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年第5期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孕育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在“第二个结合”视野下,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目的、叙事结构、叙事原则、叙事方法,深入把握其叙事体系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体系。
[关键词] “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叙事体系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奠定了道路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讲好中国故事,核心在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孕育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观念上的总体反映”,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在“第二个结合”视野下,通过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目的、叙事结构、叙事原则、叙事方法,系统阐释其价值导向、内容架构、构建原则、实践路径,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叙事体系的内在逻辑,不但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目的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目的,体现为三重战略目标: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探索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构建的叙事目的,既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又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展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历史自觉。
(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引发了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世界市场的建构推动人类文明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跃迁,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物质文明的跨越式发展,而且重构了全球的经济地理格局。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然而,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采取的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扩张方式,它们通过殖民统治、经济剥削等方式支配非西方国家,将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展现出主导全球的姿态。而后,西方国家为了维系其全球霸权的地位与资本积累秩序,将特定历史时空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抽象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这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世界市场扩张的物理边界约束、资本无限增殖的制度性危机、普世价值叙事的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阶级统治的威胁,基于维护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抹黑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话语“还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实践的创新模式,对内和对外而言,都需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实现从“他释”到“我言”的现代化理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具有中国属性和现代属性,通过科学化、民族化、系统化的话语,叙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和未来发展,帮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过去做了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要做什么。不仅如此,通过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叙事,帮助中国摆脱“失声”和“挨骂”的叙事困境,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曲解,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让国际社会更加认同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
(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提出要“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社会全面腾飞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迫切呼唤一种能够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叙事,以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形态,解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与其文化叙事不匹配的问题。
其实,文化霸权不仅是指西方对东方的不正确解释,更在于东方自己为了迎合西方对自己也进行了西方式的解释,后者表现为非西方文明在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采取西方知识范式进行自我阐释。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一个国家即便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器物层面的突破,也会在文化层面陷入“主体性”丧失的困境,如有学者就提出“经济崛起伴随文化自杀”的现代性悖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的现代化道路,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必须对本国的现代化实践有所言说。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需要超越“近代西方以资本为主导的‘竞争性文化’,坚持社会主义人本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本文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以中国精神创造文化图景,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创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体系。
(三)探索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文明命题,每个文明主体都有权基于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和文化基因来建构叙事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后发现代化国家自身文明叙事体系构建不足。为此,“发展中国家要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自身实际统一起来,必须要深入推动外来科学理论与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国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走出一条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窠臼,展示了人类现代化实践的另一种可能性。不过,若要使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真正惠及人类文明发展,推动人类现代化新范式的历史性生成,就要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文化哲学层面的提炼,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文化形态的叙事体系构建及其国际传播,引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探索人类现代化文明叙事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现代化演进的新范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方案。这一伟大的现代化创造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解决了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实践问题,又蕴含着诸多解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普遍难题的丰富资源。例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观念,可以引领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可以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这些内蕴现代性、科学性、民族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坐标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所创造的新文化,它们将促进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为世界现代化探索注入新的思想动能和实践伟力,让中国“善治”走向世界,探索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结构,在整体中分类呈现各部分的特质,从而在叙事结构中突出各个部分的关键作用及其对整体叙事生成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构建的新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魂脉”,以科学方法论把握中华文化价值内容,构成了这一文化形态叙事结构中的方法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塑造现代化叙事的文化特质,构成了这一文化形态叙事结构中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为“动脉”,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构成了这一文化形态叙事结构中的现实动力。“魂脉”“根脉”“动脉”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叙事结构的内容架构。
(一)叙事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近代中国曾尝试引入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多种西方思潮。然而这些尝试最终未能成功,根源在于其或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或缺乏组织化的革命力量,难以回应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文明再造的双重命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生长,恰恰在于其理论的彻底性与实践的能动性,既可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锋芒穿透封建旧秩序的意识形态迷雾,又可以通过无产阶级联合形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契合中国变革需求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在文化领域尤为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主张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一切人类文化资源:“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如中华文化固然蕴含着“民惟邦本”“天下为公”等跨越时空的智慧,却也有封建等级观念等历史糟粕。毛泽东同志曾以“仁”这一概念为例:当“仁”表现为“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时,其本质是带有封建性质的“仁”,而当“仁”体现为“亲爱团结”的“仁”,则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论基础,可以通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叙事结构中的方法论基础,这在新时代集中体现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坚持守正创新、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肩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设文化强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具有多时态性,包括完成式、进行式和将来式,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当下和未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叙事结构中的方法论基础。
(二)叙事结构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文化不是独立的精神存在,文化是人的主体性本质力量的外化,它成为人的历史性存在,人通过文化形成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生命信仰,它是人的存在根基,一旦脱离人所塑造的文化,则会走入文化空地,无法安顿自身的内心,难以解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万物有所生而皆有其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虽然是现代文化,但其生成与发展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新文化不可能脱离过去时代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在空地上创造出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文明根基,以其源远流长的思想脉络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追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文化根基。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彰显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以及和平性的文明特质,这些精神基因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象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化纵深。中华文化形成了“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智慧架构,始终将调适人伦关系、协调天人关系与涵养心性修为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命题,这三重维度的思考既可为当今破解人类现代性困境提供解决之道,同时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提供精神资源。中华文化始终秉持人本主义的根本精神,强调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能动性,但这种人本精神绝非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下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通过“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宇宙观,引导人类效法天地的无私之德,提高自身的德性,实现天人合德。这是一种极其注重道德精神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既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品格,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叙事的思想内涵。此外,中华文化还将“民本”思想纳入天人关系的终极框架,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使“民惟邦本”的政治原则获得形而上的天道支撑。因此,从天地人的关系看,中华文化极为注重“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它不让人成为神的奴隶、物的奴隶,也不让人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这是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特质,这种文化精神对克服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道德败坏、塑造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文化叙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叙事结构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中深刻揭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确证了物质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对文化形态演进的决定性作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通过工业化纵深推进、技术革命迭代升级、信息化深度融合等系统性变革重构了物质生产力发展范式,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建构注入了现实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转型,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叙事具有关键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现代化可以创造性地整合传统资源、注入时代内涵,形成既具历史深度又有现代特质的文化形态。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通过脱贫攻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实践创新,将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念从古典理想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通过物质财富积累与精神境界提升的相互促进,创新发展中华文化中“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辩证思维,推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构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叙事。这实质上展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重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上的社会意识,这一文化形态的叙事建构需要始终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需要在经济领域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政治领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生态领域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任务,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文化生命体的物质根基,实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叙事创新发展。总之,无论是借助现代化实践推动传统文化转型,实现传统资源与现代化建设的创造性融合,还是通过现实发展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内容,都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它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叙事结构中的现实动力。
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原则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原则,体现为解构传统现代性叙事中古今对立、中西割裂、体用二分的对抗性逻辑,坚持“魂脉”与“根脉”结合创造、“明体”与“达用”相互贯通、“世界性”与“民族性”相互统一的叙事原则。
(一)“魂脉”与“根脉”的结合创造
在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曾经形成过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传统叙事原则,即以二元对立思维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文化关系。这种叙事原则主要是将文化的现代转型简化为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或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观,或固守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文化本位论,乃至发展出了“全盘西化”等文化激进主义叙事和“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叙事。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话语叙事凸显了古今中西分离的文化原则,它不仅割裂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连续性,更导致了文化主体性的迷失,使得中华民族既难以在现代化转型中确立稳固的价值根基,又无法在全球化进程中构建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机制。
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这种“古今中西之争”实质上包含了民族解放和文化建设的双重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原则坚持对文化层面上古今中西分离的克服,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来超越“古今中西之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将反对一切压迫、实现人类解放提升到突出位置。马克思主义既能解构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又能重构新型文明形态的特质,恰好符合中华民族实现文明重生的历史诉求,这正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之际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逻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赋予其与时俱进的能力,不同于凝固化的理论教条,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特质,使得它在传入中国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进程,既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破解现代化难题,又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和生命更新。不止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在理论来源、文化立场以及实践取向上存在差异,但二者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存在契合点,“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相互贯通。因此,历史的必然性、理论的开放性和价值的契合性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深层理路,二者结合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突破了古今的线性对立,又超越了东西的文明分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这两大文化主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叙事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一文化范式中,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注入思想内核与精神动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文明根基与文化滋养。正是这种互鉴共生的文化会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超越“古今中西”二元分离的传统叙事原则,构建起融贯古今、汇通中外的新文化叙事。
(二)“明体”和“达用”的相互贯通
“体用关系”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体”指向事物本体与本质规定性,“用”表征功能效用与实践展开,二者构成根据与衍生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这一传统哲学命题被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由“体”及“用”体现为通过理论创新确立实践坐标,以科学认知指导现实变革;自“用”返“体”则表现为从实践活动中提炼新的认识理论,反哺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再进一步指导实践。这种“体用”互动的机制,深刻揭示了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的螺旋式上升规律,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深度融合,最终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历史进程中持续深化,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持续性构建,这一新型文化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化学反应”中不断创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此独特“六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层面的跃升,它们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元理论内核,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之“体”的本质规定。作为“体”的内容,“这独特‘六观’既是理论、思想,也是文化、哲学”,其本质是对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反思,但它们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以此在“达用”层面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正是以独特“六观”为元理论内核,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构建,通过“第二个结合”的文化自觉,既在本体论层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型,又在功能叙事层面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这种双向互济的演进机制,不仅在“明体”维度丰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理论内涵,还在“达用”层面引领现代化实践发展,由此建构了“明体”和“达用”相互贯通的叙事原则。
(三)“世界性”同“民族性”的相互统一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混淆现代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特征,将自身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倡导“现代化=西方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原则。一方面,它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视为普世标准,并试图将这一模式推广至非西方国家,认为西方现代化路径是现代化的唯一方向,发展中国家需通过效仿西方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实质是西方国家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经济霸权的基础上塑造文化霸权,即通过掌握生产资料和经济权利,垄断对现代化理论的阐释权,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西方理性主义是独特的,它催生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这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然而,这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其将自身的现代化实践视作先进的、唯一的道路,在俯视非西方国家的过程中把控现代化的定义权,以自身文化精神构建的现代化理论来“他塑”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进一步证明,现代化并非单一模式,而是普遍规律与特殊国情的结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图景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坚持“世界性”同“民族性”相互统一的叙事原则,不仅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还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叙事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不仅在文化观念层面实现了对现代化普遍规律的理论确证,还通过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向现代性叙事注入“世界性”维度。一方面,这一形态反映了世界现代化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等普遍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贫富两极分化、物欲膨胀以及对外殖民扩张的现代化,为世界贡献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以及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赋予这一文化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化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是通过“双重普遍性”建构其“世界性”特征:一方面拓展人类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还秉持“民族性”,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叙事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维度的鲜明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不仅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范式,更集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民族性特质。这一文化形态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形成的重大理论结晶。此外,中华文明的千年文脉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与博大精深的精神内核,孕育出独具民族智慧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作为人类文明谱系中绵延不绝的活态文明,中华文明展现出五个维度鲜明的精神标志:连续性构筑了文明赓续的基因密码,创新性激活了革故鼎新的变革动力,统一性凝聚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智慧,包容性涵养了和合共生的文明气度,和平性昭示着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这些文明特质既构成中国人民的价值坐标,更熔铸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正是植根于五千年文明沃土的精神基因,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历史演进中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深厚的文明底蕴。
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方法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方法,即如何构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要求的新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构建的叙事方法要点,体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叙事、主体性自觉的建构叙事以及实践引领的功能叙事。
(一)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叙事
文化形态根植于人的实践活动,不存在脱离人的文化创造。马克思曾批判黑格尔将历史与文化视为“绝对精神”的实现,这实际上是把文化降格为精神运动的工具。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看似超越黑格尔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的文化哲学思想虽然看到了人的“自我意识”“人”以及“唯一者”,但其关注的是抽象的人,还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揭示文化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产物,这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任何脱离现实人的文化,只是纯粹的精神思辨,最终得出的只是无意义的知识堆积,我们需要从现存的现实关系中进行文化创造,以建设符合“现实的人”的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物”的现代化,更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彰显人民性价值特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叙事。
为了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人民立场,这一文化形态需要建构“三位一体”的人民主体文化发展范式:在文化创造维度上坚持人民主体论,确认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根本创造者;在文化发展方向上践行人民服务论,确立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导向;在文化价值评判上确立人民标准论,构建以人民获得感为标尺的文化评价体系。首先,人民是文化创造的实践主体。文化创造一旦离开人民,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不能脱离人民,要自觉把握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和源泉,注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不断创生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化成果。其次,文化发展要服务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文化发展的根本立场是服务人民,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文化的力量引导人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尊重人民文化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最后,文化成果要由人民评判。文化应当重视人民对文化作品的态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只有自觉以人民为尺度,实现文化建设体现人民、文化成果为了人民、文化发展来自人民,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人民性叙事建构。
(二)构建主体性自觉的文化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任何文化体系欲实现持久存续与价值辐射,必须具备主体性内核以彰显其价值。费孝通认为文化主体性表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文化主体性要求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实现认知革命,即系统把握自身文化的历史生成逻辑、当代存在样态及未来演进方向,在文明对话中坚持“主位立场”而非“他者镜像”,避免陷入文化虚无主义。由此,这种主体性自觉包含双重实践向度:在纵向维度上,需建立文化基因的传承创新机制,实现传统文明要素的现代转化;在横向维度上,应构建文明互鉴的对话机制,在保持精神独立性的同时实现文化开放性发展。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需要注重主体性叙事范式,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发展的自主品格:其一,坚持文化领导权。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叙事体系,就要自觉坚守文化领导权,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价值体系。这种文化主体性建构不仅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方向引领上,更深化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性转换机制。其二,坚守文明根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需要遵循文化演进的内在规律,这一文化形态的建构并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实践,而是深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母体的深厚根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转化为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定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文化主体性意识,避免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其三,坚持守正创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要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在历史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双重维度中构建文化叙事逻辑。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智慧的当代激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内涵的自我更新与丰富完善。
(三)构建思想引领性的文明叙事
文化的根本作用在于发挥实践引领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之所以具备实践引领作用,是因为文化是人的自我意识,它可以洞见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剖析问题的过程中,以文化觉醒人,引领社会发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需要准确把握文化的根本作用,将文化能动性升华为社会发展的战略支点,突破“经济决定论”的单向度思维,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释放文化的当代价值,构建具有思想引领性的文明叙事。
在当今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时代。当今时代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文化理念指引,需要深刻的文化反思与前瞻的思想引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及其叙事体系,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担负起新时代的新的文化使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全球文明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文明叙事,构建体现文化自主性与价值共同性的现代化文化叙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