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企划委员会主任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思想纪元的终结。这位以“沟通理性”和“宪法爱国主义”为战后德国乃至欧洲精神重新奠基的哲人，其公共形象早已超越学术范畴，成为一种价值体系的象征、一种政治姿态的标杆。对于长期浸淫于其文本世界的学人而言，悼念的冲动中总掺杂着复杂的思辨：我们悼念的，究竟是那位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犀利解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批判理论家，还是那位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精心构筑自由主义民主法权大厦的体系哲学家？抑或是，那个在公共辩论中永远立场鲜明、以“理性”为唯一旗帜的意识形态斗士？这种内在的张力，恰恰是理解哈贝马斯思想遗产及其局限的关键。

一场讲座与一种印象：作为价值传教士的晚年哈贝马斯

2001年深秋，哈贝马斯访华，在北京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演讲。那时他已年逾古稀。我坐在台下，期待的是一场思想火花的碰撞，收获的却更像是一次沉稳的价值布道。他论述的核心清晰而坚定：欧洲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框架，通过基于沟通理性的跨国公共领域，建构并捍卫一种普世主义的宪制秩序。其逻辑严谨，表述流畅，但那种年轻时在《知识与人类兴趣》或《合法性危机》中展现的、与社会现实血肉相连的批判锋芒与辩证紧张感，已让位于一种成熟、圆融甚至略显程式化的体系化陈述。

那场讲座给我留下一种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我钦佩其意识形态层面的坚定与清晰。在一个价值相对主义盛行、知识分子惯于以复杂性为借口回避立场的时代，这种清晰本身构成了一种力量。它代表了一种罕见的智识上的“彻底性”：通过毕生的思考，抵达一套自洽的信念体系，并矢志不渝地以其解释世界、介入世界。这种状态，近乎一种理性的“皈依”，它带来某种哲学意义上的“安心”与“充实”——仿佛纷乱的历史与矛盾的经验，最终都能被纳入“沟通理性”与“宪制民主”的规范性框架中得到理解与安顿。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内心深处对此又抱有警惕甚至抗拒。这种高度体系化、价值先行的思维状态，如同一副过于精良的透镜，固然能使其聚焦于某些核心原则，却也难免过滤掉现实世界中那些难以被“理性商谈”模型所容纳的粗糙质地、无声的暴力、结构性的沉默以及非理性的激情。它可能妨碍一种更具历史感、更贴近经验复杂性的客观学术思考，尤其不利于那种需要悬置自身规范性前见、深入异质文化肌理的结构化比较研究。哈贝马斯晚期的论述风格，愈发显现出这种倾向：问题往往被迅速导向对既定规范性原则（如商谈民主、权利体系、宪制爱国主义）的确认与演绎，而非对原则本身的历史条件性及其在具体语境中遭遇挫败的根源进行刨根问底的批判性质询。这使他部分地从一个社会现实的“批判者”，转变为某种特定价值秩序的“辩护者”与“传教士”。

“独特道路”的终结与“西方”的皈依：哈贝马斯的思想抉择及其历史根源

这种从批判到辩护的转向，在哈贝马斯参与并主导的关于德国“独特道路”（Sonderweg）的论辩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场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学家之争”的论战，核心是德国如何面对其纳粹历史与民族认同。哈贝马斯的立场斩钉截铁：经历过奥斯维辛的德国，已永远丧失了主张任何形式“民族特殊性”或“独特道路”的道德资格与政治权利。德国的救赎之路，在于彻底、无条件地拥抱源自“西方”（主要指英美法革命传统）的普世主义价值——人权、民主、宪制。他提出了著名的“宪法爱国主义”，主张德国人的集体认同不应再基于血缘、语言或历史文化的民族共同体，而应基于对自由民主宪法原则的忠诚。他断言：“使我们不至于与西方分道扬镳的唯一一种爱国主义，就是宪法爱国主义。”

这一立场具有强大的道德震撼力与政治清晰度，在战后德国“克服过去”、融入西欧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精神导向作用。然而，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审视，这一抉择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断裂”或“战略撤退”。它意味着，哈贝马斯在诊断德国现代性的病理时，最终将纳粹浩劫的根源，更多地归咎于德国偏离了“西方”普世理性的“特殊道路”，而非深入剖析“西方”现代性本身内在的、可能孕育极端暴力的结构性矛盾。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的恐怖洞见——即工具理性的膨胀、对自然的支配逻辑如何转向对社会与人的内在支配——在哈贝马斯这里，被转化为对一种“更好”的理性（沟通理性）的呼唤，以及对一种“更纯粹”的西方（宪制民主）的皈依。

换言之，哈贝马斯通过将“奥斯维辛”标识为德国“独特道路”的终极恶果，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净化”仪式：将现代性的危机部分“他者化”，从而拯救了（某种理想化的）“西方”启蒙方案本身。这使得他的批判，从对现代性内在逻辑的总体性质疑（这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转向了对现代性某种特定实现形式（自由主义民主）的规范性辩护与完善。其思想重心，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整体性支配结构，移向了“建构”一种能抵御这种支配的、以理性商谈为核心的民主法治国模型。这一转向，使他与早期批判理论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否定性精神，渐行渐远。

从批判理论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次未完成的告别

因此，尽管哈贝马斯常被称作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但严格来说，他完成了一次对批判理论核心立场的“放弃”或“转型”。早期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思想，其精髓在于一种“否定的辩证法”：拒绝任何将现实合理化、体系化的肯定性思维，坚持概念与对象、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通过持续的否定来保持批判的张力，揭露同一性逻辑背后的暴力。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表达的正是这种对任何试图在废墟之上重建意义体系的“肯定文化”的深刻不信任。    哈贝马斯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试图回应阿多诺的这一绝望命题。他试图在奥斯维辛之后，重新为理性、规范和社会整合找到基础。他的答案是“沟通理性”和“商谈民主”。这无疑是一项宏伟的、建设性的思想工程。然而，问题在于，这一工程在多大程度上仍保有批判理论的激进内核？当“沟通理性”被建制化为民主法治国的程序原则，当批判的焦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阶级统治的结构，转向对公共领域程序性条件的哲学辩护时，这是否意味着批判理论已被“体制化”，其锋芒已被自由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所收编？

许多左翼批评者，包括其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侪或后继者，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后期著作中，对法律、民主的规范性重构，虽然精致复杂，却实质上放弃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其新自由主义形态）的系统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对“系统”（经济、行政）与“生活世界”的区分，在分析上是有力的，但在政治上却可能带来一种妥协：只要保障了生活世界中的沟通理性与民主程序，“系统”的运作（如全球资本的流动、金融权力的集中）似乎可以被视为一个需要被“驾驭”但无需被根本“改变”的既定环境。他对“宪制爱国主义”和欧洲一体化的倡导，在批判者看来，也可能无意中服务于一种去政治化的、技术官僚管理的后民族秩序，削弱了基于阶级、地域的实质性社会斗争。

这并不是说哈贝马斯变成了一个保守派。他始终自认为并被视为左翼自由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但关键在于，他的“左翼”立场，越来越依赖于一套自由主义的宪制民主话语体系，其批判的边界，大体上以此体系的价值预设为限。这使他与那种将自由主义民主本身视为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之一、从而要求更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批判传统（包括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遗产），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诚挚的纪念：在批判中继承其未竟的批判事业

因此，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来纪念哈贝马斯，就不能仅仅是颂扬其体系的完备或影响的深远，而必须是一种带着诚挚情感与批判力度的“评判”。我们纪念他，是纪念一位以巨大智识勇气，试图在虚无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规范性基础的哲人；我们评判他，是评判其重建方案中可能存在的盲点、妥协以及与批判初衷的偏离。

哈贝马斯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或许不在于他给出的那些具体答案（如沟通行动理论、商谈伦理、程序主义民主），而在于他毕生执着探索的那些问题：在现代性条件下，理性如何可能？社会整合如何可能？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如何可能？法律如何既能保障自由又能提供团结？这些问题本身，是批判性的，是紧迫的。

纪念他的最好方式，是接过这些问题，但以或许比他更彻底、更不妥协的批判精神，继续追问下去。这意味着：

在坚持沟通理性的规范理想时，必须更无情地解剖现实中阻碍理性沟通的结构性权力不平等（不仅是话语中的不平等，更是经济资源、社会地位、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并追问他的程序主义模型在何种程度上预设或掩盖了这些不平等。

在拥抱宪制民主的价值时，必须同时保持对自由主义法治国自身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性与历史局限性的警惕，不将其普世主张视为历史的终结，而是视为特定历史斗争的、可争议的产物。

在思考后民族格局时，必须将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本的超国家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性阶级分化与生态危机，置于分析的中心，而不是仅仅聚焦于政治层面的宪制建构与文化认同。

最重要的是，必须恢复批判理论那种将哲学批判与社会理论、政治经济学分析紧密结合的传统，避免让规范性理论脱离对当代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具体、历史的批判。

哈贝马斯最终选择了一条通过体系化建构来提供“安心”的道路。而批判理论的宿命，或许永远是“不安”的——它拒绝任何最终的安顿，因为对现实的任何完全合理化，都可能是一种背叛。我们纪念哈贝马斯，感谢他提供的宏大框架与清晰路标；我们评判哈贝马斯，是为了不被他提供的“安心”所诱惑，而是带着他遗留的问题，继续那永无止境、令人不安的批判旅程。他结束了“独特道路”的迷思，却可能开启了一条新的、将批判理论“规范化”的道路。而真正的纪念，在于意识到这条道路的成就与代价，并勇敢地探索其他可能——那或许才是对批判精神最诚挚的继承。

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一位坚定的以言立身者，一位复杂的、充满张力的对话者。他的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巨人，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思想地图上已开拓的疆域与未涉足的荒野。在这片荒野上，批判的工作，必须继续。