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 2025 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针对‘a 世代’的高校思政课学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强有力支持，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推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网络空间治理，强化信息精准识别、态势主动研判、风险实时处置等能力”[1]，擘画了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的普及进路，明确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前景及重点应用领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数字化发展是时代所趋，应主动适应网络空间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刻变革，促进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智能化、精准化、可持续化发展。 

一、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智能化发展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是指一定阶级、政党、社会团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在网络空间对人们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爱国情感和行为的教育活动。今天，数字技术推动人类社会内容生产和传播范式产生了深刻变革，ChatGPT、Deepseek、Sora等大模型正通过多种方式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与数字对话”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崭新模式。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重要引擎，数据、算法、算力是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保障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的重要力量，三者并驾齐驱，共同推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朝着智能化方向迈进。 

（一）优化爱国主义教育数据资源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2]爱国主义教育数据资源的优化是推进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智能化发展的基础。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种类繁多，在积极推进更多相关资源产出的同时，更要保证基础数据的质量。在采集、整合、分析各类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数据资源时，应从数据源头到数据传播进行全方位的优化提升，打造全面、系统、高质量的数据体系。 

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数据生产过程中，牢牢把握数据主动权是关键。迈尔-舍恩伯格和拉姆什在《数据资本时代》一书中预测了未来信息走向，指出“未来，海量数据市场上的信息处理速度，将远不如信息处理质量及信息处理深度重要”[3]。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在网络空间分布广泛、内容庞杂，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图像等多种形式裂变传播，这对数据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要严格监管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数据“投喂”标准和数据携带的价值理念，实现优质数据资源的大批量供给。要建立严格的数据审核机制，确保历史场景、书画古籍、政策文献、语言符号等转化为具体数据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同时，应对数据的产生、采集、提取、转化等环节严格把关，对采集到的各类数据进行细致筛选，剔除算法模型中的虚假及错误数据因子，注入主流意识形态数据因子，避免出现偏差与错置，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应用奠定基础。 

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数据传播过程中，应以优质数据守好内容创作阵地，及时跟进广大人民的阅读需求。网络空间存在大量以视觉符号为主体的爱国主义图像叙事作品，其中一些暗含泛娱乐主义的作品采用非线性逻辑的断裂叙事，容易使人们陷入“视觉狂欢”后的感官疲劳，爱国认知停留在肤浅的感性层面[4]。对此，应引导更多优质数据流入公共传播空间，尽可能减少来源不明的数据传播。《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指出，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生成合成内容的文件元数据中添加隐式标识，隐式标识包含生成合成内容属性信息、服务提供者名称或者编码、内容编号等制作要素信息”[5]。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相关图像、文字作品等同样需要广泛普及人工智能元数据标识，用以帮助人们在面对爱国主义相关信息时，快速区分出人类创作内容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确保优质数据实现良性循环。 

（二）强化主流话语体系算法支撑 

智能算法是引领网络舆论发展趋势的关键动力，也是决定人工智能识别处理数据深度和广度的核心要素。作为一种新兴的权力形态，智能算法因介入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传播、接收与转化而产生强大的话语支配权，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秩序。[6]智能算法具有强大的需求导向性，既能按照用户需求锁定信息接收内容与传播范围，也能打破传统的推送机制重新分发信息。这种本应从属于人的强大的信息主导权一旦被机器掌控，难免带来不同程度的价值分歧，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冲击。因此，必须加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中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强化主流话语体系的算法支撑。 

智能算法研发要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在智能算法的研发与审核过程中，算法模型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直接影响着用户接收到的信息质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7]，启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跟上时代需求和群众需求，既要精准锚定现实问题，也要尊重不同群体的特定需求。应通过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不断优化算法模型，确保智能算法准确识别和处理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数据资源。同时要建立健全算法审核机制，对算法模型进行定期评估和测试，及时发现并纠正算法偏差，确保算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保证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推送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不断优化算法逻辑，增强主流话语对智能算法的引领力。先进的算法技术能够对主流话语进行深度解析和建模，从而更精准地捕捉主流价值观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形成舆论合力，加强正面宣传，把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讲充分讲清楚，善于用群众身边小故事讲好改革大道理。”[8]在智能算法应用过程中，可以精准定位目标网民群体，根据网民群体特点智能推送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信息，搭建“算法防火墙”抵御不良社会思潮。通过不断优化算法逻辑，增强算法对复杂网络舆情的解析和回应能力，在有效规避技术伦理风险的同时，过滤不实信息并进行价值纠偏，确保智能推荐系统在信息筛选环节优先呈现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 

（三）夯实网络舆论安全算力底座 

算力作为一种涵盖数据收集、存储、计算、分析和传输的综合计算能力，决定了人工智能其他竞争力的上限。算力可以直接形成新的竞争力和垄断势力，能够促进传统竞争力蜕变和强化。算力竞争包括不同技术路线的竞争、产业链和产业体系不同环节和领域的竞争。[9]随着数字霸权、数字垄断现象愈演愈烈，算力的强大与否将直接决定我国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算力博弈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应加强人机耦合，抵抗技术依赖，引导技术向上向善，推进算力不断发展壮大，夯实网络舆论安全的算力底座，优化全球舆论竞争中的传播格局。 

积极推动算力自主建设，打破算力资本垄断困局。算力资本以芯片、计算机整机、数据中心等有形的使用价值和计算架构、计算标准、专利等无形的使用价值为价值运动的载体。[10]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11]，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算力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垄断的发展趋势，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试图通过算力垄断来掌控国际舆论话语权，我国要想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重视算力建设。应积极推动算力创新，加快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算力标准体系，全面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 

强化算力治理的互联互通，发挥算力治理各环节的协同力量。算力建设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贯穿法律、政策、制度等多个环节，每一个领域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必然激化西方国家加快实施数字霸权主义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12]可以通过算力技术整合各类传播渠道资源，实现不同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传播，确保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能够广泛且精准地触达目标受众。同时，应建立健全算力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算力使用的权责边界，为算力资源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以便更好地应对网络安全挑战。 

二、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精准化发展

“与其说生命是物质和能量产生的奇迹，不如说是必然产物。与其说技术元素是生命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它的延伸。人类不是科技轨迹的终点，而是中点，恰好在生命和制造品中间。”[13]对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而言，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教育信息的传播方式，还能够掌握用户的心理行为特征对舆论实施操纵，无形中增加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难度。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精准化发展重在对受众、事实、时间和局势的精准把握与科学应对，需要迅速识别网络不良信息，对接不同网络圈层的用户，同时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 

（一）精准识别网络信息 

网络空间不良信息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对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价值判断构成严重威胁。在海量数据的碰撞组合下，信息的真伪难辨之困成为数字时代人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在这种状态下，机器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算法优势，不断拓展信息传播的边界和效率，而人则需要运用自身的情感、价值观和批判性思维，对机器生成和传播的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精准识别。 

一方面，要借助智能算法快速掌握信息传播规律，准确锚定舆论斗争方向。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普遍拥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扮演高度拟人化的网络意见领袖，促使舆论内容自动化生产和传播，这使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更具迷惑性和吸引力，容易误导部分缺乏辨别能力的网民，使舆论走向偏离正确轨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4]面对网络上一些抹黑国家形象、编造历史谣言、抨击英雄人物的现象，主流媒体部门可以借助智能算法实时分析网络空间用户的互动频率、话题参与度等数据，推断信息传播的大致走向、影响范围和受众群体特征，在不良信息未形成大规模影响之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另一方面，要“硬法”“软法”兼施，合理规制网络空间失序信息。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不只关乎公民的道德要求，还涉及法律确立的权利及义务，其基本标准和范围需要法律来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建设，制作、传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信息和作品，开发、运用新平台新技术新产品，生动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5]。今天，世界各国对数据基础设施的维护与争夺已成为主权国家维护自身传播格局和舆论秩序的现实所需。在“硬法”层面，应明确用户使用数据和智能算法的制度规范及权责边界，确保数字技术能够合法合规地应用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在“软法”层面，应及时识别虚假信息，进行纠正和澄清，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扩散。具体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检测并标记网络上的不实信息，及时防范和化解算法漏洞风险，确保高质量信息传播先行，让新风正气始终充盈在网络舆论空间。 

（二）精准对接网络圈层 

网络圈层是一种以趣缘为纽带联结网民的聚集方式，是群体信息传播的新场域。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网民之间的圈层效应愈加明显，在青年群体中尤甚。网络圈层容纳了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精准对接网络圈层能够帮助教育工作者深入了解人们呈现在网络世界的精神动态和精神需求，是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实效性的应然之举。 

一方面，要精准锁定网络圈层背后的政治动因。网民根据不同的人际关系、兴趣爱好、地域分布等构筑了新的群体聚集，如“饭圈”“电竞圈”“国风圈”“科技圈”“低消费圈”等。网络圈层看似呈现给人们不同的文化、艺术、美学，但也集结了多种网络暗语，形塑了圈层人员独特的表达习惯和话语体系，对主流话语体系造成冲击。网络圈层中红、黑、灰三个思想舆论地带并存，其中黑色地带与灰色地带裹挟着各类社会思潮和政治倾向。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剖析网络圈层背后的政治动因和经济利益链条，进而识别出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并及时纠治。

另一方面，要精准掌握网络圈层用户的思想行为状态。网络平台容纳了海量的用户数据，在智能算法赋能下，操控者能够依托标签选择、相似度模型、协同过滤及深度模型等多种技术手段，对特定的用户群体展开调研。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技术描绘用户画像，锁定用户特征，从而全面准确地掌握用户的情绪及行为动态。此外，主流媒体部门还可借助智能算法强化在整合圈层信息、锁定用户、内容呈现等方面的能力，增强传播各环节协同效应，提升媒体传播实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深入个体层面，根据用户特点设计和传播具有针对性的爱国主义信息、新闻或宣传材料，让主流价值理念潜移默化传播的同时，又能满足不同圈层网民的多样化需求和偏好。 

（三）精准研判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指网民借助互联网，对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所表现出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16]当爱国主义相关网络舆情发生时，舆论走向往往会由网络空间向线下群体行动转化，进而发展为现实社会空间更多民众参与的，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和集体的行为选择。马克思指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17]。精准研判网络舆情，需要遵循技术发展规律，将技术分析结果与人工研判相结合，为引导舆论走向、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一方面，要善于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搜集网络爱国主义相关舆情数据，探索舆情内在规律。在舆情发展前期，可以通过智能技术实时处理大量网络爱国主义舆情数据，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键信息，依托并行计算和分布式计算能力，代入分析模型中予以深度挖掘和识别，推断网民的情绪走向和可能衍生的行为。应找到其中的相关性和因果性，从整体上把握舆情走向。在舆情发展中后期，可以结合事件传播演变和公众舆情反应的时间、空间等关联模型，再利用各种可视化工具系统展现整体舆情解析过程，同时参考具体事实情况，探索舆情内在规律，从而有效辅助舆情治理决策。

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做好舆情预警监测工作，主动识别和预防爱国主义相关舆情的发生。网络舆论场充斥着舆情分化、谣言炮制、算法偏见等诸多问题，要善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定位目标群众和识别网络舆情焦点，及时预警并防范舆论风险。例如，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部分网民在体操、乒乓球、游泳、跳水等热门赛事中对运动员和教练员有言语攻击，发布互相拉踩、攻击辱骂、喝倒彩以及传播“阴谋论”等言论。这类舆情在体育赛事中比较常见，可以在未来类似场景中，通过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尽早掌握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主动识别潜在的舆情隐患，并在源头上及时化解。 

三、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可持续化发展

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推进过程中，人们与数字技术携手走向“共生”是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可持续化发展的破局之策。共生意味着命运与共、相互包容和深度融合，这不仅影响着数字技术的未来走向和教育的长期效果，更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促进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可持续化发展，就要坚持技术创新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弥合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数字鸿沟，强化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一）加强技术融合，推动教育变革创新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将会加快推进教育信息源的数据化和教育实施的智能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18]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下，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客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将更容易被理解，用数字量化各个要素的目标更容易实现。 

技术创新是推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可持续化发展的关键力量。今天，数字技术对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驱动性日益显著，带来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思维方式、教育模式、教育环境、教育方法的变革，并朝着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创新传播载体手段，积极运用微博微信、社交媒体、视频网站、手机客户端等传播平台，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新技术新产品，生动活泼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19]通过引入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以技术创新带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形式的创新，可以更精准地把握教育对象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内容，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应紧随新技术的发展脚步进行整体性变革。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优秀文化可打破传统的文化存在形态，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可依托数字平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线下文物资源、文献资源和场馆资源也可凭借线上技术化改造，实现异地引入，使其覆盖面拓宽、影响力逐渐增强。同时，要进一步推进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环境营造，打破时空限制，构建跨地域、跨校互动的多空间协同教学模式；要推进学校在线学习与社交空间建设，带来更具沉浸感和临场感的学习体验；要发展虚实场景融合的教与学，探索虚拟仿真、增强现实、元宇宙等技术在学校教学、实训等方面的应用，提升用户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成效。 

（二）弥合数字鸿沟，均衡分配教育资源 

数字鸿沟在国与国之间主要表现为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国内区域和人与人之间主要表现为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方面的差异，我国居民的数字鸿沟在代际与城乡之间尤为显著。[20]教育者数字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爱国主义教学和课程的效果，受教育者数字化水平的差异也决定了他们对于爱国主义相关知识的接受能力。弥合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数字鸿沟，就是让每个公民都能平等、有效地参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网络感受到国家发展的脉搏，增强爱国情感的共鸣。

完善数字环境建设，加快实现数字技术包容。网络用户长期处于“信息大爆炸”环境中，容易被一些无意义无营养的信息干扰，在推荐算法的加持下难以接收到有正确价值导向的高质量信息。对此要多做信息减法，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智能化识别低质量信息并逐步清理，同时加强优质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数字化整合与推送。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教材读物、艺术作品以及实践基地贯通线上线下，以广为大众接受的题材和形式推送至网络平台。此外，还应考虑不同人群的数字适应能力，警惕“算法歧视”和“算法合谋”，提升算法对用户的包容程度，实现网络信息互联互通价值的最大化。

推进数字教育公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范围。即便数字技术已经拥有了多种自动化功能，但对于人类而言它仍旧是一种辅助性工具，数字教育公平的实现必然是由人驾驭技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当算法在质量监控之下，以公平方式影响各方当事人，正义方能实现，即数字正义必须通过使用科技来增强“接近”和实现“正义”。[21]对此，要加快构建智能辅助决策机制，加大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减轻数字贫困，确保这些地区的用户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质量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同时，还可利用数字技术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实现对重大风险因素的识别和监测，实时评估资源分配效果，及时调整优化供给策略，确保数字技术真正成为缩小教育差距、促进公平发展的有力工具。 

（三）注重人才培养，促进人机协同发展 

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人才队伍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研判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科技人才”[22]。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既要注重提升数字技术领域人才的爱国主义认知，也要注重培养宣传领域人才的智能技术应用技能，让数字人才成为稳定大局的强大智力支撑。 

要培养数字人才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重点领域的胜任力。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难度在于，如何打破技术壁垒，降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门槛。对于不能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教师、辅导员等，应开展系统的数字技能培训，涵盖从基础操作到高级数据分析的全方位课程，确保他们能够熟练运用各类数字工具开展教学活动；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工作人员，应对接其工作特点和需求，定制化地开展数字素养提升课程；对于主流媒体等相关部门，应着重提升其工作人员利用数字技术创新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方式和防范网络舆情风险的能力。同时，积极搭建数字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不同领域数字人才在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的共享，共同探索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 

要培养数字人才跨专业、跨文化、跨国际的协同处理能力。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时代更加呼唤兼具创新意识、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机协同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对此，要引导教育工作者将数字技术与日常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有机结合，充分认识数字技术的自动化、智能化优势，及时了解最新的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做好数字技术支持的教学应用设计和监管，熟练使用数字技术为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同时，还要组建一支具备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队伍，充分释放人才效能以应对不断演变的国际舆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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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秀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萌，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德育》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