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秦宣，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佳宁，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秦宣,郭佳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J].探索,2026(1):30-41.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相通、人文精神相承、道德规范相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在不断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进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并进一步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发挥着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理论根基、提供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的重要功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坚持守正创新，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秉持开放包容，在弘扬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和有力支撑。
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现代化基本属性所决定的内在规定与各国特殊情况所凸显的独特特征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367，并强调“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2]316。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既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既源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定性，也源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和资源禀赋。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精神命脉和文明底色，深刻形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鲜明特征、价值指向与实践旨归，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独特标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强调要“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3]26。这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再次明确了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脉的重要作用，需要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系统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全面把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在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培根铸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不断激扬创新创造活力。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从多维视角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交汇，扎根历史深入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曲折历程，立足现实系统探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丰富素材。
第一类研究以理论逻辑展开，主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4]，“人口规模巨大”继承了“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源于“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契合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出“和合”智慧[5]。有学者认为，“保合太和”的宇宙观与“大道之行”的天下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和深层逻辑[6]。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7]。
第二类研究以历史逻辑展开，主要探讨近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曲折过程。有学者聚焦现代化起步阶段对于传统文化的极端态度，如晚清兴起的“中体西用”“西学中源”、民国初年的“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将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障碍，而文化保守主义陷入复古迷思，无不陷入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的二分对立中[8]。有学者聚焦中国共产党对于二者融合的探索，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指明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总体实践道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将“小康”概念融入现代化目标，进一步明晰了以传统文化支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新时代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作为标志，体现着文化自觉的新高度，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鲜明的路线图[9]。
第三类研究以实践逻辑展开，主要探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作用和实践路径。有学者从“两个结合”出发提出，通过激活传统理念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传统文化精神血脉融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0]。有学者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要打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11]。有学者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出发，主张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文明对话破解“文明冲突论”[12]。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系统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要素体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进程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较为深刻地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然而，现有研究的学理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强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传承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嬗变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探讨有待深化；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以辩证唯物主义视域考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巨大能动性作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方法论的维度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文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尝试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之处，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分析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为更好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提供知识增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470-471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我们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将对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产生影响。历史继承性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意味着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与文化传统必然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土壤，在吸收中华文化精髓中开拓和发展，这一内在逻辑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高度契合。分析把握这种多层次的契合，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态与结构入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4]314这一重要论述清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层次与结构，即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思想观念指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等深层次、根本性的宏观维度，人文精神指精神、价值等中观维度，道德规范指具体表现的微观维度。从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三个维度审视不难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人民观等思想观念与传统文化相通，所体现的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等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相承，所涵盖的道德规范与传统文化相契合。
(一)中国式现代化鲜明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作为最根本、最深层的哲学思想和思维逻辑，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观念既为社会实践提供根本指引，又塑造着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批判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并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相结合，通过实践探索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民族特质的哲学思维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5]15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鲜明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具体体现为两者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民主观上高度契合。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蕴含着“民为邦本”的民主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凸显中国自古以来以人民为国之根本。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蕴含着“天下为公”的社会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体现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权有无，均贫富”体现着中国古代追求公平正义、主张均平共富的朴素理想。与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蕴含着“厚德载物”的道德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庶之”“富之”“教之”强调不仅要物质富足、还要精神富裕。“富润屋，德润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论述指明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意义。与西方国家物欲膨胀、精神异化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体现天地相通、万物共存共生的生态系统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揭示了天、地、人是自然的有机整体，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与西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强调绿色发展，明确指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相契合。“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指从家庭到社会再到天下都崇和向善的价值观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推崇求同存异的“贵和”思想；“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体现和睦相处的外交理念。与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观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人类共同福祉。
(二)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作为文化精髓和民族基因，人文精神植根在每一个人内心，不仅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重要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个体的认知范式与行为取向。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独特的价值体系和丰富的精神品质，其核心在于确立“人”的价值地位，强调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和精神的关怀与尊重，追求社会和谐。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与显著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既保持自身的历史连续性与结构稳定性，又不断与时俱进，充分彰显了民族精神的时代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16]13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具体提炼为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这些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奋发奋起的重要原因，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延续与革新。
一是与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核心范畴的“家国同构”理念，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敬天保民”的政治哲学萌芽。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是对中国古代将个体、家庭与国家命运熔铸为有机整体的人文精神的标志性表达，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价值序列。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爱国精神实现了价值认同的升华，即传统忠君观念升华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以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西方现代化模式深陷民粹主义泛滥与认同危机的困境时，家国一体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国破解现代化难题的关键所在，更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与理论启示。
二是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脉相承。《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凝结着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对个体德性的修为要求以及对社群伦理的价值追求，构成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底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无论是应对自然挑战的实践探索，还是面对外族入侵的顽强抵抗，奋斗精神逐步熔铸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民族品格。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将这一传统精神淬炼为系统的革命精神谱系：井冈山精神彰显“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志气；“两弹一星”精神体现自力更生的勇气；改革开放精神展现敢闯敢试的锐气。这种奋斗精神既保持历史延续性又体现时代创新性，使中国式现代化避免了西方现代化中常见的“发展——享乐——停滞”陷阱。当部分发达国家陷入福利依赖和增长乏力的困境时，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华民族应对自然挑战、社会变革时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三是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一脉相承。中华文明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关键在于其“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多民族文化的吸纳兼容以及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实现自我更新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动态延续包容精神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的范式创新，传统“美美与共”理念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现了文化理论的兼容创新，传统“和合共生”思想转化为“两个结合”的理论优势；实现了发展道路的系统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智慧孕育出多样化现代化路径。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传统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冲突论”“零和博弈”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又贡献了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方案。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核心价值观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作为维系社会秩序、塑造国民品格和引领文明风尚的价值基石，不仅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构筑伦理基础，而且是实现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并强调“我们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断提高人们道德水平，提升人们道德境界”[17]5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关于个人的自我规定、关于人与人的秩序规定、关于人与社会的价值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道德基础和社会价值准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具有深刻的契合性。这种契合不仅体现为道德规范的传承，更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构建了“修齐治平”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实现了对道德基因的延续。
一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兼善天下”“藏富于民”树立宏观层面的道德理想，寄予国家“富强”的愿景；“民贵君轻”强调政权合法性源于惠民，体现为“民主”的价值目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强调通过礼乐教化、德性修养构建“文明”社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致中和”，这与“和谐”价值观相呼应。
二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合包容的社会理想主张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理念倡导多元共存，与“自由”“平等”相融通；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反对“不义而富且贵”，体现崇尚“公正”的伦理原则；法家提倡“刑无等级”，为“法治”的价值理念提供了历史依据。
三是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和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是“爱国”精神的传统体现；“执事敬”等思想、“业广惟勤”的勤勉态度和“敬业乐群”的协作精神，显现出传统文化中的“敬业”观念；“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诚信”构建道德根基；“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人精神，是传统文化在“友善”中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道德规范的结构性契合，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续与升华。在这一过程中，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伦理穿越时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路径焕发出现代活力，体现了当代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理
马克思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8]649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的精神因素，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持久的、深沉的、有力量的推动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在不断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进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并进一步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理论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历史遗产，而是内化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中，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9]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思想根基。
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正确认识和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毛泽东主张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既反对全盘否定，也拒绝盲目复古。对于传统文化，他提出既要“吸收民主性的精华”，也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20]707，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甄别。其次，毛泽东注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新内涵，提出“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使其服务于革命与建设。最后，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一要批判改造，推陈出新；二要厚古薄今，古为今用；三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1]54。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奠定理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发展、完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基因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各个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提供丰富资源。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原则，强调反对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他赋予“小康”这一传统概念新的时代内涵，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他还提出“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方法论[22]212，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此外，邓小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二者并不对立，并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江泽民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他既反对全盘否定，也警惕盲目复古。江泽民将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地融入外交战略，“和合”理念成为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源泉；提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强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以史为鉴，将历史经验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在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胡锦涛强调要使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23]27。胡锦涛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念，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夯实理论根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的判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4]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治国理政思想体系，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脉论”“基因论”等许多原创性理论，将传统文化进行了价值重塑和现代转化，使其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系统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更高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旧邦新命”的文化基因，使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让马克思主义枝繁叶茂，让传统文化生机焕发，为中国式现代化立根铸魂。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强化民族认同、实现社会整合、凝聚奋进动力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只要我们坚定道德追求，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乘风破浪、阔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1]441在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价值引领、凝聚奋进力量、提供精神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向心力、凝聚力和推动力。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价值引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向心力。传统文化作为社会整合的聚焦点，通过重塑集体认同符号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锚点，缓解转型期的价值真空危机，避免现代化引发的认同撕裂，构建现代认同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重塑文化主体性，其价值内核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方向，形成强大的精神磁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泛的价值引领和文化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理念广泛的价值认同，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欲膨胀、对外扩张的西方现代化之路，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纽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凝聚力。在急速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往往面临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冲突，这往往导致社会陷入文化撕裂、认同危机中，极端情况下会造成现代化中断[25]412-413。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积极因素，通过伦理共同体维系社会信任，为现代化转型提供“软性支撑”。基于此，在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局部利益冲突、观念冲突时，优秀传统文化起着一种文化“粘合剂”的作用。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叙事和民族情感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从而将社会有效整合为现代化建设的命运共同体。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推动力。传统文化作为“历史基因”，通过选择性适应与功能性转化成为现代化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通过功能性剥离与结构性嵌入激活现代化的内生发展动能，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怕吃苦、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这种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创造性转化为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创造性转化为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为脱贫攻坚精神、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这些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使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不衰、历经磨难而弥坚。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百余年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形成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精神伟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概言之，在现代化的发展变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前行的磅礴伟力，凝聚起鼓舞人们投身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艰苦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向心力筑牢价值共识、凝聚力整合多元力量、推动力激活奋斗基因，形成全体人民顽强拼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局面。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精神命脉，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国际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对外交往等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第一，以文化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科技赋能和产业融合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通过“文化+”打破产业边界，推动文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释放经济建设新动能。此外，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等道德观念有助于规范市场运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以文化理念转化为制度优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17]8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其治理智慧创造性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比如，民主集中制和新型政党制度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民惟邦本”理念的延续，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对“礼法合治”传统的创新。传统治理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因性塑造，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支撑。
第三，以文化资源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文化现代化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现代文化产品的创造性表达，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精神食粮，推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通过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滋养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第四，以文化符号赋能社会治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通过符号转化与机制创新在社会治理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提供潜移默化的影响；“礼义廉耻”、乡贤文化等有助于构建社会秩序规范，提升治理效能；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既传承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又适应了现代社会治理需要。
第五，以文化叙事增强国际话语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突破西方话语垄断提供了独特思想理论资源，借助国际传播增强文化软实力。通过“和合共生”世界观、“协和万邦”天下观厚植外交理念，由“和而不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话语体系，通过“达则兼济天下”的叙事框架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文明积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文化支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我们既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发展理念、治理智慧、精神资源与外交理念，也要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赋能和传播革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3]27-28。新时代，我们既要立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源性支撑，又要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建构其时代性价值，还要形塑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进而在继承、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文化根基。
(一)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有助于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6]44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内涵，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转型，两者有机结合激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因此，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结合催生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石。要植根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坚持“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背景、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发展，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源泉。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要阐发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精神内涵和道德精髓。“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旧邦新命，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要依靠‘两个结合’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27]简而言之，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确立指导思想，使“真理之光”照亮复兴之路；通过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文明基因，使“旧邦”焕发“新命”，二者交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历程。唯有坚守“魂脉”与“根脉”，方能以文化自信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堡垒，答好民族复兴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二)坚持守正创新，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8]309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核心路径。守正是根基，创新是动力，二者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转化是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文化元素进行符合当代需要的改造，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而创新性发展是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和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补充、拓展、完善。一方面，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其核心在于坚守中华文明的本源性特质。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坚守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与核心价值，坚守文化基因、理论根基和历史根脉。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神和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现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提炼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文化精髓，在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对其加以改造和转化，以时代精神激活其生命活力。
另一方面，创新是守正的发展，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强调内容活化、形式创新、技术赋能和载体转换；创新性发展则聚焦内涵拓展、产业升级、跨界融合和价值输出。这意味着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通过技术赋能与文化表达革新实现形式创新；通过回应时代课题的价值重构实现内容拓展，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守的是文明根脉之正，创的是时代形态之新。这一过程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传统基因、通过数字文明重构表达形式、通过全球视野拓展文化边界，最终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三)秉持开放包容，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其绵延五千多年的核心密码。在全球化与文明对话的今天，秉持开放包容，在兼收并蓄中创新传统文化、在文明互鉴中弘扬传统文化，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在开放中推动传统文化于创新中赓续绵延。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既要坚守主体性，又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积极借鉴全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传统价值的多元重构。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横贯古今、融通中外，不断推进传统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另一方面，在包容中推动传统文化于传播中实现美美与共。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并非被动接纳，而是主动融合创造新的文化。要完善国际传播格局，创新宣传理念、运行机制、话语体系；要塑造中华文化的良好国际形象，提高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提供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话语。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今天，只有通过交流激活文化基因、传播拓展文明边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塑造更多为世界所知的中华民族形象，才能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引领作用，从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相通相融；才能构建横贯古今中外的传统文化生态，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拉紧各国人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精神纽带，更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其精神内涵和独特品格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高度内在关联性，揭示了作为“文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三个维度上深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通过价值整合与精神滋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并通过多维度嵌入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坚定的文化支撑。立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新部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以“两个结合”筑牢文化主体性、以“守正创新”激发文化创造力和以“开放包容”拓展文明影响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汲取历史与面向未来的统一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与创新的双向互动中行稳致远，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4]韩庆祥,孙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J].学术研究,2025(6):1-11.
[5]王健,张荣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J].山东社会科学,2024(9):176-192.
[6]邵龙宝.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科学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契合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5-26.
[7]吴忠民.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影响[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2):24-37.
[8]杨增岽,范嘉祥.从近代“激进—保守”困境到“第二个结合”——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观[J].教学与研究,2024(11):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