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1期
作者：蔡莉(1980—),女,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文献学、越文化研究;古大勇(1973—),男，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以《阿Q正传》《狂人日记》为代表的鲁迅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较为广泛的“重写”。其中很多“重写型”小说的重要内容，或通过抗日或革命叙事正反向表现“救亡”主题，或揭露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或展现批判国民党当局多领域的腐败现象以及阶级对立和压迫现象，从多个维度表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这些“重写型"小说产生的意义在于;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和促发思考“启蒙"与"救亡"二者之间的关系;彰显鲁迅文学作为精神和文学资源的价值，促进鲁迅小说更为广泛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发挥“重写型”小说的“讽喻性”功能，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对“故事新编”创作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开拓。
关键词：鲁迅小说;重写;救亡图存
“重写”(rewriting)是中外文学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和创作传统，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一首诗、一部戏剧或一部小说无论多么急于直接表现社会关怀，它都必然是由前人作品催生出来的”。数千年来涌现出大量的“重写型”文学作品，其中不乏妇孺皆知的世界名著。例如，众多西方文学作品的创作素材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如拜伦《普罗米修斯》、雪莱《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就来源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是对神话《奥德赛》的“重写”之作。而鲁迅《补天》《理水》《奔月》则分别是对“女娲造人”“大禹治水”“嫦娥奔月”神话传说的“重写”。这些作家，都把“重写”所依据的“前文本”投向遥远的古代。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对以《阿Q正传》《狂人日记》为代表的鲁迅经典小说的“重写”之作，数量蔚为大观，竞有逾百篇之多。这些作品，除了承继“前文本”中鲁迅所表达的以“改造国民性”“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主义主题之外，有的还根据三四十年代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自觉服务于民族救亡运动的中心任务，从不同维度表现“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并无关注，本文拟在对一手史料研判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一、通过抗日或革命叙事正反向表现“救亡”主题
1931年，日寇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但蒋介石政府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国家民族已然陷入危急境地。在莫沙《阿Q》中，阿Q就身处这样的国难危亡之际，但他已不再只关注一已之私，虽然也常常利用幻想实现精神胜利的目的，但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沉人幻想世界而无法自拔，最终选择以清醒的眼光看待当时的社会现实。阿Q曾在酒馆里嚷嚷道:“妈妈的，给倭子占去了四省了，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东三省，一共四省”,虽然他连最基本的地理常识都不明白，竟把东三省看成一个独立省份，但是其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可以真切感知。阿Q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他和酒馆里面所有的爱国人士都因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感到激愤，始终坚信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定能将日寇逐出中国。在面对别人的提问——“阿Q你看这几天上海战事怎样”时，阿Q充满信心地回答:“必胜!这几天来我军节节得利，只要我们的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不难把东北收回的”。阿Q具有明显的主人公意识和家国情怀，内心认同作为个体的自己与国家、民族、社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思考自身的命运和所处大时代的关系。因此，作者的重写诚然有唤起阿Q精神觉醒的启蒙意图，但明显淡化启蒙的分量，将重心转移到“救亡图存”意图上，意识到若再不抵抗外敌侵略，参与救亡和革命斗争，中华民族将会有覆灭的危机。代石《阿Q要抗日》一文中,阿Q身上也同样具有摆脱不掉的“精神胜利法”影子，但他有积极抗日的热情，脑子里旋滚着抗日宣传员的话:“臭日本仔......轰炸上海、南京、广州......房子烧光了，母亲找不到儿子的身尸，丈夫随便卷起一束骨头哭着:‘这是我的老婆’,发疯了，发疯了......我们要抗战，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受到感召，于是他准备"开赴前线帮忙兵士抗战”，并且表示“打日本鬼子有什么要紧，大家真怕死，我就不怕”，“为国家，死也光荣的”，下决心要和“臭日本拼一拼”。小说既有对阿Q身上体现的“阿Q相”的温婉针砭，更有对阿Q主动要求抗日行为和精神的鲜明肯定。在老侃《阿Q鬼传》中，面对骑在人民头上、自己的阶级敌人赵太爷之流，阿Q发出了“你作恶作福剥削穷人，今天也会吃点苦头”的呼声，体现了较为明确的革命意识。
火热的时代确实可以感召人，昔日视革命为获得“威福、子女、玉帛”手段、颇有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的阿Q之流，竞然也能被时代召唤而自觉追随革命的步伐。那么，对于发现“吃人”真相、呼喊“救救孩子”的反封建战士的“狂人”，顺应时代潮流，关注革命、向往革命乃至在有条件情况下参加革命，就更加不难理解了。齐同笔下的“狂人”陆飞，在回国后“发狂”的治疗阶段，询问朋友振华:“我八年没有回来，国里也有些重要新闻吗?我要收集这种材料”，振华看见他犯病，只好敷衍说近几年没有什么，然而“狂人”却振振有词:"我想你们是胡说。九一八?一二八?你们也不知道吗?国土变了颜色也不知道吗?我们家乡换了主人也不知道吗?呵，你们怎能那样糊涂，你们胡说呵。这局面真是难以应付了。”“狂人”这里不受理智控制的言说是他最真实心理意识的自然流泻，恰恰说明置身于国外的“狂人”密切关注中日军事事变等国内局势的爱国情怀。亡者《狂人的日记》通篇是狂人错杂无序、意识流般的喃喃自语，而其中就有狂人对革命行为的期待向往:“我不应该，我的生活是太舒服了，我应该同世界上最苦的人一样的去受苦，而且我还要革命，去把我的朋友从牢狱里救出来，他们是多勇敢啊!但是他们现在是在过地狱生活，我应该立刻去救他们出来!”虽然此处没有指出狂人究竟想要参加何种革命，但联系到这篇小说发表于1935年，中国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之下，救亡图存、拯救民族危机成为每个国人面临的重任之一，狂人所向往的革命内容应该不难猜测。另外，士弘笔下的狂人梦里出现“抓去枪毙”“被南洋土人凿了头顶”的场景，虽没有明确所指，但梦境基于人的现实生活，是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以夸张变形的方式呈现，具有高度的真实对应性，因此所谓“枪毙”“凿(斫)头”之事并非子虚乌有，也可见狂人对革命的高度关注。如果说以上几篇是通过阿Q和狂人向往革命、参加革命、参加抗日的情节叙事，正向表现“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那么还有多篇主要通过批判阿Q革命的局限性乃至落后性、反动性，凸现“救亡”的阻碍和艰难，从反向维度表现“救亡图存”主题。王汉兴《阿Q从军记》中，阿Q去当“爱国兵”“开到前线去打鬼子”的行为值得称赞，但其主要动机并非出于民族大义，只是觉得当兵很荣耀，大家能高看他一眼，还能解决生计问题,得到奖赏。这样的描写非常逼真——阿Q精神世界的“改造”和“蜕变”远非一日之功，远不能一蹴而就，即使阿Q参加抗日、成为“爱国兵”，但其固有的精神文化“基因”仍然存留在其流淌的血液中。如果说，王汉兴在小说中对阿Q革命行为动机的嘲讽是温婉而带有同情的，那么，于煤村对其笔下“小阿Q”革命行为的批判则一针见血。当抗战到了危机时刻，国民政府呼喊着“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呼吁大学生参军。为了在女友和同学面前逞强，满足个人虚荣心，“小阿Q”报名参军，但当他最后发现当兵对自己并无好处时，大哭大闹，贿赂校医，贿赂无门后便用逃逸行为来躲避参军。“了无‘天下兴亡’之感，大有‘乐不思蜀’之概”,最后悄悄失踪逃回家，做了可耻的逃兵。《小阿Q》实以“反例”形式，批判了一些国人对日不抵抗的懦弱行径，呼吁国民不要做虚伪冷漠的旁观者，要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来。于煤村发表《小阿Q》的出处也能够说明其救亡图存的创作意图，《小阿Q》所发表的载体《西北文化日报》系抗战时期一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积极报道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抗日宣传以及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小阿Q》在此报“诞生”也可见其潜在的抗日立场。阿U《阿Q歪传》中写到在日本侵略上海的动荡背景下，上海的知识分子形成分化局面:有顶着巨大的现实压力矢志报国者;也有如阿Q那般甘于妥协者，虽知晓国家之磨难，却不敢直面现实，求稳怕乱，消极生活，麻痹自己。作者也是通过批判阿Q的行为反向关注“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更有甚者，赵景伦笔下的阿Q甚至糊涂到不明白什么是“汉奸”，当他看到日本人牵走自己仇敌的母牛时，竟然认为“日本人一定是菩萨”“真是公平老爷”;为了要领取日本俘虏的伙食，他情愿冒充日本人身份，丧失了基本的是非观念和民族立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重写型”小说，则直接表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背景下“私欲化”的“阿Q式”革命，如庆英《阿Q还乡记》中,部队封存日本人和汉奸的财物以便充公，阿Q却想占为己有。鲁人笔下的阿Q利用抗日战争的混乱背景，从事走私生意，巧取豪夺，操纵金融市场，大发国难财。佚名《阿Q起家传略》中，阿Q将抗日战争作为翻身的机会，攀附日本人当上王庄自治会会长，投机发家，实现了“前文本”中阿Q在土谷祠中“畅想”的所有梦想，例如，“每天清早他的房间内总有一个摩登的女子头发蓬蓬地走出，就是红透半片天的大明星，亦会在里面出来”。阿秀笔下的阿Q(鬁鬁阿毛)也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类似鲁迅笔下阿Q的“革命梦”，解放大会上集合了一群穿高跟鞋、烫头发的姨太太，他要选择“长得顶漂亮”的张行长姨太太做老婆。这些作者事实上通过“阿Q式”的投机革命告诉读者:启蒙未完成，则救亡艰于行;启蒙与救亡相互依存，救亡需要启蒙，启蒙促进救亡，启蒙并非随着救亡的到来就降低重要性，也没有被救亡所绝对压倒。
二、揭露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
1931年7月25日,蒋介石电告全国同胞声称“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此时，蒋介石安内的对象主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反对派。此后不久，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上升，“攘外”问题不容回避。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蒋介石就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19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仍然是蒋介石“安内”的首要对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客观上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短短四个月里，东北三省完全沦陷。这些在“重写型”小说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莫沙《阿Q》就再现了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失守和败退。小说先描写阿Q等人一起谈论东北战局的场景，揭示了国民政府由于不抵抗主义而丢失东北疆土的事实:
“妈妈的，给倭子占去了四省了，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东三省。”“马占山将军败了，真的退兵了，听说是粮食子弹不够，饿死了好多人马。”“为什么要退呢?十人搏他一人，也会得过去，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不是四万万同胞都会起来救国，要是这样，东北也不会给他们占去了。”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的另一处，却又描写了国民党抓捕阿Q与K先生等人的行径:“在一个比较炎热的下午，洋学堂正在上课的当儿，十多个戴着铜盔军装的耀武扬威的人突然来临......一直到K先生的房间来!”“隔了几天，洋学堂又捉去了三个人，阿Q也在内，谁也预料不到阿Q会被捉去。”作者先后将东北战场国土沦陷的事实与国民党抓捕民众的场面不动声色地客观呈现，让读者在对比阅读中，识破国民党当局假“攘外”、真“安内”的伎俩,强烈的讽刺效果跃然纸上。在代石《阿Q要抗日》中,阿Q参加抗日，但在部队，“早晚操,操，又是操。训话,训话,老是那么一套。规矩，服从，守纪律。可没有听见要和臭日本打仗”。他私自逃出去，想和“臭日本拼一拼”，“却蒙上了逃兵的罪名”，寥寥数语犀利揭露国民党假抗日、假“攘外"的本来面目。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决议,但并未获得实际进展,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作为鲁迅逝世的第一个十年祭，关于鲁迅的纪念文章铺天盖地。不少文人纷纷设想若是鲁迅还在会怎么想、怎么写。以此为创作背景，秦庭“重写”了《阿Q正传》,将自己心系民族国家命运的情感倾注在“重写文本”中，也欲借此点燃学生爱国的“星星之火”。小说中密集出现赵构、秦桧、石敬瑭、吴三桂、贾似道、洪承畴、汪精卫、郑孝胥等历史人物，作者把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亡国之君、奸臣、降臣、佞臣、变节者、汉奸等齐集一堂，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一展示其“丑行”，不仅犀利批判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卖国投降”行为以及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也迫切希望迎来一场肃清沉疴的政治改革，表现出作者对时局的高度关注。众所周知,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秦庭为何又在时过境迁的1946年提及“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作者在创作该作品之际，一致对抗外敌的时刻已经过去，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而现状是惨痛无比的同胞与同胞之间的厮杀，之前还是并肩作战的友军，立刻就翻脸不认，同根相煎;之前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是外患(日本)已攘，国民党却打着“安内”的旗号悍然发动内战，同室操戈，能不令人心焦愤懑?作者正是通过此情节描写表现出对国家前途命运忧心如焚的态度。
三、对国民党当局腐败的批判以及对阶级对立现象的揭示
首先，“重写型”小说揭露批判了国民党“民主宪政”运动中的腐败行为。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国民党迫于形势勉强同意，宪政问题一时成为全国注目的大事，但国民党顽固派却反对废除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法草案”，反对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表明它仍坚持一党专政的“训政”，限制和禁止争取宪政的运动。抗战胜利后，迫于国内外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压力，国民政府遂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规定1947年12月25日开始实施。在实施所谓“民主宪政”运动期间，国民党一方面发动内战，加强所谓“剿匪”运动，另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进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以及地方参议会的选举，在具体选举过程中，不按照章程办事、徇私舞弊、金钱贿赂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触目惊心。“重写型”小说对这些乱象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再现。
卞奥《阿Q重新发迹史》中描写了基层国大代表的选举活动，交代了选举的政治背景:“民国三十七年国民党要还政于民了，所以各省县产生国大代表开国民大会以产生民选的总统，来领导中华民国走上民主之路”。阿Q在他自己及其丈人的成功运作下，被县长推荐竞选国大代表。他在台上许下虚假的竞选诺言:“在本县设一平民仓库，及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贷款给大家......总之一切为大家利益着想”，最后狐假虎威成了国大代表，却“无论如何他已记不起那次竞选时的诺言了”。小说还揭露了县长的控票拉票行为，如在选举之日县长作如下发言:
“老Q先生是社会之贤达，数十年来即献身国家，并且在革命时老Q先生是有很大功劳的。他与xxx处长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此次兄弟命令大家投老Q同志一票，这与做城防工作一样的重要，你们不准投别人的票。”
鲁人《阿Q后传》的第五节重点描写发生在未庄的民意代表选举风潮，开头便交代背景:“因为行宪实行民主了，各地都张罗着选举民意代表，未庄自然不能例外”。阿Q欲“竞选民主代表”，于是在未庄成立了阿Q竞选团，通过金钱大肆贿赂村民，“阿Q有的是雪亮的白银和耀眼的黄金，这样铺张并不费事”,最后如愿以偿，成功当选代表。其他如若谷《阿Q复活了》、龙子《阿Q在一九四八》，也揭露讽刺了民意代表选举中的金钱贿赂、拉票控票等舞弊行为，以及“钱可制胜”的潜规则。
其次，“重写型”小说揭示批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其他领域的腐败和乱象。叶泥赛《伤逝》开篇就是“如果我能够，我要写出我的悔恨和悲哀”，一眼看出这是对鲁迅《伤逝》的“致敬之作”;小说写在战争频发、混乱动荡的社会中，一个叫“期”的女学生在逃亡过程中的不幸遇难，引发了主人公的“伤逝”之情，从而由“乱世人”的悲剧批判了造成人心惶惶的乱世社会。鲁人笔下的阿Q在乱世中精通权钱交易诀窍，通过他飞黄腾达的发迹史，批判社会的腐败堕落。史任远《阿Q的新忌惮》中的地狱，喻指当时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阿Q滥用职权的行为，暗指国民党欺压百姓、大发国难财的行为，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系。佚名《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通过钻空子为自己谋取私利——把几个已死人员的名字凑进教员名单报上去来少开薪水，贪取学生的书籍费、卫生费等来中饱私囊，从而揭示了教育领域内的腐败现象。鲁铿《疯狂人的一点愿望》中，主人公叫喊:“我所要杀的人是一对假借教育的名义树党营私，你争我夺，闹得天翻地覆的，破坏教育的狗男女”，同样批判的是教育领域内的乱象。阿U笔下的阿Q,担任“人民日报”的“大编辑”,“发明把上海南京传来的电报，修改一通，改为相反的消息。比如说:南京的军队在闸北打了胜仗，他就把胜字糊掉，旁边写了一个败字，满好一条电报，就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现了”。阿Q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读过从广州、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寄来的电报通讯，不可能不明白国家的局势，然而为了个人私利，罔顾事实，私自篡改战报，传播谣言，他所代表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是以“看热闹”的隔岸观火心态去看待那场革命。小说中更有甚者，身居高位，或尸位素餐，或滥用职权。叶宽之《续阿Q正传》暴露了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腐败，小说中赵太爷帮王八解决兵役问题，以八千元价码说服阿Q冒名顶替，并凭借层层贿赂通过了乡、县各级机构的检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阿Q身边的八千元钱，就被押送阿Q到征集所里的两个卫兵没收了去”,巧妙讽刺了国民党军队巧取豪夺、鱼肉人民的丑恶行径。
再次，“重写型”小说描写揭露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现象。警世《阿Q外传》淡化阿Q“精神胜利法”,却在“阿Q”生存问题上大下笔墨，通过阿Q之眼及其亲身经历，将阿Q所面对的当下苦痛——官抢、饥荒、战乱、穷人的孤苦无助一一展示，冷静凸显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却无力自救的残酷现实。秦庭《阿Q会仙记》将故事发生的场景空间移到天国，作为一个刚刚经过战争的国度，“物资缺乏，通货激增”,“大多数的人们都在困难中讨生活，苜蓿敝衣，面呈菜色”，然而，在天国的南天门之夜，“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里，绮窗朱户中透出了幽扬的‘行乐交响曲’和婆娑的舞影”,这种苦难心酸和荒淫无耻并存的现象，无疑是四十年代现实社会状态的真实投射。刘祖同《狂人与活鬼》揭示了现代社会造成人的异化:“在现在这种黑漆一团的社会中......满目中所看见的‘万物之灵’,那里是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些鬼——活鬼!.....现代的社会，便是‘狂人制造厂’，也是‘活鬼制造厂’”。这个所谓的“狂人制造厂”“活鬼制造厂”同样也是对真实社会的隐喻性符码表达。胡越《新狂人日记》和亡者《狂人的日记》也揭露和批判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不均社会现象:“满街都是骷髅，其余便是非人非鬼底乞丐”;“我这里的园地特别宽敞......侍妾数百人的优游享乐”;“这个世界太不平了，为什么我可以享乐，而别人要受苦呢?......他们现在是在过地狱生活”。陈实笔下的“狂人”觉得自己的生活甚至“连狗也不如”,因为“我已是没有家了，我看见那些狗都有一个自己的窠”。梦影《狂人日记》和陈小《准狂人日记》，则揭露贫富差距、通货膨胀、民生多艰的社会现象，邻家一位寡妇用五百元钱买来的米面，“一大半是沙子”，“狂人”感喟“穷困的人，怎么吃得起”。置身于如此不公的人间地狱，“狂人”进行大胆反叛，石拜笔下的“狂人”，高嚷“我要杀人，杀那些直接或间接剥削我的人!我相信这些人杀完后，天下就会太平!”
余论:“重写”的意义
(一)以文学形式表现并促发思考“启蒙”与“救亡”的关系
“启蒙”与“救亡”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的两个重大时代命题，“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和“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前者旨在唤醒民众，传播自由、民主、个体独立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价值观，是彻底的反封建启蒙运动，焦点在于文化。而后者属于以政治为中心的救亡运动。最初，“启蒙与救亡”两者之间尚能“相互促进”。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到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因此，在这个阶段，表现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背景下的“救亡图存”主题便成为文学责无旁贷的任务，文学成为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反映民众苦难与抗争、唤醒民众家国情怀的武器。“重写型”小说也自觉汇入到这一雄壮的时代洪流中去，通过抗日叙事、革命叙事、揭露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主义政策等表现"救亡图存”主题。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重写型”小说在表现“救亡”主题时，并没有忘记“启蒙”主题，甚至一些小说的创作主旨基本延续鲁迅当年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启蒙视角。可喜的是，“重写型”小说中出现了积极参加抗日、具有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的新“阿Q”，但那些打着“抗日”“革命”旗号而谋取个人私利的旧“阿Q”仍然阴魂不散，顽固存在。就是那些所谓的新“阿Q”,有的身上也没有彻底革除“前文本”中阿Q所具有的部分“劣根性”特征。因此，作者在表达“救亡”主题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启蒙”诉求，启蒙与救亡二者并行不悖，并不给人以“救亡压倒启蒙”的印象。如何解释以上这种吊诡现象?这里可以引出学术界对于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命题的质疑，自从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之后,学界褒贬不一，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反对者提出"救亡唤起启蒙”说、“救亡与启蒙交织互动”说、“救亡与启蒙非二元对立”说、“启蒙深入”说、“启蒙转向”说等。例如,针对“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观点，严家炎从文学创作的视角进行了回应:“即使是在抗战期间，文学的启蒙仍未被压倒”，在抗战时期诞生的许多文学作品就肩负着解放人民思想，启发民众坚决反对外强侵略的任务。例如田间的短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中警醒人民不做亡国奴的启示，又如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对村民封建、愚昧和冷酷的批判。此外，吴组缃的短篇《铁闷子》、孙犁的《荷花淀》中对那些勇于摆脱旧思想英勇投入作战的普通群众的描述，都显示出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伟大的全民抗战是需要启蒙的，而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群众又能自觉地投入抗战，二者在抗战文学中是能够统一的。不少“重写型”小说中，其思想内涵也具有严家炎以上所说的救亡与启蒙并存的特征。因此，由这些“重写型”小说，可以促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二十世纪上半叶“启蒙”与“救亡”二者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
(二)彰显鲁迅文学作为精神和文学资源的价值，促进鲁迅小说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皇甫积庆曾提出鲁迅文学的“原型化”问题，他认为:“半个多世纪来，鲁迅语文世界持续地、深刻地、广泛地参与了中国社会的改造，参与了民族思想文化的建设及精神的改良。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鲁迅思想从来没有停止和我们对话。......鲁迅思想以意象、理念、人物、语汇等形式凝定为‘原型’,活在人们的思维、感觉、语言中”,“具体有四类形式:人物、意象、母题、语汇”。诚如斯言，通过三四十年代的“重写型”小说，鲁迅思想和语文世界与抗日战争产生了关联。按照皇甫积庆的理解,鲁迅作品中人物类“原型”有阿Q、狂人、子君、孔乙已、祥林嫂、闰土、看客、过客、孤独者、叭儿狗等;母题类“原型”有改造国民性、吃人、故乡、复仇等。而作为“原型”的阿Q、狂人、孔乙已们纷纷与时俱进、摇身一变，在三四十年代的“重写型”小说中“粉墨登场”，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变成“抗日阿Q”“革命狂人”等，但在精神血脉上却往往割不断与“前文本”的联系。鲁迅文学的“原型”通过“重写”方式在三四十年代文坛规模性再现，彰显了鲁迅文学作为精神和文学资源的巨大价值与生命力，也证实了钱理群所说的鲁迅是一个“源泉性的大家”，是“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包括《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在内的鲁迅小说，毕竟属于具有先锋性质的高雅文学，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曲高和寡，没有一定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的读者未必能读懂，所以当年鲁迅母亲鲁瑞宁愿舍其子作品而喜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而三四十年代的这些“重写型”小说，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底上无法达到鲁迅的水准，但却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读者。其作者在创作时能考虑到抗战宣传和广大民众的需求，多采用通俗文学或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因此能得到普通读者群体的喜爱和青睐，这样就有助于鲁迅小说更为广泛的传播，从而促进其经典化的建构。
(三)发挥“重写型”小说的“讽喻性”功能，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
“重写型”小说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讽喻”，即借古人之酒杯，浇作者胸中之块垒，达到讽喻社会现实的目的。如郭沫若在其取材于“古典”的“重写型”小说《豕蹄》序言中认为，其写作目的之一是“对于现世的讽喻”,茅盾认为鲁迅《故事新编》“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与应爱”。一般而言，现代文学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救亡文学，其内容大多从正面来歌颂抗日英雄，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反映民众的抵抗。当然这些内容也在“重写型”小说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本文第一节就指出“重写型”小说塑造了具有主动抗日精神的“阿Q”和关注革命的“狂人”，但更多的是作家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对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主义和林林总总腐败现象的无情揭露与犀利批判，表现出强烈的“讽喻性”特征。那么，有的读者不禁产生疑问:这种自暴“家丑”的行为是不是不利于凝聚民心,团结抗日?这就涉及到类似《华威先生》所引发的“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的问题。1938年，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发表了讽刺名作《华威先生》，在国统区引起了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和讽刺的长时间广泛讨论,特别是当"华威先生”“出国”,被日本侵略者利用作为反面宣传材料之后。论争中出现两种态度，以茅盾等左翼作家为主的一派，肯定了“暴露”与“讽刺”;还有一派认为“暴露”与“讽刺"不利于抗战的团结。茅盾则认为:“现在我们仍旧需要‘暴露’与‘讽刺’......对于丑恶没有强烈憎恨的人，也不会对于美善有强烈的执着;他不能写出真正的暴露作品。同样，没有一颗温暖的心的，也不能讽刺。”茅盾侧重于从文学层面，将“暴露”与“讽刺”作为一种有利于抗战的手法加以正面肯定，不无道理。“爱之深，恨之切”,就如鲁迅的批判国民性一样，鲁迅正是基于对这个民族的深爱才有他的那些刮骨疗毒式批判，张天翼和那些"重写型"小说的作者，也是基于对民族危机的焦虑和救亡图存的热情才无法不正视抗战中出现的那些阴暗现象。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重写型”小说作者大多采取暴露和批判立场的殷殷苦心。
(四)对“故事新编”创作模式作出了进一步的开拓和创新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中认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方式有两类，分别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而三四十年代“重写型”小说的创作也不外乎采取以上两种方式。在艺术手法上，同样有机采用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惯用的“历史的共时化呈现”“古今杂糅”、戏拟、反讽等方法。但是，与鲁迅《故事新编》最大不同或创新之处在于:“重写型”小说所依托的“前文本”发生根本性变化。以鲁迅、郭沫若、冯至、施蛰存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具有“重写”性质的历史小说，如鲁迅《故事新编》、郭沫若《豕蹄》、冯至《伍子胥》、施蛰存《石秀》等，“前文本”基本是古代的神话传说、历史演义等，即所谓的“古典”。而三四十年代“重写型”小说的“前文本”却脱胎换骨为尚为“新生儿”的“今典”——作为新文学经典的鲁迅小说，从而产生了一种与“‘故’事新编"创作模式相并立的“‘新’事新编”模式。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重写型”小说另一个崭新的写作面向——中西方绵延数千年的“重写”传统，从来都是在遥远的“古典”海洋中寻找“前文本”资源，而三四十年代的这些无名作者没有厚古薄今，将“今典”作为重写“前文本”的“活水源头”,体现了对新文学传统及其价值的高度重视，启发了后来者的创作方向，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备注:本文部分一手材料的收集，得到赵秀珍、柯思妍两位同学的帮助，特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