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付文军，男，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引用格式：付文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视角的回溯与前瞻[J].探索,2026(1):16-29.
摘要：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化与拓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选择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是在世界历史的境遇中得以展开的，二者内嵌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展开了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构思和实践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自觉的开放意识积极寻求“外援”辅助现代化建设并推动“四化同步”的现代化方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建设规律的认知，并实事求是地推出了以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基础更牢、水平更高、布局更优、保障更强和活力更盛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而且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深化与拓展，在实践和理论上凝练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崇高目标。新时代新征程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随之走向世界，为人类现代化和文明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
现代化的推进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展开的，它需要妥善处理好“对外”的各种关系。这既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经验，也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议题。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的形成和普遍交往的扩大，都直接促使那些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逐渐崩解，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近现代以来，欧美国家掀起的现代化逐步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使得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不得不在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对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且充满悖论的难题，即是否对外开放和如何对外开放。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就印证了这一点，因为西方列强入侵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封建统治腐败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3。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开始掌握现代化的主动权，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行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对外开放的认识逐步提高，深刻认识到“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2]147。对外开放已经成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必选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明确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标志着党和国家依照改革开放的实际而逐步提升了对外开放的要求、标准、层次、质量和水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3]9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要求在开放、改革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从对外开放到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开放政策和开放水平的显著提升，还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化、拓展与走向世界。
一、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
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深入，整个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层面的交流与互动也就成了常态。世界历史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对外开放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2]147是全球化时代的明智之举。现代化的出现与普及、对外开放的实施，二者都根植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并统一于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之中。只有立足于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审视现代化的必然性及其内在要求，才能科学洞察对外开放的内在驱力与外在压力之间的关系。现代化与对外开放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进程是在世界历史的境遇中得以展开的，它们内嵌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
(一)世界历史的开放性特征与对外开放的抉择
“‘世界历史’是现代世界的产物”[4]，世界历史是现代世界在现实活动中不断展现自身的过程。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19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力剖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世界历史就是现实个人在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5]540等一系列条件来推动各个世代不断交替的现实过程。根据唯物史观的思路与逻辑，世界历史就是现实的个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渐推动的，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生成性”特质。这种“实践——生成性”既不是目的论的达标过程，也不是观念论的抽象历程。马克思创设了一种全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辩证历史观，这种历史观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强调历史必须与现实个人的活动方式相联系。除此之外，马克思的历史观还是以“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为内核的，强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和现存的状况都要“从不断的运动中”去深刻把握其间的“暂时性方面”[6]22。据此看来，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更新。只有在唯物且辩证的视域中来审视历史和世界历史，才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世界历史所具有的实践——生成性特质强调要“在实践中求解现实问题”[7]，内蕴着一种开放性的要求和特征。因为现实个人的活动形式与内容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换，这就预示着世界历史的推进方式和现实进程也会随之改变。这种依照现实状况而变更的情形就要求具备一种开放性的视域或思路来对其进行把握，实践性、生成性和开放性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就得以统合。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世，整个世界日渐开放并连为一体，全球化也从一种设想和理论变为了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世界市场的成型，世界市场全面影响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各项活动，继而全方位统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逻辑按照自己的欲求和面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资本增殖的目的和需求之下重新塑造时间与空间，使得整个世界历史的时空结构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不仅如此，世界历史进程中人们存身的空间也得以不断开放，不同空间之间的隔膜逐渐消解、跨地域的空间之间的间隔得以缩短，使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整个世界的开放性程度也逐渐提高。“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261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其实确认了一种开放性的历史事实。只要以“发展论”来审视世界历史，就必然要以动态的思维和开放的视域来对待世界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过程。世界历史的实践生成性、开放性也就直接要求它的“参与者”必须要以开放的姿态和行动来处理现实中的各项事务，开放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必然选择。只要置身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各个欲求发展并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就必须、也必然要实行对外开放。
(二)“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开放意识
世界历史发展的诸多事实已然表明：各种现代化的发展类型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世界市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开放”。总体而言，“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可大致概括成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过程”[9]123，即“内源的现代化”和“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前者又称为“内源性变迁”，它依靠内部孕育现代生产力的条件而逐步推动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商业化和资本化，并据此自觉地开放市场、打开国门。后者称为“外诱性变迁”，它多是在遭受外部冲击或深受外部影响而在制度、思想等方面发生变革。按照这种划分，近代中国是被动融入世界历史的，是在外部现代化冲击之下而逐渐展开了对开放及其作用的认知与实践。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是这场冲突及其灾难性后果，使得广大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与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都未能改变旧中国受苦受难的境遇，更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引出了“中国与近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面冲突”，这些冲突和斗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性发展的格局”[9]235。就此而言，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西方列强入侵，还是一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较量，中华民族也被卷入资本所构建的世界市场之中。“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0]609自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开启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探索与实践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道路。
从历史来看，中国虽有主动开放的一些举措和事实，但全面接触现代化的“道”与“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动展开的。鸦片战争之后，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平民百姓，都充分见识到了现代化的威力。不仅西方现代化的“器物”在这场战争中尽显优势，而且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思想等也对沉睡已久的中华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封闭自守、与世隔绝将不利于民族发展，“睁眼看世界”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和被动的选择，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产生的一种自觉。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输入中国，在于“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1]10。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不断探索中找到化解危机、走向自强的正确道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开放的眼光审视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并以此为思想认识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还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利用一切有利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资源。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中主动接纳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走上了正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诉说了一个朴实的道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11]187在与现代化的深度交互中，中国人民以开放的姿态踏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社会实际不断调整、完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也是一种开放视域、意识、姿态或理念的践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对外开放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以在实践中铺陈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现代化系列部署与实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坚实的制度保障。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反思和认真考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开放”的过程中注重吸收苏联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有益成果，在一段时间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一)“向外国学习”与争取“外援”辅助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展开的，这些实践都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正式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2]614在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建立国际联系和追求国际合作。“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13]340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不仅肯定了“向外国学习”这一口号，还提出了“有原则地”学习的基本思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4]41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党和国家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继续巩固和加强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同赞成‘五项原则’的亚洲、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15]352的方针。随着美苏关系、中苏关系的变化，毛泽东提出要积极寻求“中间地带”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中国迅速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上积极谋求国际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依据时代发展的局势和现实需要而积极争取“外援”，并竭力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争取“外援”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见识到了苏联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优势与成效，同时也积极吸收了国外现代化的建设经验。在梳理对外关系与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高超的辩证智慧处理好了外部援助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在内部与外部因素的抉择中，周恩来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16]10的现代化建设思路。毛泽东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解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4]380这种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认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17]。
(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以苏为师”的现代化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禁运、军事封锁的策略，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面临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8]1473。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实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8]1475在贯彻落实“一边倒”外交方针的过程中，中国和苏联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展开了深度的交流和互动，中国的现代化就此进入了一个“以苏为师”的时代。
从苏联学习现代化建设经验，依托苏联支援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初实际状况的必然选择，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的开放主要是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苏联除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济上的直接援助外，还派遣了大批的专家来中国展开援建行动并帮助中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五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九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410。与此同时，中国还采用了以“中央计划”和“出口骨干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苏联式外贸体制”[20]。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现代化建设过程来看，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格局为中国提供了参照。除了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直接的援助与指导外，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训和经验也为中国所重视。与此同时，同包括东欧和朝鲜、越南、蒙古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三)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四化同步”的现代化方案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逐渐出现，双方关系也逐渐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各种援助，召回了支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万多名专家，废止了两百多个科技合作项目。“一边倒”的外交方案在中苏交恶的情况下被迫中断，之后一段时间中国“基本同世界隔绝”[21]。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极力寻求和开拓对外交往与发展空间。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刻，中国积极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建交，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中国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对外的开放在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中打开了新的局面。
从中苏交恶到1978年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国际环境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真总结苏联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还积极反思中国现代化的走向问题。按照苏联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也十分重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建设。党和国家在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就明确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22]144作为基本任务提了出来。同时，改变“非社会主义的工业”的基本性质，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业”[23]187。在对现代化的认知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方面，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聚焦“工业化”，在具体工作中始终强调我们要“‘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要求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集体化’与工业化相适应”[2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现代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周恩来在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现代化的视角从“工业”开始扩展到“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16]132等其他方面和领域。毛泽东也明确提出在人民获得解放之后就要开始“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25]24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到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6]439。至此，“四个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从“重视工业”到“四化同步”的转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国情和现实所做出的一个重大的科学抉择，又是基于对苏联现代化模式反思的结果。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打开，中国也开始接触并利用西方现代化的一系列成果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于苏联的撤资和单方面毁约，中国共产党人推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来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相继建交，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技术设备、开展对外贸易、加强对外援助和展开国际交流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推进方案。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建设虽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中国共产党人在直面问题的过程中也积极反思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适时地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反思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虽然并未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但中国共产党人已然认识到离开外部环境、外部援助和外部关系的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通过集中力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等领域展开现代化建设，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储备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15。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尽快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21]，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成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一)对外开放格局与社会主义本质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知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渐认识到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密切关联。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就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6]133这表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对外开放的焦点放在了“引进”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通过对外开放获得国际市场资源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了现代化建设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26]233-234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深度反思，它不仅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审视了现代化建设与开放政策的关系，还再次明晰了现代化进程中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互动和耦合。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解放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认知。“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最关键的理论问题。围绕“社会主义”这一现代化的核心，邓小平明确了它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373。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整个现代化的工作任务就得以明确：依照“实际”来建设“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26]231。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经济建设是统一的关系。只有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才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并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厘清了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7]37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26]236。正基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推广开来。
中国式现代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解放中推进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持续解放思想的过程。在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互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市场与计划、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知逐渐科学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既不能走封闭自守的老路，也不能走依附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必须“走自己的路”[1]67。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需要做好“开放”和“自主”之间的平衡，对外开放并不是要求放弃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也并不是要排斥对外开放。在独立自主中有序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坚守自主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理论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才得以持续推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着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知，创造性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发展的新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和反思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关系改革，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新境界[28]。
(二)对外开放部署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对外开放不仅直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还让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清了我们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探索就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开掘出的一条适合中国人自己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外开放还让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世界上各类现代化的本质、模式以及问题，中国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开掘的。从所有制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深厚的私有制根基，这种现代化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它是服务于少数资本家的现代化。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严格遵守了公有制的建构原则，在全社会内推行普遍的公有制，但排斥市场经济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着重强调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并加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7]110-111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原则”的现代化，且这一原则必须是以公有制为基底的社会主义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其特色之处就在于实现了在原则性基础上贯彻灵活性的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9]17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9]256，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
从经济组织和运行机制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利润或利益为导向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必然力推市场扩张、自由竞争和垄断谋利。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计划指令来调控国营企业、集体化农业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来谋划现代化建设方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运行机制”[30]487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理论创造。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31]22到“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30]16，再到“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2]629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3]627，直接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区，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18。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市场经济的有益成果和有效经验，在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之下激发了市场的活力、释放了政府的能量。
从国家权力结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守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推行“三权分立”与多党轮流执政。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便更好地统筹有限的资源来展开现代化建设，但逐渐走向了僵化落后，从而阻碍了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目标，系统部署了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维护安定团结等具体工作，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以自我完善。因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下不断摸索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打开国门搞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33]151和进行整体性的社会建设，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2]72。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确立和拓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1]59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外部挑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环境中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来“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34]99。在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过程中，党的二十大不仅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而且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25纳入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版图之中。从对外开放到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标示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得以深化，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一)高水平对外开放打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空间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愈发紧密，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包容的心态、更加主动的交流和更加积极的行动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35]25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更好地谋求国际合作，以“开放的中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的中国”积极助推“现代化的中国”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和基本思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并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便让中国式现代化在与世界的交互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举措与方案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了内外联动、系统协调、包容开放的现代化格局，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以“基础更牢”的开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过程中，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引领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都跃上了新台阶。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还按时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使得中华民族正以“强起来”的状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3]4-5。这些“条件”“趋势”和“优势”增强了对外开放的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夯实了对外开放的根基。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度的交互过程中得以共进。
以“水平更高”的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高水平和高质量是统一的，高水平的开放必然会对开放的质量有所要求，高质量的开放也会对开放的水平有所规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落脚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提高生产效率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36]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也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主动的战略来拓宽国内国际的合作空间。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同时努力实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提升，以此推进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大力度、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成型。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38，在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以“布局更优”的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由点到线、由线及面地部署了对外开放的格局。依托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边境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自由贸易港和边境自由贸易区等各级各类功能性平台，逐渐建构起横贯东西、穿透南北，囊括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于一体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不仅如此，还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35]27，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完善并着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通过建立涵盖国内和国际的立体开放网，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以“保障更强”的开放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着全面、立体的多维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11]182，确保了对外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行。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还充分顺应民意、关注民情、善待民众并致力民生，在实践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此便为对外开放汇聚了大量的民力、民智，有效地推动了对外开放的进程。社会主义方向、党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等都有机地融入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为对外的顺利开放保驾护航。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贯彻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把握机遇中深化合作，在深化合作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诸多的“保障”有效地推进了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又“反哺”了中国式现代化。
以“活力更盛”的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充满活力的开放，这不仅体现为对外开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更是为对外开放以来的实践成果和显著成就所证明。对外开放并不是单论对外的开放，还要求对内的改革，在改革和开放的辩证中激发内部和外部的活力，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局面[37]。正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全体人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全社会的创造潜能得以释放，甚至整个世界的创造活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迸发。活力的激发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它需要在一定的秩序和范围内才能有效激发并释放正能量。中国共产党人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和加强舆论引导等，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都在“活而不乱、活跃有序”[2]85的动态平衡中得以持续推进。
(二)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出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深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化、体系化和学理化的认知，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开放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的时候，首先结合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兼具时代性、原创性和标识性的术语与判断，比如“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治理倡议”“文明交流互鉴”“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提出的富有时代性的原创性和标识性的范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而不断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实践中凝练出的系列术语、判断与范畴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所独有的“标识”，又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人在与世界的深度交往中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特色与内涵、重大原则和战略安排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理念的颠覆与超越，能够最大化地调动民力和民智。坚持自信自立要求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按照中国的问题自己解决的方案来化解一切矛盾和处理一切问题。坚持守正创新要求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顺应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引领时代潮流。坚持问题导向要求现代化建设必须积极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中富有前瞻性地思考现实问题、在全局性的视域中谋划相关建设方案、整体性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事业。坚持胸怀天下则要求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致力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的现代化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在实践过程中凸显了中国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实践的表征，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开放的视野在多重比较中凝练而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国际力量调整、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外部打压遏制升级等风险挑战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受住考验的关键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深刻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回应了现代化该“怎么干”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则是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阶段性目标。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和“怎么干”、“阶段性目标”与“最高目标”等基本问题构建了一套内容完备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相结合的过程中得以有序展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一具有时代高度和创新高度的新范畴，还在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过程中深化、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理论指导，而且为丰富人类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了中国贡献[38]。
五、新时代新征程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走向世界
身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从理论上为一个一穷二白、饱受欺凌的落后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援和历史智慧，还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深刻地影响并有力地助推世界历史的进程。从对外开放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深化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活力之源和动力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2]7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现代化建设中迎来新的深化和拓展。在不断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现代化的局势，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不断推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思考和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提供了经验材料、理论储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共同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初步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积极发挥其指导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条件。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史的考究中，既需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实践方案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综合把握，又要以开放的思路和发展的观点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稳定性与超越性、具体性和抽象性等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不断走向世界，为人类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在对世界现代化模式的批判与继承中不断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67这一论断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承续关系、重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异同提供了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充分尊重历史并积极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处理好了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在辩证审视西方现代化和苏联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发展。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深受人民拥护、体现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理据充分地重构了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更为准确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81。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证明了它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中国式现代化使得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为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的社会主义强国。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直接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再次印证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并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具说服力、更加强大的“物质力量”。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还强有力地助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摸索中不断推进的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它积极探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道”与“法”。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效果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以崭新的面貌引领着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式现代化为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来谋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在实现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必须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并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新时代新征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获得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成熟与完善，而且在对外开放中成为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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