去更多作为民生保障和社会支出的内容，上升为重塑增长动能、提升发展质量的战略选择，标志着我国发展模式正在由以“物”为本，向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高质量参与的方向转变。

三、“投资于人”的理论内涵

（一）“投资于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创新与实践

“投资于人”并非简单的民生投入，而是具有深刻理论内涵的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时代化表达，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创造社会价值的科学真谛，明确了人作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投资于人”的本质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为劳动者提供释放潜能和自由发展的机会，使劳动者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实现劳动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其核心要义在于将人作为发展的核心，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加大对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领域的投入，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多发展资源和机会，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

（二）人力资本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人力资本通常被界定为与物质资本并列的核心生产投入要素。然而，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与知识经济的全面兴起，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中的角色已发生质的转变，正逐步成为影响创新活动的决定性变量。本团队研究成果为上述论断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持：在企业创新绩效维度，作为人力资本核心载体的发明人，其对创新产出的解释力达到企业（物/组织资本）的6∼8倍；而在创新战略选择层面（即探索型创新与利用型创新的权衡），人力资本与企业（物/组织资本）的影响效应呈现出大体相当的特征^[1]。这一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启示价值：人力资本作为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其质量与活力直接决定了创新产出的数量规模与质量水平；而组织资本与物质资本等非人力要素，则主要通过制度设计、资源配置等方式，影响企业创新的方向选择与战略路径。因此，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把“投资于人”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创新能力释放牵引发展动力转换。

（三）“投资于人”内涵的三层扩展：多元协同的理论体系

在高质量发展与“十五五”规划明确“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时代背景下，“投资于人”已突破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的单一维度，形成涵盖能力资本、健康资本、预期与安全资本的系统性理论体系，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成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一是能力资本的形成聚焦教育普及、技能培训与科研人才梯队建设，通过夯实个体知识储备、提升专业技能与创新潜能，直接决定生产效率的上限与产业升级的高度，为技术突破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核心人才支撑；

二是健康资本的培育以全生命周期健康维护为核心，依托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公共卫生防护网络构建与健康管理服务升级，有效延长健康寿命、降低疾病发生率，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数量充足、状态稳定的有效供给，成为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效能发挥的基础性前提；

三是预期与安全资本的构建则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完善托育与养老服务等制度设计，降低个体未来风险不确定性，既能够释放预防性储蓄转化为消费需求的潜力，又能激发创新创业的勇气与动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的内生活力。

这一多元协同的理论内涵清晰表明，“投资于人”绝非单纯的财政支出扩张，而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与制度创新，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战略资本，本质是对长期增长函数关键参数的系统性塑造，最终实现个体全面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共生共赢。

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互动机理：协同共生的发展逻辑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内在统一、协同共生的有机整体。两者作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共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其互动关系体现在需求牵引、供给支撑、循环促进三个维度。

（一）需求牵引：“投资于人”催生“投资于物”的新需求

“投资于人”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催生对物质资本的新需求，为“投资于物”提供方向指引。从个体层面看，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得劳动者对生产设备、工作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推动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施升级投入；收入水平的增长则带动居民对住房、交通、通信等消费品的需求持续升级，牵引相关领域投资增长。从社会层面看，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催生对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物质资本投资需求，如数字经济人才的增加拉动数据中心、智能终端等基础设施投资，高端制造人才的集聚推动精密设备、生产流水线等固定资产投资。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强调“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正是这一机理的体现。在养老领域，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养老服务成为刚需，“投资于人”中的养老保障投入提升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催生了养老机构、康复设备、智慧养老等领域的“投资于物”需求；在教育方面，职业教育的普及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带动了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设备更新等物质资本投资，同时也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人才支撑，推动企业加大生产设备投资力度。

（二）供给支撑：“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提供物质基础

“投资于物”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生产条件，为“投资于人”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和保障。在教育领域，学校教学楼、实验室、教学设备等物质资本投入，是提升教育质量、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在医疗领域，医院大楼、诊疗设备、药品生产设施等物质投资，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保障居民健康的基础保障；在就业领域，产业园区、生产厂房、技术设备等物质资本投入，为劳动者提供了就业岗位和发展平台，使人力资本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于物”能够激发、吸引和留住高质量人力资本。研究发现，创新成果主要来自个体发明人所携带的知识与能力；当发明人流动受限时，企业创新活力会下降。因此，物质投资（如建设实验室、算力中心）必须配合“投资于人”（人才的自由流动与激励制度），才能产生倍增效应，实现“物”的投入与“人”的价值提升良性互动。

（三）循环促进：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互动，最终形成“人力资本提升—产业升级—收入增长—消费扩大—投资增加”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互促进。一方面，“投资于人”通过强化教育赋能、技能培训与人才培育，持续提升劳动者综合素养与生产效能，进而推动物质资本投资的结构优化与配置效率升级，为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注入核心动力，最终通过经济高质量增长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另一方面，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不仅直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释放潜在消费需求，更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加码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而消费结构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的演进趋势，又将精准牵引物质资本投资的方向与重点，催生新产业、新业态等投资增长点，形成“人—产—消—投”的闭环升级。

五、“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结合路径

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需要构建系统完备的实践路径，既要优化投资结构、聚焦重点领域，也要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确保两者在发展中相互促进、在协同中提升效能。

（一）优化投资结构：推动资金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中“投资于物”的比重相对较高，铁路、公路、房屋等物质资本投资相对充分，而“投资于人”的投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实现两者紧密结合，需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将更多资金资源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实现“物”的投资与“人”的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如在教育领域，应持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科学规划布局城乡中小学校，办好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推动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在医疗领域，要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完善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在养老托育领域，应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托育机构和养老机构，完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让“投资于人”覆盖人的全生命周期关键需求。

（二）聚焦重点领域：围绕全生命周期构建协同体系

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关键在于以人的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为主线，将受教育与技能形成、稳定就业与能力提升、安居保障与养老服务等不同阶段的需求，系统嵌入重点领域投资布局之中，在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和区域协调等方面构建“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推进的实施体系，确保物质资本投入能够持续转化为人力资本积累和发展动能释放。

在产业发展领域，应围绕劳动者从技能形成到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建立“产业升级+人才培育”协同机制。一方面，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生产线、产业园区和配套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投资，为就业创造和技术应用提供载体；另一方面，同步推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建设，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式定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开展“技能照亮前程”等培训行动，支持劳动者在不同职业阶段实现技能更新和能力跃升，增强产业投资的长期人力支撑。

在城乡建设领域，应着眼于居民从成家立业到安居养老的全周期生活需求，构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协同模式。在城市更新行动中，既要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公共空间完善等物质资本投资，改善居住环境，也要同步补齐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城市对不同年龄群体的承载能力；在乡村振兴中，既要加强农村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加大农村教育、医疗、就业支持和养老服务等人力资本投入，为人口长期发展和合理流动创造条件，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在生命周期层面的均衡覆盖。

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应围绕人口跨区域流动和生命周期阶段转换，建立“区域布局+人才流动”协同机制。一方面，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统筹优化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投资布局，为人口流动和产业协作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制度安排，降低人口在求学、就业、定居和养老等阶段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引导人力资本在区域间合理配置，实现物质资本布局与人力资本流向在全生命周期层面的动态匹配。

（三）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政策协同与多元参与

实现两者紧密结合，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和政策分割，形成政策协同、多元参与的良好局面。

要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人才需求，同步规划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政策；在制定民生政策时，要兼顾产业发展需要，使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例如，在发展养老产业时，既要出台支持养老机构建设的产业政策，也要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民生政策，实现产业发展与人才供给的衔接。

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投资机制。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支出、政府债券等方式保障基本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领域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益事业，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参与的投资格局。

要建立科学的投资效益评价机制。改变以往单纯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投资评价标准，将人力资本提升、居民生活改善、消费潜力释放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更加重视“投资于人”，推动投资效益从“物的增长”向“人的发展”延伸。

六、以政策合力打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通道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非抽象理念，而是需要通过具体政策工具落到实处，体现在财政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和金融支持体系等多个关键领域。只有在这些政策层面同步发力、协同推进，才能把物质资本投入有效转化为人力资本积累、消费能力提升和创新动力增强，进而形成“投资—能力—收入—需求—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一）财政政策：以“人本导向”的预算与绩效体系重塑投资结构与绩效体系

在财政政策层面，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关键在于从“以项目建设为中心”的支出逻辑，转向“以人的能力与获得感为核心”的绩效导向。一方面，应在继续保障必要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的同时，将教育、卫生、就业培训、托育和养老等“投资于人”的支出，作为扩大内需和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战略性投入，而非一般性消费性支出；另一方面，要在重大“物”的投资项目中嵌入“人”的指标，如就业带动、技能提升、公共服务可达性和使用效率等，把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从“是否建成”拓展为“是否提升人的能力与福祉”。

从创新视角看，学术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创新绩效的贡献显著高于单纯的组织或物质资本投入，若财政支出结构过度偏向“物”，将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和创新潜力受限。因此，应通过预算结构优化和绩效考核机制创新，倒逼“物—人”协同配置，提升财政资金的长期配置效率。

（二）收入分配政策：以“提高劳动回报”为枢纽打通投资与消费循环

在收入分配政策层面，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核心在于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和稳定居民预期，使投资成果更多转化为人的收入与消费能力。传统“重物轻人”的发展模式中，投资收益更多沉淀为资本回报，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滞后，抑制了消费扩张和人力资本再投资。新阶段下，应通过完善工资形成机制、健全技能与收入挂钩制度、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使产业投资、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更多体现为劳动者报酬提升。

从创新与人力资本研究看，个人能力和知识是创新产出的主要来源，只有当劳动者能够分享创新与投资带来的收益，才能形成“能力提升—收入增长—消费扩大—再投资于人”的良性循环。否则，单纯扩大物质投资难以形成可持续内需，也会制约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

（三）社会公共服务政策：以“服务随人走”提升物质投资效率

在社会公共服务政策层面，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关键在于通过高质量、可流动、可衔接的公共服务体系，既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又放大既有和新增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益。教育、医疗、住房、托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既是直接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产业园区、城市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等“物”的投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如果公共服务与人口流动脱节，就会形成对人才流动的制度性约束，削弱人力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从而抑制创新活力。 

本团队研究成果表明，当人才流动受限时，组织对创新方向的控制力上升，但整体创新活力和长期绩效可能下降，这从实证角度印证了“限制人力资本流动会压抑创新”的现实风险[2]。基于此，应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推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随人走、按常住人口配置，把“惠民生”的制度安排转化为“促创新”的硬约束和硬支撑。通过降低人才跨区域流动的生活成本和制度摩擦，使基础设施、产业载体和创新平台等“物”的投资，能够与高质量人力资本实现更高效率的匹配，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以人才流动带动创新集聚、以创新集聚提升投资回报的良性循环。

（四）金融支持政策：以“耐心资本”和“人本信用”促进物质投资与人力资本协同积累

在金融支持政策层面，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关键在于推动金融体系从以物质资产抵押为核心的传统融资逻辑，向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信用评价体系转型。长期以来，金融资源配置更偏好拥有土地、厂房和固定资产抵押的项目，融资标准高度依赖“看得见、可处置”的物质资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重资产项目的支持，却使高人力资本含量、轻资产特征突出的创新型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形成“重物轻人”的结构性偏差。随着发展阶段转变和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单纯依赖物质抵押已难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

面向这一转型要求，应引导金融机构逐步减少对传统抵押物的单一依赖，探索建立以人才团队稳定性、核心技术能力、专利权和知识产权等为重要内容的授信评价机制，推动金融支持从“抵押物信用”向“人力资本信用”转变。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产业投资基金等工具，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同时支持实体项目建设与人力资本培育，使金融资源既服务于设备、平台等“物”的形成，也服务于人的能力积累与创新激励，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创新发展的整体效率。

七、结语

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阶段新特征、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互牵引、相互支撑，构成协同共生的发展逻辑，既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核心路径。

实现两者的紧密结合，需要在优化投资结构、聚焦重点领域、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服务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的协同发力，构建“物”的投入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的制度环境。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我国必将实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同增值、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形成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 Gu, L., Huang, R., Mao, Y., and Tian, X. :How does human capital matter? Evidence from venture capital.,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22,57.

[2]Liu, T., Mao, Y., and Tian, X.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2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