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人经济”是在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将经济发展视角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拓展至国民总收入（GNI），更加关注中国企业和国民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中国人经济”在话语表达和发展理念上集中体现了“十五五”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重大部署，其在目标主体上强调国民福祉和人民至上，在空间维度上重视国民的全球经济活动，在动力机制上突出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并与“中国经济”形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重视“中国人经济”，并非对“中国经济”的否定或取代，亦不能将其等同于从“GDP导向”到“GNI导向”的简单转换。就经济发展哲学和价值贡献而言，“中国人经济”体现了对发展衡量体系与价值目标的深化认识，内蕴着“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从“生产和地域导向”向“国民福祉导向”的理念演进，契合了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内在要求，为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在实践层面，“中国人经济”从产业根基、创新驱动、经济循环、制度环境与开放空间等方面为“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系统思路，并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 键 词：“中国人经济”；“中国经济”；“十五五”规划；高质量发展；国民总收入；人民至上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从本土生产向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构建的深刻转型。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后文简称《建议》），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面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等要求。随后的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在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工作时，明确提出“我们既看GDP（国内生产总值）也看GNI（国民总收入），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2］。这一表述使得“中国人经济”作为一个反映新发展阶段特征的概念受到关注，并进入公共与学术讨论视野。
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话语，目前围绕“中国人经济”的探讨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直接以此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较为有限，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政策解读和评论性分析。相关讨论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其一，从概念内涵来看，区别于“中国经济”对GDP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强调，“中国人经济”更侧重GNI即国民总收入，关注国民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其核心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视为根本立足点［3］，体现了对中国经济的外延拓展［4］。其二，就战略意义而言，既有研究认为“中国人经济”总体上反映出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的提法深度契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6］。其三，关于实践举措，部分专家学者指出，“十五五”时期做大做强“中国人经济”需要积极稳妥“走出去”，推动企业出海，发展完善双向投资政策，鼓励出海企业发挥“中国+N”的战略布局，提升全球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7］。整体而言，现有讨论多侧重于政策导向解析，而在概念的理论建构、内在价值发掘及其与实践的深层关联等方面尚有拓展余地。例如，既有研究中诸如“‘中国经济’转向‘中国人经济’”“从GDP向GNI导向转换”等提法，容易引致后者“替代”前者的关系误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的表述中蕴含的兼顾重视的指向，难以突出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部分研究在具体论述中将“中国人经济”窄化为强调“对外投资”或“投资于人”的概念范畴，难以全面把握概念本身的理论意涵与实践取向，仍需要系统化、学理化的阐释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对“中国人经济”进行初步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讨。首先，结合“十五五”规划背景，深入剖析“中国人经济”提出的时代必然性与生成逻辑。其次，系统阐释理论要义，厘清其与“中国经济”的辩证关系，挖掘其中蕴含的经济发展新理念。最后，探讨“中国人经济”对“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启示，以期为理解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转型路径与开放逻辑提供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二、“中国人经济”的提出背景与生成逻辑
“中国人经济”这一概念并非孤立的话语表达，而是立足于国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现实背景、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理念与实践时代特征的探索成果。理解这一概念的生成，需将其置于从“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的讨论脉络中加以考察，其背后体现出发展理念与衡量体系随发展阶段变化而逐步深化的过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难预料因素增多。在此背景下，“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的提法，可被视为对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重要补充与完善，即在继续关注国内生产规模与速度的同时，进一步将国民在全球范围内的财富积累与福祉提升纳入综合考量。这既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调适，也是推动经济实现内涵式发展、跨越发展转型关口的现实需要。
（一）逆全球化及国际经贸格局重构背景下的发展诉求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重挑战”［1］3。世界贸易组织（WTO）2025年10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将继续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限制措施增多的显著下行风险，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0.5%，较8月份预测的1.8%显著降低［8］。部分发达国家以“去风险”为名，针对“中国制造”构建了以关税壁垒、碳壁垒、供应链审查为核心的发展屏障，对我国以国内生产为基础、深度嵌入国际分工的传统发展模式构成了现实挑战。
从应对经济全球化治理困境的视角看，依赖国内生产、对外出口的增长模式，在面临各类贸易与投资壁垒时，其交易成本与市场准入难度显著增加。重视“中国人经济”，意味着通过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的跨境布局，支持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延伸至东盟、拉美、中东欧等地区，通过“原产地多元化”［9］策略有效规避贸易摩擦，实现产能在外、收益回流的目标。区别于简单的产业转移，这是在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前提下，提高外部势力强行“脱钩”的成本与难度。在此逻辑下，即便产品的生产地不在中国境内，但其产生的利润、技术和品牌价值依然归属于中国企业，从而巩固我国的发展空间与战略主动权。
从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的维度看，过去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分工体系，正逐步转向兼顾发展与安全的新范式，呈现出“区域化”“去中心化”趋势［10］。重视“中国人经济”，实质是推动中国企业从以往“世界工厂”的角色，向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关键枢纽进行转变。通过统筹“贸易+投资”，支持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与营销网络，能够将中国的供应链体系、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深度嵌入东道国经济。这种基于本地化运营的“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全球营销、全球服务”分工模式［11］，有助于形成与合作伙伴高度关联的利益交融格局。同时，通过合理有序的主动布局，中国能够掌握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和资源配置，快速响应需求变化，建立起更有韧性的跨国供应网络，有效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能力与收益分配地位。
从应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开拓新发展空间的层面看，在地缘政治冲突与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下，全球贸易增长动能减弱，传统依靠货物贸易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边际效益递减。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并成为重塑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重要力量。重视“中国人经济”，意味着支持拥有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品牌与全球运营能力的中国企业，通过深化“南南合作”等方式积极“走出去”，深度融入国际生产体系。这有助于将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从以金融资产为主，更多地向直接投资、生产能力合作等经营性资产转化，从而获取更长期、更稳定的要素回报。
（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人经济”这一概念的讨论，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密切相关。在“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强调“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1］3。这表明经济发展不仅要追求量的合理增长，更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在此背景下，重视“中国人经济”可视为对国内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的一种回应，旨在通过优化国民经济的全球布局与收益结构，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重大部署。
从增长动力转换的维度看，长期以来依赖大规模要素投入的扩张模式已面临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大规模投入。但随着人口红利减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依靠有限国土空间推进高强度产能扩张的发展路径已难以持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均GNI与人均GDP的比值长期小于1，与发达国家（通常大于1）形成明显反差。这一差距揭示出我国海外净要素收入仍为负值，表明中国要素在国际市场上获取报酬的能力，仍弱于外国要素在中国市场获取报酬的能力。这是因为部分由国内生产所创造的利润，通过知识产权付费、资本收益汇出等渠道流向境外，而我国从海外获得的相应要素收入则相对有限。因此，从重视“GDP规模扩增”到同时注重“GNI能力提升”的视角延伸，其关键在于支持企业通过技术、品牌、标准和管理等高级要素的全球化输出与布局，推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从而提高国民财富的积累效率，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奠定基础。
从产业结构升级与构建全球化生产体系的角度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当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并存，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在此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引导部分标准化的成熟产能有序向具有比较优势的海外地区布局，有助于国内集中资源，聚焦于研发设计、品牌培育与服务提升等高附加值环节，推动产业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实现国内产业升级与全球布局优化的战略协同。当前“走出去”日益成为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微观上很多企业在找出路，在全世界找落脚的新去处”［12］。根据商务部最新数据，2024年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ODI）为1 438.5亿美元，涵盖151个国家和地区、9 400家企业。以往以资源寻求或成本驱动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其局限性和脆弱性日益显现。新的趋势表明，以技术协作、标准对接和供应链体系协同为导向，旨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对外投资合作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这实质上是将国内产业发展能力与产业链治理经验进行全球拓展，推动部分核心企业向全球资源整合者与规则协同者转型。因此，重视“中国人经济”、系统提升企业全球要素收益获取能力的发展视角，正是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下，作为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5这一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积极回应。
（三）GDP的“地域”属性局限与GNI的“国民”属性补充
理解“中国人经济”的生成逻辑，基础切入点在于辨析其与“中国经济”在核心统计指标上的关联与区别。“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宏观总量概念，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中通常由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来衡量和定义。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13］。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其作为核心指标，用以反映一国经济的生产规模、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GDP的持续高速增长，为中国综合国力跃升、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GDP指标也有其分析边界与功能局限。其一，GDP本质上是一个反映生产成果的概念，侧重于衡量产出的价值，而难以直接反映这些产出成果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其二，GDP有严格的“地域”属性，只计算发生在本国领土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这意味着，一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所创造的增加值，会计入东道国的GDP，而非中国的GDP；反之，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的产出则计入中国的GDP。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国门，在海外进行投资、经营、研发和工作，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外经济活动。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利润、利息、薪酬等要素收入，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处于传统GDP指标的统计视野之外。
为弥补上述局限、全面衡量一国国民的收入水平和全球经济活动参与度，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这一指标得以被强调，并且与“中国人经济”的概念高度关联。GNI更关注“人”，其核心特征在于“国民”属性。GNI以一国公民或常驻单位为统计主体，衡量的是“国民”凭借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等）在国内和国外所获得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它不仅包括国内生产活动产生的收入，还包含了从国外获得的净要素收入。因此，GNI是一个反映收入总量的概念，能更完整地体现一国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创造并获取价值的总能力。如果说，GDP导向的是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经济规模扩增的开放发展模式，那么GNI则对应着以内生发展能力为支撑的全球化发展导向，能避免过度依赖GDP而导致的路径依赖、供需失衡［14］等问题。
“中国人经济”概念的提出，可以理解为从“GDP视角”向兼顾“GNI视角”的重要拓展。它并非要取代GDP指标，而是在持续关注国内生产规模及其增长的同时，对国民总收入及其全球来源予以重视。这一视角的调整延伸，是对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化、对外投资与开放水平日益提升之现实的直接回应。它要求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不仅考量如何在国内“组织生产”，更要关注如何在全球“获得收入”和“增进福祉”，从而引导资源配置更加注重提升国民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综合收益与长期竞争力。
三、“中国人经济”的理论要义与价值贡献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表述，将关注点从国内生产总量扩展至国民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与总收入。其生成逻辑与“十五五”时期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深度契合。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部署来看，发展“中国人经济”，意味着积极“走出去”并连接全球资源，进而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战略理念和现实举措，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反哺中国市场，以开放促发展，最终实现国民福祉的全面提升。
（一）“中国人经济”是聚焦国民福祉、全球配置与创新驱动的综合性概念
作为一个在政策讨论中涌现的概念话语，“中国人经济”的内涵与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紧密关联。深入把握其要义，可以从主体、空间与动力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
第一，在目标主体上，“中国人经济”更加强调国民福祉与人民至上。“中国经济”的概念常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关联，侧重于衡量一国领土内的经济活动总规模。而引入“中国人经济”的视角，则促使我们同时关注国民总收入（GNI），即一国居民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所获得的初次分配收入总和。《建议》明确指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强调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1］7-8，这反映出“中国人经济”的概念话语在主体层面的核心关切。这意味着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不仅要看“生产了多少”，而且需要考量“国民获得了多少”，其实质是在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增添了一个更直接关联国民实际获得感与收入水平的维度。因此，“中国人经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经济统计与政策考量层面的进一步细化，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第二，在空间维度上，“中国人经济”更加强调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全球性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对应本国范围内的生产活动总和，“中国人经济”则反映我国经济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资源、创造并获取价值的能力，体现了国民经济活动半径从本土市场向全球市场的系统延伸。这表明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经济韧性不仅存在于国内庞大的产业链与市场之中，也体现在中国企业、人才和标准在世界各地的深度参与之中，具体包括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国劳动者的跨国劳务收入、中国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溢出等。重视“中国人经济”，要求我国的经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紧跟时代变化，在持续做强国内经济根基的同时，也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1］19，为“走出去”的经营主体构建更有效的权益保障、风险防控和服务支持体系。
第三，在发展动力上，“中国人经济”强化了以人的发展和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增长逻辑。GNI的持续增长，尤其来自海外的部分，更依赖于知识、技术、品牌、服务等高端要素所产生的附加值。“中国人经济”的壮大，根本上依托于本国企业及国民的全球竞争力，这要求我国产业通过内生动力的建构避免在全球范围内的“低端锁定”［15］，从依托低价土地、劳动力投入的“世界工厂”转型为具有技术、人才、资本等多方优势的新兴经济集群。在此基础上，“中国人经济”将发展的动力源泉更加坚定地指向“人”的现代化，强调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长期性系统性的投入。《建议》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关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组织培养的良性互动对于推进科技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这契合了发展“中国人经济”的内在要求，共同指向了一条创新驱动与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进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的辩证关系
理解“中国人经济”，必须将其置于与“中国经济”的有机联系语境中。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意味着二者合作并行，而非前后替代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从“GDP导向”到“GNI导向”的转换。“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构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旨在实现国家发展与国民福祉的同频共振。
首先，“中国经济”是“中国人经济”发展的根基和保障。强大的国内生产制造能力、完善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构成了孕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人才的深厚土壤。没有本土坚实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企业的海外拓展将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后援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富有韧性、高质量运行的国内经济循环，不仅为“走出去”提供了产品、技术和资本，更能够在全球化环境波动时成为稳定预期的“压舱石”。因此，做强做优“中国经济”，是发展“中国人经济”不可或缺的前提和保障。
其次，发展“中国人经济”是“中国经济”质量提升与价值延伸的重要路径。“中国人经济”的健康发展，能够对国内经济形成积极的“反哺”效应［5］。一是促进资本与知识回流，“出海”企业所产生的利润和知识收益，可以回流国内并转化为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市场信息，助力国内产业升级与创新。二是增强资源配置弹性，通过全球布局，本土企业可以更灵活地利用国际资源、市场与人才，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缓解国内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并为中国标准、中国服务“走出去”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三是提升国际规则适应性，企业深度参与全球运营，有助于我国更主动地参与相关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营造更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最后，二者统一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中。新发展格局可以被视为统筹发展“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的战略框架。一方面，“国内大循环”强调把国内大市场做强做优，提升“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构成了发展“中国人经济”的稳固基石。另一方面，“国际循环”通过“中国人经济”的积极作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整合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从而在扩大国民总收入的同时，也通过外部竞争与合作倒逼国内产业升级。二者在新发展格局下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为“中国人经济”的全球拓展提供强大支撑；“中国人经济”的开拓进取又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注入新活力、开辟新空间。因此，强调“中国人经济”，意味着在推动中国经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旨在实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与国民全球发展能力的协同提升。
（三）“中国人经济”内蕴的发展哲学及其价值贡献
“中国人经济”的概念话语，内蕴着“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从“生产和地域导向”向“国民福祉导向”的理念演进。其为理解中国当前的开放战略与发展理念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工具，并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叙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其一，“中国人经济”体现了对发展衡量体系与价值目标的深化认识。发展理念是随着实践演进而不断丰富的。长期以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中国人经济”及“GNI导向”的视角引入公共讨论，可以看作对发展评价体系的一种补充与平衡。“中国人经济”意味着在继续重视生产规模的同时，将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尺更加明确地向“国民实际获得的收入与福祉”这一端延伸，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彰显。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有助于将宏观的经济增长与微观的居民收入、将国家的整体实力与国民的个体获得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要求各项经济政策与改革更好地统筹效率与公平、总量与结构、生产与分配，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其二，“中国人经济”契合了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内在要求。中国过去的开放重在扩大出口、吸引外资。随着全球形势的演变和我国发展阶段的转变，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进程正向纵深拓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经济”的概念话语指明当前的开放不仅是一国范围内以及国与国之间市场的地域性开放，更可能是生产网络、创新体系与资源要素配置的深度全球化融合。中国在继续吸引全球优质生产要素的同时，其本土成长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也正成为全球化的新动能。这要求我们积极构建一种“开放合作、互利共赢”［1］19的发展生态，既支持中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以提升竞争力，也通过制度型开放吸引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市场，由此形成一种更成熟、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开放型经济模式。
其三，“中国人经济”为构建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概念范畴与实践滋养。如何描述并解释一个深度融入并影响全球经济的大型经济体的复杂实践，是当前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前沿课题。“中国人经济”这一概念话语的提炼，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国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的理论回应。这一概念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跳出单一的、静态的地域生产视角，而从国民财富的全球创造与分配这一更具动态性和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现代开放型经济。基于此，可进一步衍生出对国民财富的全球构成、内外循环的联动机制、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不仅对于指导中国自身的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全球发展经济学贡献了基于中国经验的新的思考维度。
总体而言，“中国人经济”是在特定政策语境下提出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极具启发意义的概念表述。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十五五”时期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对内夯实根基与对外拓展空间、追求经济规模与关切国民福祉、利用全球资源与贡献中国力量之间需要实现的动态平衡。对于“中国人经济”的剖析和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话语框架。
四、“中国人经济”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启示
“中国人经济”所指向的实践，并非局部政策的调整，而是一场系统的经济治理探索，在此之中始终贯穿对“人”本身的关注。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发展导向，为“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体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筑牢实体根基：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GNI增长的基础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议》明确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1］8-9，强调积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产业体系。从发展“中国人经济”的视角看，强大的本土产业不仅有助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与人才，而且构筑了企业积累资本与技术、进而在全球布局的根基。
首先，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直接关系到国民就业的质量与收入水平。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绿色转型培育可持续优势、产业融合创造新业态，能够催生出更多高附加值环节和高技能岗位需求。这实质上有助于提升附着于国内产业的劳动与资本等要素的产出效率与价值。当国内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并整体迈向中高端时，本国劳动力和资本所能获得的回报率也随之提高，这构成了GNI国内部分增长的重要基础。其次，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旨在开辟国民收入增长的新源泉。当中国的企业、科研人员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并形成产业集群时，其所创造的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商业利润将成为GNI增长的重要动力。这要求既有的产业政策不仅要关注国内产能，更要关注如何通过完善产业生态“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1］9。最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国民经济活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应对风险能力的支撑。“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16］，高效的国内物流网络、普惠的数字基础设施、可靠韧性的能源体系，不仅服务于国内大循环，也直接赋能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因此，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数智化改造，可被视为改善中国企业和个人参与国内外经济活动整体环境的积极举措，有助于提升国家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与安全韧性。
（二）强化创新驱动：以新质生产力巩固科技现代化的战略支撑
党和国家在“十五五”时期的战略部署中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突出位置，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展“中国人经济”，离不开科技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亦不可忽视对创新的激励和对人才的培养。
第一，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旨在掌握价值创造的主动权，逐步摆脱对外部高端要素的依赖。关键技术领域的对外依赖，不仅影响产业链安全，也意味着产业利润以知识产权许可费、核心零部件溢价等形式流向国外，制约了本国GNI的增长。通过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难题，有助于增强我国企业对全球要素的掌控力，推动全球市场议价权的增强和国民总收入的提升。第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打通从知识创造到市场价值、从国内生产到全球收益的关键桥梁。《建议》提出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1］12。重视“中国人经济”，就是要支持企业（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构建全球化研发网络，吸纳国际顶尖人才，围绕全球市场需求构筑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互促生态，进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效益。第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有效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17］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对此必须准确把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重点任务和能力建设一体统筹，培养更多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为发展“中国人经济”提供强大的人才队伍保障。
（三）畅通经济循环：以强大国内市场支撑国民福祉与全球布局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建议》明确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1］14。这一部署深刻揭示了扩大内需对提升国民福祉与促进GNI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意义。其不仅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内部支撑，也是积累人力资本、增强中国经济全球竞争优势的深层基础。
其一，通过大力提振消费提升国民福祉。当前国内大循环面临诸如消费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18］。在此背景下，《建议》要求“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1］14，旨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居民消费能力和居民收入同步提升。这不仅有助于提升GNI的构成质量，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需求牵引和应用场景。其二，以投资结构优化夯实人力资本基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1］15，意味着公共投资逻辑从传统“物”的基建更多地向教育、医疗、职业技能培训等“人”的领域倾斜。此类投资直接关乎国民素质与长期发展能力，是将“投资于人”理念落到实处、突破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根本途径，也是支撑国民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更高要素报酬的有力举措。其三，以全国统一大市场降低国民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这要求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由此形成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位势的促进力量。
（四）优化制度环境：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经济活力
加快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为发展“中国人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一方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平等地位，是激发“中国人经济”微观活力的制度基石。民营企业是“走出去”最活跃的力量和创新的重要主体。当前，党和国家强调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要求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包容、宽松的社会氛围”［19］。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人经济”需要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服务和品牌，由此提升中国企业对于全球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另一方面，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能够为国民财富在国内及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提供制度支撑。要素自由流动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促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意味着中国企业和个人能够更便捷地参与市场交易和跨境配置。同时，发展“中国人经济”，不仅要在微观层面讲效率，也需要在宏观维度强韧性。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既要求国内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1］17，也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等释放出更强的跨周期调节和国际风险应对潜能，守护好中国经济的国内基本盘，并为国民的海外经济活动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和必要的风险管理工具。
（五）拓展全球空间：以制度型开放塑造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十五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建议》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1］19进行了专章部署。其深层意蕴在于：新时代我国开放战略正从侧重商品要素流动，向强调制度协同与治理参与的“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
首先，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能够为全球范围内的国民经济活动提供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坚持将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要求我国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与劳工标准等领域持续优化规则体系，“既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16］294，增强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兼容性。其次，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构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良性循环。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不仅能够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而且能够通过高水平外资、先进技术等提升国内产业整体水平与劳动力素质，夯实提升国民收入水平的基础。最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是塑造对我国有利的长期外部发展环境、拓展“中国人经济”战略空间的必然选择。《建议》强调加强同共建国家的战略对接与利益融合，“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1］20，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这种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开放合作，能够为我国“出海”企业营造更加友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通过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规则制定等全球经济治理进程，我国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自身发展权益，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为“中国人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提供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的环境保障。
五、结语
“中国人经济”概念的提出，不单纯指向经济发展衡量维度的“增设”或“调整”，更体现为一种发展哲学层面的深化，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坐标正经历从侧重“生产规模”与“地域总量”的传统导向，向更加注重“国民福祉”导向的理念演进。在这一进程中，“人”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核心依托；其中蕴含的“投资于人”等理念，构成了增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内生动力与“中国人经济”全球竞争优势的战略支点。“中国人经济”在概念话语与实践取向上，集中体现了“十五五”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重大部署。
“中国人经济”概念的生成与应用，有助于我们反思并超越长期以来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评价指向，进而探索构建一套反映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统筹国内生产与国民福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自主发展评价体系。这不仅是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路的理论回应，也为思考如何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贡献了基于中国实践的概念框架与方案启示。
展望未来，围绕“中国人经济”的探讨，其生命力在于实践与叙事的共同发展。一方面，它需要在“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开放等具体实践中持续接受检验并丰富其内涵；另一方面，如何在国际语境中阐明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通过和平发展与制度型开放，系统性提升全体国民福祉的宏伟进程，讲好其中蕴含的发展理念与共赢逻辑，将成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这既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的理论提炼，也是参与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和经济叙事的一次主动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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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25LLLJC083）
引用格式：陈晓仪．“中国人经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话语创新与实践取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110-121．
陈晓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