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一级学科以来，学科建设显著加速，形成了全国性的“区域国别学热”，并围绕学科建设产出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当前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趋向之一是构建统一且独立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这一趋向对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作为紧密依靠差异化知识和个案研究的新兴学科，区域国别学过早理论一般化和方法普遍化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学科的长远健康发展。区域国别学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中国面对自身发展模式演进、国际格局变动及对外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对区域国别知识的巨大现实需求。作为以客体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新兴学科，区域国别理论的发展不能偏离解决知识稀缺、提供知识产出为主的方向，更不能在知识产出任务还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就急于求成，人为“催熟”学科理论体系。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应肩负起培育具备全球视野、中国底色、对象视角的复合型人才与产出研究成果的时代任务，秉持“身体在场”的学术理念和游学传统，不断推出真正服务于现实的优质知识产品，坚持在知识生产中同步推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作者：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吴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
摘自：《拉丁美洲研究》2025年第2期；原题为《区域国别学还是区域国别学学？——对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动态的一点思考》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7期
新兴技术革命与地缘政治竞争交织，使传统区域国别研究范式难以有效回应时代重大命题。长期以来，西方以“东方主义”视角垄断话语权，导致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生产的话语权严重失衡。伴随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与海外利益拓展，亟须构建服务国家战略、规避西方认知陷阱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尽管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取得初步进展，但仍存在优质的具象化研究成果不敷需求，重通用理论和普遍方法、轻具体认识和田野知识等问题，亟须反思如何坚持学科初心、回应时代需求。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与反思
（一）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成果与研究热点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2022年9月被正式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来，学科建设进入快车道，形成全国性的“区域国别学热”。在政策牵引与资源倾斜的双重驱动下，学科成果实现体系化突破。第一，高校智库与人才培养体系加速完善。第二，学科交流平台与学术共同体快速搭建。第三，学术发表渠道明显扩展。作为学科知识生产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类期刊种数近年来快速增长，并呈现出“区域聚焦”与“跨学科融合”的特征。第四，中国区域国别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增长显著，相关著作与论文实现了爆炸式增长。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分析，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主频词包括“交叉学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外语学科”“区域研究”“区域国别”和“中国特色”。其中“交叉学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心性和频次最高，居于较为突出的地位，是区域国别学的热门议题。
（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反思
第一，中国的区域国别基础知识产出尚未满足当前需求，急于构建所谓的学科理论反而可能占用原有的知识生产渠道。在国际问题研究类核心期刊数量未变的前提下，关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论文数量连年增长，实际上挤占了原有区域国别研究期刊的版面，抑制了区域国别类知识的生产。第二，区域国别学发展如果过分执着于对概念和学科体系的界定，有可能忽视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回应现实世界对知识生产的实际需求，背离学科升级调整的初衷。当前学科设置中的一项突出问题在于对研究单元与学科层级划分的定义争论非常激烈，纠结于二级学科划分的数量和方法，而现实中并不具备可准确界定的实操性。第三，区域国别学若执着于构建统一且独立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过早抽象化和一般化，反而可能抑制学术生态的繁荣景象，不利于学科的健康生长。当前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应优先强调田野知识的积累、语言能力的培养以及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引入与运用。在尚未形成足够区域经验与知识储备的阶段，若仓促推进理论化、统一化，可能扼杀学科潜在的多样性，限制其未来的发展空间。
此外，当前各学科竞相主导区域国别学话语权与研究范式的趋势，实则偏离了该学科强调跨学科融合与协同发展的根本理念。若延续由单一学科主导的理论建构路径，势必导致区域国别学被囿于既有学科的理论范式之中，进而严重制约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创新的可能性。学科的设立应该服务于人的认识活动需要，而不是束缚人的认识活动或支配人的认识活动。换言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应坚持“先经验、后理论”的路径：应该允许先进行“野蛮生长”，后开展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先关注“树木”的培育，再进行“森林”的规划。在这一过程中，应强调做“区域国别学”，而非急于建构“区域国别学学”。
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设立的动因与时代使命
（一）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设立的动因分析
中国正式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标志着其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对现实发展迫切需求的主动回应。
第一，中国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需求。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深刻转变。中国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求中国更积极地融入全球经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实现从“世界工厂”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升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成为新常态，大批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赴海外投资经营，开拓国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充分了解东道国的国情与风险，成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应对的课题。区域国别学正是为了解决上述课题而提供知识支撑的关键学科。与此同时，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开放的“优进优出”需要精准掌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动态，这就提出了与之高度契合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智力支持要求。
第二，中国应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客观需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为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迫切需要增强对外部世界的深度认知和研判能力。中国要在变化的国际格局中掌握主动，离不开对各地区形势的透彻研究以及对全球治理议题的参与规划。在权力转移和国际格局剧变的大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也对区域国别知识提出了更高需求。因此，无论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新理念，都需要大批精通不同区域的专门研究人才来落实。
第三，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客观需求。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更加强调风险管控和可持续合作。其次，中国在周边外交和大国关系上也进行着策略调整，更加注重精准施策和分类合作。最后，随着中国对外利益的扩展和海外公民、企业数量的增加，保护海外利益已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保障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上能够“谋定而后动”。它一方面为国家战略谋划提供前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学科培养为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
（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时代使命本质上是将全球性、本土性与主体间性三者辩证统一的过程。这一学科既需回应“大国之学”的战略需求，又需在文明互鉴中实现知识生产的范式革新。唯有通过全球视野的宏观洞察、中国底色的理论自觉与对方视角的伦理关怀，才能培育出真正具备“双向赋能”素质的区域国别人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全球视野”，培养“大小结合”的复合能力。做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看到全球的“大格局”，不是悬在空中不接地气而奢谈战略。但区域国别研究真正的难度和价值是“见微知著”，具体到某个国家或某个热点事件，通过对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深入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发展趋势。既能“由小见大”，也能“由大及小”，真正看清不同国家的角色和意图。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带有“中国底色”，构建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中国底色强调研究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觉，研究者应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运用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避免单纯套用或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建立“对方视角”，真正做到换位思考。要真正理解对象国的处境、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摒弃高高在上的观察者立场，以平视的态度真正走进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语境，实现深入的理解和客观的解读。在此过程中，还需要研究者在交流中不断地进行主体和客体视角之间的灵活转换，防止陷入单一视角或文化偏见，从而避免学术研究中的片面性与自说自话，实现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有效互动与沟通，最终实现双方的理解和共识。
“身体在场”：以游学传统推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
中国古代的游学传统不仅是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文化理念。这种“身体在场”的知识生成路径，对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游学传统与区域国别学的内在契合：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
第一，游学传统与区域国别学皆注重文本与实践的互动，知识获取逻辑相同。中国古代游学不以纸上谈兵为学问终点，而是强调以行践知、以实证理。当前区域国别学中也面临“理论霸权”问题，西方的“民主转型”“现代化路径”等模型常被机械套用于非西方世界。中国古代的游学传统提醒我们：实地观察不仅是补充材料，更是对知识框架本身的修正过程。
第二，游学传统与区域国别学皆强调与“他者”深度相处，跨文化理解路径相同。古代游学者在旅居中，不仅求知识，更接触异文化、异习俗，从而生发出对“多样性”的理解与尊重。这种深入“他者生活世界”的能力是区域国别学最为核心的人才素质之一。同时，语言浸入也是游学传统的重要一环。与今日课堂语言教育不同，古人通过长期在异地生活习得方言、俗语乃至文化语境。这启示我们在语言教育中应强化“非课堂”元素，鼓励学生进入对象国市井、农村等非正式场所，汲取真正的文化语感。
第三，游学传统与区域国别学皆属于问题导向的学术生产，也是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中国传统学术长期以“经世致用”为导向，游学不仅是求知，更是为国为民之实践预演。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逻辑与区域国别学的本质相契合。
（二）以游学经验重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模式：在地能力的系统塑造
第一，推进从“课堂中心”到“在地中心”的培养模式更新。参考古代士人的“负笈远游”制度，应倡导学生在对象国进行为期1～2年的连续驻留考察。这种“深潜式”驻点有别于“走马观花”式的短期调研，有利于学生深入对象国社区、宗教场所、市场与家庭，构建立体化的在地认知。此外，朱熹、王阳明等人在游学中开坛讲学、与弟子论道，形成类似“师徒制”的学术共同体。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可借此模式，设立“田野工作坊”，由资深学者带队赴对象国，与学生共同完成调研、写作与反思，打造知识共创型团队。为保障游学实践的顺利开展，建议设立“游学导师库”，邀请对象国精英、中国外交官、中国企业驻外人员、在地侨领等担任顾问，为学生提供文化适应、安全建议与研究资源。同时，推动与对象国高校共建研究基地，设立跨境研究站点，打造博士生工作坊，充分运用两地资源，使得游学模式制度化。
第二，培养田野感知力、动态整合能力和实用技能。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在对象国面临的并非抽象模型，而是复杂、多变甚至充满矛盾的现实。一方面，需要高度敏感的田野感知力和较强的知识整合能力。鼓励学生在实地游学过程中同步推进文献学习、田野记录与理论建构，打破“先学理论后实践”的割裂路径，形成“读—行—思”一体化学习闭环。另一方面，需要危机应对能力的培养。古代游学者常面对战乱、流寇、瘟疫等不测环境，今日区域国别学者亦需具备跨文化冲突调解、卫生防护、法律应急等复合能力。例如在疫情、骚乱频发地区，如何保障自身安全并持续开展研究，是人才培养中不能忽视的环节。
第三，构建从论文到田野成果多样化衡量的评估体系。传统学术评估体系过于看重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忽视了区域国别学的实践属性。学术评估体系改革应降低纯学术论文的权重，鼓励学生基于田野经验产出民族志纪录片、社区规划方案、政策建议报告等新型成果。同时，应引入对象国本土专家的评价，构建多元反馈机制，避免“自我东方化”倾向，提升研究的在地性与可实施性，例如，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中国伙伴国建立共同的学术评价体系和研究构架。共同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能够摆脱西方学术霸权，夺回全球南方国家对自身学术成果的话语权，形成相互认可的学术共同体。
结语
区域国别学在中国被设立为新的一级学科并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学界和公众对“他者”的好奇心，而是源于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事务背景下，对真实、具体、在地的区域国别知识需求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中国要思考以何种方式“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影响世界”，更要思考如何将这种认识能力转化为服务现实需求的知识产品。因此，区域国别学的发展需要切实回应好“四个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区域国别学不应只为满足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而应成为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重要抓手和思想源泉。然而，从当前的发展状态来看，中国区域国别学在建设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向。一方面，学术界更加关注体制机制的搭建，比如学术机构的设立、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以及各类学会的组建，着力于资源的整合与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与理论体系构建上，往往倾向于追求“统一性”“体系化”，希望尽早确立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学术范式。在国家对高质量区域国别知识需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如果做不到“求全”，就应在“求精”上下功夫。只有在重点领域打造出一批能够真正服务于现实的优质知识产品，区域国别学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也才可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其学科价值。反之，若一味追求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却忽视了落地性与实用性，恐怕会在历史的重要窗口期错失发挥现实作用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